1949年，淮海战役之后，军统作为蒋介石直接领导的特务机构，在此时也作出了撤出南京并在南京部署潜伏特务组织的准备。
军统潜伏人员的选拔条件是：身份从未暴露过；与革命阵营有一定的人事关系，可以打入以后的共产党军事部门的；或有一技之长有社会职业能够潜伏下来的。一旦选定之后，经过谈话，即作潜伏计划，计划批准后，就进行具体的潜伏部署。这些人员就不再与一般人员联系，也不再公开露面。
根据毛人凤批准的潜伏计划，一个名叫李林的人被任命为保密局“潜京一组”组长，军衔为少将。为了掩护身份，毛人凤下令将俗称蹦蹦剧团的艳云评剧社和新华剧团一起交给李林负责，并委派其担任经理。下一步计划是解放军一旦进城，就将剧社改组为秧歌舞蹈剧团，打入北平文艺界。
李林从保密局领取了205块银元、83000元金圆券、41担大米，作为潜伏经费。他先用21担大米预付了夫子庙钞库街40号房屋的半年租金，秘密架设好电台，然后让演员们陆续搬进去居住，以掩人耳目。除组长外，“潜京一组”还配备有交通员、报务员、译电员和勤务员。同时，这位叫李林的特工还兼任前身为中统的内务部调查局南京实验区专员，接受了该组织二线潜伏任务。
当时保密局南京站潜伏人员关堃垕是“潜京二组”的组长，李林是“潜京一组”的组长，但就连关堃垕也不曾与李林谋过面。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关堃垕知道了李林的真实身份。有一天，蒋介石召见毛人凤时，特地选取了一批军统的优秀分子一同召见。当时李林和关堃垕都名列其中。可是点到李林名字的时候，并没有人应声。这时，毛人凤向蒋介石小声地说：“这个人叫荆有麟，因为保密没来。”关堃垕就站在他们旁边，听得一清二楚。李林原来就是荆有麟，就是那个曾经打入“左联”并写了一部叫《间谍夫人》的长篇小说的作家。关堃垕读过这篇小说，内容是写一位间谍的夫人，知道丈夫牺牲后，要求参加间谍工作，为丈夫报仇。她在重庆先后侦破了几起汉奸特务的活动，后又到上海，混进日伪上层官场，不惜失身，获取了重要情报，最后打死了日本专使和与她同居的汉奸，她自己最后也被日本特务所杀。
那么，这个荆有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应该对这个名字不觉得陌生，此人写过一本叫《鲁迅回忆》的书，内容比较翔实，提供了不少鲁迅的第一手资料。1924年，荆有麟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求学时，因向鲁迅请教写作、翻译问题开始与鲁迅交往。1925年该校停办，经鲁迅介绍，他在京报馆任校对，并参加《莽原》周刊的出版。当年他经常出入鲁迅家，鲁迅南下后，他仍去鲁迅在北平的住所，对鲁迅母亲时有关照，与鲁迅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从1924年11月16日起至1931年7月16日间，《鲁迅日记》记到他的地方达320多处，内容多为荆有麟来访、送稿、书信往来等。鲁迅在1927年12月6日致函蔡元培，介绍荆有麟参加收编北洋军散兵的工作。鲁迅在此信中称荆有麟为“旧日学生”。
荆有麟著的《鲁迅回忆》，在此前先以《鲁迅回忆断片》为书名，1943年11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在桂林出版。1947年4月，同一公司将书名改为《鲁迅回忆》，在上海重排出版；1949年3月又重印。他的长篇小说《间谍夫人》完稿于1943年12月，1944年3月由作家书屋在重庆出版，同年10月再版。荆有麟还有一本随笔杂文集《流星》，1942年10月文献出版社在桂林出版。该书收随笔、杂文三十六篇，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可以说，在当时荆有麟也是小有名气的作家。
关堃垕在1949年4月向中共公安机关自首后，迅速把荆有麟是“潜京一组”组长的情况报告给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但他也不知道荆有麟现在在做什么。
其实，早在1927年，荆有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训练总干事时，就开始从事特务活动了。据《鲁迅全集》注释称：荆有麟“一九二七年五月开始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一九二八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先后在河北怀远及江苏萧县任教员。一九三六年时为国民党中央考选委员会科员。一九三九年加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组织，混迹于进步文艺界，进行反革命活动”。
1939年8月，他被重庆考选委员会派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防奸防谍”训练班受训。1940年，受军统组织派遣，荆有麟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以“左翼”作家面貌为掩护，打入了郭沫若在重庆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受命监视郭沫若，在文工会的公开身份是上校秘书。后来，他打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秘密调查“左翼”文化名人的言行，专门刺探文化界的情报。在当时特殊的工作环境中，荆有麟深得中统、军统的重视。平时荆有麟将在文化界的所见所闻，收集上报特务机关。每个星期天，特务机关派专人到荆有麟家取情报，每月发给他数十元的津贴。荆有麟的老朋友中共办事处的何成湘、《新华日报》办事处的鲁明，都成为他收取情报的对象。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知名人士及进步人士，如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茅盾、老舍、田汉、洪深、史良、翦伯赞、侯外庐、冯玉祥、邓初民、马寅初、陈铭枢、欧阳予倩、曹靖华等，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徐冰、陈家康、廖梦醒、廖沫沙、欧阳凡海、胡绳、戈宝权等等，均在他的监视范围内。他长期跟随在郭沫若左右，白天监视郭沫若，晚上到特务机关去写汇报。
荆有麟有“左翼”作家的身份，是中苏文化协会理事、文艺协会驻京（南京）成员之一，因此能渗透到文化界各个领域，常与文化名人接触。他平时还从事文学创作，曾写过一本名为《国共之间》的书稿，其主题是宣传国共一致抗日，颇符合民意。他考虑到此书出版后政治影响比较大，想征求周恩来的意见。1942年10月，重庆市文艺协会邀请各界人士联欢，荆有麟也随郭沫若被邀请。晚上8时，神采奕奕的周恩来来到现场，顿时全场沸腾。荆有麟抽空找到周恩来，把写此书的目的及出版的难处诉说了一通。周恩来当即表扬了荆有麟，表示可以看一看，要荆有麟把书稿交给中共驻渝代表，也就是1949年负责接待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副市长徐冰（当时周恩来不知道荆是特务）。不久，因为荆有麟写的小说《间谍夫人》有颓废色彩，受到左翼文化界的批评，他才未敢将《国共之间》的书稿送到徐冰处。
有一次，周恩来在重庆借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一连数天邀请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征询对国共合作的意见。荆有麟将此情况报告了特务机关。蒋介石得知后，一怒之下将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了，使得文艺界人士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统战工作的阵地。
抗战后期，荆有麟更神气了。他同时向中统重庆区三科和军统送情报，领取双份薪水，加上津贴与奖金，生活阔绰得让一般穷作家望尘莫及。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该会城乡两处的房屋被收回，工作人员被解散，荆有麟的情报工作中断，中统将他的津贴取消，只以一个干事的名义发给补助，并要求其另谋公开职业。荆有麟再三考虑，决定搞投机情报，即根据报纸上的通讯稿件和平时了解到的消息，编成情报送给重庆特检处第二科情报科，并编造假情报。他凭空捏造了一年多的情报，未被特务机关发觉。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荆有麟因为屡建“奇功”，一下子从上尉晋升为少将，这在军统内部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戴笠甚至夸奖他为“军统灵魂人物”。
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城之初，荆有麟利用自己的中苏友协理事和治安维持会机要秘书身份，来往于苏联大使馆和军管会之间。他还安排众多部属打入南京市文工团，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解放军三野69师文工团等部门。
“潜京一组”天天向台湾发出解放军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此，远在台湾的毛人凤对“潜京一组”的工作非常满意，特发奖金美钞1000元。
得知荆有麟就是“潜京一组”组长后，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处（1949年5月15日改为南京市公安局）立刻开始调查和寻找荆有麟。
同时，公安局侦察科的干警也注意到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经常与台湾联系，具体内容由于尚未掌握密码，还没有破译出来。但可以肯定与解放军进城后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有关。发报的手法相当熟练，是受过专业特务技术训练的，而且经常向国民党保密局呼叫。
经过测向发现，发报地点就在城南夫子庙一带，而荆有麟的蹦蹦戏剧团就在夫子庙秦淮河东岸的钞库街。
不久，侦讯处接到密报，有人反映在南京解放时，荆有麟担任过南京治安维持会的秘书。可是，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后，治安维持会随即宣告解散，他也随之无影无踪了。就在调查工作受阻之际，侦讯处通过启用逆用电台侦查到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引起了时任南京市长的刘伯承的高度重视，他立刻指示市公安局全力以赴，“先捉大鱼”。市委副书记、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也批示：荆有麟在特务组织中很有影响，抓住荆有麟，对其他特务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根据秘密自首人员提供的两个地址——钞库街40号和莫干路21号，上门侦查后也是查无此人。荆有麟已几次搬迁。
南京市公安局领导考虑周一凡在地下工作期间，比较了解敌特机关的活动规律，对荆有麟的情况掌握较多，而且熟悉城市环境下的侦察工作，于是决定派周一凡协同侦破荆案。
周一凡从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和统战部分别了解到，荆有麟仍在以搞剧团为掩护进行活动，正在积极参加地方剧调演，争取被优选进入全国首届文代会汇演。从南京市文工团还了解到一个有价值的线索，该团团员阎杰，解放前参加过军统组织，持有手枪，现在与荆有麟互有来往。
经过跟踪调查，发现阎杰行动诡秘，常常晨出夜归。而且很有一套反跟踪技术，往往在大马路上摆脱盯梢后，不知去向。1949年6月11日晚，阎杰回到文工团请假，要于次日去北平。文工团领导一边同意了他的要求，一边将情况密报公安局。侦讯处当机立断，下令立即逮捕阎杰。12日早晨7时许，阎杰被秘密捕获。
据阎杰交代说：为了迎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也为了庆祝南京解放，市政府决定举办文艺汇演，从各剧团演出的节目中挑选优秀剧作，到北平演出。荆有麟想借此机会到北平实施更重要的潜伏计划，通过阎杰让剧团重新整理上演了传统戏《乾坤福寿镜》，并于12日演出，接受市文化部门领导的审查。
6月12日上午9时整，荆有麟终于露面了。他西装革履，一副文人学者的儒雅风度，挽着他的情妇、“潜京一组”电台译电员方华，走进剧场。他转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猛然发觉剧场的情况有点异常：每个出口处都站着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多年来特务生涯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阎杰出了问题。于是他向方华使了个眼色，起身向后台走去，准备从后台的边门溜走。
刚进后台演员化妆间，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身后，也同时出现了两个年轻人。他们身着便衣，侦讯处的张若千对荆有麟说：
“你就是新华话剧团的荆经理，荆有麟先生吧？”
“我就是。你们有什么事？”
“你在等人？”张若千又问。
“不，下一个节目就是我团演出，因为是新戏，我不放心，特意到后台来看看。”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被捕了。”
荆有麟的脸色“刷”地变白了。他晃了晃脑袋，用质问的口气说：“小同志，你们恐怕弄错了吧？我们搞戏剧汇演，马上到北平向毛主席汇报演出。”
“不要再装了，李林先生，难道非要让毛人凤站在面前，你才肯承认不可吗？”
一听到他潜伏在南京的化名“李林”时，荆有麟知道事情全暴露了，不由沮丧地低下了头。这时，公安局的人押着阎杰出现在他面前。
在荆有麟的新住处侯家桥32号，公安人员搜出了电台、伪造的证件以及密码本等。又从已经转移到中华路友安里5号报务员陈天锡家中，搜出电台一部。随后“潜京一组”的特务成员被逮捕的逮捕，自首的自首，无一漏网。
1949年10月11日的《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彻底扑灭特务匪徒！》：
【南京通信】南京新民报本月九日载：据新华社讯：南京人民政府公安局近破获怙恶不悛、作恶到底的特务匪徒案三起，其中一起为过去曾在文化界活动的荆有麟所主持，经过情形如下：
“双料”特务头子荆有麟，是伪军统南京组少将文化组组长，兼中统南京区专员。
解放前，受军统特务大头子毛人凤之命，为南京第一分组少将组长，决定潜伏南京进行破坏工作。他在解放前重庆时代即伪装进步文化人士的面目出现，混入文艺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专门盯梢文化界知名人士，尤其是对郭沫若、茅盾、夏衍、戈宝权、胡绳、乔木、阳翰笙、胡风、侯外庐、孔罗荪、宋之的、翦伯赞等。经常密告他们的行动言论，连同国际文化界友人的起居，他都用“报甲”情报直接送给蒋匪介石；同时也从蒋介石那里收到过不少的“报甲”奖金。（特务的情报分甲、乙、丙、丁四级，甲级由蒋匪亲阅，乙级由特务头子亲阅，丙级转卫戍部，丁级送军队。）他同时也曾跟踪周恩来、董必武、徐冰、陈家康、潘梓年等。荆匪为每一个进步的知名的文化界人士作过“报甲传”，把他们的家庭生活、思想情况等详尽地密报给蒋匪，伪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就是根据荆匪的密告而被蒋匪手令解散的。特务机关根据荆匪这些报告而失踪的、死亡的、被关到集中营的进步文化人士，难以计算，因此荆匪成为军统特务“最优秀”的人员之一。国民党匪帮自南京溃败时，由保密局在钞库街替他租好一所房子（名义是胜利剧团的宿舍，另外以唱蹦蹦戏的“胜利剧团”为掩护，荆自任经理），把报务员陈天锡安置在那里任售票员，密设电台，密报我军情。在他指挥下的还有译电员岳薇（化名岳华），通讯员杜艳香、白云楼（都是胜利剧团的负责人），及勤务徐继等，由保密局拨大米五千斤，伪金圆券七万多元为应变费，并且答应按月送钱接济。与荆匪发生横的关系的还有不少特务，都借各种身份混进我各部门，受荆匪指挥，在我各部门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等颠覆性的活动。
荆本人并企图在文化界利用其文协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到处散布谣言。初解放时，荆匪任维持会机要秘书，胜利剧团也在新街口大鸿楼出演作进一步的掩护。荆本人更伪造了军管会“○二八九一”号通行证，并且在莫干路二十一号住处门口贴上了盖有伪造的军管会印信的条子：“此处系民主人士住宅，任何机关部队不得进驻！”人民政府当场在其住处搜出物证：SMC特工发报机二座（20W、10W，皆可用），密码本八本；治安维持会职员名册，及伪造证件二十余种。人民政府对于荆匪决将予以严厉惩处。
新闻报道中所言“胜利剧团”当为笔误，应为“新华剧团”。至于说“莫干路二十一号”原来是女作家郁风的住处，但当时她已去上海，荆有麟就搬了进去，还煞有介事地伪造了军管会的告示，不可谓不狡猾。
文中提到“将予以严厉惩处”，后来对荆有麟执行了枪决。
1949年8月的一天，一份神秘的信件出现在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林浩然的手上。该信收件地址是“香港九龙界限街41号大光明电影公司”，收件人是“华延胜”，发件人是“王有智”，没有落款发信地址。
引起林浩然注意的是，这封信是明、暗两文。明文是说南京解放后，市民生活安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英明伟大，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以及自己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等等。经过化学处理后，暗文也显示了出来，看起来似乎也相当平常：
华兄：
自三十八年四月灰（十日）最后一次晤面，迄今已四月有余。临别情景，犹在眼前。兄之恩泽及训教，当不敢忘。弟现已在京找到职业，收奉尚好。闲暇之时，常与同事三四人小酌，亦怡然乐也。想兄今身在港，亦时刻思恋故土。故特备金陵之土特产若干奉上。但因雷嫂不久前突然病故，无法送去，心中甚为焦急，望兄见信后速想办法，以解心中之急……
林浩然知道，香港九龙界限街41号大光明电影公司，实际上是台湾保密局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华延胜”是保密局用来联络的化名之一，“雷嫂”指电台，那么“王有智”则很可能是保密局布置的一个潜伏组织的化名。那么，这封信的内容就是向保密局汇报这个潜伏的特务组织已经建立，他们的成员也都取得了合法的职业身份掩护，站稳了脚跟。但由于潜伏的电台出事，失去联系，情报发不出去，请求保密局指示。
“王有智”这个名字，林浩然倒还是有一些印象的。据已经落网的国民党保密局南京潜伏电台组成员方叔、方季交代，当初接受任务时，保密局秘密人事科科长任鸿清向他们交代，该潜伏台的主要任务是将一个化名“王有智”的小组搜集到的情报及时发回，联系方法是每周六晚上在白鹭洲小火车站前与一个赶黑漆马车的人接头。他们还交代，那个赶马车的人四十五六岁，中等个子，瘦长脸，河南口音。林浩然判断，这个“王有智”很可能就是为方叔、方季电台组提供情报的潜伏特务组织。
林浩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侦查科长罗振。罗振带了两个副手从查寻这辆马车的车夫开始侦查，但他们找遍了南京的车站、码头、旅馆，却没有发现那辆黑漆马车。身着便装的罗振又来到建康路状元境巷口的一个马车行寻找线索，并从一个马夫口里得知，他曾在中华门附近见过这辆马车，罗振马上赶到中华门马车班。解放初，在南京赶马车的行当里，车夫之间都较为熟悉。有人告诉罗振，那辆马车是一个名叫朱玉峰的人的包车，此人在市马车公会工作。两天后，罗振顺着这条线索来到了位于鼓楼保泰街的市马车公会，找到了车主朱玉峰。据朱玉峰讲，他是有一辆马车，雇请了一个名叫王开芳的河南人为其赶车。可前不久，这个王开芳因与他拌嘴赶着马车不辞而别了，眼下他也正在到处找他。虽然罗振有一种直觉，事情不会像朱玉峰说的那么简单，但由于找不到更多的线索，也只能且听他言。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3个月后的一天，南京市公安局接到了一封开封市军管会转来的开封市警备司令部的信函，该函称：开封市警备司令部在审查捕获的一批国民党军统特务时，得到了一个名叫朱宏毅的国民党军统局少校专员的情况，该人极可能就在南京，住在南京牵牛巷24号。
牵牛巷24号是一个老式居民住宅院落，不大的院子里住了三四户人家，没有朱姓人家。据一位老住户回忆，大约在1948年底，这里曾经住过一个姓朱的人家，说在三山街开了个马车行，住了不久就搬走了，但去向不明。侦查人员在调阅管段户口档案时，发现住在牵牛巷32号的朱玉峰的情况与朱宏毅十分相像。朱玉峰，男，44岁，安徽当涂县人，1948年从开封迁来南京。这与开封方面反映的时间相吻合。此人以前干过马车行老板，现在市马车公会做文书。档案中还显示，其家中有一妻一妾，4个孩子，其中两个女儿在河南上学。
这时，市局侦讯处接到六分局的报告，那辆失踪的黑漆马车又出现了。侦查员了解到，现在这辆马车的车夫杨老四原在下关龙江桥马车行赶车，这辆马车是他刚刚从三山街马车行里低价买来的。不过杨老四向公安人员说了一件蹊跷的事。那是他买车后的第五天早上，他驾车出工路过龙江桥10号早餐店时，该店的老板倪某上前拦住他的车头莫名其妙地问道：“是大哥叫你来的吧？大哥情况怎么样？”这话令杨老四一头雾水，便反问道：“你是说的哪个？”见此情景，倪老板面带恐慌地离开了。这个细节使早餐店倪老板进入了公安人员的视线。侦查员通过“蹲坑”，又发现了一个与倪老板有密切联系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经过核实，几个可疑人物的身份很快显现出来。
早餐店老板倪希成，真名朱玉甫，朱玉峰的堂弟，解放前曾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少校成员，自从那次唐突的问话后突然失踪。与朱玉甫频频联系的年轻人名叫康英杰，24岁，西安市人，曾任国民党陆军独立第47师无线电排中尉排长、中美合作所特训班上尉译电员、军统南京站少校电讯检查组长等职。此人现住江北大厂镇，眼下在鼓楼保泰街上的市马车公会朱玉峰手下供职。原黑漆马车车夫王开芳，国民党潜特组织上尉交通员，以赶马车的车夫为掩护，为敌潜组织担当交通联络员的角色，现已潜逃。堂弟、马车公会会员、车夫，上述3人都与朱玉峰有密切联系。南京市公安局判断，朱玉峰很可能是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但还不能确切证明他就是朱宏毅。
1949年冬天。南京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份由公安部转来的电报，电报称：“朱光，河南大学学生，坦白其父朱玉峰（又名朱宏毅），系军统少校专员。开封解放后迁往南京。蒋介石曾亲自拨给电台一部、报务员、马车及经费等，令其潜宁。解放后任职马车公会。”并随电附来国立河南大学注册科的公函和朱光检举信原件。
这封信使朱玉峰的真实面目得到了确认，南京市公安局同时认定，“王有智”的密写信与开封警备司令部转来的信函，两案实为一案，均为朱玉峰特务组织所为。市局决定立即逮捕朱玉峰等4名潜特。但此时发现，朱玉甫、王开芳两人已经潜逃，康英杰住在江北，朱玉峰也由牵牛巷32号搬到了白下路紫金坊1号。为求一网打尽，市局决定先逮捕康英杰，通过审讯，以弄清其他潜伏特务的行踪。
与此同时，正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女儿朱光也给朱玉峰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是一名新中国的大学生，青年团员，你的历史身份和现行活动，我都已向组织上报告了，你现在的出路只有赶快向人民政府自首，立功自赎……”
朱玉峰立刻给女儿写回信，称：“你对家庭情况坦白不甚详尽，对我不完全了解，兹补充材料如次，望详细向学校补充……我早已参加共产党，并做地下工作，那些伪职均为掩护……你不要隐瞒组织，要当无产阶级女战士。”他想通过女儿向组织作个“补充说明”，借此拖延时间，准备出逃。
1950年1月的一个晚上，朱玉峰把一本毛泽东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单行本交给康英杰，要他一定设法把书送到台湾。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朱玉峰用密写水写满了其特务组织的“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和搜集到的中共新政权的重要情报。但两天之后，准备赶赴广州的康英杰即在下关火车站落网。
经过突击审讯，康英杰慑于强大的政策威力，坦白交代了他们这个特务组织是如何按照军统的指令在南京解放前潜伏下来，如何通过方叔、方季的独立电台密发情报，如何在电台被破获后写信联络保密局方面，又如何诡称马车丢失，扰乱侦察视线的。康英杰指证，朱玉峰也就是朱宏毅，原来是开封的军统少校，开封解放后逃到南京，经原保密局南京站站长杨蔚推荐，担任了军统上校组长，受命潜伏南京。
根据康英杰交代的情况，南京市公安局立即与大连和河南公安机关协同破案，彻底摧毁朱玉峰的这一伙特务组织。数月后，朱玉峰被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