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一种几乎带着宗教意味的（又或者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意外的）照料他人的偏好，促使A女士来到我们中间。当诺拉的妊娠表现得与我们事先的美妙设想有所不同，而孕育了二十四周的胎儿也开始了出生之前的躁动时，我们便求助于A女士。我们知道，自从我岳父发觉自己在没有家庭看护的情况下也能够生活下去的时候，她就闲下来了。鉴于我妻子被困在床上，只能由我来向她介绍这个家，并且想方设法向她解释一些我不甚了解的细节：柔顺剂和清洁剂应该倒在哪里，如何更换吸尘器上的袋子，以及每隔多长时间需要给阳台上的植物浇水。参观还没有进行到一半，A女士就打断我说：“您还是走吧，出去吧！出去吧，什么也不要担心。”
晚上，我下班回到家，看见她坐在诺拉的床前，如同一只竖着耳朵的看门狗。她们正在聊天。不过，A女士已经戴上戒指，胸针别在了羊毛衫的开襟处，大衣也已经披在肩上。看到我，她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好像丝毫不觉疲倦。随后，她陪我走进厨房，向我解释她为晚饭准备的肉菜，告诉我怎么才能不把它热得太干，以及用完的锅需要放在哪里。“您不用刷锅，我明天会刷的。”她总是会加上这么一句。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服从她的命令。但是，当我明白她第二天早上总会把我刷过的餐具再刷一遍的时候，就服从了她的权威。
有时，她的这种正确无误甚至发展到了令人气愤的地步。再加上那坚定不移的性格，那些充满好意而又老生长谈的说教，使她真的令人难以忍受。很多次，在与A女士共同度过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之后，诺拉会将连续几个星期被困在床上而感到的沮丧，都倾泻在她的身上。“这个女人真烦！”她抱怨说，“烦人而且尤其是烦人！”
我们将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照顾的那段时间——我们怀疑是否能够再次获得，或者仍然配得上这种照顾——同时也是我们尝试利用一些小诡计逃避她的时候。
我和诺拉时常光顾一家餐馆。确切地说，那并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餐馆，而只不过是一家鱼铺。晚上，他们在几张窄小的桌子上摆些餐巾纸和塑料餐具，再把炸鱼放在铝制的小盆里端上桌。新婚不久，我们碰巧去了那家餐馆，之后就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在我和妻子去郊区那个角落冒险之前，我根本不喜欢那些带壳的或软体的海鲜（和诺拉在一起之前，我对很多此类东西都不感兴趣）。我仅仅是喜欢在她吃饭的时候注视着她，喜欢她专注地剥去虾的外壳，然后把一半送给我，并一直坚持到我接受它；我喜欢看她将海螺从硬壳中挖出，以及在吃完一个螺肉之后，先舔舔手指肚儿，然后再吃下一个的样子。那家鱼铺最近关门了，我们也因此失去了生活中另外一个次要但又至关重要的参照。因为在那里进行的，是最为私密的家庭仪式：重要事情的讨论，不幸消息的发布，秘密节日的庆祝，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那里进行的。从餐馆走出来的时候，诺拉的头发，我们两个人的衣服，都浸满了油烟味。我们把那种气味一直带到了家里，它就好像是一些做出的决定和发现的真理的见证。
A女士反对诺拉在目前的情况下，仍然“仅仅吃一口”那种东西。她如同一位海关官员，皱着眉头检查我从鱼铺带回的晚饭，然后下了如此的定义。
“您也不应该吃，”她用食指指着我说，“我已经汆了大丸子。”
她把四十欧元的炸鱼裹了起来，亲自把它们丢进街上的垃圾箱里。
我们学会了欺骗她。当诺拉表现出对鱿鱼圈和炸墨鱼无法抗拒的思念时，我就会偷偷地到我们的餐厅去一趟，把食物裹起来，藏在汽车里，一直到A女士出门。为了避免引起她的猜疑，她准备的晚饭有相当一部分都被我们倒进了垃圾箱。
“她会闻到油炸的味道吗？”诺拉担心地问。于是，我会在几个房间里四处巡视，喷洒除臭的芬芳剂。诺拉求我不要逗她笑，不然可能会引起阵痛。
“让我看看你的牙齿缝里有没有虾米屑！”我命令她说。
“她又不会检查我的嘴！”
“那个女人到处都看。”
然后，我就会亲吻她的嘴唇，同时将手伸进她敞开的衣领，感觉睡衣下面的温热。我们共同寻找山谷的背阴处，以便躲避芭贝特无处不在的目光。然而，她能够从高处将一切照亮，就如同升至中天的太阳。
到了埃马努埃尔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受到她过多的溺爱，以致无法离开她的照顾。因此，A女士从诺拉的护士变身为我们儿子的保姆，仿佛这两项工作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延续。尽管在此之前，A女士从未照料过一个新生儿，却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清二楚，比我们要清楚得多。
A女士的工资被纳入了家庭预算，但并不是按照她应得的数目。我觉得，她并没有精确地计算自己花费的时间，也从未和我们商定过每个小时的价钱。每个周五，她接受我们认为合适的数目且毫无异议。这个数目，是诺拉按照一个神秘而又相当灵活的价格表计算出来的。在八年多的时间里，每个工作日，A女士都会按照逐次商定的时间按响门铃，然后拿出她那串钥匙开门，以免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突然出现。有的时候，她已经采购完毕，那么她会立刻把收据拿出来，然后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我们把花的钱全部还给她。
埃马努埃尔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和诺拉都去了，还有A女士。而上小学的第一天，每个孩子只允许有两名家长陪伴，于是轮到我留在了外面。当有人出于误会，把他的芭贝特称作“奶奶”时，埃马努埃尔并不会去纠正。A女士感觉到，自己手里捧着这个孩子稚嫩的心，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二〇一一年九月的头几天，当我们在为开学做准备，因而无比需要她的时候，A女士却坚定地向我们宣布，她不再来了。我们的失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安可想而知。
“我可以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诺拉问她。在当时，她感觉到的更多是厌烦，而非遗憾。在工作上还是要遵守一些规则的：事先通知，邮寄辞职信，以及忠于自己的承诺。
“我累了。”然而，她的语气中流露出的好像是不满。
电话匆匆结束了。八年的合作，几乎可以称作共同生活，仅仅因为一个模糊的“我累了”，就被一笔勾销。
她果真没有再来。我们三个人中，只有埃马努埃尔还没弄明白，在人类的关系中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恒。也只有他还没弄明白，这样也未必不好。然而，在这个特殊的紧要关头，要告诉他他的保姆突然决定不再照顾他了，并且从中找出优点来，的确很难。所以，我和诺拉在等待时机。一个星期之后，埃马努埃尔自己来问我们：“芭贝特什么时候来？”
“她暂时不能来。现在去把你的睡衣穿上。”
尽管如此，突然落在身上的家务重担同样使我们感到愤怒和恐惧。我们扪心自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论这个话题，就像是两个孤儿。最终，我们确定了在我们看来最可能导致A女士这种背叛的原因。她宣布这件事情之前十几天，在我们居住的公寓楼的门把手上，出现了一张纸，上面有一行手写的，大写字母组成的句子。租了我们旁边车库的女人，要求撞到她车库大门的人鼓起勇气坦白，因为那个强盗几乎把门撞破了。那张纸就留在那里，无人问津，被风吹得卷曲了起来。诺拉向我保证她与此事无关。她很清楚，在被怀疑者的名单上，自己高居榜首。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车库的布局，还因为她开车时并不遵守规则，而且经常失控。除去我们之外，唯一使用车库的就只有A女士。每天早上，为了省去向计时器里投进成堆的硬币，A女士会把我早晨腾出来的空间利用起来。我曾经问过她，是不是她碰巧开车撞在了邻居的车库门上。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况且并不严重。另外，无论如何我会负责。她稍稍转过身，说：“瞧你说的，怎么会是我？她肯定是自己把门撞坏的。那女人开着那么大的车到处转。”
“肯定是！”诺拉说，试图用我们刚刚得出的这个结论说服她自己，还有我。当时是晚上十一点，我们躺在床上。“当然是这么回事。你知道她多爱发脾气。”
“这就意味着车库门果真是她撞坏的。”
然而，诺拉让我闭嘴：“车库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给她打电话。”
就这样，第二天早上，在练习群论的那些学生休息的时候，我给A女士打了电话。从年轻人们惊愕的神情中，看得出这让他们更加困惑。在电话里，我为对她的指责道歉，因为我做得不够谨慎。我向她保证，假如她是出于这个原因不愿意再为我们工作，我可以理解。不过，我们都愿意补救。我还提到了埃马努埃尔，以及他对A女士的思念。
“车库的事与此毫不相干，”她打断了我的话，“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我感到疲倦。”
在我们准备结束电话，没好气地彼此道别时，我第一次听到她咳嗽。她咳嗽的方式与换季时不同。A女士一声接一声剧烈地咳着，上气不接下气，就好像有人出于玩笑，用手指掐住了她气管的顶端。
“你怎么啦？”我问她。
“这个咳嗽，它停不下来。”
“你去看医生了吗？”
“没有，不过我会去的。我会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