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圣诞节的下午，通常是由孩子们在眉开眼笑的大人们面前手舞足蹈地展示和表演他们的新玩具。今年却一反常态，节日里怀特斯通和格雷家的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讨论着怎么解决刚刚发现的不幸。节日的喜悦欢笑早已所剩无几了。
我想立即带海丝去看汉佛莱斯医生，但值班人员说医院二十七日上班，汉佛莱斯三十日才门诊。我预定了第一个门诊预约，并在头天晚上驱车带海丝赶到伯明翰。
母亲又陪我们一起上医院，告诉医生圣诞节早晨发生的一切。医生在诊室里做了一个简单测试，便点头肯定：“说得对，她的听力看来确实受损，让我们再仔细查查。”
检查后发现海丝的双耳感染发炎，充满了耳液。汉佛莱斯为海丝开了抗生素，提取了一点儿耳朵中的液体作化验，让我们第二天去看结果。
但愿只是耳朵感染，谢天谢地！
第二天看化验结果时，汉佛莱斯告诉我们：“昨天提取的耳液中有嗜血性流感杆菌。”
听了这话，心中的滋味儿就像有人把我抓起来，再狠狠地用劲掷到墙上一样难过。不！上帝！不！我脸上肯定是一副异常震惊的表情。汉佛莱斯立即宽慰我道：在绝大多数耳朵感染的孩子中，嗜血性流感杆菌是最常见的发病原因之一，海丝的状况还不至于又像九月份那样，处在岌岌可危的灾祸威胁下。汉佛莱斯认为用抗生素治疗一、两个疗程就能控制感染。
“噢，这样看来，海丝听不到是因为她的两只耳朵严重感染。”我顿时如释重负。
“或许，”医生回答，“治疗不见得非常有效。”他接着解释可能还有其他病因，但在作出进一步的诊断前，必须消除感染，将耳朵中的液体清理干净。他建议我们与多森的耳鼻喉科专家联系，连续治疗，排清耳朵中的液体。
我们严格按照医嘱逐一落实了每件事。抗生素极有效地控制了感染，随后，用耳鼻喉科专家开的药治疗遗留的耳液。当我们第二次去见那位耳鼻喉科专家时，海丝的耳液已经完全排干了。
我还记得自己曾告诉医生，“我觉得她的听力有好转。”我使自己相信这是真的。现在回想起来，这只不过仅仅是由于我一厢情愿地相信我的女儿没有聋，或者是由于海丝的其他感官的快速反应使我产生了错觉，认为她能听到我的话。（比如：当她正与梅丽莎一块儿玩时，听到我的呼声，梅丽莎会自然而然地抬头张望，海丝几乎立刻也会随着姐姐的目光抬起自己的头。）这些当然瞒不过医生的眼睛。我很清楚她的听力并不正常，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多么渴望看到好转的迹像。
十二月完成教学课程后，多森市学校委员会接着为我提供了第二学期的工作。让我承担一项新近在高原小学创办的1级阅读班的教学任务。一想到海丝还不能上托儿所，我心中便犹豫不决，一时无法断然下决心接受这份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找到当地一位做小时工的女大学生埃斯特拉，请她到家里来照看梅丽莎和海丝。每天早上九点比尔上班时她来我家，等下午我从学校回来时，她再离开。
这样的安排真是天随人愿，使我们和埃斯特拉双方皆大欢喜。就像我即将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教学工作一样，埃斯特拉急需找到一份工作，以便支付自己上夜校的学费，同时又不影响上课。但是，海丝听力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把我即将获得新职业的激动与兴奋冲淡了。
在我们成功地为海丝消除了感染和耳液之后，一切更加一目了然。我再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海丝至少存在一定程度的听力障碍。汉佛莱斯博士建议我们带海丝回伯明翰，到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大学开设的视听康复中心的西班牙诊所作一次全面的听力检查。于是我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打算在三月份春假时成行。
在伯明翰，汉佛莱斯博士对海丝作了详细检查。他十分满意海丝在行走能力上的提高，认为她的步态不错，运动能力几乎已恢复正常。他感到海丝存在严重的听力障碍，这使得已预约在随后几天要作的听力检查更显得事关重大。汉佛莱斯博士发现海丝耳内有些轻微肿胀——说明耳液复发。因此，他告诉我们不论听力检查的结果如何，我们回多森后必须找当地的耳鼻喉科专家在海丝耳中埋设引流管，这种简单处置可以有效地制止耳朵的再感染和耳液聚积。
母亲和我带海丝到西班牙诊所做听力检查，一名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引到观察窗前，使我能看到里面正在进行的测试，并提出问题。只见一名检测医生和海丝呆在一间小小的隔音室里，一项接一项地测查着。而我大部分时间却只是心绪烦乱地坐在候诊室内。看着一间间厅室里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人流，看着许许多多不同年龄的孩子们从全州各地汇集到这里检测和治疗耳疾，母亲和我的心颤抖着。我祈祷上帝：如果海丝的听力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请保佑她医到病除、康复如初。她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亦不例外），我只企盼着一切疑虑豁然冰释，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六个多月来，我们的生活似乎已止步不前、不知所向。现在到了应该振奋精神，重新起步的关头了。
第二天下午，在西班牙诊所医生完成了对海丝的检测，把我们叫进了一间小会议室，听取对海丝检测的汇报。几名测试人员简单报告了他们的测试经过和具体结果。
他们说明了如何使用视觉强化测听技术，来引导海丝对声音作出反应以及通过耳骨传导测试和鼓膜测试，对耳组织结构自身的机能问题所做的检测。
主任专家最后总结说：两天中用同一套测试方案重复检测了两次，所得结果的准确性及有效性是勿庸置疑的。根据这些测试结果，我们的结论是：您女儿，怀特斯通小姐的双耳为重度或极重度听力受损。
“这将意味着什么？”我急切地问，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想搞清问题呢，还是本能地在拒绝医生的结论。
“是这样，”专家回答，“我们一般把海丝这样症状的孩子确诊为重度耳聋……”
重度耳聋？我只感到一阵凛冽的寒气刺入肌骨，顿时周身麻木。医生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心神恍惚，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心中苦苦挣扎，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竭力使自己领会这一可怕结果的真正含义。重度耳聋？海丝是重度耳聋？
我对身边的一切已麻木不仁，只是依稀记得，当时竟然忘记了还在进行的谈话，转身向着母亲，对她大声重复，“重度耳聋？我们该怎么办？”
还记得我对专家说，“请再为我解释一下您刚才的话，因为我们家族里从来没有人耳聋，甚至在我认识的人中也没有耳聋的人。所以，我实在不懂您说海丝是重度耳聋的含义。重度耳聋的孩子会怎么样？她今后会怎么样？”
“是这样，”专家回答，“今后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因为各方面影响的因素太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自身的反应和智能。还有家庭环境，以及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等等。但我现在能够说的是：作为一名重度耳聋的人，您女儿的语言能力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绝大多数听力损失程度和她类似的孩子，都通过手语而不是口语进行交流。当海丝该上学时，她或许应该上特殊学校。比如设在塔拉德格的亚拉巴马聋儿学校。您可以放心，海丝在那里会达到三年级的水平。然后，您再找一些假期培训班和……”。
“不，不，现在不要、今后也决不要，”我的心在本能地抗拒着。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对这些无情的叮咛告诫，对这些迫使人俯首听命的种种桎梏，我既不能理解，也绝不能接受。母亲记得我当时喃喃自语，“我绝不认命！”也许我说过，但说实在的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当谈到今后的种种可能时，我曾打断医生道：“也许所有这些都无可非议，但现在我想不了那么远，我只想知道如何开始。今天，我离开这里后，要作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医生告诉我，他们编写的材料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指导，并交给我一份州教育部门的专业人员名单，这些人可以帮助我在多森学习当地现有的矫治方法，并参与特殊教育项目。医生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开始语言训练，以便保持和刺激海丝原有的语言能力，并建议我立即着手为海丝选配一个助听器，以利于提高治疗效果。鉴于学习语言的刻不容缓和至关重要性，医生告诉我在路过大学书店时，买一本《英文手语》，以便尽快着手沟通与海丝交流的渠道。
从西班牙诊所到书店的一路上，穿过马路，驶过街区，我和母亲始终默默无语，我的心仍处在沉重的惶惑中。
走进书店，面对一排又一排从地面直顶天花板的书架，真不知该从何处查起。我只得问店员，是否有《英文手语》，她引我到书架前找到了这本书。我抽出这厚厚的绿色平装书，从头到尾粗粗浏览着，只见里面满是插图，画着一行行代表不同语意的各种各样的手势图，每幅图下面都注有英文说明。
书前面还有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查找词条，书中汇集着不计其数的词汇，数不胜数的图形，真不愧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巨著。
我翻动书页看着看着，从脑海里陡然冒出一个从未想到过的问题：如果海丝只有通过手势才能交流，那我们所有的人也别无选择。我、比尔、斯苔希和梅丽莎，以及任何想与海丝交流的人无一例外都得学习手语。我的父母、比尔的家人、我自己的兄弟姊妹，和所有希望与海丝亲密相处的人，即使是想进行一场简单的对话，也必须得先学会手语。
自从在那间小会议室听到“重度耳聋”的判决以来，这是我遇到的随之而来的头一件麻烦事。面对眼前突然耸起的庞大吓人的任务，我只觉得头脑发胀，四肢冰冷。庆幸的是这种感觉只持续了几秒钟。
当我合上书的同时，我也下定了决心：纵有干难万险，也绝不退缩。我把书夹在腋下，坚定地迈向收款台。我不停地鼓励自己，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开始每天晚上在父母家按字母顺序学手语，与斯蒂芳妮和迈克一块儿练习。他们对此津津乐道，学习速度很快就大大超过了我。
我对自己说，绝不能在命运的挑战面前失魂落魄、束手待毙。尽管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毫无精神准备，很难承受。但作为一个母亲，面对海丝和全家人的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的未来，面对作出任何一个选择前必须考虑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我一定要摆脱张惶失措、举步不前的状况。
此刻，我知道自己该做的事就是努力听从“专家”的指导。我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汉佛莱斯博士的嘱咐，在海丝耳朵中设置引流管。但是，当我们对多森的耳鼻喉科专家提出这一要求后，这位专家再次对海丝作了检查，认为没有耳液复发的迹像。并告诉我们，他不想作这类毫无必要的手术。我们居住地的医疗服务再次令人大失所望。
我们告诉了汉佛莱斯在多森的检查结果，他便向我们推荐了伯明翰的另一位专家，他将在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儿童医院作这类小手术。就在那时，海丝的耳朵发生了另一次感染，于是手术提前进行，并且作的十分成功。
手术后，海丝住了一天院，汉佛莱斯博士为海丝安排了一系列的神经科检测。我们出院前，神经科专家本顿到海丝的病房，把检测报告给我和比尔，说没有发现海丝有任何脑损伤的症状。
“脑损伤？你们为什么要作这类检查？”我感到大惑不解。
本顿医生回答说：因为汉佛莱斯博士担心和怀疑海丝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要作神经检查。母亲告诉我们，汉佛莱斯博士早在头一次见到海丝时，就担忧她有脑损伤问题。但因为当时其他许多迫在眉睫的严重病症尚未治愈，所以他认为我们必须首先集中精力为海丝解决那些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汉佛莱斯博士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如果那时我们心中就加上这一层忧虑，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得起。
本顿医生继续解释，像海丝这样的大面积嗜血性流感杆菌感染，往往会引起脑损伤。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避开了这种厄运。海丝的听力受损，很可能是在治疗过程中注射庆大霉素的结果。庆大霉素是一种对耳组织有害的药物，有时会造成像海丝一样的神经性耳聋。正因为它具有如此严重的副作用，所以通常只在性命攸关的情形下才使用。事到如今，我们才第一次明白，当初使用庆大霉素时，海丝已经濒临死亡。我们差一点儿失去了海丝！
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了解到海丝曾处于何种可怕的境地，我想我似乎该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但一切并非如此。
最初在医院里，我向上帝祈祷：“上帝，请保佑她战胜死亡吧！”然后是：“请保佑她会重新走路吧！”现在，我又开始为海丝的听力和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一切努力而祈祷。十八个月来，我终日不断地在祈祷，在祝福，希望一切会一天天地好起来。
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些答案。我们需要向前看，计划好今后必须为海丝作的每一件事。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前进的道路上，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向回看。往事时时缠绕在心，耿耿于怀，我深深地陷入了那些“如果当时怎样……就不会怎样……”的“事后诸葛亮”的怪圈中，不能自拔。于是，心情愈来愈苦闷，情绪愈来愈烦躁，在心中郁积起一股愤懑怨恨的情绪，而且按捺不住地要向外爆发。
问题是该向谁发火？
我对某些医生充满怨气，埋怨他们不能及时作出正确的诊断，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海丝的病情恶化。
我也生比尔和他父亲的气，埋怨他们没有支持我最初的建议，尽快将海丝转到伯明翰去治疗。
我当然还生自己的气，如果我能坚持自己的直觉，更强硬更坚决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海丝或许就不会耳聋了。
但最容易找到、最安全的发泄对像是上帝。如果上帝果真像我一直仰慕的那样是宇宙的造物者、是万物的主人，那么去年秋天海丝住院时，就应该使她能一下子康复，不至于九死一生去使用可怕的庆大霉素；如果他真是我始终不逾地信任敬仰的上帝，他就不应该让可怜无助的海丝惨遭这样的苦难；如果他真正关心大家，就应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答案和指导，让我们明白现在怎样才能帮助海丝。
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对上帝的恼怒。
这样，我一下子丧失了有生以来对天地万物的感激之情。以往每当我来到美丽的大自然中，沐浴在上帝温暖的怀抱里时，我总是感到上帝与我近在咫尺，息息相通。大自然对于我就象一座宏伟宽敞的露天礼拜堂，屋后的苍苍林木，满院葱郁的松树和争奇斗艳的杜鹃花就是他的圣殿；玫瑰园的绚丽多彩常常将我的思绪引向天国；每年春天，周围的茉莉花开时，四处飘溢着甜蜜的芬芳，空气中充满了圣洁温馨的香气。
然而那一年，我完全没有闲情逸致去注意季节的变化，即使看到了美丽的自然美景，也无动于衷了，我对上帝怨愤颇深。
为此，我甚至试图停止同上帝的对话。
从记事时起，我每日每时保持着同上帝的对话。祷告已经成为我与上帝之间彼此相连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当然，长年累月、反反复复的祈祷，使我曾愈加感到与他人相比，自己距离上帝越来越近。回想以前，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同上帝的对话。
可现在不同了。
作为母亲，我一直对孩子们强调祷告的至关重要。但是那年春天，我是如此的心烦意乱、愤世嫉俗，甚至不再与女儿们一起作晚祷告。当斯苔希或梅丽莎说：“妈妈，我们该作晚祷告啦。”我却敷衍了事地应付，“好吧，你们先作。”而我自己从不主动，也不提醒别人去作祈祷。
可笑的是，当我对上帝抱怨赌气的时候，我仍旧鬼使神差般地想要与上帝对话，真是积习难改。因为，即使在我怨天尤人、忧心如焚、一筹莫展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祈求上帝的帮助和指教。当医生不同意为海丝埋设引流管时；当听到令人肝胆俱裂的听力检测结果时；当我跑过一个又一个街区，迫切地想要知道海丝到底需要什么，而我们到底又该怎么做时，便更加离不开上帝。
比尔和我匆匆商量过搬家的事，想看看是否有可能把家搬到一处可以为海丝提供更多、更完善的教育和矫治服务的地方。比尔在犹豫不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要离开家，放弃回到多森后多年来所付出的一切艰辛努力，放弃眼前的事业。而比尔多年来孜孜不倦、梦寐以求的正是能开一家个人店铺，能够看到自己的梦想结出累累硕果。
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尽一切可能为海丝在亚拉巴马的东南部选一处适合康复的地方。这段时期一直是我最沮丧受挫的时期。
因为西班牙诊所告诉我们，对海丝进行语言矫治事关她的一生，刻不容缓，此事当然就成了我的首要任务。但是，当拜访了当地一位又一位语言矫治专家后，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您的女儿目前还不能说话，我们对此实在无能为力。等她开始说话时，再带她来，那时我们就能帮助她了。”
我只得去问听觉专家，怎样使聋儿开口说话，他们同样表示无计可施。“我们只是检测，”他们说，“关于说话问题，您必须去找语言矫治专家。”
我明白一切刚刚开始，我们正站在起点A上，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达到终点Z。此刻，我首先需要了解怎样才能由A点一步一步地到达B、C各点。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起步，我不过是转动着自己的车轮，在原地打转而已。
我变得越来越心灰意冷，越来越走投无路。对这个世界，对我自己，尤其是对上帝让我经受这么多悲哀痛苦，越来越愤愤不平。
那年春末的一天，夜幕降临。已经过了午夜，夜深人静，家人早就沉沉入梦。而我却刚刚备完课，神经又紧张又疲乏，一时难以入睡，便想读点儿什么放松放松。我碰巧拿起了一份多森日报，随意一页页扫过去，我停在了埃玛·邦贝克主办的综合栏目上。好，就这篇，读来想必轻松愉快。
读着读着，我发现这篇文章既不轻松，也不愉快，但却引人入胜，我禁不住一口气读下去。这个栏目写的是有关母亲们的事，尤其谈到每年有近十万名妇女沦为残疾儿童的母亲。同时，探讨了上帝是如何分配她们担当各自的角色的。
埃玛惟妙惟肖地描述了上帝与一位小天使之间的对话。文章中说，小天使的职责是为所有新生的孩子造册登记，给每位母亲分配一名守护神，来帮助她承担母亲的重任。当上帝选出一位要接受一个残疾孩子的母亲时，小天使不由地停下来，对这一明智的选择提出疑问。
上帝回答，“是的，我将要保佑一名妇女生一个不那么健全的孩子。但她将会受人羡慕，尽管现在她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她决不会轻信别人的评头品足，也决不会考虑继养一名正常儿童。当她的孩子叫出第一声‘妈妈’时，她会奇迹般地预感到这一时刻！当她向自己失明的孩子描述一棵树木，或是夕阳西下的美丽景像时，正像几乎无人见过我的创世一样，她将看到这一壮举。”
“那么，她的保护神是谁呢？”小天使举着笔问道。
上帝微笑着：“有一面镜子就足够了。”
未等看完这篇文章，我早已泪水盈眶，眼前模糊成一片，无法再读下去了。不由得在心中审视着，的确有一部分内在自我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的深意。因此那晚入睡时，我异常地愧疚不安。
几天后，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带着三个女儿去公园。我坐在高高的塔松下一条长椅上，看着游戏场上的斯苔希、梅丽莎和海丝。我看到两位小姐姐多么轻松自然地对待海丝，就像她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是的，她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接受妹妹的失聪。当梅丽莎想引起海丝的注意时，她并不呼喊，而是走过去，拍拍妹妹的肩膀，在海丝回头张望时，梅丽莎便让海丝随她一起行动。这一切看去多么简单自然。
此时此刻，上帝似乎在我的心中娓娓而谈：“你看到了你应该做什么，你知道海丝能够做什么，你也看到了海丝将怎样去适应生活。”
“别再自怜自惜！现在是应该停止悲伤的时候了。您可以一生一世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但这样根本无济于事，对海丝和另外两个女儿也毫无益处。已经到了挺胸抬头向前进的关头，有许多事情在等待着您去作决定。我一直伴随在您的左右，现在我就在您的身旁。我将永远与您同行，帮助您，引导您，您必须相信我。”
在那小小的街心公园里，我来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经过数月的怨愤恼火之后，我不打算再问“为什么”和“如果……那么……”之类的令人懊悔的问题，也不打算再与上帝较量，我应该开始溶入生活的主流，奔腾向前了。
包括海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