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玩抓荷包，奶奶就可以独拔头筹，我们几个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抓荷包就是用几个羊骨节放在地上，然后把荷包扔上去，在荷包落下来的时候，不但要接住荷包，还要用同一只手摆弄地上的羊骨结，谁摆的花样多，谁就胜了。奶奶还会一只手夹着五个羊骨节，让我们仔细认好骨节的方向角度，然后连骨节带荷包一起高高抛起，然后在空中一个一个地把骨节重新夹在手指头缝里，与此同时也把荷包接到掌中，然后再让我们认，看骨节的方向角度变化了没有。平心而论，奶奶这一招耍得实在花哨，一只手背在身后，一只手上下翻飞疾如闪电，令人眼花缭乱，根本看不出来她用的什么手法，我们只能看到她接到手里的羊骨节无论是数量还是方向、角度，都跟她扔出去前完全一样。
门外的脚步声将我从奶奶抓荷包的记忆中唤回到现实，从脚步声能听出，来人先到了我们的屋子，然后又到了奶奶的屋子，还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这已经告诉我，肯定不会是瓜娃和芹菜，如果是他们，一进院子就会闹嚷嚷地喊我。我屏住呼吸，僵僵地挂在房上不敢动弹，我怕日本人或者哪个汉奸又跑回来搜查。日本人让我联想起了还藏在我裤裆里的贼赃，此刻，我已经确认奶奶的确偷了日本人的东西，那包东西此时夹在我的裤裆里，硌得蛋疼，而且万一日本人想起来，回头来搜我的身我就完了。想到这里，我明白了，此时此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把裤裆里的贼赃转移了，不管转移到什么地方，唯一不能存放的地方就是我的身上。然而，我的两手只能用来钩在筐上，根本无法腾出来从裤裆里掏那包贼赃。
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裤裆里，还有裤裆里那包祸害，就在这个时候，进到院子里的人已经摸进了灶房，而他的到来无声无息，我一点也没有察觉，一直到那双大手托住了我的两腿。
现如今想起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家，都有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例如我，名字叫洪三娃，按照排序，我上面应该还有大娃、二娃，而事实上，我们家只有三娃，既没有大娃，也没有二娃，我直接就排到了老三。还有，中国人都习惯把日本人叫日本鬼子，我们这里的人，却从来不那么叫，就叫日本人，因为，我们这里的人认为鬼比人好，害人的都是人，鬼从来没有害过人，起码，谁也没有见过鬼害人，见到的都是人害人。再有，就是奶奶和我爹，我爹神神道道的，奶奶松松垮垮的，我叫奶奶的人，我爹却叫师姐，我弄不清楚为什么会乱辈，他们从来不解释，我竟然也从来没有想到去问问，好像天生就应该那样，就如早上太阳从东边升起，晚上太阳从西边下山。
至于我妈，我也不知道是谁，似乎天生我就应该没妈，奶奶和我爹也从来没有给我说过我妈是怎么回事，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竟然也从来没有想过问问他们。至今我都不明白，我自己为什么会那样，也许因为从我懂事开始，这个世界就已经对我摆出了那副面孔，我已经被这个世界给驯服了。
“你咋挂在这上头？”问我的是我爹，也只有他能问出这种问题，难怪奶奶经常骂他窝囊、红苕头。我爹有个毛病，不善言语，说话就是短短的一句，感觉他的话好像应该是一根尺子被人截断了一半，虽然被截断了，可是还能明白那是一根尺子。他问的这句话完整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要挂到房梁上，你是怎么挂上去的？
我爹回家了，他到处转悠了一圈，家已经变成了破窝，就像被刨开破坏过的坟茔，他既没看到奶奶也没看到我，肚子又有点饿，也是跑到灶房来找吃的，见我黑黢黢地挂在房梁上，还以为我上吊了，连忙托着我的脚将我放了下来。
“我饿了，想吃馍馍。”
不管我爹窝囊还是傻，最大的好处是脾气好，起码对我是这样，从来没有像巷子里其他孩子的爹那样，动辄拳打脚踢，就像瓜娃他爹，哼一声瓜娃和他妈都打哆嗦。
我爹踩到炉灶上，从房梁上拿下了柳条筐，随口问我：“你奶奶呢？”
“叫日本人抓走了。”我爹手里的柳条筐跌落下来，砸中了我的脑袋，很疼，筐里的吃食滚落一地。我忙不迭地在地上摸着、捡着，有硬邦邦的杂面饼，也有软绵绵的蒸地瓜。
“为啥么？”我爹从炉灶上跳下来，没站稳，也许是腿软，坐到了地上。“奶奶偷了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找她要呢，她不给。”
“东西呢？”“东西在这里呢。”我从裤裆里掏出奶奶塞给我的那一卷纸，递给了我爹。那一刻，我突然轻松得很，即便日本人想起来搜我，我身上没有东西，大可矢口否认，想必日本人对我也没啥办法。至于日本人会不会搜我爹，我没多想。
我爹点燃了灶房里的小油灯，凑在油灯下面翻看那一卷纸，我好奇地凑过去，上面写满了字，还有图，字是日本字，我看不懂。图是地图，上面画满了沟沟岔岔线线圈圈，有的地方标着日本膏药旗，我也看不懂。
我爹瞅着那些字和图发愣，我估摸他跟我一样，也看不懂，“这是啥？值钱不？”我觉得，既然奶奶冒那么大风险去偷，人家找上门来了还不承认，这东西应该很值钱。
我爹把那卷纸原封卷好，还用不知道从哪掏出来的油纸包裹好，塞进自己的怀里，“值钱，我去卖了。”
是不是值钱，到哪里去卖，卖多少钱，都已经不属于我思考范围内的事，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填饱肚子。我忙不迭地从地上捡拾起来杂面饼、蒸地瓜往嘴里塞。我爹也从地上抓了一把不知道是杂面饼还是蒸地瓜，也往自己的嘴里塞，看样子他也饿得够戗。
“你老老实实蹲着别乱跑。”我爹说完，一溜儿烟地跑了，我正蹲在地上捡拾吃货，抬起头来我爹已经无影无踪，好像他从来没有回来过。
我没有答应我爹，我觉得，奶奶既然被日本人抓走了，也就等于永远回不来了，如果，万一，她能回来，问我东西上哪去了，我只能老实交代，我可不愿意替我爹那虚无缥缈的许诺承担责任。
吃饱了，我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灌进了肚子，人吃饱喝足就容易犯困，况且我经历了那么一场事变，精神和肉体都被折腾得疲惫不堪，困倦就像阵阵潮水，淹没了我。我就如溺水，从几乎令我瘫软的疲倦中挣扎着回屋睡觉。我的屋子在院门口的右手，奶奶的屋子在灶房旁边，经过奶奶住的屋子，我蓦然想起，奶奶今晚上不在家，我何不就近睡到她的屋里。
奶奶的屋子收拾得比我们的“狗窝”洁净、舒适，大炕上不但铺着厚厚的毡，毡上还铺上了花褥子。屋子里一年四季有一股香气，白天，奶奶绝对不让别人上她的炕，所以她也没有炕桌，而是在炕的对面倚墙摆了一张方桌，方桌旁一边摆了一张椅子，来人就坐在椅子上。这跟我们那个地方的习俗大为不同，我们这里家家户户有炕，炕上有炕桌，来了人就坐在炕上，盘腿也就成了每个人的基本功，以至于外地人都说我们这儿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罗圈腿，走路的样子像日本人。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不睡炕，直接睡地上，不睡觉的时候就盘腿坐在地上，可能正因为从小到大都喜欢盘腿坐，所以我们的腿长得真有点像日本人了。
记忆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奶奶一起睡，睡在她那铺了厚毛毡和花褥子的炕上，鼻子里嗅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气，做的梦都是好梦。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奶奶就不让我睡了，理由是我太脏、脚太臭。今天奶奶不在，我可以再一次睡在她的屋里，享受那厚厚的毡子，软软的褥子，还有香香的枕头。
奶奶的屋子让日本人翻得一塌糊涂，炕柜的门被拆了下来，里边掏出来的衣裳、袜子、被褥摊了一炕，炕皮也被揭了开来，一些掉进炕洞的衣裳肯定会被炕灰弄脏。扬起的灰尘已经回落，所以屋子里没有我们家那股呛鼻的烟尘味道，奶奶屋里独有的那股子淡淡香气还在，我一直也没有弄清楚，那股香气是什么东西散发出来的，说是花吧，无论奶奶家里还是我们的院子里，都没有花，奶奶和我爹都不是养花弄草的雅人。说是焚香吧，奶奶又从来不烧香，即便是到了庙里，也从来不给菩萨上香，她说她不信泥塑木胎的东西能保佑人。
站在奶奶的屋子里，我突然觉得腔子里空荡荡的就像旷野，四周黑黢黢的就像一个人站在北山的乱坟岗子上，莫名地就有恐惧和凄惶袭上心头，连眼睛也忽然变得湿漉漉的，连忙用袖口在眼睛上用力揩了又揩。从小奶奶就告诉我，男儿有泪不轻弹，动不动哭天抹泪连婆娘都不如。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揍了谁，或者在家里闯了祸，奶奶就用鸡毛掸子抽我屁股，很疼，如果我哭了，就会骂我没出息，跟我爹一样的窝囊废，就会抽得更狠。如果我不哭，也会抽得更狠，理由是我不服，跟她顶牛劲。
不过，不管怎么样，男人不能哭，男人哭是最丢人的事情，这种观念深入我心，所以即便像眼下这种情况，奶奶被抓走了，生死未卜。我爹又不明不白地跑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黑洞洞的院子里，我仍然没哭。我爬上炕，三下五除二扒去衣裤，钻进了衣服被褥堆积起来的小山里，手脚并用地裹紧自己，闭上眼睛期待睡眠马上到来，把我从这凄惶、恐惧的黑夜中拯救出去，明天，太阳出来，我醒过来，也许就会惊喜，现在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梦境，是极少光顾我少年睡眠的噩梦。
唉，奶奶这个人啊，对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有的时候她在我眼里既是母亲又是姐姐还带点哥们儿的味道。有的时候她在我眼里却又是凶神恶煞，尤其是手里那根鸡毛掸子，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每次我和巷子里的孩子发生战斗，不管我的战绩如何，最终吃亏的总是我，因为，那些孩子每次都会由他们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带着找上门来。人家一来找，奶奶就会用鸡毛掸子抽我，说是要消去我身上的躁气、匪气。之所以要消去我身上的“躁气”、“匪气”，是怕我长大了胡来，变成坏，或者我长大了胡来，没有变成坏，却吃了大亏。
我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这条巷子的小孩老是跟我过不去，我也跟他们合不来。带头的就是那个胡来，胡来不是胡作非为的意思，是人的名字。胡来他爹是我们这儿的大财主，现在给日本人当维持会长。胡来仗着他爹是维持会长，家里又有钱，不时给巷子里的孩子们散一些糖果、瓜子、炒大豆之类的吃食，巷子里的孩子便都奉了他当大王，跟在他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一个个活像他的狗。
我跟胡来的毛病犯在瓜娃子和芹菜那儿。那次瓜娃和芹菜在我们家门口玩过家家，我刚刚出门想加入，胡来带了一帮狗日的过来，非说瓜娃子和芹菜是两口子，还逼着他们俩当场拜天地、亲嘴嘴。瓜娃子和芹菜拼命挣扎，可是胡来手下人多，硬按住他们把他们俩的脑袋往一起挤，说是要看他们俩亲嘴嘴。
芹菜急了，闷声下嘴，咬了胡来一口，胡来大怒，和他的喽啰们扭住了瓜娃和芹菜，说是要扒他们的衣服，让他们在大街上入洞房。瓜娃和芹菜挣扎着，哀号着向我求救。我并不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也不是一个勇敢者，路见不平两肋插刀的事情我爱看爱听，却从来没有想过亲力亲为。可是，瓜娃和芹菜投向我的眼神太可怜了，胡来跟他那帮狗日的侮辱、欺负瓜娃、芹菜的样子太可恨了，尤其是在我们家门前，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回身拎起了我们家的顶门杠，然后将顶门杠实实在在地敲到了胡来的脑壳上，这也是奶奶教我的，她经常念叨：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念叨的次数多了，我就记住了，记住了，就变成了实际行动。
胡来捧着脑袋哀号，手指缝里冒出了血，我又把顶门杠扫向了其他的狗日的，其他狗日的们四散奔逃，看来奶奶说得对，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胡来让我打哭了，流血了，其他人也就没了抵抗意识。我还不解气，抡起杠子又朝胡来砸了一下，胡来用胳膊抱着脑袋，杠子砸在他的胳膊上，胡来也跑了。
瓜娃和芹菜两个也比那些狗日的们强不了多少，同样不是好东西，看到我把胡来脑袋打破了，连谢我一声都没说，也跑回家去避难了。事情自然落到了我一个人头上，胡来他爹领着儿子找我爹讨公道。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把胡来他爹叫胡球来，因为他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胡来的名字，他又当了汉奸维持会会长，我们当地老百姓就都把他叫胡球来，至于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
我爹照例不在家，胡球来和胡来就找我奶奶。我奶奶挺给我长脸，一点也不惧胡会长，双手抱在胸前，倚在门口，还嗑着瓜子儿，有意无意地把瓜子皮朝胡来跟胡球来脸上喷：“娃娃打架，你个大人跑来干啥？是要帮着你家娃娃打架呢，还是要跟我家娃娃的大人打架呢？”
胡球来是一个红胖子，脸膛红得就像刚下完蛋的老母鸡，走路说话都气喘吁吁，活像随时随地都在干重活。他的威风不仅仅是维持会长那个头衔，还有他斜挎着的王八盒子枪，“你这个小杂种，给我跪下，自己扇自己的脸。”他根本不答理奶奶，径直向我下令。
从小，奶奶教训我的话还有很多，比方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除了天地双亲，谁也不能跪。当时我问过奶奶，我看戏的时候，百姓见了小官，小官见了大官，大官见了皇上，都是要跪的，那他们该不该跪。奶奶让我给问住了，翻翻白眼，然后抽了我后脑勺一巴掌，强词夺理：“不该跪，跪了就是狗。”至于为什么不该跪，跪了为什么就是狗，奶奶没有解释，我也没敢问。奶奶的脾气我知道，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你要是追问，她就会躁，用暴力回答你。
胡会长让我跪，而且要自己扇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马上说：“咋跪咋扇你教我，我学会了再跪再扇。”
奶奶马上接茬儿：“对了，下跪当狗你熟得很，天天给日本人下跪呢，我听二串子说，日本人扇你的脸，扇完以后说跟扇女人屁股蛋子一样，有没有这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