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曾研究过演戏的技巧，然而幸运的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伟大演员辈出的时代，有机会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卓别林
（一）
像卓别林所扮演的夏尔洛一样，卓别林是个乐观的人。虽然之前官司缠身、事业受挫，但他的创作力并没有受到影响。在与乌娜外出度假时，他终于完成了剧本《凡尔杜先生》的创作。而为了将之前浪费的时间赶回来，他更是夜以继日地拍摄，只花了12个星期，电影便完成了，这打破了他以往的拍片记录。剧本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讲述了一个银行小职员凡尔杜先生的故事：
表面上凡尔杜是认真干活的好员工，但为了养家，他却干起了罪恶的勾当：他装成一个绅士，去骗取有钱的老处女的婚姻。金钱到手之后，他便下毒害死她们。
他的妻子并不知道他的罪恶，而他却成了法国人心中的“蓝胡子魔鬼”。但他也具有两面性，既有残忍狠毒，又有善良同情的一面--他看到花园里的虫子不忍心伤害它们，可地下室里却正在焚烧姑娘们的尸体……
最后凡尔杜落入法网。在审判、行刑之前，他为自己辩护，并抨击了用武器、战争屠杀人民，造成社会畸形的军火商和战争贩子。
卓别林这个剧本的创新性和对人性的深入挖掘是前所未有的，他满心以为这部电影能像以往他所拍摄的电影一样大红，并能创造1200万美元的利润。但他却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阻碍，而他个人的命运也因为这部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剧本早在审查时就遇到了阻碍，电影联合会的审查机构--道德联合会布林办事处甚至做出了“禁映”的回复，理由是“有几段故事里，凡尔杜控诉了‘制度’，并且抨击了目前的社会结构”，“凡尔杜在好几篇讲话中都大肆吹嘘他那些罪行的道德价值”，“故事有一些地方表现了淫乱的恶劣的趣味”，“剧本中涉及救世军的地方，我们认为可能开罪属于这一团体的人士”，等等。
无奈，卓别林只得重新修改剧本。当《凡尔杜先生》拍完后，代表了审查团和各宗教团体道德联合会的成员看了这部新片后，大部分人都愤怒不已，幸好有好友布林先生的坚持才勉强过关。
二战后，战胜国按照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各个阵营里的人都在努力扫除异己。而卓别林在美国多年却并不加入美国国籍，这件事让很多极端民族主义者耿耿于怀，战后民族情绪的高涨更为这种情绪打了一支强心针。
因此，当卓别林为这部新片举行记者会时，居然有人逼问卓别林：
“你为什么不加入美国国籍？”
卓别林毫不隐瞒地回答说：
“我认为无需改变我的国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
“可是，你是在美国赚钱。”
卓别林笑道：
“如果您要算帐，可得把问题谈清楚。我做的买卖是国际性的，我的收入75％来自海外，而美国却从我的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笔税。可见，我还是一个花了大钱、应当受欢迎的旅客哩。”
退伍军团的人又说，他们这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登陆反攻德军的人，对卓别林不做美国公民这件事感到十分愤慨。
对此，卓别林正色说道：
“我的两个儿子也在那里，在巴顿的第三军，在最前线。可他们并没像您这样发牢骚，或者夸耀这件事。”
为宣传新片的记者会就这样演变成了对卓别林的政治围攻，而他的新片也让一些人很不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凡尔杜先生》在纽约上映后，前6周卖座较好，但随着心怀恶意的人居心叵测的一步步行动，影院售票处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差了。
（二）
《凡尔杜先生》是卓别林最遭人非议的一部电影，攻击首先来自报刊，后来连一些参议员也加入到攻击的队伍。就连著名的评论家耐特，也把《凡尔杜先生》称为“可能是从有电影以来最不合群的一部影片”，说卓别林“厚着脸皮想用他的实用的、非正统的道德观，使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震惊和气愤”。
在这些人物的诱导和煽动下，美国公众心目中也渐渐产生了一种敌视卓别林的情绪：卓别林在美国挣了这么多钱，还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并从事非美活动，简直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
一时间谣言四起，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也借此机会活动起来，展开了对电影界进步人士的迫害，首要人物就是英国籍人士卓别林。好莱坞的19位名人都收到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票。1949年10月，他们在华盛顿举行了听证会，对卓别林及其他一些进步人士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为此，很多进步的文化战士被迫离开美国，但卓别林并没有离开。
同年12月，卓别林公开发表文章，向好莱坞宣战：
我决然和好莱坞，和好莱坞那班人宣战。我不喜欢背后批评的人，我认为这种人是自以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为，我对整个好莱坞，特别是对美国电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决定公开宣布我的意见。
你们都知道，某些美国电影院（特别是在纽约）对《凡尔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态度。若干造谣生事的人，开始把我当作“反对美国分子”来看待。这只是因为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不一致，并且也不想一致，因为好莱坞的大人物们认为可以扫除任何不合意的东西。但是，他们不久就将从这种迷雾中惊醒过来，不得不认清一下某些现实情况。
我要公开宣布的就是这些：
我，查理·卓别林，我宣布好莱坞已经濒于死亡。电影是被称为一种艺术的，但在那里它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胶片在旋转。我要附带指出，在好莱坞，假如有人拒绝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图，要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敢于反对“大企业”的法则……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他也不可能在电影方面获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后，我可能会离开美国，虽然我在美国也曾获得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满足。
在那个我将度过我余生的国家里，我将尝试恢复自己成为一个和别人没有差别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获得和别人相同的权力……这，当然引起了那些反对、妒嫉、眼红的人的极度恼恨。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也发动了“卓别林案”，共和党议员凯恩要求驱逐卓别林。当“非美活动委员会”声称要卓别林去华盛顿接受传讯时，卓别林拍去一份电报，说自己是一个和平贩子。此后，卓别林又收到了一封措词特别客气的复电，说他不必再去受讯了，此事已经结束。
此后，好莱坞风雨飘摇，再也不是拍电影的乐土了。而卓别林仍然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但对于电影的热爱和斗士的精神让他不能马上离开，他要圆了自己的心愿，再拍一部影片，这就是那部令人称道的悲剧影片《舞台生涯》。
（三）
卓别林所想到的作品主题是爱。对此，他阐释说：
“世人无论披上多么新的外衣，他们骨子里喜欢的仍是爱情故事。正如黑兹利特所说：‘情感要比智力更能吸引人。’所以，它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贡献也更大。并且，和《凡尔杜先生》那种冷酷的悲观主义相比，它完全是别具一格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主题鼓舞了我。”
《舞台生涯》也是卓别林向无声片时代的致敬，是向那些伟大的父辈艺术家们的致敬。影片旋律悠美动人，情节扣人心弦，是一部情感交集、有血有泪的写实佳作。
在影片中，卓别林将早年的竞争对手巴斯特·基顿也邀请进来一起演出。他们实现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合作。他还为自己饰演的男主角加了一句台词：
“我就是那个流浪汉。”
这也是卓别林对自己过去时代的追忆。
1951年，卓别林完成了剧本的分镜头创作。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伦敦，曾红极一时到年老丧失了青春、健康、名气的卡伐罗（卓别林饰，这有卓别林父亲的影子）已经被人遗忘，演出还被喝倒彩，他不得不放弃表演，饮酒买醉，想就此度过残生。
在一次喝醉酒之后，他救了一个名叫梯丽的女孩的性命，并支持她成为了著名的舞蹈演员。但卡伐罗仍然穷困潦倒，被观众抛弃，直到他病入膏肓，梯丽组织演艺界为他义演，他为这最后的演出付出了全部的心力，也赢得了观众最后的喝彩，而他也倒在了自己所热爱的舞台之上……
这部电影具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认为：
“《舞台生涯》是一部深刻的和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杰作。”
卓别林在片中饰演卡伐罗，这是他第一次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银幕上。而从这部片子一开始，他就与自己独创的旧角色彻底分手了。
在结束了影片的拍摄之后，卓别林对《法国影坛报》记者说：
“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药。好的影片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好的影片是一种工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毫无理由的暴行、变态的性欲、战争、凶杀和歧视的影片，它们愈来愈助长世界的紧张局势。假如我们能使那些并不宣传侵略，而是说着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语的影片，获得大规模国际交流的机会……这或者能帮助我们使这个世界免于毁灭。”
卓别林结束了《舞台生涯》的剪辑，不出意外地，他的影片在美国被禁。但他完成自己在好莱坞最后作品的心愿也已满足，他打算将影片带到英国去放映。
1952年9月17日，卓别林和妻子离开了他生活了40年的好莱坞。清晨5点，他们踏上了前往英国的“伊莉莎白皇后号”豪华邮轮。
汽笛长鸣，卓别林与乌娜离开头等舱，走上甲板，向那个已经没有了“自由”的国度回望告别。
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长、首席检查官的声明，说要对卓别林的“非美活动”进行公开调查，即是拒绝他再次入境的意思。但此时，卓别林对此早已无所谓了。正如他通过卡伐罗之口说出的话那样：
“越是上了年纪的人，就越有尊严感，这种尊严感阻止让我们去嘲弄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