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一
我是一个曾经在青藏公路上跑过车、履历表上有过七年青藏奋斗史的“老高原”。这块高地平均海拔高度为4000米。当年我刚20岁出头，脚踏油门，西宁——拉萨；拉萨——西宁，哪一年都要跑上五六个来回。下高原内调时，朋友问我：“在生死线上驰骋七年，有何感想？”我回答：“还没跑够！”时隔20多年后的1990年夏天，我重返昆仑山；从一踏上西宁的青藏公路零公里处的那一刻起，我就强烈地感到：曾经很熟悉的一切，似乎都变得陌生了！
我的步伐是充满憧憬的，因而有时很轻松；这步伐又难免掺杂着某些怯懦，因而有时很缓慢甚至犹豫。果然，我一上日月山，就阴差阳错地感到：离太阳近了，离死亡也近了。青藏高原严重缺氧！
按人体正常需要氧气的比例计算，西宁缺氧15～20%；格尔木缺氧20～30%；昆仑山口以上缺氧40～50%。
如果谁把这些当成是耸人听闻的戏言，那么，就请他结识一下他肯定认为是“畸形人”的青藏线人吧！紫红色的脸庞像祖辈生活在雪山的藏家人。指关节变粗、指甲凹陷的手像深埋在沙包里的红柳根；沉默得近乎木讷的神情是因为不少人至少忍受着两三种高原病的折磨……
他们当初上青藏线时并不是这样。青藏线人在改造高原的同时，高原也改造着他们。而且这种互相改造还在继续着。
昆仑山西大滩泵站的窗台上，罐头盒里种着一棵海棠。盒上写着两个字：“忍耐”。
我对“忍耐”二字颇感兴趣。因为青藏线人正是靠着它，才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存和苦斗过来的。
正在这当儿，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昆仑山下，接见了兵站部的连以上干部。他在讲话中说你们青藏兵站部组建以后，常年在青藏线上执勤，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你们在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培养和锤炼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
忍耐，共和国军人独有的品格！
兵站部先后有10多万人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其中的6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在没有枪声、炮声的和平环境中的献身啊！昆仑山下的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陵园，覆盖着密密的白茨和红柳，呈现出一派苍凉、悲壮的景象。那么，活着的人呢？
他们只知道抗争！
抗争，使一代又一代高原人在荒山雪岭深深地扎下了根。那是痛苦的扎根！
许多这样令人诧异的事例接二连三地撞到我的面前：在高原缺氧地区已经生活习惯了的青藏线人，一旦回到内地得到正常的氧气供应以后，反而不适应了。于是，高原上便有了这个奇特的称谓：醉氧。
醉氧？
《辞海》上绝对查不到。它属于西部军人奋战青藏高原的专利。
头几年，兵站部的一位领导调到重庆工作，就是不适应，就像他当初从内地乍到高原那样不适应：头痛，呕吐，高烧不退，胸闷气短，茶饭不思……医生说，治疗他的病的唯一办法是把他再送回高原去。
醉氧！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对青藏线人竟然成了祸害。
高原的戈壁滩上到处都是没有钟点的季节河。那倒在河床上的羚羊就是它的解释词。
第一节 活的雕像
我很吃惊：会有这种事么？如果是在那个“为纲”的年代，这肯定是一个“新动向”。可是，给我讲这件事的兵站部的这位副部长，却非常镇静，甚至显得有点儿冷漠。
他说，在他经过唐古拉山的那天夜里，有人污染了山巅的汉白玉石雕像，将机油粘糊湖地泼在了像身、像座上。他还说，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了。第一次的那个人是兄弟部队的一位老兵，他一边泼洒着机油，一边发泄着：“雕像！雕像！老子在西藏干了十几年了，谁给我雕过像？”
副部长说完就走了，像吹了一阵风似的轻淡。
我却陷入了沉思，而且很有几分恼火！
西部本来没有雕像。1989年10月，青藏兵站部上高原执勤35周年之际，青海、西藏二省区动了心思，在唐古拉山建立了这座石像，那是一个顶风斗雪的军人石像，它象征着青藏线的一万多名官兵。
整个一支特别能忍耐的队伍被污染了！
转而我又想：何必动火呢？生活中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的，那些污染别人的人首先向人们展示的是他自己的污秽；何况真正奉献着的西部军人是不会有雕像的，因为任何刀工精湛的艺术家，都难以塑造出他们的灵魂。
活的雕像是活的灵魂。他们有一颗不怕污染的洁净无暇的心。
1.西红柿价值的升华
那是一个夕阳久久不肯从山巅坠落的黄昏，昆仑山口某油库壮观、新奇的一幕使我大开艰界。我多日来苦苦觅寻的东西，想不到会在这时候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我国第一条横跨世界屋脊的1080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地下输油管线就是从这个油库伸出的。它担负着百分之百的进藏油料的输送任务。近10年来共计有150万吨油料从这儿源源涌出，流往西藏。但是，此时我的注意力并不在那气势磅礴的架在山脊的“油龙”上，而是在昆仑山北麓的玻璃温室里。这是一个菜园，它的美景、壮景实在不亚于仙山琼阁。当它猛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竟惊讶得找不出合适的词儿来形容它。碧绿？翠绿？油绿？似乎都显得苍白。后来我发现温室的粗糙的土坯墙上歪歪扭扭地刻着三个字雪山绿，我的心头忽然一亮！有了：绿，雪山绿，军绿。青藏线人之魂！
大饱眼福！这个寸草不生的亘古野滩，千年雪山下的这方绿地。我认为四千里青藏线唯独这里景色最诱人。不信么？下面一组从这方绿地上长出来的数字，就足以让你理解我的心情为何那样激动！
一个南瓜68斤；一个茄子5.8斤；一条黄瓜4.1斤；一个萝卜3斤；一个西红柿2.1斤；豆角一米长；辣椒27公分……
仓库马主任站在仿佛洒了一层热糊糊的面汤的玻璃房中间，抹了把鼻尖上的热气，以七分自豪、三分神秘的口气对我们说：
“我们库里共有三个这样的温室，加在一起约一亩半地。昆仑山的暖房是四季种菜，常年收获。吃菜的旺季有三次。第一次在春节前后，第二次是三四月间，第三次就到了国庆节了。现在是6月，你们正好赶上了青黄不接的淡季。”
说着，他摇了摇足有二米高的“辣椒树”，颇有一点炫耀的意思。然后，唐主任摘了个西红柿塞到我手里，说：
“上次军报江永红记者来暖房，逮住这西红柿就吃起来，那家伙吃得满嘴淌水，真馋人！重二斤的柿子被他两口就消灭了。他说在这个地方吃西红柿比在北京进‘全聚德’还来劲。江记者这个人痛快！”
我拿着西红柿，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怕羞。
我知道他们这菜种得很艰难。羊粪是从120公里外的西大滩拣来的，人粪肥是从180公里外的大柴旦运来的，水是从5公里外的雪水河拉来的。单算经济帐就贴进去了老鼻子！种菜人说：我们在高原种菜种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我想到刚才在仓库办公楼前的空地上看到的那一株株“羊粪草”，头发丝一样的叶子，很硬，直扎手。主人说，那是头年从西大滩拣来的羊粪里的草籽落地长成的。够顽强了，羊儿没把它嚼碎，屙出来，它便从昆仑山深处挪到了戈壁滩上。
这就是精神么？
我找到了当初在昆仑山倡导种菜、几经失败、终于染绿了戈壁的这个仓库的原政委，现任兵站部副部长耿兴华。
“你实现了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这块羊都不拉屎的地方种出了菜。”
“我们种菜与其说是为了吃，不如说是为了看。”
“看菜？太新鲜了！你能不能讲讲你们是怎么看的？”
“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或是夏天里飞砂走石的日子，我下了班就常常蹲在温室里看那红亮亮、脆鲜鲜的西红柿，瞅着它长个儿，看着它变红。一看就是半天儿，忘了吃饭，连抽烟也忘了。身后不知啥时候蹲了好些同志跟着我看菜，我竟然没有发觉……”
“连饭都不吃了，你这可真是看饱了肚子。”
“岂止是看饱了肚子；不少人看了这希罕的蔬菜，在这儿蹲得住了。原先总有一些人年年闹腾着要从我们库往外挪。这个地方是‘三只蚊子一盘菜’，谁愿意留下？自打这‘昆仑菜园’出现后，便再也没有人提‘外流’的事了。我是政委，平时常常给大家上政治课，教育同志们要在昆仑山扎根。现在我觉得，这个菜园似乎帮我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
我理解。不仅是理解，更多的是对开辟“昆仑菜园”、并把蔬菜的价值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高原人的发自内心的钦佩。
我对耿兴华刮目相看了，我由此推想他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一定很丰富。去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五集电视系列片《西部没有雕像》后，在全国反映强烈。也许你还不知道，耿兴华正是这部电视片的作者之一。有人不解了，一个管“猪圈、菜地、豆腐房”的行政干部，哪来的雅兴写剧本？不奇怪，把这个耿部长与九年前在昆仑山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菜园的耿政委联系在一起，一切都迎刃而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耿兴华不但懂这个，而且会“变”。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具有一种不甘寂寞的精神，而且要把这种精神昭示给高原以外的人。他不需要人们的赞扬，只求大家对高原人能够理解。
耿兴华在青藏线上整整工作了三十年。我和他是老战友，曾在一个宣传处的办公室里工作过。他是大家公认的演讲起来具有相当诱惑力的演讲家。容易激动的人能写出好诗，耿兴华的诗作不多，但不乏精品。七八年前，报刊版面几乎全部被那些朦胧诗充斥着，耿兴华认真研究了其中的代表作，不懂，就是读不懂。他去请教一个对朦胧诗相当欣赏的人，竟然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熬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组从青藏线的生活海洋里打捞出来的诗，发在《青海日报》副刊的头条。大家说：“盖帽了！”没有想到这次我见到他，他还不显老，近50岁的人了，当年那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气质并没有减少。人嘛，就应该这样，即使一百岁了，也不可把18岁的风流磨掉；也应该跳舞，也应该写诗，也应该女的穿短裙男的戴戒指；也应该像耿兴华那样有“看菜”的勇气和写诗的雅兴。
活的雕像就是要活得这样滋润！
2.32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
我想起了兵站部王根成部长，他是在另一种夹缝里生活、并不断获得安慰、信心和乐趣的青藏线人。
这是一个八百里秦川的包谷渣支撑起来的一米八个头的烈性汉子。不认识他的人，只要瞅瞅他这个头儿，看看他那古板中渗透着几分森严的脸，你就会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他干不成的！
他在青藏线上呆了32年，和他一起上高原的人都早已下山了，他却还欢欢实实地干得很起劲。有人说，全兵站部翻越唐古拉山次数最多的人是王根成。他是从班、排、连到营、团、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来的；光在师职的岗位上就已经蹲了八年。用一个战士的俏皮话说：“八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那么，他在青藏高原上这32年呢？又能孵多少“鸡娃”！不论在哪个岗位上，王根成都是黎明即起，不停地工作；他只记得今天哪些事情要急办，明天又有哪些事情要筹划。他仿佛永远也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什么叫艰苦，什么叫牺牲；仿佛他天生就该在这个世界屋脊上扎根、苦干似的。”
我和王根成是一个火车皮拉来的战友，我们都是那个全国人都知道的法门寺所在地陕西扶风县人，入伍后又在一个部队开汽车。1965年我调到首都工作，他仍像西藏的牦牛一样在雪山上超负荷行进。这期间，他作为青藏线上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的代表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们匆匆地见过面，但却未及深谈。这次，我一到西宁，他就赶到招待所来和我寒暄，当着众多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的面将了我一军：“还记得不？当时我在六连当排长，你是代理副指导员。一次检查内务，你提溜起我们一个驾驶员扎得松松垮垮的背包批评我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带的这兵能打仗吗？这事我确实记不得了；即使当时批评过他，那也是有口无心。30年前的事他还记得这么清楚，可见他没有把老战友忘掉。”
我的这位老乡没有给“江东父老”丢面子，他在青藏线上是干出了名堂的。开汽车时，他是全团唯一的万里车驾驶员；当连长时，他们的连队被总后树立为标兵连队；当团长时，全团的出车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这在青藏线上是少有的。最近中央军委还授予他们“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光荣称号。还要怎么样呢？确实“够意思”了！
每一次成功都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又不能不和相应的痛苦甚至眼泪连在一起。
这次，我和王根成关起门来做了一次谈话；当然是推心置腹的了。
“你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我问。因为这次我们见面后我就发现，他虽然还是那个黑脸大个的王根成，但已经不那么壮实了。宣传科王志雷同志也给我通了个“情报”：“去年在唐古拉山顶举行雕像落成典礼，他讲话时好个喘哟！当晚他在沱沱河兵站住宿，半夜里断了氧气，差点出了麻烦。”
王根成回答：“身体是有点不如当年了。去年春天我到了拉萨，几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我听着听着，忽然脑袋‘轰’的一声，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大概只过了几秒钟，我又清醒了，我看到汇报的同志依旧在讲着。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什么也没说，继续听汇报。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事后，我问自己，是不是不行了？50岁的人了！这使我想到上次去北京的事：一住进宾馆就感到头疼，想吐，接着就是发烧，什么也不想吃。难受了好些日子，后来回到高原才好了。”
他是笑着讲这些事的，一声叹息也没有。我看到的还是我们从闷罐车上下来进军营时的那种笑。
“身体的事马虎不得，你还是到医院认真检查一下为好。”“就这个样了，身体没什么大病，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也不容乐观。总之，我不想那么多，干事要紧。兵站部这一摊子头绪多，事情杂，没有人挑头是不行的。”
青藏运输线离开了兵站部这支部队是要瘫痪的，而这支部队又离不开一个好部长。根成的担子是很重的。
1989年12月25日，王根成在兵站部上高原执勤35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动情，他说：
“青藏线35年艰苦创业的历史，充分体现了青藏线人的风貌，展现了青藏线人的赤诚，表现了青藏线人的情怀。今后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不怕损身子，不怕苦妻子，不怕误孩子，不怕舍父母。’我们要在高原上干下去，这是党和事业的需要。”
这洪亮的嗓音好悠长，它借助扩音器送到了兵站部每一个人的心里，连在北京的我似乎都听到了。好个“四不怕”！没点决心和气派谁敢讲？
这“四不怕”现在在青藏线上叫得很响，可是，你知道吗？原来它是一首顺口溜，曾被人们视为青藏线人的牢骚话。原话是：“损了身子，苦了妻子，误了孩子，舍了父母。”都年，总后勤部赵南起部长来昆仑山视察工作，有人在汇报时把这四句牢骚话也给端出来了。赵部长听了，马上就作了纠正，说：“我看这四句话不是牢骚话，恰恰是你们青藏线官兵们牺牲、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非常了不起啊！同志们，你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将军讲这番话时，眼里含满了热泪。
据说，王根威在大会上高声呼喊“四不怕”时也是热泪盈眶的。
3.他的经历中写着一个鲜艳的字：“爱”
我过去不认识他。
那天到格尔木22医院去检查身体，我看到他肩扛大校军衔，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几分莫名奇妙的敬意，同时距离也拉开了。可后来竟是他带着我检查身体，外科内科，楼上楼下，满口乡音，说他读过我写青藏线的不少作品。我们的距离又缩短了。
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余忠江院长。其实，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而且曾经想写过他。在青藏线上的知识分子中，他是很受人敬重的，原因是他在这儿扎扎实实地蹲住了，一蹲就是26年！他走了知识分子应该走的、但至今仍有人在犹豫的路。
我真不相信他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大学生，那个余忠江。离开老家关中都二三十年了，怎么还是满口老陕话？如果不是这身威武的军装，他简直像个从风里雪里走来的哈萨克牧民，身板那么壮实，待人那么和蔼。就是穿着军装，他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斯文、秀气，倒像一个高原汽车部队里的团长。我跟着他在病房里走了至多不过半小时吧，他就跟那么多人打招呼，好像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一位看样子在寻找X光透视室的蒙古族老妈妈在走廊里东张西望，他便上前给老人指了方向。还有一位检查身体的军人找错了科室，他又把他领到了二楼。我对他说：“你不用陪我了，我自己会把所有项目检查完的。”他听了笑笑，说：“还是我带着你方便，你们多少年才能来一次呀！”
医院政治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昨天晚上余院长几乎一夜未曾合眼，为了一个病人住院动手术的事。原来，有个回民青年脾破裂，医生决定给他实施手术。可是，这个病人死活不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医生给他讲了脾破裂的危险性，请他一定慎重考虑。可他在晚饭后竟悄悄地走掉了。晚上余院长知道了这件事，他问科主任：“病人现在在哪里？”“昆仑旅社。”“那好，我派车，你们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主任坐着院长要来的车赶到了旅社，对病人说：“我们的院长请你回去做手术。他说，不做手术你的病会很危险的。”病人说：“就是死了，我也不治。没有钱呀！”“院长讲了，先治病，钱的问题以后再说。如果你实在很困难，我们就给你尽义务。解放军的医院怎能为了钱，把病人推出去不管？”病人放声哭了起来。他终于坐着医院的小车又回到了病房，余院长正在焦急地等着他……
后来，我在和余忠江院长交谈时提起了这件事，他的回答十分明确作为医生，救人是天职，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因为‘钱’的事打官司到我这来的，我就回答：抢救人命第一；不要因为钱，把本来可以抢救过来的病人耽误在我们医院里。
我想，只有走过许多冰天雪地，走过许多荆棘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余忠江的经历是应该让人们羡慕的，因为他在青藏线上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头。
来高原那年他刚25岁，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时，正是1966年7月那个“火烧一切，油炸一切”的岁月。他被分配到汽车连队给司机当助手，任务是擦车，打黄油，加水，加油，紧螺丝，打掩木，给驾驶员扛行李。干这些事要说当时他不委屈那是骗人的话，但是他还是干了，而且是很称职的助手。一次，车队到了不冻泉兵站，他发高烧，40℃，战友们很焦急，好不容易给他弄来一碗糖稀饭，可他高烧得糊里糊涂，一口也不想吃。第二天起床后满被窝里都是稀饭，他还是要坚持跟着车队上拉萨，连里领导和同志们都说：“老余呀，你必须下到西宁去！”他说：“我只能上不能下。”他把被子拴在篷杆上，晾着，继续上山了。接下来的第二趟任务，车队一到唐古拉山下的安多兵站，他又发高烧，比头一次还厉害。兵站的医生劝他下山，说太危险。他呢，摇摇头，指指山上。这趟任务他是吸着氧气才完成的……
余忠江在连队整整当了一年半的助手。
后来，他又调到坐落在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当了五年军医；再后来，才调到西宁的325医院外科工作。1989年又调回昆仑山下的22医院。20多年来，他出版了三本医学专著，发表了15篇论文。
他是从荒芜、严酷的青藏线上站起来的一个大学生。热情与冷漠、苦涩与甜蜜编成了他的既简单又复杂的经历。他的经历中写着一个鲜艳的字：“爱”。对祖国疆土的爱，对疆土上忍辱负重的人民的爱！
今年他已经49岁了，这个年龄上高原应该说是顾虑重重的。我以试探的口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
“一个人在这个医院呆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但是22医院要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是没有疑问的。医院的兴衰与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关，我们每个人都应为医院的发展做出应该做的工作。”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来医院后着重抓的几项工作：关于知识分子成才的工作；关于下大力解决设备的问题；关于解除知识分子后顾之忧的事情……
他有甜蜜的昨天，他肯定会有甜蜜的明天的！我坚信。
4.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在这里，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个青藏线上的“第三代人”，以及他的感情，他的苦乐，他的愿望。
文义民，39岁，汽车某团政委，任现职已经快三年了，这之前他曾在兵站部任过组织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所领导的团队连续6年没有发生重大事故，这个成绩很了不起，在全军的汽车团里也是创纪录的。他们的团党委连续6年是兵站部的先进党委，6年中有4年被上级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团”。就在我采访期间，又从北京传来佳音：总后勤部批准给这个团记集体二等功一次。
年轻的政委挑了一副重担，在风雪高原上带出了一个过硬的团队，令人钦佩。我想，他的感情一定很丰富，要说的话一定很多。出乎我的意料，他是那样的简单、明了。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你是个称职的团一级党委的领班人，我很想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当初在你挑起这副重担的时候，大概总会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吧？”
“别人怎么看，我无暇去顾及。在团里这些年，我工作中有甜头也有苦头；甜头没吃够，苦头也没尝足。所以，我总觉得还有奔头。”
“甜头、苦头？能不能具体谈谈？”
“主意是党委拿的，事情是大家干的，工作中有点碰碰磕磕的事是难免的。只要大家的出发点是为了团队建设，分歧总会消除，矛盾总能解决。工作干完了，大家都满心轻松，谁还去记那些不愉快干啥？对啦，我们还及时提出一些口号给一班人敲敲警钟，防止不好的苗头酿成大祸。比如：为了使党委成员在包括‘枕边风’在内的闲言碎语面前不晕头转向，我们提出‘要消除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防止你信得过的人搬弄是非。我们还有一条警语：‘注意一个敏感点，用人要出于公心’，这就是提醒主要领导成员瞀惕自己在使用干部上不搞亲疏、厚薄那一套。就这些。我所说的甜头、苦头正是由此得到的。”
“你们团长是位老同志，听说你们配合得很默契。你对这位‘老高原’是否尊敬多于信任？”
“不全对。尊敬和信任是一致的，也是互相的。我们团长入伍时间比我长，在高原汽车部队工作的经验比我丰富，这是他的资本。但由于他并不保守，他的这些优势也成了我们这些后来者的一笔财富。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对他愈是尊重，信任感也就愈增强了。”
“有没有挪挪窝离开基层的想法？比如往内地调调，或者到上级机关去工作？”
“没想过。我觉得还是在线上干工作痛快，在基层干工作痛快。干好了痛快，干错了也痛快。我不怕出力，年纪轻轻的，有的是汗水。我最腻味那种疙疙瘩瘩的、斤斤计较的麻缠事情了。我们这儿没有，可以说是一片净土。雪线是一片净土。”
一位中尉找文义民接长途电话，是沱沱河兵站打来的，说有一台车的水箱坏在途中，请示怎么办。他接完电话，刚坐下，又从纳赤台兵站打来长途，还是车队的什么事情要他拍板，他出去了……
就在他来来回回接电话的当儿，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的政委的外貌。
中等个头，胖墩墩的，显得浑身都是力气；西藏的风把脸膛镀成黑红色，双手格外粗壮、结实；绿军装已褪得呈灰白色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从昆仑山敲下来的一个岩石人！只是有一点令我有些伤感，他好像不是39岁的人，有些苍老、憔悴。我当然是指外表了。难道青藏线人的成熟与苍老是同步增长的吗？
第二节 忍者为强
我到沱沱河兵站去了一趟，那里海拔4700米。与其说我是去深入生活，不如说是要让高山反应对我进行一次考验。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数：年龄的增长与高山反应的强烈是成正比的。如果说年轻人中有高山反应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的话，那么40岁以上的人则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多。
这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我要写的这批领导者肯定是忍受着比年轻人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山病的折磨而在高原上坚持工作的。有这样一个数字，使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颤栗：1985年以来，兵站部因各种高山病夺去生命的团以上干部就有15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那天当我到格尔木陵园去寻找这些“早去的黑发人”的墓堆时，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太遗憾了！这块墓地太大，不规则的墓堆又多又乱，且多数墓前没有立碑，只有枯黄的沙棘、骆驼刺在热风中悄然地摇摆着，一片死寂和荒凉。我实在难以找到他们的归宿地，只得含着泪水向他们三鞠躬，然后便告别了。
我终于“自投罗网”，可恶的高山反应彻底把我撂倒在沱沱河兵站了。狼狈极了，除了还有一口微弱的呼吸身上的其它部位都仿佛不是我的了。脑袋木登登的像要爆炸，所有关节都在发酸，不想吃任何东西，却想吐，哪怕走几步路都觉得头重脚轻，直打趔趄……
也许是有了这次高山反应的实际感受，我对那些在青藏线上奋战的战友们的崇敬之情陡增三分！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是以抽烟而闻名全线的。不要说全青藏线，就是在全国，如果要举行“抽烟大赛”的话，他也蛮有资格名列前茅！我永远忘不了和关茂福见面时他留给我的那个印象：双腿盘起，坐在我面前的地上，手里捏一支烟闷抽，一句话也不说。那脸色极不正常，不仅仅是黑，而且泛着一种不多见的红，还有一种不常见的黄，我真说不上来这是心脏有了毛病还是肺有了毛病后在脸上的表露。但我总觉得他有病，而且还不是小病。他不说话，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着烟头上的灰烬。转眼一支烟便抽完了，他又在接烟……
这能叫“采访”吗？我主动打破了沉默，问他一天能抽几盒。他说，没数过，反正三盒是打不住的。我又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抽上烟的？”他说：“说不准了，大概是上山后不久吧。那会儿刚到线上，好像到了外国一样感到不习惯，他妈的！高山反应把我折腾苦了，咬着牙也忍耐不住。山上太寂寞，烦死人了！怎么办呢？于是，我想到了抽烟，用烟消愁，用烟解闷……”
这以后，站上的同志向我介绍了关站长的一些经历。他是1979年从北京总后通信团主动要求上青藏线的。当时本来是要调他所在单位的另外一个同志上山的。那人神经质，一听说青藏线上缺氧，呆久了人活不长，就死拖着不肯来。关茂福一向看不惯这种人，便找到领导说：“他不去我去！”就这样上来了。11年的时光他全是在昆仑山以上的地区工作的，其中有6年是在海拔5400米的唐古拉山机务站度过。他常对大家说，他是拍着胸脯上高原的，如果趴在线上不是太丢份了么？说来也怪，自从他抽上烟以后，高山反应反而离他而去了，他再也不存在不适应在高原上工作的问题了。但是，从此抽烟便成了甩不掉的黑影伴随着他，而且越抽越凶，以致变成了癖好。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但不能不抽烟。不久，他就有了咳嗽的毛病，白天咳嗽，夜里咳嗽，一边抽烟一边咳嗽。但他从没有想到过要减烟、戒烟……
我又问他：“你的身体怎么样？”
他说：“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说着，就又接起一支烟抽起来，没完没了地咳嗽着。我坐在一旁感到很难受。
另一个同志插话告诉我：“别听站长瞎说，什么‘自我感觉良好’？他有病，我们都这么认为。可他从来不检查身体，也很少去看病。医生经常催他去检查身体，他说他不会有病，检查那玩艺儿干啥？不久前，兵站部派医疗队上线再次给大家检查身体，他又躲得远远的不露面。他就是这样，好像医生是他的天敌，他怕医生就像老鼠怕猫一样。他肯定是有病的……”
关茂福问：“肯定？有什么凭证？”他狠狠地剜了人家一眼。
对方不再说话了。
我在沱沱河那天夜里，因为高山反应睡不着，早晨6点钟就起床了。刚走出客房，就看见值班室门口蹲着一个人，嘴边闪着一明一暗的火星。我想：准是关站长！听人说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一起床就干活，就抽烟。他的饭量很小，每天抽的烟要比吃的饭多得多。
就在头天夜里，站上的丁医生以沉痛的口吻告诉我：前几天关站长出现了血尿，尿出的血足足有碗大一滩！大家劝他到格尔木去检查一下，他还是那句话：“自我感觉良好。”当天夜里，他同样一直工作到两点钟。
各种名目繁多的高山病像枷锁一样套在青藏线人的脖子上，如果没有那种“我要活，我要干”的精神支撑着这些孱弱的躯体，他们随时都会倒在雪原上的。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多少这样的形象，我终生敬重这些形象！
镜头1：在西藏边境的聂拉木县境内，夜色沉沉，一盏喷灯吐着蓝色的、微弱的光焰。喷灯上放着小铝锅，锅里的面条在翻滚，却怎么也煮不熟。这儿海拔6200米，属喜玛拉雅山系，水的沸点为60度，食品都是半生不熟的就下咽。
围着喷灯而坐的是兵站部副部长魏广坤、汽车某团副团长白信歧、汽车某团副政委李荣池。高山反应一点也不饶过这些虔诚的老兵，应该有的反应他们都有了，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面容憔悴。
魏广坤：“生也罢，熟也罢，咱们都得吃点，要不身体垮了怎么完成任务？”
白信歧舀了一茶缸稀饭，用自制的小木筷在缸里捞了捞，硬硬的米粒根本不与水相粘。他把这缸稀饭递给副部长，又拿出了第二个茶缸……
原来，兵站部的三个汽车连队将要到这儿来执行任务。这是一条新路、险路，有“进来出不去”之说。三位领导便作为先遣队来探路。近半个月中，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段路都要亲自踏勘、丈量，发现了40公里的路面极窄极险，80处搁不下汽车的两个轮子。他们与当地军民联系，修宽、铺平了公路。
荒郊野岭，风吹日晒，再加上高山反应的折磨，使三个老家伙变得简直像野人。
镜头2：他是管线团的营长，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上下唐古拉山的100公里地段。15年来天天如此。如果有一天脚板不在这山路上磨蹭，不见见分布在山中的战士，他就感到失去了什么，他就咽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也怪！高山症怕他，从不沾他的身，他可以大步流星地在山坡上追赶地鼠。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他上山后的第十个年头吧，他感到生活太单调，太枯燥，他很想见到妻子、儿子，做梦都想。可是，他们在数千里外的四川，见不着；怀念二老双亲，可是两位老人已经谢世，咽气前他也不在他们身边；他想逛逛都市的夜景，可是唐古拉山上除了风雪，还是风雪……
他烦躁过，诅咒过，没有什么用；伴随他的依旧是可怕的单调。于是从某一个早晨开始，他比部队早起床半个小时，跑步到江河源头的桥下，冲着积雪皑皑的山峰大声呼喊：“我——爱——高——原”！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声音洪亮。他肆无忌惮地喊着，反正他的部属听不见，他们还在梦中。
每天这样呼喊过以后，他觉得心里很充实，日子也过得有意义了。不让他呼喊不行，因为他心里沉积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镜头3：青藏公路跨越过5700米的唐古拉山后的第一站，便是安多泵站。泵站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新堆起的小坟头，那儿长眠着副指导员张明义的不足两岁的儿子小龙。
兵站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高原探亲的所有小孩，都不得到格尔木以上地区去。因为前几年发生过好几起孩子被高山病夺去生命的悲慘事件。1990年春节前夕，张明义的爱人带着儿子从老家来到格尔木，住在招待所等候丈夫下山过团圆年。她几乎天天都打电话到安多，催丈夫快下来，说儿子想爸爸都快想疯了！张明义何尝不想早一天见到妻子、儿子？可是他不得不在电话里如实地吿诉她：“春节期间站里没有干部，我恐怕暂时还下不来。”
她失望了。最失望的还是儿子小龙，他从离开家乡那天起，就一直念叨着要见爸爸呢！
她为儿子着想，顾不得许多了，就悄悄走出招待所，站在格尔木路口拦了辆汽车，带着小龙到了安多。
张明义自然抱怨妻子的莽撞，但是当他看到妻子那渴望见到丈夫、儿子渴求见到爸爸的眼神时，心头的气便消了不少。站上的战士们也替她说话：
“副指导员，你也太少点人情味了。嫂子大老远跑来看你，难道就为了听你的一顿批评？再不要怨天怨地了，咱们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年吧！”
张明义总算点了点头，他盼望着这个年过得吉祥如意。
然而，可恶的高山反应终于还是向正在世界屋脊上过新年的小龙袭来！刚过了初一，他就发高烧，并不断地说着胡话。张明义夫妻俩仿佛预感到孩子要发生什么不测，赶紧找站上医生给孩子打针，但打了针也没用，高烧根本不退。他们又张罗着将孩子送到拉萨或格尔木去抢救，但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天，小龙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妈妈抱着孩子的尸体不放，她绝对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是真的！她对着儿子的脸，一边哭泣一边说：“龙儿，你没有去，你没有去！你睡着了，妈妈等着你醒来，你一定会醒来的！”
她把儿子的尸体整整抱了三天，也不肯放下。站上的同志也跟着她哭了三天。
张明义的心像被甲虫咬着了一样疼痛，他既不相信小龙会永远离开自己，又害怕听见妻子以及站上同志的那悲怆的呼唤和哭声。他强忍着内心的痛苦，还得劝说大家要“节哀”，要上班工作。谁也不听他的招呼，他只得拿上铁锹一个人到山上去给小龙挖墓穴……
这祥的镜头还很多，它们留在我的脑海里，搅得我的心里没有一刻平静。
采访兵站部副部长包楚忠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兵站部范银瑞政委特地向我介绍过包楚忠的情况：心脏病，脑血管供血不足，高原性低血压……
他今年44岁，在兵站部领导班子中是最年轻的，去年才从管线团团长的位置走进了副部长的办公室。他要干想干的事情还很多，不少同事在他荣升副部长后羡慕地说：“铺在包楚忠面前的是一条彩虹路。”可是他这一身病……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了这么多病的？”
“今年4月。当时我跟着车队正在线上跑，那天到了藏北高原的那曲镇，突然觉得不行了，心口疼，喘不过气来，浑身乏力。一量血压，低压40，高压50，我当场就昏了过去！兵站立即采取了急救措施，才没使我倒下去。然后又把我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抢救，病情总算控制住了……”
他还告诉我：这么多的病不可能是一天就染上的。特别是在高原这地方，任何一种高山病都会纠缠你几年、十几年，到最后变得表象化了，也难以医治了。他说，几年前他就感到身上常常不自在，只是一直未向别人说过罢了。
我对包楚忠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他参加了修建格拉地下输油管线工程的全过程。管线通过唐古拉山上下100公里地段的工程就是他担任副营长时完成的。他是总指挥，为“油龙”跨越世界屋脊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刻，我坐在他这间并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却像走进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空间。
1080公里的“油龙”仿佛就盘绕在这间屋里。不！整个管线的设计全长并不是1080公里，而是1076公里；多出的这4公里是包楚忠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那是1976年3月，管线施工进入最后一道工序：试压，埋桩。就是从管线的起点昆仑山口至终点拉萨，要对全部的管道进行试压，即最后的验收，然后封沟埋桩。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坐车，必须步行；二是要进行超负荷的手工劳动。无疑，又是一个硬仗摆在施工部队面前！
包楚忠站出来挑起了这副重担。
当时，在格尔木22医院工作的他的爱人毛玲，再有半年就要生孩子了。这之前，两人已商量好，他陪爱人回老家江苏度产假。基地指挥部的洪可令员得知这个情况后，当面对包楚忠许诺：试压工作过了唐古拉山以后，让他和爱人一起回家。这时占据包楚忠心头的已经是管线了，回家的事他没有更多地去考虑，只向爱人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就带领着试压队上线了。
这是一件多么细致、繁杂而又原始的操作！每80公里为一个工作段，采用往管道里面塞球的办法，然后再打进高压气来判断管子的密封程度。有时，球进入管道打不出来，他们只好将耳朵贴在管子上面，一段一段地探听。事后，包楚忠开玩笑地说我的耳朵都快要在管道上磨出厚茧子了。埋桩的任务也不轻松，每公里一个桩，全靠用皮尺一点一点地丈量。管道从河里穿过，包楚忠就和大家一起下河；管道从山顶上跨过，他们就攀登高山。
有一次，他们干完活已经是晚上8点，回宿营地没有汽车了，几个人只好站在路边拦车。一辆又一辆汽车从面前驶过，就是拦不住。眼看夜幕越来越浓重，他们心急如焚，却没有任何办法。就在这时，一辆地方的车停下来加水，包楚忠走上前叫了声“老师傅”，好话说了几萝筐，司机却耷拉着眼皮理也不理，最后不耐烦地一挥手，开起车来颠了。无奈，包楚忠和同志们只好步行回营地。可以想象得出，在海拔5千多米的雪地上已经干了一天重活的人，又要步行近50里路，该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回到驻地已是12点多了，包楚忠正要铺床睡觉，忽然发现刚才那位地方的司机恰好在他们的宿营地借宿，几个战士正说说笑笑地给他烧火做饭呢！包楚忠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他走上去还没有说什么，那人就赶忙站起来，耷拉着脑袋，摆出一副听候受审的可怜相。包楚忠强压着心头的火气，只说了一句：“你呀，你今晚吃了我们的饭，应该说说有些什么感想！”
那人始终没说一句话，可想而知：他那顿饭是吃得非常别扭的。
10月底，试压工作胜利地通过了唐古拉山。这时洪司令员赶到唐古拉山，对包楚忠说：“小包呀，我以前说的话不能算数了。国家要求管线必须在年底试通油。我们要突击完成收尾工程，你还得坚持把试压工作搞到拉萨。只好先让毛玲一个人回老家了，她的思想工作由我去做。”
司令员亲自打电话给医院，安排毛玲回家的事。这下可苦了毛玲，她等了丈夫半年多，现在还得只身一人回家。更要命的是，离临产只剩下十来天了。当她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的第五天，孩子就出生了，家里人说：“你没把娃娃生在火车上就够好了！”
年底，包楚忠完成任务，到了拉萨。
这时候，他们丈量出来的管线的总长度为1080公里，比设计图纸上的数字多了4公里。包楚忠脸上浮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笑容，同时他也感到浑身乏力，头也昏昏沉沉的……采访结束前，我问他：“现在身体弄成这个样子，你打算怎么办？”
他望望我，仿佛没有考虑就回答说：
“怎么办，我也说不清楚。在高原上工作的，哪个人身上不带着几种病？我才44岁。”
是的，他的病是气候恶劣、严重缺氧的青藏线对他的必然馈赠。他呢，还必须以忍耐的梢神给这条线继续奉献。他已经在雪线上走了18年了！
我想起了一首似诗不是诗、像歌不是歌的顺口澝，悲悲凄凄，朦朦胧胧，怪揪人心的：
“一言难尽，二目无神，三餐不思，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久难眠，十分难受。”
高山反应就是这种滋味，每一个青藏线人都尝过它。
第三节 冰下热泉
那天，我们的汽车刚驶进格尔木市的转盘路，一块木牌上的数字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儿的海拔高度是2800米。同车一位伙伴高兴地感叹道：“我们上山了！”
其实，格尔木根本不算山。几乎所有的青藏线人都这么认为。在他们的眼里，这个严格说来是个戈壁小镇的格尔木，是比八百里秦川还要坦荡的平川，是比内地那些省会还要繁华的“小上海”。他们心目中的山是指昆仑山，那儿海拔4700米；是指唐古拉山，那儿海拔5700米；是指喜玛拉雅山，那儿海拔6千多米。“山人”有与众不同的山的概念，自然也有与众不同的对山的感情。
一位团长这样对我说：
“在线上呆的时间长了，一旦回到格尔木，看见那些树呀水呀楼房呀，心里那个美劲儿真难以形容，巴不得像抱着儿子似的亲亲它们。我想，这大概就像你们北京人在外出差时间长了，重新踏上长安街一样。可是，说来也怪，如果在格尔木呆久了，心头又感到很寂寞很枯燥，像丢了魂儿一样，天天盼着上山！”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
他回答；“军营在山上，我们的战士在山上。带兵人不能离开部成，心安理得地呆在‘小上海，呀！’”
“可是，格尔木毕竟是你们的家，你们的妻子儿女都在那里呀！”
“青藏线人的家应该在线上，连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这样说。”
我仍然有点儿难以接受。线上的风雪咬人肉，线上氧气“定量”供应，可恶的“线”曾经吞噬过多少人的生命！他们却还是那样爱山，那样将感情的琼浆泼洒在线上！
我想起了格尔木大站站长马尚武。在青藏线上也许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和战士们有那么多的故事。
老马是兵站工作的“总管家”，管着东线、中线和北线的所有兵站。我这次一回到青藏线，汽车部队的同志就告诉我：近年来沿线兵站的住宿、伙食状况大有改观。就说吃饭吧，各个兵站都有自己的“风味饭菜”：纳赤台兵站的砂锅豆腐，五道梁兵站的煎饼，佗沱河兵站的烤饼，还有唐古拉山兵站的面条，都已经闻名于高原了。住宿情况从1990年起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汽车兵们再也不用带着沉重的铺盖上线了，每个兵站都实现了“旅馆化”。沱沱河兵站三层楼顶上那四个鲜亮的红字：“源头宾馆”，非常引人注目，几里地以外就可以一览无余。
我采访马尚武那天——6月7日，正好是他的42岁生日。既然赶上了，我就请他谈谈生日的感想。
他说，他在山上呆了22年，虽然调来调去，却总也没有离开兵站工作的岗位。这22年中，除了一次到北京参加总后党代会外，再也没有出过潼关；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月山、唐古拉山、当金山之间的公路上打发掉的。
这样的生活肯定是很枯燥的，我想。
他不再往下说了，两个粗壮的指头捏着一支烟，不住地捻着、捻着，仿佛要从中捻出什么名堂来似的。
烟点着了，他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一缕烟雾。他以十分喜悦的语气告诉我：唐古拉山兵站有了温泉浴池，去年修的，严冬里水温也有60度。
接着他给我读出了一个数字：200。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00名战士在山上洗澡！
我顿觉浑身轻爽！这200多名战士把浑身的疲劳洗掉在世界屋脊上了。
后来，我到了沿途的兵站，采访到了许多马站长的故事。老马有个习惯：下到兵站后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便是食堂和客房，看看过往部队的吃住称心不称心。如果这两件事在他眼里“不及格”，你即使是条泥鳅也休想滑过去！
第一个故事：从5度到15度。
他一走进唐古拉山兵站的客房，就感到满身上下都灌进了冷风。不对呀！这怎么能住人？他一看墙上的温度计：不足5度。真是乱弹琴！大站规定，客房温度不得低于15度，却让他们给“偷”去了10度！
“他把兵站的两个头头叫来质问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里，如果让你们的儿子在结冰的房里过夜，你们会怎么想呢？”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原来锅炉出了毛病。
马尚武到了锅炉房，只见两台锅炉只有一台烧着。另一台呢？他们回答：“坏了，修不好。”老马提高嗓门说：
“你们修不好为什么不找我？我要是连一台坏了的锅炉都弄不好，这个站长还当个什么劲儿？”
大站后勤处处长袁海珠连夜被请了上山，还带着两个修理工。锅炉很快修好了。
客房的温度恢复到了15度。这是马尚武用胸膛暖出来的15度呀！
第二个故事：“怪味”稀饭。
老马在沱沱河兵站就餐，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感到甜丝丝、苦津津的，怪味！他用筷子一搅，碗里翻上来几片枯子瓣。明白了，他们是在用咸水煮饭，而为了压住苦味，在拿桔子罐头打“马虎眼”哩！原来，沱沱河兵站没有淡水，吃水得到150里外的雁石坪去拉。一台车从早到晚来回跑，也满足不了过往部队的用水。如果再遇上车子出故障或司机有病，断了淡水，站上便只好用当地的咸水做饭。今天这顿桔子罐头稀饭使马尚武的心里苦涩了好久，也发现了坐在格尔木大楼里根本不可能发现的问题。自己偶尔吃一顿又苦又甜的饭无所谓；如果拿这种“糖衣稀饭”经常去糊弄过往部队，就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问题了。他想，单方面地责备沱佗河兵站是不公平的，大站有责任，领导有官僚主义作风。马尚武回到机关不久，大站就给沱沱河兵站增加了一台拉水车，还配备了一名技术熟练的司机。
在青藏线上，军官对士兵的爱像昆仑山一样深重。这里有千年不化的“永冻层”，但永冻层下有喷涌的热泉。
我结识了一位团长，了解到他的许多爱兵故事，在这里随便说两个吧。
长江源头是永冻层地域，地形变异，常常裂缝，盖起的营房经常由于地壳陷裂而倒塌。这样，部队只能住帐篷，即使到了隆冬零下40多度的时候，战士们也只能在帐篷里苦捱。不光冷，而且风沙也很大，一刮起来，满帐篷都是沙子。战士们只好用枕巾蒙着脸睡觉，第二天起床后，枕巾上的沙子足有一指厚！在部队住帐篷的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团长、政委和参谋长、主任以及后勤处长，也轮流来到这个“帐篷军营”里和大家实行“五同”。这些年龄比战士们大一倍还多的“老兵”，常常被奇寒和高山反应折腾得头疼，四肢无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团长说：“我们不忍心把战士们扔在这里，自己去住大楼。”尤其叫战士们永生难忘的是：1988年夏天，总后刘安元政委在视察青藏线时特地来到这里，走进每一顶帐篷看望战士们，和大家一一握手，最后还和全体同志在帐篷前合影留念。刘政委临走前为部队题词：“赤诚奉献”。战士们很自豪地说：连老将军都来过我们的“帐篷军营”！
一次，一个战士在唐古拉山施工时，因高山反应得了，肺水肿，昏昏沉沉。团长便让出自己的车，送他到格尔木去住院。临行前，团长紧握着战士的手，说：“你不要紧的，咱们在格尔木见。”之后，他便乘坐大卡车下山了。谁知，刚走出100公里，到了雁石坪时，醒耗就传来了：“那个战士死了！他匆匆赶去，看着战士早已闭上的双眼，拉着战士的手，痛哭失声地说你怎么能走呢？不是说好了咱们在格尔木见面吗？我这个团长没当好，没有救活你……”
这件事已经过去好些年了，这次这位团长给我讲起来时还止不住流着伤心的眼泪。我相信这眼泪是真的，这感情是真的。这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残酷、冷寞的环境是真的，在这种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纯朴、无私的感情也是真的！
在高原采访中，我临时动意，想换个视角，让基层的同志说说他们的领导。
下面有关范银瑞政委的事，是一位宣传干事提供的。他说：
“我记得是从1986年前后开始吧，我们兵站部和所属各单位的领导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家规’：春节期间到线上去看望指战员，和基层的同志一起过团圆年。你们大概想象不出，我们这些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战士们在冰冷的雪线上过年是多么难熬啊！这时候如果领导干部出现在线上，雪山就多一份人情，战士们就少一份忧愁。我们的范政委今年春节前夕，给老伴提出他俩一起到线上和大家过年，开始老伴还有点顾虑，一是感到自己一个家属上线合适吗？二是觉得我也有儿有女，平时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各有各的事，难得有个团聚的机会，好不容易等来个春节可以坐在一起了，自己却要上线，孩子们会咋想呢？范政委的‘思想发动’蛮有攻势，他告诉老伴，春节期间山上的战士们缺少文化娱乐活动，看场电影都很困难，他们太寂寞了，咱们上去和他们包包饺子，聊聊家常，大家欢迎着呢？这样老伴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欣然答应上山。”
“春节的前两天，范政委和老伴从西宁出发了。这时候在内地春节的气氛早就浓浓的了，可青藏线上却比平时显得更冷清更空旷。这大概是正常现象，内地越是热闹，就越是映衬出这里的荒凉。这两个特殊的客人自然给青藏线增添了意外的亲切气氛。他们在每个兵站、泵站、机务站都要停留，给指战员们拜年、问好。除夕夜，他们是在唐古拉山以南的安多兵站和大家一起辞旧岁，大年初一他们来到了青藏公路制高点上的唐古拉山‘三站’，和指战员们迎来了新年度的第一天。同志们忘不了范政委发表的那篇充满激情的新年祝词，他恭喜大家把脚下的世界屋脊作为新的起点，更上一层楼。他说，咱们生活在世界上最高的兵营里，这是一个让多少人羡慕的地方！我想，我们只有在新的一年里干出最出色的成绩来，才不会辜负这个崇高的地域称呼。同志们对于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初一下午，范政委和老伴告别了积雪半尺深的唐古拉山，返回格尔木。路上他几次让司机把车开快点。哦，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家，孩子们还等着爸爸妈妈过年哩！”
讲到这里，这位宣传干事停了停，望了我一眼，说：“在内地的军营里，如果一个军长、师长带着夫人下部队，那是要遭到指战员们的嘲弄的。可是在青藏线上，当范政委和老伴不管出现在哪个军营的时候，指战员们都对他们报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掌声，大家只差喊一声万岁了！”
续着范政委的故事，我还要补充一件事。也是春节的除夕之夜，在昆仑山顶有一辆北京吉普抛锚了，年轻的司机钻上爬下地修了近1个小时，急得满头淌汗，却怎么也修不好。这辆车上坐着管线团团长姚太平，他本来是去给沿线泵站的指战员拜年的，没料到车子行至昆仑山出了麻烦……
除夕，昆仑深处夜沉沉。
我想，这阵子在唐古拉山顶的温泉浴池里，想必有战士正开心的击水、沐浴吧！
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泡一个温泉浴，那才叫惬意呢……
第四节 醉沉心底
踏上青藏线，我就听到了一个新鲜的名词：酒文化。
“酒文化”的发明专利属于兵站部副政委赵信。赵信这个名字大概对不少人并不陌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昆仑英豪》就是他主编的，这本书在青藏沿线颇有影响，我们所到的地方几乎都可以听到指战员们在议论它。它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青藏沿线部队世代创业的艰辛和乐趣。赵信是从青藏线土生土长起来的秀才。1959年入伍后他在五道梁兵站拿了4年油枪，为数以千计的过往汽车加油。这4年中他所吃的苦，比他入伍前18年在甘肃临夏贫困山区所经受的艰难还要多。正因为这样，这4年成为他人生道路上成长的4块坚实的基石。前几年他又到华中师范大学学习了两年，攻下了大专文凭。赵信对谁都是这么讲：“没有青藏线，就没有我赵信。”
当“酒文化”这个词儿对我还是一种懵懵懂懂的梦幻时，我只好去请教他。他笑了：玩笑话。借题发挥！借题发挥！
他终于给我讲了“酒文化”的真实含意：高原上的春节免不了很寂寞，不少同志无处可去，无事可乐，便自己掏腰包买些酒聚在一起打扑克，输者喝一杯酒后要穿着新衣服钻桌子，地上泼着水，谁衣服上的泥粘得多，谁就是最后输家，惹得同伴们哈哈一乐。他们要的就是这一乐。
这就是“酒文化”，文雅的名称与粗野的动作相结合的产物。不必过于认真地推敲它的严密性，我想只要它给青藏线人寂寞的春节增添了一层欢乐，就应该给它记功。
我问赵信：“你们兵站部的头头也参加这种‘体力劳动’吗？”
耿兴华回答：“如果你能在春节期间来到线上，就可以亲眼看赵信唱着青海花儿喝酒钻桌子了。”
只能是春节，平时他们够忙的了，根本无暇有这份闲心。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头头们钻桌子各有特色，各属其派，像赵信那种钻法是属于说说唱唱钻，耿兴华是骂骂咧咧钻，范政委是痛痛快快钻，景主任是老老实实钻。当然，也有根本不喝不钻的，那就是后勤部部长黄倔头了。他在工作中原则性强，照章办事，这在兵站部是出了名的。即便是8小时之外的生活他也是很“正统”的，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扑克。赵信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不抽烟，不喝酒，死了不如一条狗。”当时，黄部长就坐在我身边，他听了连笑都不笑，只摇了摇头。还有一个始终与钻桌保持相当距离的人，那就是王根成部长，但是他有个与“酒文化”类似的理论：“要长寿，抽烟喝酒吃肥肉。”
人类的一切文化娱乐活动只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酒文化”在青藏线上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应运而生，我觉得一点不奇怪。青藏线人是很能喝酒的，对此我这次重返高原很有体会，即使到了昆仑深处的军营，你在吃饭时也能有一瓶茅台或五粮液摆在桌头。你如果不喝，那就不够朋友。“朋友来了有好酒”嘛。正是在青藏线上，我对“以酒消愁”这句话开始动摇，在我所接触到的高原人与酒的故事里总带有那么多开心的笑声。当然，笑后也难免留下几分苦涩……
这是一件流传很广的头号新闻：管线团的4个常委被一个从北京来的“毛丫头”灌倒了！
我来到管线团，问几位“团总”是否有这样一个“悲剧”。他们没有否认，只是辩解。政委张玉道说：“我们都很清醒，起码我们团长没有醉，他有过一口气喝30杯的纪录。”团长姚太平的话就更表现了对那位“女酒仙”的不屑一顾：
“那个‘毛丫’太狡猾了，开始她拿着桔子水和我们干杯，谁也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没想到后来她竟然拿起玻璃杯倒上白酒和我们较真起来啦，这时我们每人起码已十杯八杯下肚了……”
我还是听出点味儿来了，他们是败下阵的。这伙平均年龄40岁出头的雪山男子汉没能防住一个“毛丫头”的进攻，太有些那个。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忍受这种屈辱的。
张政委对我感叹：“我是1985年到管线团代理政委的，考验我一年才正式下命令，据我所知，这么长的考验期是少有的，都快烤煳了。团长是我们班子里的老大哥，46岁了，把26个春秋奉献给青藏线了！”
陈雷副政委提供了这样的情况：“1982年，张玉道在汽车团当教导员跟车队到西藏林芝运木料时，汽车翻沟，他的4根肋骨被砸伤，还有一根脱位。从此他年年5月前后都要犯腰疼病，疼起来直不起腰，他就捂着肚子弯着腰上下班，让人看了心酸。就是这样他还坚持到线上去，光去年深入线上的时间就139天……”
张玉道打断了陈雷的话：“1988年总后给我立了三等功，还要怎么样？团长在青藏线上呆的时间长，工作比我干得苦。”
“去年，团里接受了给西藏输送‘航煤’的任务，他强忍着胃疼在线上一个泵站一个泵站地检查工作。一次他累得出了血，昏倒在地，被送到卫生队抢救，一边打吊针他手里还一边拿着电话指挥线上的输油工作……”
“吃饭了！”团长在隔壁大声喊着，他是故意在打断政委的话。
一桌丰盛的饭菜在迎候我们。那瓶清亮亮的五粮液显得格外惹眼。
我不会喝酒。和我同来的小杨也是“半瓶醋”，一杯酒下肚，脸就红得像鸡冠。我们都不行，甘拜下风。张、徐二位坚决不手软，说，来到管线团不喝酒，没门。团长还说：你们不用担心犯错误，这酒是政委从家里带来的。看来，二位“团总”非把我们灌醉不可。上次在“毛丫头”手下败的，这回要从我们身上赢回来。
也许，他们没有想到，这回他们真的醉了，我们倒很清醒。于是才有了下面张玉道酒后的一番话。才有了小杨的一番眼泪，才有了我们这次采访的一个意外收获。需要说明的是，张玉道的话是我和小杨的记录稿，未作任何加工、渲染。我们之所以把它公布于众，是因为我们认为，那天张玉道如果不喝酒，他是不会讲这么多话，也不会讲这些内容的话。一个堂堂的团政委，平时往指战员面前一站，那种威严劲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即使平时与同志们闲聊，该讲什么也是很有一番选择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一团人马。其实，政委也是青藏线人，也有他的心事、他的苦衷、他的私房话……人们想知道这些，但都无法知道。一个团政委对全团的诱惑力是不是就表现在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瓶五粮液是打开张玉道心灵奥秘之门的催化液。
他躺靠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说着……
“……别人以为我张玉道只有一个儿子，不是的，我儿子不是独生子，他曾经有过一个哥哥，那是我的老大。当时，我在汽车团当教导员，儿子在老家要做手术，家里来信要我回去在手术单上签字。按说我爱人完全可以干这个事，可她见孩子病得凄惶，一拿上手术单就吓得昏倒在地。我当时正在没黑没明地跟着车队在线上跑，哪能为签个字就回一趟家？没办法，我只好给我爱人单位写信求助，请他们的党委书记替我这个做父亲的为孩子签了字。可是，手术没有成功，孩子死了！我爱人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生病住进了医院。好心的医护人员怕她想不开寻了短见，派人白天黑夜地守护着。孩子病时我脱不开身，现在爱人住了院我仍然离不开青藏线！”
“我再次求助地方政府，在我爱人的病情稍微见轻时，让他们派人把她送到蚌埠火车站，她一个人拖着虚弱的身子在火车上、汽车上摇晃了快一个星期才到了部队，到部队的那天我在外出车，也没法去接她。后来，总算好了，她随军了，我们结束了两地生活。不久就有了第二个孩子。谁知，这娃娃的身体也不壮实，三天两头闹病，也曾住院做过一次手术。你们说有意思吗？在手术单上签字的还不是我，而是我的爱人。她是闭着眼睛签的字呀，她不会忘记几年前的那个沉重打击。我是被岳父招上门的女婿，是尽儿子的义务的。我看这样评价我一点不过分：对老人，我是个无暇尽孝的儿子；对妻子，我是个欠了债的丈夫；对儿子，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青藏线人！青藏线人的精神负担有多重……”
他站了起来，很激动地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膝盖。我分明看见他的眼里飘着泪花。
坐在我身边的小杨哭了，泪汪汪地哭出了声，钢笔尖上流出的墨水把采访本污染了，他也没发现……
我呢，心里乱极了。我永远不认为张玉道讲的是醉话。我绝对地作证，他确实没有喝多少酒。三杯酒，能把这位雪山汉子灌醉？他心里有话，他要说，要说……
后来，我们采访了汽车某团团长刘祥元，我和小杨有了提防，就是不许摆酒。他们照办了。没想到，这也不灵，饭后刘团长也似醉非醉地给我们讲了许多话。我真弄不大明白，青藏线人的胸腔里到底贮存了多少苦楚！他们把北京来的客人当最知己的人看待。
刘祥元说：
“今天上午，就是你们来前的两个小时，我还和连队一位同志谈心，他的父亲去世了，家里有些困难，我们准备救济他一下。”
他停下来，好像在考虑一个没有想成熟的问题。许久，他才接着说下去：
“失去亲人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这点我的感受也许比别人深一点。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我的儿子、爷爷、岳父、姐姐、父亲5位亲人相继去世，我都没有回家为他们送终。部队任务吃紧，不容我回家啊！为了不影响部队的情绪，我连一块黑纱都不能戴。记得那是我父亲过世以后，我心里难受得好些天都平静不下来。父亲为了养育我们兄妹几个，一辈子历尽人间艰辛，现在离我而去，我越发地思念老人家。活着时没有给他尽孝，死了总该表表儿子的一点心意吧！于是，我找了一双白鞋穿上，按老家人的风俗这是为故去的人戴孝。我穿上白鞋一出门，有人就发现了，问：‘团长，你怎么穿个白鞋？是不是家里有事啦？’我连忙说，没有！没事！第二天就换下了这双鞋……”
5个亲人离开了人世，表面还得若无其事。你以为团长就那么容易当么？
全团同志都不会忘记，正是团长（当时他还是参谋长）悲痛的时候，国务院下达了在拉萨实行戒严的紧急命令，他们团也要进藏执行紧急运输任务。刘祥元的肩头担子重呀：老团长要上调去兵站部工作，政委因长期在高原苦斗身染高山病，头20天刚病故，副团长、副政委已决定转业。他抹平心头因失去亲人的痛苦，不怕超负荷重担压在肩头的硌痛，白天黑夜地忙着组织战勤运输工作，每个连队的出车动员都由他去做，然后一一送他们踏上征途。最后他也登车上了路，任现场指挥。在整整的25天里，他是一份心思四处操、一根肠子八处挂，今日昆仑山，明日唐古拉山，一会儿拉萨，一会儿当雄。任务完成了，他也垮了，本来壮实的身子只剩下108斤了，血压有毛病了，肝也有了毛病……
医生说，这是累的，必须住院。
其实，医生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只有刘祥元自己最清楚：5个亲人去世，他心灵上的创伤能小吗？过度的劳累，再加上精神上的痛苦，他的身体能不垮吗？
在青藏线上，我们访问了数十名各级领导干部，使我奇怪的是好像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贮存着一段不愿或不宜向人们公开的带泪的故事。这些肩上扛着两道杠、几个星的“官”们，原来心理负担也是那么沉！我想，战士可以向团长、营长倾吐心事，也应该允许团长、营长、连长向战士交心，大家不要仰视他们，要让他们回到群众中来。当知道了他们在感情上有了压抑而痛苦的时候，应该理解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室儿女，也有七情六欲……
我认识了一位在团队工作的总工程师，41岁，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人们说起他对青藏线的贡献总要提及这样一个数字：从1979年以来，他画的图纸有2千多张，两辆解放牌汽车也载不完。依我看，两车图纸固然可观，但他的贡献更重要的在于：一个知识分子以风雪严寒压不倒、山高缺氧拖不垮之势在世界屋脊上屹立了10多年，这个形象对多少人是巨大的鼓舞啊！好几个人告诉我，周围的人对这位总工程师有三个摸不透：一是他每年在线上的时间最长，哪一年也不少于200天。特别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时，他拿起包包就到线上去了。二是他至今还是夫妻两地生活，每年回内地休假，他几乎都是提前10天或半月回队。三是他经常坚持打扫公共厕所。一个年近半百的高级知识分子干这样的事格外惹人注目。有人曾经就这三个问题向他提问，希望他敞开心怀谈谈。他似乎对这样的谈话很不感兴趣，摇摇头转身就走了。我也觉得这是个怪人，这次见面后也提出了这个老问题。他倒没有回绝，说：“很简单，在团里数我年龄大，是全团同志的老大哥，老大哥就得干点老大哥的事情来。”看来，一些人们认为很神秘的事情，说穿了，点明了，其实很简单。总工不会喝酒，但是爱喝酒，而且酒杯一沾嘴唇就醉，一醉就唱歌。我们那天一起就餐时，他主动提出摆酒，我怎么也推辞不掉，便答应小抿几口。果然，只喝了一杯老窖，他就离开席位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了：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看来他并没有完全醉过去。一边唱一边“将”我和小杨的“军”：“今年春节，兵站部范政委上山给官兵拜年，听了我唱的歌，一口气连干了8杯。你们是好样的，就应该举起杯子来……”
不会喝酒的我，也经不住他这么折腾，不得不拿起杯子连灌几下，竟然也觉头胀胀的，眼前的总工在旋转……
我总觉得在这位总工身上，似乎还潜藏着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我捉摸不透。这么说来。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说实在的，这次回青藏线采访，我好像每时每刻都在醉蒙蒙中生活，好些事情真费琢磨。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外表看来永远那么文静、轻松的张安发，也有一段伤心的事。我应该叫他小张，虽然他现在是格尔木大站的政委了。在我眼里他永远还是那个在青海日报发表诗歌的小张。我记得那年他加入青海作家协会时才25岁。后来，他当了兵站部宣传科科长，诗写得少了。再后来，他上了昆仑山当了政委，就索性搁笔了。政治委员写诗，人家要戳脊梁的。这次来到格尔木，我才知道在他荣升到昆仑山之前，还和爱人林芳有过一段小小的“较量”。小林在西宁一所中学任教，她当时对安发说，你这“官”当到科长这个份上也差不多到了头，我看咱求个安稳你就转业到地方算了。安发是同意爱人这想法的。在他心里还有个小算盘：到了地方说不定还可以重新搞创作。可是，正在这当儿，组织决定他上山工作，他便改变了主意，反过来给小林做工作了，说那么多老同志在山上干了几十年都没有提出下来，我怎么好意思见山而退呢！小林一想也对，就说，那好吧，我的心跟着你一起守昆仑山。这是雪山女儿的话，张安发感到了爱情的温暖、幸福。
他进昆仑山了。留下林芳一个女人管一个家。终于有一天发生了矛盾，张安发在山上感到不得安宁了。调皮的小儿子因为不听老师的话挨了几句批评，便跑了，三天不回家。林芳跑遍了西宁她认为所有该找的地方，就是不见儿子的面，急得她直哭。她一个长途电话拨到昆仑山找到张安发，不分青红皂白便问：你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吗？
安发对我说：是的，我也知道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首先是大站的政委，而不是儿子的父亲。青藏线上的政委就得时时刻刻把昆仑山扛在肩上，放在心上……
我的心受到了颤动，“把昆仑山放在心上”，他这话太令、我深思了。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难怪那么多的青藏线人都有那么多的心事，原来因为这沉重的昆仑山，昆仑山……
次日，我去唐古拉山采访。临行前，张安发给沿途兵站打了电话，特地交待了一件事：作家不喝酒，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果然，没有一个兵站给我餐桌上摆酒。
我很满意，但又好像失去了点什么。
我发现这次青藏线之行，我似乎开始要喝酒了……
这是我蓄在心头已久的愿望：登上昆仑看看日出。
6月下旬的一天黎明，我和朋友按约定的时间攀上了昆仑山的一座峰巅。令人扫兴的是东方灰蒙蒙的一片，不见一点霞光。
我感到昆仑山突热变得那么低：正因为它太低，我看日出的愿望才未能实现。
这是我1990年重返青藏线时留下的一大憾事。
“咱们再往上攀，登上昆仑山的山脊。”朋友提议说。
“山脊？在哪儿？”我问。
“那不是吗？到处都有，有山就有脊。站在昆仑山脊上看青藏线风光，看青藏线人，肯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于是，我们向山脊上攀去……
1990.6.7
昆仑山——北京
第五节 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
——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二序
这是实实在在的，带着阿尔顿曲克草原牧草气味的道理：没有女人的世界不是完整的世界。青藏线上少了女人是拴不住男人的心的。
不是现在，而是在建国初，修筑青藏公路的总指挥慕生忠将军就有了这个认识。作为相当一级的领导人他是开悟比较早的。那时候，筑路大军全是靠成千上万只骆驼拉人运物，挺进世界屋脊的。没有青藏公路之前，青海到西藏是一条“驼路”。使慕老头非常伤脑筋的是，公路修了还不到一半，拉骆驼的人就大量逃亡，他们卷起铺盖回老家了。原因很简单，这些从内地来的驼工们担心公路通了让自己在高原上扎根，老家还有妻室儿女呢！
娘的，谁法定的妻室儿女非得在内地，高原的水土就不能生儿育女？
慕老头又骂人了。
于是，这位昔日解放西藏的将军，今日领导筑路的总指挥，不得不分出相当的精力做“拴心留人”的工作。他客客气气地到驼工们的帐篷去串门，聊家常，知道谁娶了婆姨，就劝人家把家带到格尔木来住。大家见总指挥“来者不善”就把娶婆姨的事隐瞒了。只有一个从宁夏来的老实巴交的回族汉子马珍说了实话，告诉慕生忠自己有婆姨。慕老头一听，眼一里闪出了光彩。他又进一步了解到这个马珍是个党员，当过武工队员，解放后还当过几天区长。慕老头对马珍说：
“伙计，把婆姨搬来吧，格尔木需要多建几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
“我不傻，这鬼地方，连兔子都不来拉屎，谁愿带家谁带去。”
慕生忠把脸一拉，说：
“让谁带？你是共产党员，就是要带这个头。格尔木将来要变成美丽的大花园的！”
马珍无话可说了。党员这两个字眼最圣洁不过了。
马珍动身回家搬妻前，慕生忠以酒相送，说：“伙计，咱这一代人是昆仑山的先人。你把婆姨接来好好干，一定要干出个儿子来，长大建设格尔木。你今年三十岁了吧，如果连个儿子都干不出来，算什么本事？我替你想好了，生下老大叫纳赤台，老二叫昆仑。来，为你的儿子干一杯！”
高原上来一个女人就这样难！这还是在格尔木，后来被人称为“小上海”的地方。
“青藏高原是女人不能去的地方！”
这话在高原上流传了几十年。1990年夏天，当我重返青藏线站在昆仑山口的这个海拔3124米的地方时，我又真真切切听到一位在昆仑山里工作了几十年的仓库领导这样说。
但是，随之他又摇了摇头。
是的，他不能自圆其说，我也不能自圆其说。当初，有人把青藏高原称为“魔域”和“生物禁区”的时候，那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任何人都难以在这里长期生活。后来呢，男性们踏进了这块“禁区”，不但住下了，而且在改造着它。没有禁住男人，现在又要禁女人。禁得住吗？
我可以肯定地说：就在这位仓库领导的脚下，昔日埋葬过女人的尸骨，现在仍然回响着征战青藏的女性们的笑声。
女人柔嫩的肩膀与男人一起扛着昆仑山，一起掂着雪水河。从某个意义上讲，她们奋战高原的价值大于男性。她们可以反过来自豪地说：女人到了不准男人去的地方！
在青藏高原上的每一个女人，都是一颗新鲜的太阳，一道美丽的曲线，都流溢着高原人的力度、强度，还有美的诱惑。
人们认识青藏线人是从女人开始的。昨天、今天概莫例外……
这是我和与我同行的几位男士们绝对没有料到的事。不客气地说，这位小姐把我们的心搓得好苦。当然，苦也是一种韵味。
总之，男子汉输了。
她居然悠悠哉哉没灾没病地上了唐古拉山。是爬家门口的那座土堆吗？她仿佛没费什么大劲就飘上去了。5400米啊！山高显神威，她好得意，抡胳膊甩腿的，那神气分明是向我们炫耀：“只有这里才是属于我的世界！”不可一世。
她高兴得要飞起来了，这会儿蹦蹦跳跳地窜上了一座山包，像得胜的将军，眯起眼睛，望着远处日光下长江源头那金箔似的涓涓溪流，然后，像朗诵诗一般大声宣布道：
“长——江——是——我——的——”
拖得久长久长的回声比她的原音还有气势，还自豪。
我们的脸好红！因为这阵子有两位男同志被高山病折磨得躺在山下沱沱河兵站正抽筋哩。其余的先生们虽然上了山，可一个个蔫头耷脑的，走路气短，坐下腿软，狼狈透了！这位骄的小姐叫郑永菊，24岁，某仓库的一位职工，是我们这次“青藏线文学创作笔会”的小字辈，颇有名气的小诗人。郑小姐长得俊气、白净，再配上那适中的苗条个儿，使人很容易想到苏杭一带姑娘的秀美身姿。可是，她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原大地上的乡间姑娘。就是这样一个表面看来难经风吹雨打的女子，竟然接纳了唐古拉山的野气，在这个风雪肆虐的鬼域大显身手，连男子汉都望尘莫及！
更使人难以料到的是一桌丰盛的酒菜也成为拉开我们和郑小姐之间档次的试金石。沱沱河兵站的同志够费心了，把长江源头所能搜集到的山珍海味都弄到了，还特地从沱沱河里新撈了几条活鱼，为我们做了一盆鲜嫩嫩的鱼汤。那扑鼻醇香把满屋子都染得沁心的香。可是，围桌而坐的我们几个男子却食欲不佳，看着那鲜鱼汤就像在内地看到一碟腌罗卜一样。唯独郑小姐操起调羹喝得吱吱带响，使四座大惊。那情景好像八辈子鱼味没粘嘴唇一样。她一边喝还一边感慨：“口福，口福！俺在河南啥时吃过这等鲜鱼！”其他人都成为她名副其实的“陪客”，只能干看、干听她的。小姐很聪明，立马就看出了座邻们的窘态，撂下调羹，端起高脚酒杯，斟得满满的，扬起嗓门说：
“来呀，先生们，不能吃鱼，咱们干杯！”
无人去端酒杯与她相碰，一少力气，二缺雅兴。
天啊，这个小郑她不是在调大家的口味，而是射来了一支“暗箭”：饭菜不能吃，白酒不敢喝，看你们男士还有什么威风可抖？
她要把男人们彻头彻尾地挤垮！
无风哪有浪？她是在报“一箭之仇”哩！
那天夜里，我们住在昆仑山下时，对她说：“郑小姐，唐古拉山是个倔强汉子，最不愿意接收女人的脚印，你呆在这儿老老实实地等着我们返回，一起回西宁吧。”
她先是撇嘴，后是怒视，好一个骄傲的公主！
现在，我们败下了阵。活该。
郑小姐得胜回朝，却没有陶醉，她把我们几个半死不活的高山症患者扔在客房里，自己拿上采访本到藏民家里做客去了。
会生活的人，总是把生活调剂得多姿多彩。
第二天清晨，她创作的一首写在纸烟盒上的散文诗就出笼了——
昆仑山的冰雪情哥疯狂地拥抱我，唐古拉山的缺氧气流吞噬我，戈壁滩的沙石撕咬我……
谁说我是弱女子！
在昆仑山口我捧起一团六月雪，对准了照相机的镜头，那笑，多美，多甜；在风火山中那青石做的路碑上，我摆上10个戈壁小石子，组成的是一幅漂亮精美的图案；在唐古拉山上我右手挽着长江源头，左手牵着黄河源头，很洒脱地走了个慢四步。
谁说我是弱女子！
睡在源头宾馆，我伸手，抓一把的银鳞；低头，珉一脸沱沱河的玉珠，氧气被褥袠着我进入梦海。在海边，我拾了好多贝壳。
谁说我是弱女子！
我饮下的是长江源头的水，它滲进了我的身心灵魂，长江属于我，我属于长江。长江多伟大，我也有多伟大！
……
这就是小郑的诗。
我读了几遍，仿佛捧着一杯好酒。不会喝酒的人，对再好的酒都是敬而远之。我从来酒不沾唇，可是对于郑小姐这“酒”却是爱恋不够。我想，有了这样的好酒，生命准会变得芳香，女人的生命、男人的生命都会变得芳香。小郑，你的芳香在唐古拉山的酒杯之中，男人的芳香在你的项链之中。
但是，我仍然对她有点琢磨不透。她在唐古拉山的表现太出众了，太使人感到意外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任何人的任何栩栩如生的描述都不能使我相信真有其事。
下山那天，我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对她说，你能不能用最简洁的一句话告诉我，你靠的什么神灵能在让一些人腿肚发软的唐古拉山上表现得这样勇敢？
她似乎连想都没有想就回答我：“我既不想伟大，也不想风流，只是想告诉人们，我是一个可以在世界屋脊上站起来的女性。”
我似乎还没听大明白，又问：你能否说得具体点？
她抬头望了望唐古拉山峰巅那一片盖帽的白雪，不紧不慢地说：
“这次出发前，我读了不少有关写青藏高原的报道和文艺作品，总的感觉是，那些秀才们太小看自己也太小看别人了，他们把这块地方写得那么可怕，仿佛除了神鬼可以光临外，人都不敢涉足。我是不信这个邪的。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已经有两代人在这个所谓的“生物禁区”生活、工作。当然，这些‘昆仑山人’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想，我应该到昆仑山去，到唐古拉山去，到喜玛拉雅山去。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我明白了：是一种“精神”在支播着她。但这不是玩命，“精神”和“玩命”是两个不同的内涵，截然不同。有了这种“伊神”弱者可以成为强人，郑永菊可以变得比人们印象中的郑永菊高大。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在沱沱河兵站的那天夜里，郑小姐去了一趟卫生所，据说她是找医生索要治疗高山反应的……
噢，高山反应也在折磨她？可是，我们这一帮粗心的男人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
难道就因为她没有躺倒？只有躺倒才是高山反应吗？
至此，我才真正明白了许多本该早就明白的道理。我开悟了！这个开悟使我想起了许多在高原痛苦拼搏的人。女性们似乎更是如此。
由于苦斗，人生才那么灿烂；由于苦斗，牺牲也变成人们的一种追求。
人站起来了，世界屋脊低了。
郑永菊，你恐怕没有想到吧，你上了一次唐古拉，对我这个“老高原”就有这么多的启迪。真得拜你为师了！
第六节 缺氧的哲理
无水区有一条女人河
——题记
1.唐古拉镶刻着一个女人瘦小的脚印
我站在温泉兵站的旧址上，一种莫名奇妙的惆怅、凄凉咬着我的胸膛。
当年那个兵站呢？车场不见了，小路消失了，山坡上牧民的帐篷也供走了。留下的几间房屋已烟断灶冷，屋前的场子上布满了石头、砖头，还有残留下的一摊摊锈得沉甸甸的灰烬……
高原正午的太阳烧在天上，用她那刺人的射线照着这空荡荡的遗址。我听到了阳光射在地上的吱吱声。卷着雪粒的风不时地从残垣断壁上吹过，呜呜地呼啸着，好像在低吟着一支遥远的歌。
这还是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小镇吗？在遥远而又模糊的地平线上还有那个热热闹闹给人安慰的温泉兵站吗？
六十年代初期，这块山间平坝上排列着两行整整齐齐的像窑洞式的圆木房。清晨，上下唐古拉山的车辆、行人从这儿起程后，整个白天都静悄悄的几乎没有人迹。只有到了傍晚，进出西藏的车辆、旅人又来此投宿时，这里才开始沉浸于每天第二次的热闹喧哗气氛之中。有人称它是雪山新村，有人叫它温泉小街。依我说，它就是个食宿小店——温泉兵站。
可是，现在呢，一切都荡平了，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变成追不回的昨天的月亮。只有温泉河在不知疲倦地吼着滔滔浪声，只有不甘寂寞的冷风在不厌其烦地叹息！
昔日一个热闹非凡的小镇的圮塌，无疑标志着青藏线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遗址不仅是历史的回音，还常常折射着明天的远景。
此时此刻，我的思绪坠入了被风尘淹没了的昨天的画页中：那是一个女人艰难地踏在唐古拉山上的脚步声……
我们这些跑车的司机生活太单调了，一年最起码有十个月的时光是被轮胎碾碎在公路上的。枯燥、寂寞，不足三平米的驾驶室是我们最广阔的天地。何日到头，可以走出驾驶室在无垠的草原上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记不得是一个漫着雪雾的早晨，还是一个吼着狂风的傍晚，我们踏进温泉兵站的食堂突然看见了她——
她没有穿红挂绿，只是一身白净的工作服大褂，很得体，很惹眼，因而使她的身段显得格外周正、大方；人长得并不十分出众，但绝对是属于那种精明、利索的女人，尤其是脸上那缕仿佛永远也抹不掉的笑容，使她具有一种别的女性无法相比的动人的美丽。
在这一瞬间，汽车兵们的眼睛一下子全亮了！他们一个个怔怔地站在地上，不错眼地盯着某一个地方……
她是青藏线上兵站里出现的第一个女性。在任何时候，第一的东西都有一种不可抵挡的魅力！
雪山有了诱人的色彩。
她是个坎事员，也是招待员。那时候，兵站的同志都是做饭、接待兼而干之。每次，汽车兵一进食堂首先看到的总是她，她在忙着为就餐者擦洗桌凳，忙着给大家端饭送汤。她不必问寒道暖，光是那一缕微微的笑容就把就餐者浑身的疲惫、枯燥的心田熨得平展展的。她没有多少话语，她的话语全转移到那双勤快麻利的手上了。
我在这里不能不把温泉这个地方做个简单的介绍：海拔5000米，空气稀薄得即使你攥着空拳走路也气短得像抽风箱。水，在这儿不到六十度就沸开，饭，在这儿也是做不熟就得出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人就是过不了世界屋脊这条“死亡线”而永远地倒在了这里。
她的出现，尤其是她热情周到的服务使这个存在着明显缺憾的地方变得诱惑人了。有个调皮的驾驶员说：我在青藏线跑了五年车，今天才觉得“温泉”这个地名是名副其实的。
完全是言过其词的玩笑话。
她已经在高原战士的心里激起不逝的灿烂。
每天，她都要到兵站旁边的温泉河里去打水，打来的水除了做饭烧水外，还送到车场让司机洗手、洗车、灌水箱。她拎着一桶水吃力地走着，有时不得不把水桶放在地上歇息一会儿，再走。后来，有个司机告诉她：找个扁担去吧，挑水比提水省劲。于是，她又天天挑着一担水走七雪原上，还是显得那么吃力……
我多次看到过她挑水时艰难移步的身影。我总是这样想，她瘦弱的身躯里储藏着惊人的力气！
非常出乎我意料的一件事：我们连里的一台车在唐古拉山半山腰抛锚了，我们几个人鼓捣了老半天也弄不好。天黑了，大家饿得肠子拧绳绳。就在这时，她和兵站两个战士上山送饭来了。她脱下了平时不离身的那件工作服，穿一件花格棉袄，在车灯的照映下显得那样娇柔、瘦小，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同时，我也发现，她的美丽、漂亮因为这身花棉袄而陡增几分。我们这些山野抛锚人心里像燃起了一团火一样的热烈。我们很快就把故障排除掉，与送饭人一起下山了。奇怪吗？原先这车的毛病是怎么也整治不好的！
下山时我们特地腾出驾驶室的一个位子，让给她坐。我们几个小伙子坐在大厢里神侃穷聊。最后我们像发咒似的这样议论：她在高原上是呆不久的，她会很快下山的。
我们一致的想法是：高原这个鬼地方是留不住这样漂亮的女人的！
然而，我们错了。一个月过去了，她没有走。三个月过去了，她还没有走。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她仍然在温泉兵站忙忙碌碌，不辞辛劳地干着活。只是我们发现她的脸变得越来越黑红了，这是高原的紫外线馈赠予她的。
我们放心了。因为谁都巴不得她能长期住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心里话。尽管谁也明白这样对她意味着什么。
汽车兵带着她的盛情在山山水水间奔驰。过祁连、上昆仑。车轮鼓起一阵大风，好不神气。在线上奔忙的司机们人人心里都揣着一个美好的愿望：早一天赶到温泉兵站去投宿。
那儿有静静的、可以酣睡的港湾，那儿有青青的，可以抚摸人心的小草！
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有人打听她叫什么。战士们都不约而同地叫她“大姐”，叫“大姐”比什么都亲，叫“大姐”最能表达当兵的深情。大姐，你好！
她仍然那样悄无声地每天忙乎着，打水、做饭、招待……雪山是她的骨架，冰河是她的情感。
山路虽显得平平缓缓，“大姐”也走得疲惫了。
那是一个清晨，纷纷扬扬的一场大雪把唐古拉山覆盖得没有一条缝，天地间一片洁白。
雪原上，有一个黑点在蠕动，那就是她。她在背冰，冰河冻结了，她一趟又一趟地把冰敲下来背回兵站，好化冰取水。站上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水啊！
那天，她整整背了一天冰。圆木房里都垒起了一座小冰山。这些冰，足够用上二、三天的了。
为啥要攒这多冰？
她的眼圈红红的，对紧紧围着她的那些穿着油渍溃工作服的司机们说：
“我就要离开温泉了，这是最后一次背冰。”
“离开？为啥？”大家七嘴八舌地发间。
“他病了，是高山病，病情可重了，要回老家去治疗。”她说的“他”，是指自己的爱人，兵站的一位职工。当时他已经下山到格尔木住了院。
原来，“大姐”是在站最后一班岗啊！
她就是这样离开唐古拉山的。走的知天流着眼泪，眼圈红红的。她对大家说，她回去后就不会再上高原了，会给同志们写信的。还说，你们都是些苦人儿，没人心疼你们，知冷知热的要自己多操心。又说，希望你们都找一个好媳妇，一个男子汉没有贴着心的女人是不行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她说了好多，好多。不知为什么，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女人一下子有了说不完的话。
那天送“大姐”的人，没有不流泪的。
据说，从那以后，温泉兵站就断了女人。直到这个兵站从青藏线的版图上消失，这里再没有长住过女性。当然，住半天一宵的路过客是有的。人家走时还留一句话：八辈子再也不想来温泉了！
我非常钦佩“大姐”，她把女人瘦小的，却是坚强的脚印，沉甸甸地印在了这个被一些人称为“禁区”的地方。她给高原人干枯的心田里注入了滋润。
脚印，是她的心声，也是一块巨石。
我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郑永菊小姐，她不正是踏着“大姐”留在开拓地上的脚印，才走出了那么轻巧的舞姿般的身影吗？
“大姐”，你现在在哪里？我想你该是小六十岁的人了吧！
2.她应该拥有一座昆仑山
肩膀上的那幅大校军衔，使她平添几分威风。这是目前青藏兵站部最高的军衔。
而她仅是个军医，普普通通的女军人。她凭自己奋斗高原的资历赢得荣誉。
她叫周桂珍，在青藏线上呆了整整35年。19岁～53岁，这是人生中最辉煌最金贵的一段岁月。她把青春丢在了风雪青藏线上。我见到她时，她虽然显得苍老，但很结实，很像个藏族老妇人。昆仑山那缓慢的岁月给她的脸上落下了沉甸甸的痕迹。53岁了啊！
青藏线今天的繁荣是她和像她这样的第一代昆仑人用肩膀驮来的。
1956年，她19岁。在这个富有浪漫幻想的年龄，她作了一次最浪漫的选择，告别了桂林叠彩山下的故乡，来到了最高最远的世界屋脊上。也许小桂珍把这个选择当成了一次最有诗情画意的旅行。你听，她和领导当时的对话：
“小周，格尔木要新建个医院，我们这里要有一批同志去那里。当然你是我们准备要分去的预选对象。但是，你如果在内地已经有了男朋友，就可以留下来。”
“谁有男朋友？羞死了！我去。早就巴望着上青藏高原呢！”这个周桂珍，怎么搞的嘛！本来她明明白白的在西安有男朋友，还说羞死了。只要她哪怕是小声小气的含含糊糊地说一句“我有了”，她就不会分到格尔木的。
领导宣布她去格尔木以后，她才如梦初醒似的问大家：“格尔木？在什么地方？”
谁也说不上来。人们对那个世界太陌生了。
家里听说她要去格尔木，还以为她要出国呢，惊恐了好一阵子。
的确，那时候谁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个地名？再说“格尔木”这名字也很像在外国。她的男朋友和她一起在地图上找她要去的地方，他们的眼睛在青藏高原的角角落落“深翻”了一遍，就是沒有见到“格尔木”三个字。男朋友安慰她说：“没关系，你先去，我随后就跟着去给你作伴。”
周桂珍心里好暖，“这才叫爱情呢！”不过，这话她没说出口，心里默诵着罢了。爱情这东西，意会比言传更有味。亮出来是一杯开水，捂着是一坛醇酒。真的！
她要去的单位就是现在坐落在昆仑山下的解放军22医院。那阵子，医院还不知在哪位设计师的脑袋里装着没出世呢，呈现在周桂珍面前的是一片高高矮矮、错落不齐的帐篷，连一间房屋都没有。内科帐篷、外科帐篷、病号帐篷、生活帐篷、会议帐篷……在这诸多的帐篷中，作为寝室的帐篷大概是最富有色彩了，院长、政委、主任、医生、护士、司机、坎事员全挤在一堆。当然，女同志例外，她们单独集中在一个帐篷里。那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周桂珍在三十多年后给我回忆起当时那个世界的情景时还是那么绘声绘色，那么激动——
女人们总是多事的。当然不仅指她们爱唠叨爱缠绵的天性，而且还指她们的生理，这事那事，今天你来了，明天她有了，男人们是永远享受不到的。真怪，到高原的头一个月，好像一道命令一样，十多个女士的例假全部提前光临。你瞧，挂在帐篷里耗牛绳上的那些专用品，像万国旗一样丰富多彩。虽不雅观，可谁还有心劲顾得了这些？再说女子世界里的摆设外人也看不见。她们忙忙碌碌一天，身上每个细胞里的精力似乎都耗得一干二净，回到帐篷里，脚不洗，脸不擦，倒头就睡，睡下就抽鼾。人乏好困觉嘛！
荒原上的巨风能淤塞住春天？她不信。
一个暴风雪的夜晚，周桂珍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的身子好像离开了地面，轻飘飘地跟着一股什么力量飞了起来……开始还挺悠哉的，很快就像打滚似的乱撞乱碰起来，好疼，好晕！五脏六腑仿佛被颠得都快倾倒出来了！
糟糕！
就在她刚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一瞬间：一切都晚了，只听嘎吧一声，帐篷拔地而起，荒原的暴风雪一下子拧成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扑向她。她失去了平衡，成了漩窝里的中心点……
整个地球好像都失去了平衡。
但是，她的意识非常清醒：抓住帐篷！必须抓住！
时间过去几十年后，周桂珍提起此事，带着明显的不以为然的口气对我说：“抓住帐篷？真有意思！人都快毁了，帐篷有何用？对啦，那时候我们这些小青年的思想非常单纯又坚定：人在，帐篷就在！”
她笑了，笑得十分开心。
她还真行，不晓得从哪来的一股“回天之力”，当时竟然奇迹般的抓住了帐篷的一个角角。
帐篷并没有因为她的撕拽而着陆，仍然拖着她继续“飞行”。速度很快，越来越快。
耳旁掠过震痛耳膜的呼啸声。好像不是风，而是飞机的声音。其实，她从来也没有坐过飞机，她只是猜测飞机就应该是这样的声音。坐在飞机上的人大概就是眼下她尝到的这种滋味吧。
她死死地抓住帐篷，说什么也不松手，绝对不松手。
不知“飞”了多长时间，她被帐篷牵着连走带拽地到了格尔木河边，停住了。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吗？什么也没有呀！比如树木，比如沟呀坎呀什么的，都没有。
直到现在，她也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救了她，才没有使她无休无止地“飞”下去。
她端端正正地落到了河中心。
正是隆冬寒天，又在深夜，昆仑山中的天气之冷可想而知。天地间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周桂珍坐在厚墩墩的冰层上似乎还感觉到冰下面的流水颤动声，那是一种遥远的、不可琢磨的声音，说它来自地球那边也不夸张。听起来很怕人。她想站起来，可是身子怎么也动不得，冻的？累的？吓的？她不知道。
右腿膑骨骨折——这是她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除了痛还是痛，浑身瘫散，站不起来。她只好爬，双手撑地爬行。多有意思，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回到爬行时代生活了一阵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待遇”呀！连她也记不清爬了多长时间，才爬到了河边。原来帐篷也在这儿摊放着，她一把抓住那结了冰的绳索，好像怕它再飞走似的。在格尔木，帐篷是会飞的。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医院来找她的同志这时已经赶到了格尔木河边。
天色大亮。因为雪没有完全停，仍然是二三米外啥也看不清。
直到这时候，周桂珍才明白了一件事：并不是很多人都碰到了她这样的遭遇，胆战心惊地坐了一趟“飞机”，就她一个人被大风雪卷到了郊野。还有，起暴风雪时她也不是在地铺上睡觉，而是在帐篷里值班。
一切都是瞬间发生。她有生以来就坐了这一回“飞机”。真正坐飞机是什么滋味，她从来没品尝过，也不想再品尝了。
二十二医院由小到大，帐篷变大楼，周桂珍是见证人。这个医院是从她的瞳仁里长大的啊！在青藏线上，在中国，有多少这样历史见证人，他们既是开拓者的子孙，又是开拓者的先人。
35年，弹指一挥。
当年的那个19岁的、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的少女，早已被光阴的浪潮冲刷得无踪无影了，时间雕刻出了另外一个周桂珍。此刻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昆仑老人，不，她是一位大校军官。她的两颊被高原的紫外线涂染得红艳艳的，面部浅表毛细血管呈放射状破裂。高原上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一概如此。两鬓的霜斑、额头的皱纹，是昆仑寒风对她的慷慨而殷勤的馈赠。唯有那双目光，那样的有神，那样的自信，仿佛可以看到一切，看穿一切！
残酷的高原磨耗了她的生命，也锻炼了她的生命。她是挺立在昆仑之巅的一位知识型的女性。
像周桂珍这样的同志，在青藏线上是一代人，他们在青藏公路一通车就成为这儿的常住公民。高原自然界的熔炉和几十年来党的春雨般的教育，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十分可贵的，任十二级暴风也撼不动的品德：奉献是无尚光荣的，伸手是非常可耻的！
周桂珍把生命切成无数个整块，分赠给大漠、荒原、山川，使沉闷了千年的世界屋脊响起生命的呐喊。这是对她最好的赞颂。
那年，她以高超的医术和炽热的赤诚把一位藏族老阿爸从死亡的边缘上抢救过来。老阿爸奇迹般的活过来后，连他的亲人们都不相信人间还会有这样妙手回春的“曼巴”（藏语：医生）。老阿爸和家人诚心诚意地从自家的羊群里挑选了50只膘肥体壮的山羊，送到医院，说什么也要周桂珍收下。她怎能收这么沉重的礼物？这是老人的一半的家产啊！
她对老人说：阿爸，你把羊赶回去，告诉牧民们，谁有病尽管来找我，我们是人民的军医，对牧民们24小时门诊。
老阿爸不得不按周医生的话办。他说：羊我可以赶回帐圈，可是，你知道吗，你永远是藏家人心中的女菩萨。
在老人看来，女军医的恩情比山重。
在周桂珍看来，这50只羊比昆仑山还沉。
那天，我和周桂珍闲聊，她对我说：
“如果有一天，组织上要给我立功授奖的话，我要请求在我的立功喜报上画一座昆仑山。”
说完这话，她的脸刷一下变得好红。
我完全理解。她在青藏线上干了35年，没有立过一次功，甚至连嘉奖也少得可怜。她是一个从来不肯出头露面、心甘情愿地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工作着的人。她是和荆棘一起生长的，从不做玫瑰式的梦。但是，昆仑山夜夜都在她的梦里。
虽然昆仑山不是她的专利，但是她应该拥有一座昆仑山。
她又要出发了，去青藏沿线巡诊，走昆仑，跨祁连……
3.鸭儿湖紧紧抱住了女兵
我想到了我当初在高原上跑车时，大家常常吊在嘴边的一个只有我们这些开车人才听得懂的名词：报饭车。
报饭车？
今天的人们和当时的青藏线以外的人，绝对不明白这是何物，就像站在西安半坡村遗址前琢磨一个什么古怪的玩物一样。
冰在雪线，雪在峰巅——犹如高原人都懂得这个最普通的道理一样，其实说穿了，“报饭车”也十分简单：它是整个车队打前站的先头车，每天总是披星戴月提前上路赶到前面的兵站，为行车人员联系食宿以及有关车辆整修的事宜。那会儿青藏公路沿线无电话，也没有发报机，一切通讯联络就全靠这“报饭车”去完成。
这种我们的老祖先不知在什么时候创造出来的通讯联络办法，像接力棒一样一直传递到六十年代我们这些青藏线人的手里。直到六十年代末期，一支女兵像突然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驻守在格尔木到唐古拉山一线的冻土地上。
她们是长驻世界屋脊的通信兵。
“报饭车”的使命从此打上了句号。
我记得很清楚，首批驻进青藏线通信部队的女兵是一个“大拼盘”，来自北京、上海、陕西、河南、四川……那真是男子汉世界里的一个女儿国呀！寂寞、单调的冻土地一下子添了亮色。
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兵在世界屋脊上演的何止是一台戏！她们把歌声、笑语、喧闹甚至哭声贴在了蓝天上……
当通信兵首先要学爬墙、上房、登高。不是吗？高高的水泥电线杆就是她们的操作台，用武的广阔天地。不会爬杆，一切都是白搭。开初，女兵们站在杆下面，仰头望望钻进了蓝天的电杆，一个个腿肚子直歪。这玩艺儿是女孩子干的么？在家时，老人们把爬树掏鸟雀蛋的女子讥笑为“野女子”，那时提起这个“野”字她们的脸羞得通红，恨不得从地缝里钻进去。没想到，现在要把她们推到“野女子”的地位上了。
电杆下静悄悄，一队女兵只觉腿在变软。这时，坎沟下一只地鼠钻出来打起立鼓桩贼头贼眼地望着这死了一样的世界。“我来上！”
随之，一个苗条的身影就蹭蹭地窜上了电杆。
可是，三层楼房高的杆她没爬上一半，就坐了“电梯”，屁股结结实实地墩在地上，裤子扯破了，白白嫩嫩的脸儿被杆子擦破了一大块皮。自然，最疼的还要算屁股蛋子。
她叫刘凤田。
这女娃是值得称道的，她敢在世界屋脊上攀高，是女兵中第一个站在“屋脊”之上的巨人。虽然她没有取得成功。
刘凤田带的这个头把女兵们登高训练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昆仑山下一片红火。她们除了在上班时攀电杆外，下班回到营房里还进行“加楔子训练”：走飞檐、踩墙头、爬树杆……她们疯得都“野”了。
很快，女兵们就练得猴儿精。
乡间佬有句贬语：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一日不教，爬树抓鸟。这是指责猴崽娃们缺少教养胡闹腾。可眼下呢，我们的女兵硬是要有这套猴崽娃的猴本事，要不护线修线就是一句空话。她们学到了，你瞧那一身打扮好英爽：褪了色的工作服紧紧地套住了苗条的身体，装进军帽里的发辫不甘示弱地在帽顶上撑出了两个短橛橛，直直地指着蓝天，仿佛随时准备升天而去。屁股上挎着工具袋，脚蹬脚扣，扛着30多斤重的“线担”。
那真是“飞人”呀，十多米的电杆，双手一抱，两脚一蹬，嚓！嚓！嚓！几下就杆顶上见了！
山坡上，有个牧羊女看得专注，入神，情不自禁地拍着巴掌叫了一声：“兵哥哥！”
女兵们全乐了，乐得前合后仰。乐罢，刘凤田一拍胸脯：怎么样，有人把咱叫哥了，响当当的男子汉！
她们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妆扮，可不，哪有点女人味！两个小妹极不同意刘凤田的表白，反驳她什么男子汉，应该让那些骄傲得鼻子都翘起来的男人们唱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
十足的河南榫子腔，那“男”字朝上挑了个弯，好有韵味！在场的姐妹们开心地笑着，笑得好开心！
高山反应怕人吗？请听听这笑声。
当然，也有哭鼻子的时候，笑声消失了，只有狂叫的风雪在怒吼着……
柴达木盆地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格尔木以南通往昆仑山的路上，一束米黄色的手电光像一粒米豆一样把漫天旋转的风雪钻了一个洞，摇晃着，移动着，闪闪，停停；停停，又闪闪，仿佛是一丸凝固了的冷光，朝着昆仑山方向渐进。高原的夜色在风雪里旋转着，人心惶惶。
通信一连副班长、上海姑娘何义恺带着新兵王海英已经在茫茫雪原上踏雪跋涉地走了近两个小时，还没有查出线路的故障出在哪里。她俩几乎是一根电杆一根电杆地查寻着……
风雪昆仑夜行人，天畔犹有踏雪声。
风啸，雪狂。电杆晃悠，电线摆动。
故障点找到了。何义恺站在杆顶上，嘴里呛满了雪，胸腔好塞闷！她抱着电杆足足喘息了五分钟，让腹部那仿佛已经错了位的各种器官得以镇静后，才开始工作。这高山缺氧地区，爬一次电杆等于上了一座山，身体和精神都要承受高山反应的无情袭击。顾不得更多了，她朝杆下的王海英喊道：“给光！”
没有动静。
她又大声喊：
“海英，捻亮手电！”
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何义恺发毛了，她猴儿一样三爬两跃地跳到杆下，一看，王海英冻得昏倒了，她又一连呼叫几声，也没有答话。她把海英紧紧抱在怀里，解开衣扣，尽量让自己身上的体温多给海英一些热量。她知道，这个才17岁的小妹妹像自己一样从小长在水乡江南，从来就没见过下雪，现在要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干活，还能不冻坏？
何义恺紧紧地搂抱着王海英在雪山上整整坐了一个小时，她的体温终于把海英暖醒了。海英慢慢地睁开眼睛，当她明白了怎么回事后，热泪盈眶地说：
“义恺姐姐，今晚要不是你，我早没命了。我昨天还收到爸爸的信，他说部队是个温暖的大家庭，这里有母爱，也有姐妹情。义恺姐姐，只一夜之间，这些我全得到了。”
何义恺这时想到线路上的故障还未排除，便说：“咱们留着这些话题以后再扯吧，现在还得赶紧修理线路。”
说罢，她就像猴儿似的，爬上了电杆。
风雪一点也没有减弱，大地仍然在暴风雪中颤抖。杆顶上传来何义恺的声音：
“海英，给光！”
一束摇晃不定的光亮射到何义恺的手上，这是一丸凝固了的冷光，这是一颗停滞了的流星。不，它是风雪昆仑之夜的一朵热浪。
在这全国万家酣睡的深夜，它醒着，它是昆仑山夜的眼睛。何义恺、王海英，这军营两姐妹醒在亿万亲人的甜梦中。
风，还是昨夜的风。雪，还是昨夜的雪，今晚只是多了这束亮光！
忽然，扑来一阵风雪，踩在何义恺脚下的电线大弧度地摆动了起来，她的脚落了空，身子失去平衡，栽了下去！
幸亏有保险带拦着腰，她才没有落下杆，只是头朝下，悬吊在空中……
这就是通信兵女战士的野外作业生活，几多苦涩！几多危险！
冷峻而严酷的考验给了女兵们最丰富的情愫。她们狂热地爱着高原，爱着生活，爱着同志。
苦到了极限便是乐园。姑娘们终于在一个中午找到了爽心、美丽的休息地方——鸭儿湖。女兵们往湖边一站，一路跋涉带来的劳累、饥渴、风尘以及心理上的枯燥、烦恼就撂下了一大半。
湖水紧紧抱住了这些女兵。
鸭儿湖是昆仑山下的一颗明珠，镶嵌在柴达木盆地察尔汉盐湖旁边。人们简直难以相信这儿美丽的程度：时值夏天，瓦蓝瓦蓝的晴空穿透湖水沉入湖底，整个湖水像撕下来的一片柔柔蓝天。四周是碧绿的芦苇，一群群野鸭还有叫不上名来的水鸟，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嬉水、追逐……
这是人间还是天上？
荒凉的大戈壁真有这么一幅美景？
女兵们馋了，疯了！她们放下脚扣、工具袋，把无檐帽往地上一甩，忘情地扑向湖边，扑鲁、扑鲁，先美美地喝上口水，然后洗脸、洗脚、梳头。更有胆大的女性索性脱了外衣，像鲤鱼跃龙门一样跃入湖中……-
反正这儿没有男人。
湖边，水声一片，笑声一串。
鸭儿湖是一面大镜子，映着姑娘们那被湖水洗得红扑扑、粉嘟嘟的脸庞，还有那脱帽后露出来的长长的辫子。要知道这辫子被禁锢了多少日子了，现在才自由自在地显露出来，还了女儿妆！
这时候，只有在这时候，这些女兵们才知道自己已经好久好久忘记自己是个姑娘了。疯惯了，野够了，该回到女儿国里来尽情地享受一番。
多呆一会儿吧，再多呆一会儿。让自己的身子和脸庞在湖面上就这么静静地映着，映着……
姑娘们真不想离开鸭儿湖了。
不知是谁大声喊了一句：
“咱们就在这里开饭吧！”
于是，女兵们七手八脚地忙着支锅、点火、开罐头……一队水鸭从湖上面飞过，它们衔着湿漉漉的一串歌声，落在了湖的对面。水鸭们歪着脑袋看着女兵，它们是想和姑娘们对话吗？
4.一个女军人和一个未出生的小公民
有时候，探索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你还不一定就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我对杨蕴芳的采访就是如此。
七十年代中期，她作为青藏线上英模人物的代表，进京参加了总后勤部召开的表彰大会。随着她双手接过总部首长颁发给她的奖状，杨蕴芳的名字一下子在青藏高原以外的地方传颂开来。许多人都知道昆仑山下有个二十二医院，二十二医院有个全心全意为高原军民治病的好“曼巴”。
那年月，“全心全意”这个近乎极限的词，可以信手安在任何一个被认定的先进人物头上。但是，每个人诠释它的内容是具体的，各不相同的。这种诠释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能有多少？那么，杨蕴芳对这四个字的诠释是什么呢？
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探索她的内心世界的。但是，我的良苦用心以失败告终。
杨蕴芳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得紧紧的，不留一点缝隙给我。撬得开的，是铜墙铁壁，炸不开的，却是她的心。她总是以一种一切都平凡得再不能平凡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要给她树碑立传的人。你如果认为像她这样的女同志能够在世界屋脊上站住脚，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她会马上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当时，我真拿她没办法。
她为什么就那么冷漠，甚至冷漠得有点超然？我不得而知。我不愿去狠狠地敲打，秘密锁在她的心房里啊！
这件没有答案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于我的脑海。不过，很快我就把它淡忘了。二十年后，在我重返高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又接触到了杨蕴芳的事情，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她当年的“冷淇”、甚至“超然”是一种强力的忍耐。
超然也是一种忍耐。对我来说这是个新发现。这是二十年采访一个人换来的明白啊！
那么，杨蕴芳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诠释来体现“全心全意”的呢？
那是母亲的血的代价，儿女的生命的代价！
抗争的女人，在泥泞的雪路上吃力地爬着，爬着……
那一年，格尔木至拉萨的地下输油管道的施工正进入白热化的关键时刻，当年年底要通油到拉萨。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最关键的一步棋是看工程部队能不能打通地球之巅的唐古拉山。为了保这个“关键”，工程指挥部、后勤保障单位以及上级机关的工作组都上了山，实施现场指挥，面对面解决问题。杨蕴芳作为医疗队队长也带着一支小分队上了山。她34岁，几个队员均是她的小妹妹。她们是唐古拉这个雄性世界里唯一的女儿国，她是“国王”。她知道，她的医疗队在这里巡医会进到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她和小妹妹们有个搣不动的心愿：唐古拉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照样可以占有它。
山上集中着数千名施工的指战员，他们为了打通这世界屋脊上的冻土层，不分白天黑夜、不分节假日地干着。杨蕴芳和医疗队的同志们从一清早就上山巡医，日落西山才归营。回到山坡上那挂着红十字的帐篷里，她们仍不能休息，因为许多“轻伤不下火线”的同志只有在这时候才舍得拿出休息时间来瞧瞧病。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闲人”：他们什么病也没有，却要蹭到医疗队的帐篷里来看看“景致”。唐古拉山上唯有这儿有女人啊！
从某一天开始（当然谁也没有记住是哪一天），来医疗点上闲瞧的人突然多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多。他们发现了什么？
杨蕴芳的肚子。
她那一天天凸起来的肚子……
怪事？
与此同时，医疗队的妹妹们也注视起了杨队长。不过，她们关注的不是她的肚子，而是高山反应。
说起来好生奇怪，上山后大家都有高山反应，可最多十天半月也就过去了，适应了。杨队长呢，却一直过不了关，还有点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天，她巡诊回来一进帐篷就呕吐不止，弄得满地都是呕吐物。
一连数天如此。
她没有给伙伴们说是怎么回事，也不休息，照旧坚持每天上山巡诊，工作干的不比别人少。大家的疑问也在加重。
这天晚上，杨蕴芳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又是呕吐不止，满帐篷的人都被她惹得心里直泛酸水。军医魏丽芳终于忍不住地问她：
“我说队长，我要给你号号脉了。”
说完她就去抓杨蕴芳的手，杨不让，想极力挣脱。魏医生一声招呼，早就对队长疑窦横生的几位队员呼啦一下全上来硬是按住了队长的手腕。
魏丽芳摸脉是摸出了名的，谁不知道？这时她给杨蕴芳摸出了名堂，吓她一大跳：
“唉呀，我的老姐，你怎么包得这么严，给谁都不说？”
杨蕴芳勉强的笑笑，不说话。魏医生哪饶过她，紧追不放：
“告诉我，几个月了？”
杨蕴芳见无法隐瞒，只好从实“招供”：自己有身孕已经四个月了。但是，对自己的事她不想“扩大战果”，便仍然以一个队长的身份与威严对身边的几个妹妹说：
“这事你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可不许往医院里捅，记下了吗？”
“这可不中，你这个决定俺们不能执行。这五千多米的地方严重缺氧，你不要命了，也得替未出世的孩子想想。反正你是一天也不能在山上呆了！”
是的，严重缺氧导致流产、胎儿发育不良，当医生谁还不懂得这些？
热心而有主见的魏丽芳再也不顾队长的反对了，她要不受任何干扰地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行事：一方面让下山的人给自己的爱人捎信，快托人带些保胎药上山来；另一方面毫不迟疑地把此事报告给了医院领导，让组织上调杨蕴芳快快下山。
然而，她白忙了。就在她紧三火四地做工作要保住杨队长可爱的第二代的时候，杨蕴芳已经流产了……
唐古拉山，你有罪孽，一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在你的怀里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你吞噬的生命不少了。但是你无论如何应该饶过这个小生灵。他（她）是我们的明天啊！扼杀明天，不管是谁，都是罪该万死！
山上的风雪在放肆地吼叫着，它似乎不仅要把山抬起来，好像还想把地球掀翻。那不是每亲在哭泣婴儿——母亲是个坚强的军人，她不会流泪；也不是婴儿在呼唤母亲——婴儿已经夭折，他（她）没见过母亲是什么模样。
暴风雪呀，难道你要吞噬掉人间一切生机吗？
杨蕴芳，你34岁，结婚15年了。你还没有做母亲。这已经是第三次流产了……
1970年，她怀孕两个多月时，为一位难产的孕妇做剖腹产手术，产妇渡过了险关，她自己却流产在手术台旁。
1973年4月的一天傍晚，她不顾大家劝阻，硬是到戈壁滩去抬粪种菜，使一个发育才三个月的小生命“流”在荒郊山野……
杨蕴芳，你何时才可以享受到母亲的幸福？
地下输油管道这一年年底通油到拉萨。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在世界屋脊上修起了被西方人称为“中国苏伊士运河”的地下输油管道。
然而有谁知道，这条运河中流淌着一位女军人的血，她以三个亲骨肉的生命换取了这本不仅仅属于她的高原风景线。
5.缺氧与长寿者之间
面对这位生活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的百岁寿星，我的心中涌满惶惑之感，不知如何解释我所遇到的他以外的那些人和事。难道他的存在，要把青藏线人艰辛而痛苦地在缺氧区挣扎、有的甚至献上了生命的现象否定掉？当然包括我创作的这部系列报告文学。
冰块在春的河流里缓滞地流动。
我的记忆的大书里夹着一页页发黄的昆仑书签，虽然发黄，但是它比秋天的太阳还火辣；现在又夹进了一页像岩石一样坚硬的书签，虽然像岩石，但是它像夏夜的月亮一样金黄。
寿星叫次桑，藏族牧民，家住西藏那曲地区当雄乡扎珠二村。我第一次听到一位战友说起他是在1988年，他已经106岁了。老人的刚强、豪放全都集中在那张脸上，他的脸结实得放射着一种黑里泛红的浑光。是唐古拉山的一块岩石，是埋在沙漠里数十年硬而不朽的柽柳根！他坚强并不冷漠、宽厚并不失态的脸上每时每刻都浮现着仿佛用手可以掬起来的笑容。他讲话思路敏捷，口齿清晰，只听声不见人，完全不会想到会是106岁老人的声音。
听，好洪亮、凝重的嗓音，分明是从钢板上敲出来的：
“我们这个地方有人叫它‘无人区’、笑话，我们不是人？没有到这里来过的人总是把它和荒凉、恐怖连在一起。也难怪，历史上曾经有好多进来探险的人，但是他们很少有人生还。所以，直到现在有的人提起我们这块地方还胆颤心惊。如果有谁问我，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西藏。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生活得很滋润，我对这块地方爱还爱不够呢！我家乡的美丽你们可能在银幕或照片上已经领略过了。你看，整片整片的草场都是绿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梅朵（藏语：花），虽然我有许多叫不上名字，但红艳艳地开在我的心里。小溪潺潺地穿过草原，白云一年四季都像棉花一样堆在蓝天上，周围的山随季节变幻着色彩。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闲暇无事的时候总爱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觉得自己和这山山水水融到一块儿了……”这是一个生活在海拔四千多米地区的人的感受吗？我听得入迷了，仿佛置身于人间的一个小天堂里。
老人给人们叙述完他的感受，便跪倒在草地，面对没有寺庙的冰峰，开始了他的祷告……
世界屋脊上到处都视氧如金。人们为了活命而在挣扎，在拼搏！
然而，硬是有人爱这个“缺氧”，爱这个“高寒”，爱这个“禁区”。
我又想起了一位女性。
她在昆仑山下格尔木的军营里服役十五载，后来又调到拉萨一个军事单位工作了几年。奇怪，拉萨的气候、环境按说要比格尔木好得多，她却是很不适应，吃不好睡不好，无奈她只好又调回格尔木。好啦，一切都回归正常，饭也香，觉也甜。
她说，我是哪里艰苦哪里能安家。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心话。
前年，我们在北京街头邂逅相遇，我简直不敢认她了。她的脸有点浮肿不消说，令我吃惊的是怎么显得那么苍老？眼角呈放射状有一束皱纹，虽然浅浅的，但显得很古板。还有，鬂角的几缕白发给她增添了几分忧愁。
她刚四十岁出头啊！
她把体温留在了雪山，把英姿献给了高原，把青春染在了戈壁。
我握着她那粗皮暴起的手，心里颤栗着。她告诉我，她已经从高原调回来了，在内地某城市一家医院工作。我为她高兴，她付出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吃了那么多的苦，应该回到内地来。
谁知，她摇了摇头。
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起来。就在长安街上的一个酒家。我们都不会喝酒。
“我不应该回内地，青藏高原是我永久性的岗位。”她说得直接了当，也很认真。
“为什么？”我大为不解。
她说，调回内地已经快一年了，没想到，身体就是不适应内地的气候，头晕，呕吐，高烧，气短，吃不下饭……就像当初她从内地乍到高原那样不适应。她跑遍了城里城外的医院，哪儿也治不好，都说她这病太怪，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不，眼下专门跑到北京来求医。
“怎么样，有结果了吗？”我有点急不可待。
她摇摇头，接春说，首都的医生就是医术高明，他们找到治好我的病的办法了，也是唯一的办法，这就是：把我再送回到高原去。
“有这样的医生吗？”我掉进了五里雾中。
她说，我在高原缺氧地区已经生活习惯了，20年啊，是娇小姐也被昆仑山的风吹成藏家牧女了。
“我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怪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她倒蛮想得开的，“有人把这种奇特现象称为‘醉氧醉氧’，明白吗？氧气缺了是好事，氧气多了反而招来祸。我就知道高原上不少同志患这种病，前几年上级照顾一位在高原工作了近30年的老同志到内地的部队工作，不想，醉氧症折磨得他无法坚持正常上班，几乎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后来他退休回到高原去休息，啥事也没有了，身体很好。你可能在西宁兵站干休所看到了吧，那儿住着许多老高原，按说他们退下来后完全可以回到内地去度晚年，可就是适应不了内地舒坦的环境，只好在高原上熬着。”
我沉思着，心情异常压抑。我有好多话要说，但半句也说不出来了。醉氧？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对青藏线上的人却成了累赘、祸害。谁会相信有这种事吗？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她也在沉思。
我俩好久无话。
我替她的命运担忧，问她：“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她喝了一口酒，我也喝了一口。我俩都木会喝酒。
话匣子打开了。酒是“催话剂”，是媒介。
我俩在小酒家谈了好久，好久。悲悲切切，喜喜忧忧；苦中含乐，美中有怨。总之，希望没有失落，大路还在山中。
从酒家出来，已是满天星斗。我们都有个心愿：应该再回到青藏高原去，潇潇洒洒地生活几年。
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段最金贵的岁月留在那里的雪山崇岭间。
我不由得想起了百岁寿星次桑。望着她逐渐消失在月色里的背影，我想：此刻，次桑呢，他还是那么平展展地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吗？我遥遥问他：次桑老人，你知道什么是醉氧的滋味吗？你最好离开那缺氧区来一次京城，或内地别的什么地方……
我听见次桑老人在遥遥回答：不，我哪里都不去，我的天地就在青藏高原，缺氧就是我长寿的奥秘！
我爱昆仑山。我爱唐古拉山。我爱喜玛拉雅山。
因为我不仅从地图上看过这一块块赭红色岩石似的颜色，还因为我的双脚曾经踏过这山的热烘烘的胸脯和硬朗的肩膀。这里有苍松翠柏构成的密厚的围墙，也有云朵一样的灵芝、雪莲；有彪悍的背杈子枪的猎人，如大山具有高踞太空的宇宙之力，还有女性柔软的双脚在冰冷的山脊上描出来的美丽得像梅花瓣一样的图案。
山的这个世界太大，丰富的哲理蕴含在山里面。一座雪山，一个风格，千里昆仑，锦绣群雕。火山虽然变不成雪山，但雪山的腹部肯定包容着发烫的岩浆。
我走上昆仑之巅。山低了。人高了……
第七节 爱情失衡以后
我要你整坛酒，不管它甜醇还是苦涩。
——题记
6.现实与历史镜头的重叠
昆仑军营里的男子汉思念女人的情形带有野性的狂癫。假如女人是小岛，这些狂热的男人便是围着小岛的沼泽地。
从男人的视角看女人，注定更真实，更富有色彩。
我在这里要写高原男军人的爱，对女友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女兵的爱。不管谁的内心，都会珍藏着爱情的魔盒，这秘密的核心也许只有两个字：女人。
正是青春的驼铃摇响了求爱信号的年龄，他们告别了花红柳绿的内地，来到孤寂、荒漠的高原，面对着一片爱情饥渴的沙漠……
夕阳，是一颗泪滴，溅起了夜的相思。此刻，高原上的风也在寻找着爱的请柬。
那天夜里，在西宁招待所我和一位大校同志闲聊，海阔天空，无所不及，话题触及跳舞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这里从来不组织舞会。”他说。“岁什么？”我问。“过了日月山，母猪赛貂婵。”
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瞬间，他忘了自己肩上那块金丝编织的黄牌的分量。一位堂堂的大校军官，怎能口出此言？如果是站在他的部属面前，这种话是要污染军心的！
他知道我明天要翻过蕴含着文成公主传说的日月山上青藏线了，便以此“物”赠我。开玩笑！这句酸溜溜的话我在二十年前就听说过，今天重新灌耳不仅仍觉苦涩，还有一种凄惨之感。昨天、今天以至明天，这个现实恐怕是谁也抹不掉的：女人不去的地方，男人是要发疯的！
没错，在日月山以西女人实为罕见，就像要在北京、上海难得见个骆驼一样稀贵。
果然，我一到格尔木这话就得以验证。
接待我的是另一位大校，我俩都是六十年代初就一起在青藏线上当兵的老战友，当时我开着“大依发”牌汽车跑拉萨，他在偏僻的五道梁兵站当加油员，整天攥着油腻腻的油枪吱吱吱地给我们的汽车灌着动力。一次，我的车拉了几个进藏演出的女文工团员，那小子看得迷神了，油箱里的油都溢出来了他还在灌，慌乱之中拔出油枪，却忘了关住闸把，弄得柴油四处飞溅，喷了女文工团员们一身一脸……这是往事了，小小丑事一桩。现在，当年的秃小子出脱成了大校军官，当上了兵站部的领导。我们交情蛮深，彼此说话从来不设防，十分随便。我问他：
“伙计，还留恋五道梁那段生活吗？”
“球，不值一提。娃娃们的事了，现在老啦，没那份心劲了！”
他显然明白我的所指，不在意地说着。
“今晚是周末，你也别写了，我也不钻了（指打扑克钻桌子），咱们找个地方风流风流。在北京可玩的地方很多，舞厅、酒家挑着去。咱这儿不行，享受不到你们那些高雅的待遇。青藏线人一入夜日子就难熬了，过去是白天兵看兵，夜晚看星星，怪凄惶人的。现在呢，略有改观，晚上可以看看‘景致’了，这不仅局限于在格尔木。”
看景致？
大校指了指旁边一家驻军医院内一处灯光耀眼的广场：“呶，那不是吗？看看去！”
我寻思，所谓“看景致”无非是句玩笑话罢了，便没在意，跟着大校往前走去。
他显得很活跃，话也稠密，像是一只老羊在黑房里关了好久，现在冲出来到了广阔自由的草滩上，快活极了。他说：“周末，在咱格尔木两件事最兴盛，也引人，一是看景致，二是钻桌子。对我，还有一桩美事，这就是周末的晚餐——煮土豆，那才叫好菜呢！”
说毕，他放声大笑。
我知道，他是甘肃临夏人，大家都叫他“甘肃土豆”，离开土豆是活不了命的。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有点沉重，遥远的青藏高原上，人们在紧张的一周工作以后，是怎样的在夹缝里度过这个渴盼已久的周末？
格尔木城慢慢地被夜色所笼罩。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仍然很繁忙，那扇形的灯柱不时地在小城夜的腹部闪烁，我们不时遇到从昆仑山方向驶来的汽车，嘎吱一声刹在我们的面前。车刚一停就从大厢里跳下来几个穿戴整齐、利落潇洒的小伙子。他们和我们走在一起，很客气地打个招呼，便夺路而走。小伙子们小跑着涌向医院，身后留下了一缕淡淡的美容霜的气息。
大校说，你看他们全是穿便衣的不是？其实都是军人。军人？我有点诧异。
是的。而且都是战士。大校说话的语气十分肯定。
我吃惊了，高原上的战士真帅！我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看景致”八成与这些从昆仑山下来的战士有关，便留了个心眼，暗暗地点了个数，我们从招待所到医院的门口顶多走了十来分钟，先后有五辆汽车停下，跳下了十四个“便衣警察”。这当儿，我身后的公路上又响起轮胎磨擦地面的刺耳声音……
一阵爽朗的笑声从前面传来，我抬头望去，正是刚才亮着灯光的地方簇拥着密密匝匝的人头。噢，那是个篮球场，一场球赛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笑声、掌声、起哄声不时地暴起，在夜空里旋转、荡漾开来。
我们快步走上去，站在篮球架下，大校指指球场两边的观众，说：
“你看，男左女右，分庭抗礼！”
我看了看，可不，北边是清一色的女士，她们穿得花花绿绿，好不惹人：款式新颖的连衣裙、各种颜色的花衬衫、贴身合体的女军服……我真不敢相信，世界屋脊上的昆仑山下还会有这么一个多姿多彩的小天地！
南边，那些小伙子们显得精神焕发，跃跃欲试。他们成排成队的站着，一会儿拍手，一会儿起哄。不知是挪位想出人头地的小伙子不时地吹着口哨，那哨音像从云头上传下来一样遥远、锐亮。我看见刚才从汽车上跳下来的那十来个青年人满脸挂汗地挤在人群里……
女人的存在因为男人的出现而格外辉煌；男人的潇洒因为女人的抬举而更加诱人。
这就是辩证法吗？
“女儿国”和“男子汉世界”此刻在这个篮球场上得到了最和谐、最得体的统一。
球场休息。南边的观众终于忍耐不住了，终于有一位不安分守己分子扬起了能震落星星的嗓门：
“北边的小姐们，来上一个好不好！”
这个男高音引出的是一阵掀天吼地的附和。
对面的女性们开始只是捂着嘴吃吃的笑，谁也不响应“来一个”。后来，男子汉们逼得越来越紧，一次又一次地加油，女士们感到再用笑声牵应付太降低身份了。时势造英雄。只见一个女兵站出来，举起胳膊，把拇指和无名指一捏，说：“咱们唱《你可听见妹妹的歌》！”
她起了个头，女伴们就跟上唱了。有的不会唱，被她硬拽着哼哼：
武警哥哥守哨所，
你可听见妹妹的歌？
溪水带着妹的问候，
唱一曲祝愿的歌。
……
大校笑盈盈地说：“得！小伙子的目的达到了。只要女士们开了口，就别打算休息。”
我听出点味了，他所指的“看景致”大概就要在这儿揭底了。
大校给我讲起了这里面的原因……
弄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孤独、寂寞的青藏线人突然开悟似的萌发了一个想法：高原以外的世界早就进入了“卡啦0K”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地鼠一样成年累月地悄不声地在高原上生活？难道青藏线人就配夜夜在这没有电灯的土屋里蒙头大睡？走，到“小上海”过周末去！
“小上海”指的是格尔木。这个连内地的县城都不如的小镇由于出现在荒漠的戈壁滩上，身价翻番提高。
从一轮架在雪山进口的夕阳扫播着高原迟迟不肯沉没的某个黄昏开始，驻扎在上下昆仑山公路沿线的战士们，像冲破栅栏的山鹿一样涌向格尔木。格尔木，是他们向往的天国。这是不是意味着青藏线军人的又一次解放？
漫漫四千里公路，除了拉萨，就数格尔木最风流。这里有不夜城里的霓虹灯和飘散在霓虹灯下淡淡的、浓浓的女人的发油味、香脂味……
兵们在扑向这个彩色的夜世界之前，对自己精心地进行了一番“设计”：脱下了军装，换上了在内地早已过时而在世界屋脊上则刚刚时兴起来的那种甲克；皮鞋也是那种在箱底压了好些年，只有每年回内地探亲时才穿出来的，从军需股价拨来的军品黑皮鞋，自然，头发上也要上些油、脸上也要涂一层霜……
开初，他们像夜游子一样在格尔木城里晃悠，就是见不到他们想看的人：女人。他们没有失望，照样每个周末都下来。要知道，每次搭汽车不容易呀，从星期六的午饭后就开始站在公路中间拦车。可是有些司机真他妈的缺徳，不停车不说，还冲着你一直开来，等到保险杠快挨着你了，猛的来一脚“急刹”，把车停下，头从车窗伸出来，大骂一声：“你他妈的还要命不？”然后，吐一口唾沫，挂上档走了。后来兵们学精了，手里拿着几个大团结摇晃着拦车，真管用，没有不停车的司机。见钱眼开，偏僻的青藏线上也没逃脱这个“公理”。
代价啊！这个周末过得能轻松吗？
说起来还真得感谢格尔木的女士们，包括驻军医院的医护人员。终于有一天她们揣摸到了这些兵们寂寞的、渴求色彩的心情，不知是哪位勇敢者最先把自己打扮一番，出现在兵们的面前。有了带头人，就会有跟随者。“女队”在迅速的扩大，像滚雪球一样，在周末的小城里“散步”……再后来，双方没有任何相约，就把“场地”挪到了驻军医院的篮球场上，那儿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进行友谊赛……
理解！难能可贵的理解。高原上的女人最能理解高原上的男人；高原上的男人也最能知道高原上的女人的圣洁。
他们以纯朴而珍贵的情感尽情地驾驭着昆仑山漫涨的夜潮。无疑他们也是敢把一切污秽踩在足下的战士。
我和大校颇有兴趣地看着这只有在昆仑山下才能看到的“景致”。它不是蒙古族的那达慕，也不是苗族的踩山节，更不是傣族的泼水节……它就是青藏线上的兵们在军营外搞的一个“相思会”。
篮球赛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或者说尽管球赛仍在继续，但是观众已经无心看球了。他们在拉歌、唱歌。有意思的是：男同胞们以绝对的优势夺去了拉歌权，女士们只有招架之力而没完没了的唱歌，唱歌……
看着这情景，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历史镜头——
五道梁兵站。六十年代初某年的最后的一天。
夜幕笼罩着寂寞荒野。鹅毛大雪像撕不断的棉絮飞飘着，似乎要把可可西里草原埋没。
一片丘陵地上悄然卧着几排半埋在地下的油毡帐房。毡房前后的雪地上没有人迹，每间房里都亮着昏黄的煤油灯。雪的映衬给这米黄的色调罩上一层耀眼的光圈。
兵站院内靠东南角的一间油毡房里住着两位到高原演出的女演员。这两个“仙女”的下凡，使昔日此时早就一片漆黑的地方，今夜变得灯火通明，小伙子谁也不肯睡觉。
五道梁兵站是青藏公路沿线最艰苦的兵站之一，这个位于昆仑山和风火山之间夹缝地上的兵站，海拔4700米，气候极为恶劣，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最冷的时候气温可到摄氏零下四十度。水源奇缺，做饭都要到上百里外的地方担冰化水。过往的车队不到万不得已不在这儿停留。站上布置的一间女客房据说从来没有女人住过。
女人不到这儿来呀！
可想而知，今晚这两位会唱歌的女演员会把多少男人的心涛拔乱，从而招来一场完全预料得到的轩然大波。
全兵站的窗户都闪烁着灿灿灯光，那是一双双瞪圆了的眼睛啊！它们在渴求春风的爱抚，期待夏雨的慰藉。
几个大胆的战士终于走了出来，向那间毡房靠近。雪地上留下了一行洁净的脚印。
一群战士跟了上来。
没有比理解更能使战士们得到不仅仅是安慰，而是促人奋进的力量了。两位女文工团员从毡房里出来，笑盈盈地邀请大家屋里坐。外面太冷，里面有火炉。这是真心话。但是没有一个人进去。那儿毕竟是一个在世界屋脊上难以看到的另一个世界呀，怎敢轻易涉足。
不敢进又不愿意退，就这么僵着。
有个战士悄声说：“欢迎二位给我们唱支歌。”
“可以呀，请进，请进。”她们再次邀请。
“不，屋里太小，我们人多。”
可不，黑压压的人头已经把毡房围得水泄不通了。女文工团员们受感动了，这是战士们对她俩的信赖啊！
“只要同志们愿意听，我们就高兴唱。”
这话太中听了。毡房周围响起无法遏制的掌声。雪水河里的浪头何时这么暴响过？
她们脱掉皮大衣，活泼得像两只小鹿一样站在大家面前。军装就是演出服，金边肩章闪着豪光。一曲《敖包相会》，一曲《歌唱二郎山》，一曲《三杯美酒敬亲人》，一曲《十送红军》……
唱完一支，掌声四起；掌声暂息，歌声又起……已经分不清是独唱、合唱、还是二重唱了。悠悠的歌声振荡着昆仑山。
唱者不累，听者不厌。
战士们一点也不饶过这两个歌手；两个歌手恨不能把会唱的歌儿都倾撒在昆仑山里。
谁也不知道月儿什么时候悄悄地从东天移到了西天。
怪！飘着雪花的夜晚怎么冷不丁有了月亮……
第二天一大早，战士们爬出热乎乎的被窝，在兵站门口两侧排成长长的队伍，欢送两位女演员，今天她们要乘车去格尔木。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的面。冰冷的高原风把战士们热乎乎的脸庞吹得古板、麻木，好像他们已经预感到今天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
女演员始终没有出毡房。自发欢送的队伍乱了……后来，兵站的管理员出来恶狠狠地说：
“还等个啥？都是你们捅的漏子，把‘娘娘’给弄病了，两个人一双发高烧说胡话，医生正给她们打吊针呢！”
战士们全都“瓷”起来了，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像做了贼一样可怜，像杀了人一样恐慌，谁也不说话。
又下雪了，满天是碎纸片似的雪沫。那是老天爷的泪珠吗？
整整三十年。
没有一条小路不被折断，没有一朵鲜花不被吹残。然而，今天的故事和昨天的故事为什么那么相似？现实与历史重叠了。是喜还是悲？我在思忖着。
也许我是从昨天的五道梁走过来的，今天格尔木的这个场面才那么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我没有任何责备我们战士的意思，他们像昆仑山巅四季不化的积雪一样圣洁。他们大都十八九岁，最大的也就是二十岁刚出头。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啊！
我仍在思忖。
一个个问号睡在我心田，挠着我不安然。渐渐，那问号从我心中站起来，爬出我的眼眶，两行泪迹……
大校还在那儿笑着，很开心。他没有老，还是二十多年前握着加油枪的那个兵……
任何一个新故事的诞生都是从历史的旧迹中演变而来的。历史不会消失，社会却向前迈进。1987年，西藏、青海两省（区）政府授予青藏公路“文明运输线”的荣誉称号。我对大校理解了，对青藏高原上的男兵女兵都理解了。
7.“幸福院”里苦涩泪
凉秋未至，格尔木路旁杨树的嫩叶已过早地调零。燃烧了一个夏天的太阳，被秋风摁在池塘里淬火。我来到幸福院。
千万别误会。这个坐落在昆仑山下的“幸福院”绝对不是内地那种聚集着无依无靠的老人们的幸福院，而是管线团官兵们度“七夕”的临时场所。
管线团是个“游牧部落”，整个团队分成若干个小分队驻守在四千里青藏线上，管理着地下输油管道，使西藏前进缺不得的汽油、柴油、航油等源源不断地、安全地流向拉萨。小分队是不能携家带口的，所以军官们的家都安在格尔木的大本营，他们像没有钟点的戈壁黄羊群一样时断时续地回到草地——格尔木探妻，有时三月半年也难得见上一回妻子儿女的面。不少妻子望着六月盖着白雪的昆仑山感叹：“我们从内地随军到了军营，名义上结束了两地分居生活，实际上又开始了新的两地分居。”妻子们把这称之为“随军不随夫”。
她们思念远方的丈夫，总是独自沉吟：让我变作一缕风吧，我真想追上他那奔跑的旅程。
不知是哪位先生费心地起了这么个诗意横溢的名字。本意也许不坏，实则使那些苦酸的心田又平添了几分忧郁。落日太烫，朝霞太嫩，高原人的爱情难道注定要这般吗？
“幸福院”白天黑夜都有久别后强烈的吻，但是更多的却是分别时的伤心泪……
车队。飞轮。
格尔木南郊雪水河上的小木桥被沉重、缓慢的车轮碾得嘎吱作响。又一个车队上线，车速慢得像站住了似的。
每一个车门的窗口都伸出一个戴着军帽的头，还有一只不情愿地摆动着的手。
路边站着一行女性，有的手里还牵着孩子，个别的怀里抱着孩子。她们原地站着不动，只是目送着那一只只渐渐远去了的手。短暂的相聚被那手带去了。
车影从女性们的泪的眼里消失，地平线上只留下了昆仑山那看起来矮矮的峰影……
不知是哪个娃于忍耐不住狂喊了一声：“爸爸——”
妈妈们那一直含在眼眶里的泪水这时淌下挂在了脸蛋上。但是，仍然没有人哭出声。她们只是静静地站着、站着，风吹拂着她们的头发，吹拂着她们的心……
哭得太伤心，哭得太别扭，哭得太含蓄。
为什么不放声嚎哭呢，把昆仑山都惊动？
这是怯弱的女子的哭呀！
我由兵站部宣传科王鹏带着，站在小桥旁路边的一个沙包上，目睹了这出“妻子送郎出征”的悲壮场面。我看出来了，她们谁都恨不得将那缓缓滚动的车轮抱住。可是，她们只能原地站着，任车轮从心上碾过……我的心里一直很沉，一连三天都没缓过劲来。
我能理解。因为这小桥是一条分界线，桥以南是男子汉的世界，他们可以尽情地闯荡事业，追求理想；桥以北的“幸福院”里才是女人的小天地，那里有她们的思念，她们的泪水，她们的怨恨……
有为数不少的丈夫就是与妻子在小桥分手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找到了自己永远的“宿营地”……
王鹏在回招待所的路上，对我讲了一段含满人情哲理的、像诗一样的话：没有女人的男子汉世界是没帆的船；没有男性的女人天地是错了位的音符。
我用惊愕的目光打量着王鹏：二十多岁的小青年竟然说出了这样成熟而又圆滑的话？
难怪，小王的爱人在敦煌，他前几年作为兵站部的派出代表，长期住在格尔木，每年都要在“幸福院”里度“七夕”的。
“幸福”的人一旦伤心起来，那是撕肝裂肺的痛苦。
这是尽人皆知的消息了：小李“五一”结婚，地点：“幸福院。”
对象已经从老家赶来了，几个热情而又好热闹的乡党张罗着把新房都给布置停当了。小李呢，还在线上忙乎着。他说好了，“五一”前夕赶回格尔木就是了。“急啥嘛，馍馍不吃在笼里放着哩。”
他在电话里对催他快点下来的乡党这样说。其实，小李是在说“官”话，他能不着急吗？只是线上的一项管理维修工程急得烫手，他作为技术骨干一时走不脱呀！
乡党们可实在等不及了。因为“五一”之前有几个同志要上线执勤，还有几个同志上月就出发了，过了“五一”才能回到格尔木，这样锣齐鼓不齐的，很难在“五一”这天集中在一起为小李办喜事。于是，他们在一块一咬耳朵出了个馊主意：提前为小李办事。小李不在，这也没关系，就让新娘为全权代表。所缺的新郎新娘“接飞吻”的节目，以后再补课。
说是提前办喜事，其实就是热闹热闹而已。高原上的兵们难得有这样一个取乐逗笑的机会。
这天晚上，十来个老乡聚集在没有新郎的新房里嘻嘻哈哈地闹起来了。他们买几盒劣等烟，灌来几瓶散烧酒，用手捏着花生豆，说着乐着你一言他一语地凑着新婚对联。你别看这些粗里八几的家伙们，肚里还满有词汇呢。经过“土秀才”张旦旦的加工修改，最后凑成了一幅喜联：
千里迢迢会郎君青海湖里水哗哗
万里边关迚爱妻昆仑山上擎天柱
“土秀才”将喜联落在纸上后，做一捻胡须状，然后摇头晃脑地反复吟诵着，很有一番玩味的意思。
“幸福院”里的笑声总连带着有的人的怨声、忧声。
就在乡党们尽情取乐的当儿，新娘端坐在房里的一角，垂着脑袋，一语不发，满腹心事，愁事。
小李还是没有回来。据说管线的那项工程遇到了永冻层，麻烦了，施工任务更吃紧了。
明天就是“五一”了，他还没有回来。
可想而知，“五一”那天他们的事没有办成。何止“五一”呢，过了节日的一个星期，仍然没有小李的面。
对象整整等了他十七天。
她生气了，气不打一处来。恨气、怒气、怨气。她给小李留下了一封信：
“不要怪我不辞而别，你使我非常失望。你让我等，我等了很久。不过我的等待是有限度的，我也有人格，有脸面，懂吗？爱你的管线去吧！”
她单方面撕毁“婚约”，走了。
小李在姑娘走后的第二天，满脸淌汗地赶回了“幸福院”。当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时，直愣愣地坐在床头好几天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抱着脑袋，不住地用拳头砸着，放大声痛哭了一场。
下面要说的是“幸福院”里的另一个故事——
有女不嫁开车郎，
一年到头守空房，
过了一个团圆日，
洗了三天油衣裳。
谁创作的？不知道。但是有人透露，是一位妻在昆仑山下的陵园里掩埋了丈夫——一个汽车排排长后，跪倒在坟前，哭声泪气地说了这四句话。从此，青藏线上就流传起了这含着戏谑意味的打油诗。
住在格尔木军营里的每一个军人的妻子都有诗中所道出的那酸涩，那悲凉。
她叫李佩玲，本来在河南信阳一家国营公司当会计，工作干得蛮称心，多少人向她投去羡慕的目光。后来呢，她忍痛辞掉了工作，随军到了格尔木，在团队的副食厂当了“豆腐工”。如果从此真正的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尽管她用计算机换来个“马勺”（做豆腐时所用的工具），那也值得，她心理是平衡的。问题是，李佩玲也没有逃脱“随军不随夫”的命运，她只是把孤灯单影的空房从中原大地搬到了昆仑山下，几乎仍然凄凄惶惶地一个人生活着。
她的丈夫叫邓五合。是汽车部队的营长，忙着呢。一年365天中，起码有300天率领着铁马大队在风雪线上奔驰。住着妻子和孩子的家像他的招待所，他来去如风，进出自由，当然比真正的招待所好多了。他真正的家在线上，是兵站的那些被风雪压得低低的弥漫着男子汉的汗腥味脚气味的小平房。他爱这些平房，他爱驾着铁马的战士，他爱那条飘逸在世界屋脊上的、把北京和拉萨连在一起的青藏公路，当然，他也爱自己的妻子。
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他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他不能不把更多的爱奉送给他的事业。
妻子受冷落了，甚至说是受委屈了，这一点，邓五合是知道的。
这一天，他执勤回来在家住了两夜，脱下了一大堆油衣服，又要上线了。从来都百依百顺的妻子这一回不知怎么长出了“反骨”，把一只脚已经迈出门坎的丈夫叫住了。
“老邓，你慢点走！”
他仿佛预料到妻会来这招，一点也不惊奇，不生气，把腿从门坎外抽回来，站在了屋里，听任妻子发落。
李佩玲用脚踢了踢地上的那摊油渍渍的工作服，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就给你洗衣服了。”
邓五合想说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说出，只是苦笑了一下。
妻子继续问他：“我是你家的保姆还是丫环？你能不能让我活得轻松点？前些年我和家里人年年让你转业回河南，你一次又一次打保票，甚至写下了按着血红手印的保证书，可是你没有回来，还把我拽上了高原，叫我跟着你一起来受这份洋罪……”
她发泄着，肆无忌惮地发泄着，流着眼泪，扯着哭声。这还是那个操纵着计算机的女会计吗？
他呢，静静地站在一旁。但是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十分痛苦。
佩玲大概疲倦了，也满足了，不再吭声了。屋子里很静……
末了，还是她出来收场。她把刚刚赶着织好的毛衣扔给他，说：
“天凉了，线上比格尔木还冷，小心冻着。”
他拿着毛衣，心里沉甸甸的。
“佩玲，我对不起你。”
“少废话，快走吧，车队的同志等着你这大营长呢！”一句玩笑话，把俩人心头的阴云扫得干干净净。
佩玲从挂勾上拽下头巾包上，又抱起孩子：“走，我送你出车。”
他的眼眶湿了，忙止住了妻子：“别去了，这次免了吧。孩子感冒刚好，到外面去会折腾得他再犯病的！再说，你也够累的……”
她根本不理他，抱起娃娃就出门了……
唉，女人啊，女人！刀子嘴，豆腐心。住在“幸福院”里的这些满腹辛酸泪水的女人也是这样！
丈夫在春天走了，把冬天留给了妻子。
8.“男人当兵，女人不要吭声。”
我见过她几次，给我的印象是：斯斯文文，腼腆，很少和人主动搭言。大眼、粗眉，眉梢那颗黑痣边老有一丝抹不掉的笑。那笑含着幽深的惆怅。
我想，用“弱不经风”来形容这个像江南女子一样的东北冻土地上的女性最恰当不过了。
蓝伟华，你说对吗？
她笑笑，不点头，也不摇头。
其实，我心里清楚，她是很坚强的。昆仑山巅不也长着小草吗？那是从狂风暴雪里挺过来的小草。蓝伟华不是柔弱苗。
她在格尔木军营家属院里住了五年，比起那些把根须深深扎在青藏线的大姐们，她算不了什么。可是，小妹也可以当大姐姐的老师，为大姐们引路。她有文化水，再加她有与丈夫不同寻常的经历，她把平平常常的事情看得蛮透，上升到了理性阶段。所以，她常常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姐妹们说：
“男人当兵，女人不要吭声。”
就十个字，高度凝练，蕴含着多少沉重的内涵。这是她心中的珍珠，也是高原姐妹们心中的珍珠。
她为什么对生活品尝得这样透彻？全是生活磨练的。
她的丈夫是纳赤台兵站的教导员，叫赵国瑞。纳赤台，知道吗？就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路过昆仑山时梳妆打扮的地方，后人给此地送了这么个名字。纳赤台旁边还有一眼不冻泉，传说当时文成公主思念长安的父母，眼泪滴成了这泉。这个公主，一面对镜梳妆想着松赞干布，一面流泪伤心，可见纳赤台这地方是凝满相思泪的。
这相思泪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文成公主用眼泪铸成的纳赤台隔断了多少人的思念，又连起了多少人的恩爱。
蓝伟华和老赵就是其中的一对。
当初，老赵找对象难死了！他从昆仑山探亲回到老家，那模样真让人寒心：脸黑得跟藏民差不多，且瘦，两个颧骨尖乎乎的高，胡子也不刮，像鞋刷。（你说怪不，才二十四五岁的人，怎疯长着胡子？）这样子真有点“对不起观众”。不要说找对象，让姑娘们老远看一眼准保吓得吱哇一声跑了。谁也没有想到长得体体面面的蓝伟华却主动托人和老赵提亲。这姑娘想问题办事总有自己的坐标，从不随大流。她说，昆仑山里的军人才真正具有男人的风采，找男人就要找长得像一块铁样的男人。奶油小生？不要！
她就这样做了军人的妻子。
当军人的妻子不仅意味着要做一个普通的女人，而且意味着吃苦受累。青藏高原军人的妻子更是如此。
蓝伟华在家乡的电信局中工作。结婚头三年，老赵三次回家，她三次怀孕，三次流产。多痛苦呀！她守着电信局，发报、打电话都挺方便，但她没有这样做。那样会分丈夫的心，几千里路，让他知道了这揪心的事，回来或不回来，都要作难的，不如把千般苦让自己一人咽了省心。她咬着牙，一个人躺在床上，等待着身体慢慢恢复。每次苦上个把月一切痛苦都过去了，她又开始上班了，这才往昆仑山里发封信，给丈夫报个平安，让他甭操心，安心干工作。
她不是石头人，常常夜里一个人睡下后心里空荡荡的好孤独，好凄惶！她想：“这样的日子过到哪天是个头？太难了！”翻过身她又想：“谁让我当初选择了老赵呢？多吃些苦多受些难心甘情愿！军人，军人！”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合上眼睡去了。
那是把一切苦涩都吸到肚里去了。
有一天，一个小天使般的女孩闯进了蓝伟华的生活。她做母亲了，这是她盼望了多少年的事啊！幸福来到她生活中的同时，她的肩头也落下了更多的苦累，孩子无人照看。她天天背着娃儿上班；冬天来了，她也要像东北所有的男人一样拖煤、运菜、装地窖，干这些活时背上仍然背着不懂事的、伸着手抓蓝天上白云的女儿……
寒风中摇晃着煤车，煤车后面是她瘦弱的身子和伏在她背上的孩子……
生活的重负没有压垮她，她年年是局里的先进工作者。她只能享受半个女人的幸福和两个女人的劳累！
她的心里有个盼头：丈夫转业回家，好与自己一起分担生活的欢乐和重负。
她整整地盼望了十年，像当初盼望着做母亲那样浮躁而幸福。
然而，她失望了。老赵被部队留下了，即使在裁减百万大军的时候他仍然作为骨干得以提拔。
蓝伟华的脸上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国家需要丈夫，丈夫需要妻子啊！
那是秋日的一个凉风瑟瑟的清晨，她毅然决定不再送女儿到幼儿园去了，对她说：“孩子，妈带你上高原去找爸爸。”女儿先是一愣，然后一下扑到妈妈的怀里，说：“对，妈妈，我们找爸爸去。别人家的孩子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呢！”她把住了十多年的房子让给了邻家，把家具卖掉了，手牵着女儿到格尔木安了家。
谁知，昆仑山依旧隔着她和丈夫。可以得到安慰的是他们隔三差五地可以通上一次电话。“电话见面”自然消除了夫妻间的许多挂牵。然而它也更加剧了他们彼此的思念。想想，常常能听见声音却见不着面，有多急人嘛！
上高原的第一个春节，他俩在电话上讲得好好的，大年三十老赵回格尔木过节，这是结婚十多年来夫妻的第一次团圆年，伟华高兴，女儿也高兴。离过年还有一个星期，母女俩的心就兴奋得不能宁静，最后她们集中一切精力和心思准备除夕夜的那顿饺子，这是团圆饭啊！
饺子馅拌好了。面揉好了。女儿连爸爸包饺子的筷子都准备得好好的，只等爸爸回来包第一个饺子——女儿和妈妈商量好了，这团圆饺子非爸爸包第一个不可。这是惩罚他，也是奖赏他！
可是，母女俩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变凉，她们从清早等到傍晚，他没有回来，又等到夜里十点钟，外面的爆竹声已开始变得稀落了，还没他的人影……
女儿的脸上挂起了泪珠，她接过妈妈擀好的饺子皮，手儿颤颤地把馅儿放在面皮上，包成一个像圆圆的太阳一样的饺子，又把太阳捏成了镰刀状的月牙儿，最后又把月亮捏成了小星星……
饺子里包的是她和妈妈的眼泪啊！
这个除夕夜，老赵没有回家。伟华轻轻地合起了自己张开的心扉。那是不圆的圆。
他为什这么心狠，把妻子和女儿扔在家属院里受熬煎？不，他是个软心肠人。当他得知兵站的那些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战士们在昆仑山过除夕很寂寞时，便毅然改变了自己回家与妻子团圆的打算，留在站上和战士们一起欢乐。
蓝伟华恨死丈夫了。但是，她却没有勇气埋怨他。因为她知道，她需要丈夫的爱抚，战士们也需要教导员的温暖呀！那天，我见到她时，她还是那句话：
“男人当兵，女人不要吭声。”
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对她肃然起敬。
我想，没有人像军人的妻子丢失这么多的爱，也没有人像军人的妻子得到这么多的爱。蓝伟华，你说对吗？
她还是光笑，不言声。
9.两个小生命和他们苦难的母亲
她俩素不相识。一个是女军医，在昆仑山下的医院工作；一个是军人的妻子，住在侨乡广东潮州。陌生人也会有惊人的相似的命运以及由这命运派生出来的故事。因为在她们人生的旅途上都与青藏线有缘。
这个世界的快乐不应该是滴血的。你看，她们头顶的太阳都像结婚时那样年轻，她们脚下的草地都像上中学时那样嫩鲜。她们都会做母亲的，母亲的故事注定是壮丽的。
那是夕阳掉进了青海湖、月亮落入稻田里的时候，母亲那带血的子宫正在分娩着寄托着希望的明天……
她在临产前一个月才离开格尔木，回天津老家。爱人在那里工作，她去接受他的爱抚，也完成小生命出生的最后一道“艰巨工程”。出了医院大门后，她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只有一个月了，高原——天津，坐汽车倒火车，住旅店……她行么？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凸起的腹部，又看看浑身上下脱了军装换上的、不合体的宽大便服，心里不免涌上一点恐惧、孤寂之感。他要是在身边就好了！她笑笑摇摇头。那笑一半是坦然，一半是痛苦。
他是不可能来的。他在天津工作，他像她一样忙得无暇照顾她。
两地分居的夫妻忙起来难免有一种无法忍受的寂寞。
她本来是提前两个月回天津的，没想事到临头科里要抽二名军医上青藏线去巡诊，不用她要求，领导就让她留下了。“两个月，还早呢，科里人手少，你就作点牺牲再顶上十来天班吧。”
她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再说，即使领导不下这样的命令，她也会主动要求推迟回天津休产假的日期。她同意这样的话：还有两个月，早着呢。
她一忙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丈夫被她忘了，将要出世的小公民也被她忘了。一晃，一月过去了，如不是领导提醒她休产假的事，也许她还要忙下去的。她所有快乐都蕴含在这忙忙碌碌的工作中。
青藏线上的女军人实在太可敬了。
就在她拎着一包沉沉的东西步出医院的大门踏上归途时，才有一种感觉：是不是走得晚了点，长途跋涉，孤独一人……
腹部沉沉的，坠坠的，难道是小家伙在抗议妈妈吗？
她笑了。这笑是即将做母亲的预兆，这笑是甜的！
她拖着沉重的身子，怀着轻松的心情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她没想到会出事。但是，这确实是个容易出事的时刻。头顶的太阳还是那么鲜亮。
列车颠颠簸簸地向东驶去。太阳和星月在车窗玻璃上交替出现、沉落。她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到了什么地方，许是天空蒙了一层灰尘，许是有些疲劳，她只觉得圆圆的落日失去了往日那耀眼的色调，带着阴郁的气色往下沉，沉……她马上明白过来了，不是落日西沉，而是自己的身子在下坠，下坠。噢，痛，一阵剧痛。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她也是在一瞬间明白过来的……
列车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为她办这种事。她本能地往厕所里走去，那是不顾一切地小跑着进了厕所。
现在，唯有这里才是她可以躲身之地。可是，进来后，她才感到无所适从。厕所，空空的厕所……疼痛已经使她有点支持不住了，她想喊人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是已经不可能了。一摊血水从她的双腿下喷涌而出……
孩子就降生在厕所里。她自己就是助产婆。她用在嘴里吮过的指甲刀剪断脐带，脱下棉衣把孩子包好。
当旅客们涌上来准备给她帮忙时，她已抱着孩子站在了厕所门口。
她的脸上挂着一层虚汗，脸色苍白，显得疲惫不堪……车厢外，布谷鸟的叫声正供过田野里的麦苗。
孩子的哭声很清亮，牵动着车厢里每个人的心。这哭声应该传到昆仑山里去。
这是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苦难母亲的孩子啊！我该讲第二个故事了，不能说这是一个只有抽泣没有叹息的故事。
青藏人包括他们的妻子是绝对没有工夫叹息的，一旦有了这个工夫，哭声、叹声揪人心！
他叫陈文耀，是汽车团的一位副营长。妻子的97封情书也没把他拽下青藏线，他依旧不动声色的带领着车队，在雪山冰河间忘情地奔驰。
他总是垂首不语，沉重，木然，难道他有颗凝固的冷落的心？不，他想哭，可是，已经没有了泪水。泪水化作了飞轮，在雪线上旋转。
妻子沈丽辉是在泰国出生的归国华侨，在特区汕头市一家大集体工厂当工人。1979年，陈文耀从青藏线回来探亲和沈丽辉结婚时，那才叫一无所有呢。丽辉向单位借了一间房子，办了喜事。被窝还没暖热，一个月假就满了，陈文耀返回了青藏线。他不仅给妻留下了孤独、寂寞，还留下了恼人的“债”。他走后没一月，单位就要讨回房子。是呀，原先说得清楚，这房只借给他们办喜事，单位好些职工都盯着要住呢！陈文耀远在青藏高原上，忧心、着急也没用，一切烦恼、苦头全由妻子那孱弱的肩头承担。她四处求情找人，好不容易才从一位同学家借了间七平米的房子。一张床，一个桌子就占得满满当当的，她也满足了。虽然这房子不属于她，但同学讲了，你就安心住吧，我家有房子，不会轰你的。她有个想法，安安稳稳住几年，为文耀养个大胖小子。因为这时候她已经有了，肚里的那小东西经常用脚蹬她，怪不是个滋味。她心思：准是个男的，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
沈丽辉的这普普通通的心愿也变成了奢望。小东西并没有降生在妈妈为他苦心借来并精心安排好的这间本不属于他的房里。那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小生命呀……
那个时候沈丽辉就永生永世都不会忘掉的。深夜一点来钟，她的肚子突然痛得要命，真痛，她双脚在床上胡乱地蹬着，还喊着“陈文耀”的名字。可是，身边没一个人。陈文耀是听不见妻子这惨痛的呼叫的，也许此刻他正在唐古拉山下的兵站车场上修理抛锚车呢。丽辉在一阵躁动、呼喊而没人前来时，她知道一切都要靠她一个人去支撑了。这时，她反倒显得镇静了下来，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挣扎着向屋外扑去。外面是黑洞洞的夜……
她要到医院去，必须尽快去！此刻，疼痛已经让位，她只有一个愿望：跑到医院去。她跑着跑着，越跑心越急，越跑腿越沉……不行了，她跌了一跤，摔倒在路上。瞬间，揪心的疼痛又泛起，大面积的剧痛占据了她的整个身体，她清楚小孩子生出来了，一团肉乎乎的东西就在她的身上蠕动。之后，她便昏死过去了……
等她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医院里。她什么都不顾就先问医生：孩子呢？医生说：可怜的孩子已经死了。她一听，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文耀呀，我对不起你。我没有把孩子保住。我原想等孩子长到一周岁时，我抱上他到格尔木去看你，让他叫你爸爸。可是，现在孩子没了，我对不起你……”大家跟着她一起淌眼泪。
陈文耀，你此时此刻在哪里？你听到了从潮州平原上传来的这让人心碎的哭声吗？
沈丽辉在丢了孩子、出了医院后，给丈夫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希望没有消失、失望涌满心间的信呀！
文耀：
我已经出院一个多月了，身体有点后遗症，不要紧。你安心工作。这次住院花了两千多元，我妈垫了八百元，我自己也积攢了些，连你邮来的三百元，现在只欠别人七百多元。问题不大，只要两年就能把帐还清。
还要告诉你一件不太好的消息，我们编织厂下马了，厂里要求所有职工自谋出路。那些男职工还能千点体力活，还能跑买卖，我个女人家能干什么？我想了很久，只有一个办法，帮私人办的毛织厂织毛衣，没有机器，全靠手工，一个月只能挣二十多块钱。请你帮我出出主意，干不是不干，不干就得吃闲饭，全靠你养活。
文耀，你还是回来吧，别在部队上干了，你知道我一个人在家该有多么艰难。你已经当兵十一年了，咱也该为咱们这个家操点心了。真的，别再让我件着眼泪过日子了。
你的丽辉
有这样一句话传得很广：“做人难，做女人更难。”以我之见，应该再加一句话：“做军人的妻子还要难沈丽辉不难吗？她瘦弱的身体支撑着一个家，她希望丈夫能回到身边和自己一起分忧解愁。但是，丈夫却无力满足她这一般女人都起码应该得到的要求。最后的结局是：她带着户口本到青藏高原去安家、去扎根。她是高高兴兴的、满脸笑容去的。尽管这并不是她沈丽辉从心眼里愿意干的事。”
她像丈夫一样，整个生命也属于青藏高原！
10.爱不起又恨不来
金盏盏花朝着春天怒放，是为了酬谢阳光和风。柳莺没黑没明地背着沉沉的日头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里辛劳忙碌，完全是冲着在青藏线上开汽车的丈夫。那绝对是个好兵啊，差不多每年都要往柳莺手上送来一张立功受奖的喜报。要知道，这设计着红旗、麦穗图案的喜报的来到，不亚于给山村送来一轮红太阳。今日后晌乡长又把一张喜报送到村头，喜滋滋地对大家说：“金牛这小伙就是为咱山里人争脸，人老几辈也难遇上这么个好崽娃！”她悄悄地站在门洞里听着，心跳得脸儿有点发烫。
金牛就是柳鸾的他。这个晚上柳莺一夜都没合眼，乐得她心里像爬了个喜虫，隔一会儿就划个火柴点着灯，把那喜报捧上看个够。怪不，多少年了，喜报也不止一张两张了，今日格干吗乐得快疯了？渐渐的，她的心飘出这山村小泥屋，到了青藏线上……
忽然，窗外一阵轻微的响动，柳莺的心下意识地一缩，屏住气。
过了一会儿，一个轻轻的声音从窗缝里钻来：“莺，是我……”
柳莺的心上吹过一阵寒风。她一口吹灭了灯盏，用被子蒙住头。她不愿听这声音，实在不愿听……
直至这时，她才明白过来，今天收到金牛的喜报后涌满心头的不仅仅是喜悦，还有揪碎她心的羞愧，而且更多的是这种羞愧。
羞愧呀……
婚后第22天，金牛就告别了热乎乎的新媳妇柳莺返回了青藏线。可以想像得出，这时候柳鸾心里有多惆怅、空虚，22天能满足这个妙龄少女爱的欲望吗？分别的那天清晨，她双手摇着金牛的肩膀边哭边说：“狠心人，你就那么忍心扔下我？”金牛当然也掉了泪，但男子汉的心毕竟是硬的，他在柳莺的脸蛋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热吻后便走了。
不是他心狠。青藏线上的运输任务紧得喷火，连里连着发来两封电报催他归队。军人的日程上只有战斗的安排。
柳莺在送走丈夫的最初的日子里，心里总像丢了魂一样的不得宁静。后来，时间长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再说家里活儿抢手，婆婆有病靠她服侍，一忙起来就顾不得更多了。唯有夜里是她最难熬的时辰，睡不着，又醒不来，好压抑好孤独！
家门口有棵柳树，柳莺常常在静夜里悄无声地立在树下，长久长久地望着远方，猜度着嫌颗星星下是丈夫居住的地方。柳树上挂满了柳莺的思念。
婚后第二年，金牛探亲回家住20天又走了。柳莺给他生了个胖小子。金牛好乐啊。在高原上开着车整天高兴得唱着没曲没调的歌儿。
柳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孩子要她抚养，婆婆的病加重了，她白天黑夜要照料，还有家里承包的二亩田，全靠她一人操持。女人啊，一个女人的肩头担承着一个男子汉都难以挑动的生活重载！
生活中还是好人多。正是在这种时候，一个棒小伙撞进了这个快要倒塌下来的家。天作证地作证，他绝对不是怀着什么坏意来的，他把柳莺叫嫂子，看到她一天到晚忙得不歇肩，便心甘情愿地来为嫂子帮忙。
“嫂子，我有的是力气，这力气也不是掏钱买的，我不心疼它，以后家里有啥累活你就交给我吧。”
柳鸾是个刚性子人，就是累得骨头落了架也不会去求人的。可是，她见这位兄弟这么诚心来帮自己，便不好意思将人家的好意拒之门外。小伙的坦诚是可爱的，他公开地出进柳莺家里、田里，什么累活脏活都争着往自己肩上搁。柳莺便腾出手来去忙家务事。每次小伙子在田间帮着下苦力，柳莺总会倾其所有，为他做顿好饭。小伙子感激她，她更感激小伙，两双饥渴的目光相遇怎能不发热？
……
金牛又回家探亲了。他很快得知妻子和小伙子有了那回事。他苦恼极了，一连三天没理柳莺。夜里她在床头的墙角里，哭得像个泪人。儿子还不懂事，睡熟了，脸上浮现着笑容。他借着微弱的灯光看着儿子的脸，那脸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他心里酸！柳莺还坐在墙角哭。
他提出离婚。
没想，他这话一出口，遭到了全村人的反对。一位大叔牵着他的手把他叫到自己家里，说出的话能震动他的心弦：“你这个家，多亏了你媳妇支撑！这是一村的人都看得见的。你娘常年病倒在床上哼哼，端水端茶端尿，哪样不是她一双手！白天忙了地里的活，回家来又有一大堆活等着她，累啊！那年家里没钱给你娘买药，她背着孩娃，上山采小果果到市场去卖，卖了小果果把药买了回来。这些，你是看不见的呀！你现在要蹬了她，良心呢？”
金牛不言声。大叔接着说：
“那熊（指小伙子）是不该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可你不知道，他也给你家帮了不少忙。你倒好，农忙时家里需要你，却盼不回你，等到冬天农闲了，你却回来了。一个女人家地里忙乎几亩田。家里担着全家活，容易吗？啊！他见了你媳妇累得不行，就主动过来帮忙，一干就是好些天啦。你娘妇毕竟是女人，她不是木头。她知道她不该干对不住你的事，她向你认错了还不行吗？啊？”
他扎着个脑袋，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无话可说——他又有好多话要说啊！好久，他用拳头砸着脑门：她亏待了我，我也亏待了她啊！我俩都是“债主”，谁也还不清谁的债！
他有爱，也有恨；他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啊！
他又回部队去了。她仍留在家中。
等待是痛苦的。但她坚韧地等待着……
】尾声
——开始
我在格尔木兵站部指挥所小院里一棵开得相当灿烂的紫丁香树下，与一位佩戴少尉军衔的护士握手时，那双手令我大吃一惊：冰凉、骨骼发达，颜色又紫又红。
这会是女性的手吗？一位二十五岁的姑娘啊！我握过多少这样的手了。这手像没有雕琢的石块，它孤傲地占据我的心。
青藏线人的手！那上面凝聚着昆仑山岩石的成分。这位姑娘在高原上已呆了七年了。
我不能不对这位令我佩服的姑娘刮目相看，她的勇敢和开朗足以显示高原女性的豁达性格。
她并不认识我，但是她已经知道了我要创作一部反映青藏线部队生活的报告文学。她对我说话的口气好像唯恐我把她们写进去，又好像担心我不写她们。不管她对我讲什么，脸上总挂着那么一丝笑，到终我也没把那笑琢磨透。
她问我：“你打算怎么写我们这些高原上的女孩子？”
女孩子？好亲切。特别是从女孩子自己口里说出来更是如此。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便不得不用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回敬她：“如实地写。”
显然，她很不满意这样的答案，说：
“如实？就怕作家们不知道这个‘实’。”
不等我插话，她就自问自答地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这么说吧，作家们写高原女性的作品，我们看得多了，看腻歪了。一写起我们来就是女的在高原苦熬，男的在内地傻盼，天各一方，思念无穷，孤独绵绵。我不是说这么写不行，但总是一条道走下去，眼泪就把人淹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眼泪编一朵花呢？明天的太阳总是新鲜的。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们这些高原女军人有一种新的苗头，这就是改变着过去那种非要到内地找男朋友的惯例，而是在高原上成家。既然青山处处埋忠骨，为什么就不能做到祖国到处都是家？据我所知，我周围就有五个好朋友已经在青藏线上有了男朋友，他们有的是汽车团的排长，有的是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有的是军工厂的职工。就说我和小白吧，我俩的男朋友都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我们不是想入非非，我们只想在昆仑山下生儿育女。大家都想开了，这样蛮好的。说着，她把一位和她一起来的长得白净、苗条、文静同样是少尉的女军人介绍给我。我真不敢相信，昆仑山下竟有这么一个美人儿。昆仑山因为她的成家立业，芨芨草也会变成玫瑰花。”
我继续问女少尉：“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走这在许多人看来不理解的路？”
她不屑一顾地瞥了我一眼：“我早算准了，你会这么提问的。为什么？高原上的日子太苦人了呗。谁不明白这个道理：夫妻分居两地多熬人啊，女孩子在感情上承担的痛苦太多而欢乐太少。她们本来就是脆弱的。索性，就在高原上找一个，两个人合力去对待生活中的艰辛，总比天各一方地独吞思恋的苦涩要好得多！”
我再没有往下问。我已经明白了一切。她拽上伙伴默默地走了，好像没有了刚来时的那种锋芒。
也许我的心理出现了反常现象：变得重返青藏线以来没有过的沉重，沉重……
青藏线人内心世界太复杂了！要了解他们很困难，要走进他们的心里更不容易。在这篇报告文学快要刹尾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对高原女性的调查研究失之过浅。她们是一棵大树，我扳下的仅是几枝小杈杈。
少尉姑娘勇敢地给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使我的作品结尾变成了开头，我必须探索下去。女人的彩裙飘动起来是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
山是地球的头颅，戈壁是地球的胸脯。从大山的高远里，从戈壁的浩瀚里，我能汲取一个完整的世界，来丰富我的心。
我是一只挂着小小征帆的船，我希望我能永久的在青藏高康的怀抱里搁浅。真的！
1990.6—1991.5
昆仓山——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