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初刊于《语丝》第八期。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晨八时半，我看当天的《晨报》，知道爱新觉罗溥仪已于上一天废除伪号，搬出伪宫，我顿然把二十年来仇视满清的心思完全打消，提起笔来，就做了一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送给《语丝》第一号。接着又写这篇《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写了几张，忽想，这不过是我个人对于某一事件的态度，不值得“灾梨祸枣”，便搁笔不写了。近日我偶向伏园和开明谈及，他们俩都怂恿我做成发表；开明并且说，“我们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很有与你相像之点，所以这种变迁，未必单是你一个人如此，把它发表，倒是很有意思的。”我给他们这么一说，不免又把兴致鼓动起来，因将此文续完，送给《语丝》第八号。
我平日看报，碰到“昨日”、“前晚”这些字样，常要生气，因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所以自己写东西，末尾总记上年月日（自然也有时忘记写的）。现在这篇文章，末尾虽然有年月日，但为醒目起见，先在这儿说明几句：所谓“三十年来”便是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四；我的年龄是九岁至三十八岁。
谨遵“博士写驴券”的“义法”，在正文以前加了这许多废话（或云，当作费话），现在剪断废话，请驴子登场。
（一）
我在十岁左右（一八九六），就知道写满清皇帝的名字应该改变原字的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宁”字要借用“甯”，“颙”字要割去“页”字的两只脚，“琰”字要改第二个“火”字作“又”，这些鬼玩意儿是记得很熟的。还有那什么“国朝”、“昭代”、“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等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这些屁款式，我那时虽还没有资格做有这些字样的文章（？），但确认为这是我们“读圣贤书”的“士人”应该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我还记得十二岁那年（一八九八），在教师的书桌上看见一部日本人做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祖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那时看了，真觉得难过。（今年夏天，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了某事件发表一篇宣言，中间有两三处提及溥仪的名字，某遗老看见了，写信给研究所质问，其势汹汹，大有开国际谈判之象，信中有“指斥皇上御名，至再至三”等语。我那时难过的状况，正与今年这位某公相像。）
（二）
我十六岁那年（一九○二），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丛报》出版。这年的《新民丛报》，不仅提倡民权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隐隐含有排满之意。前此谭复生先生的《仁学》也在那时印出，它的下卷昌言排满，其言曰：“……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士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我那时看了这类的议论，很是生气，曾经撕毁过一本《仁学》。
同时在《新民丛报》的广告中知道它的前身是《清议报》，设法买到几本残缺的《清议报全编》。得读任公先生在戊戌己亥时（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倡“保皇论”的文章，于是大悦。至今还记得《爱国论》中有这样一段：“怪哉我皇上也！……有君如此，其国之休欤，其民之福欤！——而乃房州黪黯，吊形影于瀛台；髀肉蹉跎，寄牧刍于笼鸽。田横安在，海外庶识尊亲；翟义不生，天下宁无男子！……”那时我看了这种文章，真要五体投地，时时要将它高声朗诵的。
（三）
十七岁（一九○三）的夏天（废历五月下旬），上海“《苏报》案”发生，清廷做了原告，向上海租界中“帝国主义者”的会审公堂控诉中国的革命党，于是章（太炎）、邹（慰丹）被逮，蔡（孑民）、吴（稚晖）出亡。我在故乡湖州（今吴兴县），那地方离上海很近，坐轮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的新书报极不容易输入（并非官厅禁止，那时内地的官厅还未曾懂得禁止新书报；实在是因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们看得到的报纸只有《申报》和《新闻报》，它俩对于章、邹、蔡、吴诸先生的主张革命，都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并且它俩记载“《苏报》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我当时那种“尊崇本朝”的心理，仍与前此相同，未有丝毫改变，所以极不以章、邹、蔡、吴的主张为然。当时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赞同“排满论”的；有一次他写信给我，有“满廷”“彼族”等等字样，我很觉得碍眼，复信中有几句话，大意是这样：“本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夏，然已为二百余年之共主。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况今上圣明，肆口诋谟，抑岂臣子所忍出！”
有一天，我写一篇书目，其中有一部书（总是《御批通鉴辑览》之类），照屁款式是应该三抬的，因将其他各书均低三格写，以显此书之为三抬。
那时我的尊清思想，实在是因为对于载湉个人有特别之好感。而对于那拉氏，则已经不承认伊是皇太后，而且以为伊是该杀的，伊正是汉之吕后，唐之武后一流人物。盖我彼时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论”之支配也。
（四）
这年冬天某晚，我认识一位朋友方青箱先生，他送我两部书，一部是章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部是邹慰丹先生的《革命军》，都是徐敬吾先生（绰号野鸡大王）翻印的，用有光纸石印。字迹很小，白洋纸的封面，封面上印着红色的书名。
一寸见方的三个红字——“革命军”触我眼帘，我顿然起了一种不能言喻的异感，急急忙忙地辞别了青箱，拿了它们赶回我住的一间小楼上，ㄆㄥ地一声把楼门开了，剔亮了菜油灯的灯草，和衣倒在床上，先将《革命军》翻读，看它的序中将“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中之“皇上”二字例抬头写它，末行是“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本文第二行写“国制蜀人邹容泣述”（这“制”字与穿孝的人的名片上的小“制”字同义，“国制”是说“汉族的国亡了，现在给它穿孝”），种种特别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许多刺激的论调和名词，看了之后，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的尊清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
再看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数语，忽然觉得：对这些野蛮的典礼、衣冠、文字，我们实在应该反抗兀ㄚ！；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数语，更大大地佩服起来。因为我从十三四岁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这个意思，那时的我是极以为不错的。那么，满清灭明，以汉族为奴隶，我们汉族正应该复九世之仇（说句弄巧的呆话，从福临到载湉，刚刚恰好是九世！）复仇既然应该，则革命正是天经地义了。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廷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之深仁厚泽”，原来是“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什么“今上圣明”，原来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满州政府如此可恶，真叫我气破肚，章邹的主张，实在是“有理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书学》、《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之类，认定满州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次年（一九○四）废历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我叫了一个“剃发匠”来，又把我那小楼的门ㄆㄥ地一声关了，勒令他将我的辫子剪去，以表示“义不帝清”之至意。那年我十八岁。
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办一种《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决不肯写“光绪三十年”，只写“甲辰年”；当时这种应用“《春秋》笔法”的心理，正和二十年后现在的遗老们不肯写“民国十三年”而写“甲子年”一样。其实写干支还不能满足，很想写“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这也与遗老们很想写“宣统十六年”一样的心理；只因这样一写，一定会被官厅干涉，禁止发行，所以只好退一步而写干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