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陈独秀》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初刊于《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致陈独秀（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
独秀先生鉴。弟自读胡适之先生之《文学改良刍议》，即拟撰一文，题为《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两月以来，执笔欲写者数次，皆以校课太多，忙忙碌碌于编纂讲义而搁起。兹先将改革之大纲十三事函告如下：
1.以国语为之。
2.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此数一时不能说定。）
3.凡一义数字者（指意义用时完全一样，毫无差异者言），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4.关于文法之排列，制成一定不易之《语典》，不许倒装移置。（中国字无语尾变化，若排列法无一定，必致主宾倒置，使观之者不能得正确之解释。故如“室于怒，市于色”、“昧雉彼视”等句法，必当严行禁绝。）
5.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如“辰维”、“忭颂”、“贱躯托福”、“德门集庆”种种肉麻可笑之句，必当删除固无论矣。即如“阁下”、“足下”、“左右”、“执事”、“台安”、“道安”、“钧安”、“福安”、“顿首”、“叩上”、“拜手”、“再拜”之类，其实亦可全行删除。若抬头〔双抬单抬，更不消说〕、空格偏写之款式，“老伯”、“小侄”、“姻兄”、“世讲”之称谓亦当废止。弟个人之意见，以为除家族及姻亲中有称论者外，其余皆可以“先生”、“君”、“兄”三名词称之。大抵父执、师长、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年相若者，道相似者，不客气之朋友，泛交后辈，可称“君”或“兄”。）
6.绝对不用典。
7.凡两等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意字母”，仿日本文旁注“假名”之例。
8.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句读，如.，：；之类，或用。、△亦可。符号，如（）“”｜〔用于人名之旁〕‖〔用于地名之旁〕之类。此事看似无关弘旨，其实关系极大。古书之难读误解，大半由此。符号尤不可少。）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
9.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楷体各人各写，初无一人定，书法家尤喜立异。惟唐石经字体，最为平易正确，现在刻木浇铅之宋体字，什九与之相同。草书在魏晋隋唐之间，极为通行。自张旭、怀素以至祝允明、王铎，喜作狂草，各式各样，信笔写去，以致草书专成美术，而不适于实用。今宜取《急就》、《月仪》、《出师颂》等等之章草，及《淳化阁帖》、《真草千文》、《书谱》等等之今草，择其书写简易笔画分明者写一定体(其有未备，亦可兼取行书)，以供实用。此事，弟数年前即拟为之，因循未果，今后得暇，当勉力成之。中国文字，由大篆而小篆，而隶而草〔草亦兴于秦末〕，本为由繁趋简。故周用大篆，秦用小篆，汉魏用隶，晋唐用草，在应用上为极合轨道之进化。既用草矣，万无重事倒走之理。〔草亦不能再进者，因照中国文字之形式，变至草书，已简至无可再简也。〕然目宋以来，忽又废草不用者，厥有二因。(1)为张旭、怀素等狂草所坏。字无定体，且任情缴绕联绵，不易辨认。(2)为可笑之仪文礼法所拘。以为写了草书，便不恭敬。故臣对于君，民对于官，卑幼对于尊长，皆须写耗时费晷之楷体，及其末流，竟至有所谓“黑方光”之“馆阁体”。现在第一层之弊，但须勒为定体，不许瞎写，便可矫正。第二弊简直不成问题，直当破坏此种可笑习惯而已。)
10．数目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如曰《说文》五百四十部，《广韵》二百有六韵，注音字母三十有九母，可作540、206、39也。此法既便书写，且醒眉目。古书中表数之句，更有难解者，如《尧典》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语。骤视之，可作三千零六十六日〔此从旬字逗〕，或三百二十二日〔此从上六字逗〕解，《史记》改为“三百六十六日”，固佳矣，今若改为“366”，岂不更为简明。)
11．凡纪年，尽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 (此事说来话长，当别为论。现在我自己可以先表明一句，我绝非耶教信徒，且我绝对以为今后世界只有科学真理，彼宗教神话，断无存留之价值。如国人以此为太骇俗，或仍用民国纪元。其民国前一年辛亥，至周共和元年庚戌，则倒数之，称民国纪元前一年，至民国纪元前二七五二年，亦未尝不可。惟彼帝王纪年，三年一改五年一换，盗贼、夷狄、竖、淫妪，无不具备，此断当废止不用。)
12．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
13．印刷之体，宜分数种(如全方者，全圆者，及丰锐停匀，毫无棱角者。隶书字体，与楷全同，惟笔势为异，亦可采用)，以便印刷须特别注意之名词等等。
上列十三事不过偶然想到这几层，便先写了出来。是否平列，是否同一类的性质，及尚有重要部分之遗漏与否，都等到做这篇文章的时候再行细想改正，现在且不去管他。
此十三事之中，第一事自然是根本上之改革。惟弟于第六事尤为注意。弟以为今日作文，无论深浅高下，总要叫别人看得懂。故老老实实讲话，最佳。其借物比似者，若一看可懂，尚属勉强可用。如胡先生所举“发聋振聩”、“无病呻吟”、“负弩先驱”之类，此类纵不知其出处，然可望文知义。若“自相矛盾”、“退避三舍”之类，苟不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义，便有些看不明白。虽照字义言，“矛”是刺人之物，“盾”是挡刺之物，“自相矛盾”四字，可以因此想出自己同自己相反，有类梁任公之“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然终觉解说时费力得很。至于“退避三舍”一语，如未读过《左传》，竟难得其解。即仅读《左传》，如不看杜氏“一舍三十里”之注仍是不能明白，或将疑为“让出三间房子”矣。故此类之典，鄙意总以不用为宜。若其他僻典，非查《佩文韵府》、《子史精华》、《角山楼增补类腋》，不能知其出处者(即查此类书，亦仅能知其出处，尚非能尽知其义)，则我欲大声疾呼曰，万万不可用！万万不可用！！或谓用典之好处，在能以二三字代三五句意义之用，实具“简妙”之益。这话据我看来，真是不对不对不对。要知道我们所以尚能解得此种“简妙”之典，应用此种“简妙”之典者，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过《四书》、 《五经》，以及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烂八股、试帖诗，或者还读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所以装满了一脑子的典故，觉得此典用得工切，彼典用得纤巧。(然如玄同者，于八股、试帖、词章诸学，从前颇欠研究，故至今还是不懂得用典之妙处。)今后童子入学，读的是教科书，其中材料，不外乎历史上重大之事件，科学上切要之智识，以及共和国民对于国家之观念、政治法律之大概而已。即国文一科，虽可选读古人文章，亦必取其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彼古奥之周秦文，堂皇之两汉文(“堂皇”二字，用得不切。两汉文章，动辄引经，或抬出孔夫子来吓人，正可称为“摆架子”而已)，淫靡之六朝文，以及摇头摆尾之唐宋八大家文，当然不必选读。(此不过言其大概。其实所谓“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尝不在周秦、两汉、六朝、唐宋文中也。)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学周秦两汉者，其人尚少。间或有之，亦尚无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臭架子，故尚不甚讨厌。)如此，则彼等脑中所装之货色，当然与我们大异。岂能以我们腐臭的旧脑子中所装之“简妙”典故，责彼等清洁的新脑子以输入乎？且不但不能也，抑且不可也。今后之新国民， 自应使其丰富于二十世纪之新智识，即所谓群经、诸子、《史记》、《汉书》种种高等书籍，非进了大学文科专门研究者，尚不必读，何况《佩文韵府》……等等恶烂腐朽之书，难道我们自己被他累得还嫌不够，还要去转害今后的新国民吗？其人苟稍有丝毫智识，稍有丝毫良心，略略懂得几分戊戌改旧法，辛亥建民国，丙辰踣帝制之道理者，必不至再请新国民去研究《佩文韵府》……惟然，故吾谓应用文学绝对禁止用典。
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最粗浅的比例，如我今年三十一岁，明年便一定是三十二岁，决无倒为三十岁之理。故在一九一七年，便当干一九一七年的事情。其一九一六年以前，皆所谓“已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也，研究一九一六年以前之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之进化而已。故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断非可张“保存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吾自有此心理，而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十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私怀所蓄，尚有多端，欲藉《新青年》之余幅，写他出来，以就正于国内明达君子，先生其许我乎？
弟钱玄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