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为保障中国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团结各族人民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和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而且“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因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适合中国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的需要，才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谓政治体制就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政治组织、政治集团发挥作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机制，它属于政治制度范畴，是政治规则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化状态。与基本政治制度相比，它更多涉及具体的制度、机构及其具体运行规则，因而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可塑性。从邓小平的政治实践中可以得出，其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着实现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政治制度展开，深刻地蕴涵着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一、政治制度文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推进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对那些不适合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以不断探索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具体途径；不断探索国家机器高效率运转的具体形式和体制；不断探索执政党实行领导的正确方式，其性质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政治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机制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以便调整政治关系、优化政治制度、巩固政治统治。所以为了成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和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基本要求和内容，就必须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措施，把政治体制和政策引向深入。中国已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并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本身不够健全并存在一些弊端，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主要内容，是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来看，建设政治制度文明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达到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一）时代发展要求政治制度文明
中国的政治制度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缓慢发展于十年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其基本方面而言，诸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也具有适合本国国情的特色。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政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和建设中较好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各种政治体制。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本质是运动的。就拿邓小平个人来说，其看法也经常改变，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事物在发展变化，问题的性质也都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一方面，随着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原来的一系列的具体政治体制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所以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因此，他告诫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每一个干部和共产党员都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尤其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离开这个基础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办法就会不正确，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也就不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更不可能实现中国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在当今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政治制度文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综合国力的软条件，是当今所有国家致力于发展的重要课题，各个国家都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入手，来加强本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根据这一时代特点，克服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蕴涵政治制度文明
马克思主义指出：“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旧的上层建筑无疑维护旧经济基础阻碍新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发展，而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则保护和促进新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搞得好，就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因此，这就要求人们不断变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即巩固和促进新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是邓小平治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中央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使邓小平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要求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予贯彻。”《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邓小平针对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又收了上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上半年经济发展速度比较低，就有这么一条原因。解决这个问题从何入手，要很好研究。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他认为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的一些具体方面具体制度不合理不健全，“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政治体制存在弊端”。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而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出路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体现政治制度文明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然而，改革不是要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政治制度和特殊规章制度，从而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和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着眼于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现象、封建主义影响这些明显缺陷，重点落在领导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指出：“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各项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