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伟昂喜欢将中外历史进行对比研究，特别是他对犹太人的历史有了系统的研究之后，他对西方历史的看法就更为立体了，因为马克思是德国裔犹太人。
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特里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他出生的那一年，对应着中国大清皇朝的嘉庆二十三年。十九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走向了衰落，而西方世界在资本的驱动下却在迅速崛起。
与中国人普遍认为，犹太人都是天生的商人和腰缠万贯的富翁不同，马克思不善理财，一旦有了钱他的生活就多少有点奢逸，他对生活的安排异常凌乱和没有条理。但他有着广博的书籍涉猎，哲学训练后颇为严密的逻辑思维和令人畏惧的清晰头脑、犀利的语言、桀骜不驯的性格。
马克思一生中四次被所在地政府驱逐，最后在英国伦敦定居。他在伦敦居住长达三十多年，在晚年他和恩格斯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称为两位伦敦老人。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克思也未能加入英国国籍。他以一个没有国籍的人的身份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马克思的一生充满着痛苦和磨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进行着研究和写作。
当翁伟昂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痛苦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所遭受到的磨难。当他将自己的青年时代与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进行了一番对比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所遭受到的这些痛苦并不是不可承受之重了。
由于马克思对工人运动的卓越贡献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都将他视为危险分子。在一次次的被各国政府当局驱逐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携家带口四处逃难，他所面临的生活困难和屈辱，是我们今天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马克思是不幸的，却也是幸运的。无论在多么艰难的处境下，出身名门的妻子燕妮都深爱着他，陪伴着他，与他共同承担着生活的艰辛和丧子丧女的人生痛苦。燕妮除了担负着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责任外，还担负起了马克思的秘书工作。马克思的手稿大部分都难以辨认，所以在出版之前总得由她誊写清楚。而与出版社和编辑的交涉工作，以及一些繁琐的手续也都由她代办。
在他们携手走过38年的婚姻生活后，燕妮与1881年12月离开了人世。这是马克思经受过的最大打击，1883年1月他的大女儿又突然去世，这使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坐在椅子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年对应着中国大清皇朝的光绪8年。
马克思确实也是幸运的，燕妮给了他全力的支持，温暖的家庭和美好的爱情，而恩格斯则给了他强力的经济援助，无私的事业合作和伟大的友谊。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从当今世界被人们崇拜的文凭的角度讲，马克思是高大上的哲学博士，而恩格斯只是一位中学还未毕业的业余自学者，这和他们俩人的家庭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而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纺织工厂主，说白了就是资本家。恩格斯的父亲在他的儿子还不满十七岁，中学还未毕业的情况下，就坚持要求他的儿子辍学经商。
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市，家族带有着普鲁士贵族血统。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恩格斯和马克思是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老乡。恩格斯在十八岁时就受父命在不来梅的一家商行供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
当时的德国四分五裂，正面临着国家统一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也许是受到了父亲的刺激，年轻的恩格斯被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所吸引，业余时间刻苦自学，并著文批判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宗教迷信以及资本家的贪婪，表现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此后他曾经在柏林服兵役，旁听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并且是一位热心而勤奋的投稿者。
当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中已颇有名气，他充满智慧和战斗精神的文章屡屡出现在《莱茵报》上时，他还完全没有在意到比他小两岁，并且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资本家少爷恩格斯。
恩格斯则不然，他由于与青年黑格尔派保持着联系，并且是《菜茵报》的投稿人，所以对这位才华横溢，皮肤黝黑的马克思博士有着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在1842年10月起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主要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马克思，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日益浓厚的主观主义倾向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他坚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神学或者无神论辩论的工具，而力主将《莱茵报》办成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恩格斯因为同鲍威尔兄弟保持着书信联系，所以起初和马克思产生了一点误会。
1842年11月，当恩格斯顺道访问《莱茵报》编辑部时，马克思极为冷淡地接待了他的这位老乡，并且只是礼节性地邀请恩格斯为《莱茵报》撰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恩格斯连续写作了5篇文章，发表在了当年12月的《莱茵报》上。马克思正是在阅读和编辑恩格斯的文章中，逐渐改变了对恩格斯的看法。
1843年4月《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后，马克思携燕妮流亡法国巴黎。1844年2月由马克思和卢格共同筹办的《德法年鉴》第一、二期合刊在巴黎出版，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则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开始，自此以后的近四十年间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据统计保存下来的书信就多达近1400封，平均每隔五六天就有一封书信往来，这还包括他们同住一座城市的16年。他们的友谊和联系的紧密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他们共同完成了《神圣家族》的写作，虽然这部著作的主体是由马克思写作的，恩格斯只写了一小部分，但马克思在送交出版商时，却把恩格斯的名字署在前面。恩格斯深受感动，此后他也常常替马克思代笔，并且在马克思逝世后完成了《资本论》二、三卷的出版工作，可以说是无限的回报了马克思。这说明他们的研究工作已经融为了一体，在他们漫长的合作岁月中，每当马克思遭受****，或是陷于经济困境时，恩格斯都担负起了救助马克思一家的重任，成为了马克思及其家人的经济和精神的支柱。
通过阅读恩格斯的传记，翁伟昂发现恩格斯的个人生活充满着浪漫色彩。恩格斯22岁时与爱尔兰女工玛丽同居，直至他43岁时玛丽去世。此后他一直与玛丽的妹妹莉希同居，但一直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因为恩格斯在《家庭、婚姻与私有制》中曾经发出过这样的誓言：结婚，那些经过国家批准并在教堂举行的仪式都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由于他如此明确地反对婚姻制度，所以直到1878年9月，当莉希已经奄奄一息时，恩格斯才答应了莉希地请求，在莉希的病榻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没有养育过子女，恩格斯则将马克思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友谊是如此得伟大，他们的联系又是这样得紧密，但他们又有着显著得差异，与马克思圣徒般的生活相比，恩格斯的生活则显示出了鲜明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体现在恩格斯身份的多样性，生活阅历的多样性，性格的多样性，以及研究领域的多样性之上。
很难想象这些多样性，竟如此完美的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是资本家的大少爷，却又是无产阶级导师；他一生都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但他本人又长期经商，是家族公司的大股东；他关心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却又衣冠楚楚，喜欢美酒；他曾经与马克思合写了《共产党宣言》并勇敢地走上了欧洲大革命的战场，在革命失败后他又曾经重返商业生活二十年，虽然内心感到厌恶，却同样游刃有余；他不愿意去过那种近于行乞般的民主派生活，却又慷慨、大度、无私，他成就了马克思，帮助了无数的革命者，却一点不求回报。
正是恩格斯身上的这种多样性的气质，使翁伟昂觉得在恩格斯的身上笼罩着迷一般的色彩。虽然历史已经给予了恩格斯很高的评价，但是翁伟昂突然觉得，这些高度的历史评价对于恩格斯对人类的贡献和影响而言，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他在重读《资本论》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