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体现了他善于以低姿态赢得百姓的好感，深谙民心之重要。生活中这种接近平民百姓的作风，与政治上善于韬光养晦相一致，都是阎锡山为人处世的重要特点。
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后回忆：“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不肯轻易亮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北伐时期拥蒋而后来发起反蒋？很简单，蒋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场，成为取代北洋军阀的“新贵”。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地盘的目标不同，蒋介石更具备肃清异己、统治全国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会议，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会场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蒋介石说：“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必须精兵简政。各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编成若干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老弱残兵则当遣散。”
蒋介石想趁机削弱各集团军兵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各军阀心知肚明。
周玳陪着阎锡山参加了南京煦园的编遣会，记下了各派明争暗斗的细节。会议初步商定：总盘是42至44个师，蒋介石独占16至18个；阎锡山分得第3集团军8个师，冯玉祥是最大的输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阴历除夕。这个年，阎锡山过得比较纠结。
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南方基本平定。围观中，阎锡山充当了偏向蒋方的“和事佬”。
这一年年初到年中，从山西到南京任文职的官员渐多，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其实每个大军阀都像八爪鱼一样多头联系，彼此若即若离。两年前的北伐时期，冯玉祥跟蒋介石就结下了金兰之交，成了换谱弟兄，而此时蒋却欲置冯于死地。原先依附冯玉祥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蒋介石，心腹韩复榘、石友三也离他而去，通电“拥护中央”。冯玉祥不得不通电全国，“洁身引退，以谢国人”。
此时阎锡山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玉祥用兵的压力。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蒋介石是要瓦解地方实力派，各个击破，或让他们互相击破。形势每天都在变。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思前想后，他走了着“与冯共进退”的稳棋，拒绝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冯玉祥一同出洋。他摆出准备出国的架势，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并购置服装等。
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生意”做得顺畅，他坐上了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把交椅：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
次年3月，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冯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从此一德一心，反蒋到底。
国内的反蒋浪潮已持续一年，阎锡山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渡过了数次危机。
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他对阎锡山的钳制开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职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意思是要把三军副总司令跟他的大本营山西隔断；二是在经济上压制。“铁算盘”大为恼火。
中原大战前，阎蒋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大战。阎锡山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家财政的困难、各派争战不停的责任归之于蒋介石，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下台；蒋介石则要求阎锡山践行通电辞职、陪冯玉祥出洋的先诺。
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冯、汪、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撇开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就职。如果他做成了，这一连串的9（帝王之数）会送他登上民国头把交椅。
扩大会议兴师动众，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很快转入拖拉黏滞，“毫无开国气象”。
阎锡山又着手争取张学良，但效果不理想，关键是他砸钱不如蒋介石阔绰。蒋介石的代表吴铁城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送给张学良大约2000万元；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少帅身边的幕僚、秘书、副官及卫士。一次，他设宴招待东北军政要员，饭后麻将开了十几桌，每人抽屉里放了2万元。所以他何时想见少帅都会受到接待。
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1000元，另一位揣着500元就上了门。头一次会面后，二人再想见少帅均被挡驾。
军费的筹办对每个军阀都是要事，受盘剥的永远是百姓。筹办机关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将所需粮仓、房舍、运输工具贴上一两张纸条——“某某师查封”，派几个兵把守就是了。如果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军阀或豪绅，可以通过政府从别地筹集军队所要的东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笔钱请军队到别地征购物资——这样层层转嫁，最后是中小地主、富农、贫农来负担。1930年前后，在山西北部，这类负担重到高出正税的225倍，名列全国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绅、商拒绝这类负担，部队的办法是“饥兵闹事”，或者长官让部下“自由行动3天”。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前10年搜刮的钱财大多用在军队和兵工厂上，到1930年时，他手中的现款还没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对部下实行三联单的办法控制缺额（以防多领兵饷）。上午开缺一个士兵下午就得报告；作战前夕动员，每个师也只发2500元，包括了战前的侦探费和向老百姓收买情报的费用。所以，多年追随他的高级将领生活相当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购战斗机是阎锡山的外甥经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淘汰的旧货，没有战斗效能，花了大价钱，却始终不敢在作战时使用。外甥从中得到一大笔佣金，阎大为光火，将他降级，但钱是回不来了。
张学良的奉军成了中原大战的关节之一。大战之初张少帅“采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导致阎、冯联军先胜后败。
另一关节在于冯、阎、李诸派都想保存实力，虽然凑集兵力很多，缺乏统一指挥，有利时争先，无利时退缩。
美国《时代》杂志报道中原大战的文章说：“中国的战争以3种形式进行：1.大量的金钱贿赂，常常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通电、公告、宣言，任何一方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行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惯例，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须让它们发挥作用。”“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
10月底，阎、冯联军败局已定；11月，阎锡山宣布辞职，部队听候蒋介石编遣。但蒋介石不给他喘息机会，“坚不允许”阎锡山滞留山西，派侦察机在太原上空盘旋示威。阎锡山只得避居大连，一面遥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
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
想起17岁那年的炎凉吗？那年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只好上了门板回乡躲债。乡里也待不成了，父子俩只能沿着滹沱河绕小路去太原，行前阎锡山还偷偷拿了继母的一副银镯子。
1930年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历时7个月的中原大战结束。大战中，蒋介石与阎、冯、李双方投入兵力多达110万，伤亡30余万。战线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战火席卷中原大地，生灵涂炭，不可胜计。
阎锡山选择大连这个地方，有他的用意，一方面仍然可以就近秘密控制山西；另方面可以和日本勾结，想凭借日本力量，图谋东山再起。阎锡山在大连期间，左右亲信靳祥垣、刘迪吉、宋澈、李庆芳等经常与日本人保持联系。
阎锡山手下大将赵承绶[9]晚年回忆：
1931年，我仍然充当山西军队的骑兵司令，驻在大同。是年8月4日，随同阎锡山逃往大连的侍从副官张逢吉突然来到我家中。我知道他来必然有要紧事情，所以立刻引入住室，问其由来。张马上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红布条，上边有阎锡山的亲笔字，说即乘飞机回省，要我密接。
张逢吉接着和我耳语：“总司令（指阎锡山）明天就坐飞机回来，请司令（指我）务必亲自去接，并且要严守秘密。”
我问：“你何不早来两天，我好早做准备。”
张答：“这是总司令计划好的日期，早来怕泄露了不好。”
第二天，我和张逢吉一起坐上轿车亲到大同飞机场等候，时间很久，飞机才到。降落后，阎锡山身穿绸大衫，头戴草帽，还戴着一副黑色眼镜，从飞机上走下来。我立即上前迎接、敬礼，阎微笑和我握手，随即上车，坐在轿车里边。我和张逢吉分坐车左右，遮住阎锡山，以避免人看见。
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既高兴阎锡山回来，又怕蒋介石、张学良知道后问罪。
当晚，阎锡山就住在大同城内户部角新教巷2号我的家中，我把家里人都临时迁到外院，把里院腾出专供阎锡山居住，并严禁家人进入里院。
我曾试探着问阎锡山：“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
阎锡山说：“张汉卿自顾不暇，哪顾上管咱们的事，他也管不了咱们。我是不怕他们的，要怕他们还不回来呢！只要你们好好整顿队伍，有了力量，就好办事。事情不是没有（意指蒋、张找麻烦），但他们绝不能把咱怎么样。”
言下之意，好像要让我知道有一种“力量”在后边支持他，我自己也从阎锡山坐日本军用飞机回来一事，看出是日本人在做他的“后台”，所以他才有这样不在乎的口气。阎锡山所谓的“张汉卿自顾不暇”一语，是阎锡山当时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明，另外，阎锡山的亲信刘迪吉，事后也曾告我说：“老总从大连回来，可真不容易，和日本人交涉飞机，就经过不少周折。”其内幕如何，可想而知。
阎锡山在大连和日方订有密约详情，我虽知道的不详细，但他从大连又回山西，重新和蒋介石勾结，又当上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以后，马上就派一直替他和日方联系的靳祥垣和其财政整理处处长邱仰浚，借考察村政为名，去日本“道歉”，并说明他未能马上履行大连密约的原因。此事大汉奸苏体仁以后向我说过：“老总（指阎锡山）说话不算话，所以事情很难办。如在大连时和人家（指日方）说得好好的，回来就不完全算数。那一年派邱仰浚和靳祥垣去，曾向人家道歉。”这是阎锡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又一有力证明。[10]
阎锡山的处世哲学是“在存在中求生存”，“在缝隙中求生存”。虽然他下野后人在大连，但心在山西，生怕离晋日久，军队实力被蒋介石、张学良所利诱、控制，故于1931年8月5日，由日军护送乘飞机回到大同，随即返回河边村。
阎锡山到了河边老家后，第一件事是到祠堂拜祖先，又到祖坟地里焚香烧纸。阎氏墓地在河边村的西南角，四周有五条路交叉，这是阎的父亲阎书堂请有名的风水先生看的坟图。名为“五龙会水”之地。阎氏祠堂也建在这里。祠堂占地5亩，坐东向西，一进三院。祠堂大门南北两座中式木牌楼，油漆彩画。祭奠堂里，摆满阎氏祖先牌位，都有祖匣罩着，香炉供器为白锡铸成。北边小院的房间内，摆放着旌旗伞盖，都是红白喜事用品。花轿棺罩也为描龙绣凤，红漆招杆，真可谓“桃角红丝龙头穗，满面玻璃花花翠”。
蒋介石很快知晓阎锡山潜回了河边老家，促其从速离开山西，否则将采取严厉措施予以处置。但阎锡山已知大局将有变化，对蒋的威胁毫不在意。果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的侵略帮了阎锡山的大忙，蒋、张面对日本人的进逼已经难以应付，哪儿还顾得上阎锡山。阎锡山又通过各种关系向蒋介石疏通，还将“12·18”镇压抗日请愿学生运动的罪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纠察队长王琚等释放，从而得到蒋介石的谅解。特别是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救亡的形势下，蒋介石不能不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并接受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的提议，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署主任。
1932年2月29日，阎锡山由河边回到太原，匆匆就职。
重新执掌晋绥军政大权后，阎锡山为了消除蒋介石对他的疑忌，乃提出所谓“造产救国”的口号，实行裁减军队，绥西屯垦，从事生产，并拟制了所谓《十年建设计划》。
阎锡山虽然曾是反对满清封建王朝的革命先锋，但其心灵深处积淀的仍然是一方封建意识的肥厚沃土。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崇，对于皇权的迷恋，对于民主共和与法制的轻藐，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远比拖在脑后的辫子难以去除。
阎锡山的做派大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的讲话，称为“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干支，便成为什么“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等。而且一俟大权在手，他就立即耗费重金在家乡大兴土木兴建府第，前前后后陆续建了20多年。近千间房屋的20多个院落里，花草遍地，林木葱茏。栩栩如生的石雕、流金溢彩的回廊、砖雕、木雕，以及明柱、鼓墩、飞檐、斗拱，层层叠叠，均为典型的晚清宫殿式建筑风格。院中溢溢古风之外，也还点缀着不少西洋玩意儿。别具一格的小洋楼，双层电影院，占地33000多平方米。大门影壁正面镌刻孙中山先生书赠阎锡山的“博爱”二字手迹。
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他原配夫人徐竹青娘家所在的五台建安村期间，也曾来此处小住。
1934年10月初，阎锡山“见父衰老，大异于前，决身侍奉在侧，回村办公十月”。
10月23日，替他代理省政的赵戴文来到河边村见阎锡山，转达蒋介石要亲自到河边村拜谒阎父阎老太爷，以示慰问之意。阎锡山不想让蒋介石的影响进入山西，让赵戴文婉言辞谢，但蒋介石决意要来，并说想和阎锡山商谈两件事：一、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如何将山西建设推行全国？阎锡山一听内容，马上兴致勃勃赶到太原候陪，还将王靖国公馆重新修葺一新，作为蒋来时的下榻之处。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到山西，据说，在哪里迎接颇让阎锡山费了一番心思，有人提议在运城，阎锡山一听让老蒋“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1934年11月8日，蒋介石飞到太原，停留4天。蒋介石此次太原之行，主要目的是与阎锡山言归于好。因为此时的阎锡山成为日本人和西南反蒋势力竞相拉拢的重要人物。蒋介石认为阎锡山是稳定华北和西南，解除他今后入川指挥作战后顾之忧的重要人物。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蒋介石才屈尊亲自来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做一些笼络工作，以改善两人因中原大战而结下的深仇大恨。
11月9日，阎锡山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及其随行人员邵力子、邵元冲等人于中午12点左右到了河边村。
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身披黑色斗篷。阎锡山身穿长袍，头戴黑色博士帽。二人下车后，蒋介石打头一路缓行，向组织来欢迎的“川至中学”学生、河边村男女老幼挥动礼帽，微笑着点头致意，随后又乘车由石沟街到文昌堡旧宅北都督府拜见阎老太爷。
阎锡山的老父阎书堂，年迈体弱，又因偶感风寒，卧病在床，其时也不得不强打精神，由家仆扶着坐上椅子，抬到大门口迎接蒋介石夫妇。
相见时，阎书堂奋力挣扎而起，双手抱拳，打躬作揖，口称：“有劳委员长大驾，小民愧不敢当……”
蒋介石赶紧上前，搀阎书堂坐下，以侄辈相称，口呼“伯父”，问安问好，甚是亲热，并与宋美龄并排而立，恭恭敬敬向阎老太爷行了三鞠躬礼。随后又盛赞阎母懿德可风，足堪女界典范。
阎锡山6岁时生母病亡，继母陈秀卿无出，待阎锡山如亲生儿子，辛辛苦苦将他抚养成人。
进屋后，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说这问那，好不亲热。叙谈片刻，即至“上将军府”赴宴。午宴备以家乡风味的“五盔四盘”。“五盔”就是用五个形似大碗而印有蓝花色彩瓷具盛的山西菜肴，忻州瓦酥、定襄蒸肉、五寨黑猪肉炖粉、黄河鲤鱼、小鸡炖台蘑。“四盘”就是四个佐酒的盘菜。此外还有莜面窝窝、高粱面鱼鱼、保德碗砣，黄米面油炸糕等，冷热搭配，有荤有素，全系山西乡间风味小吃。
吃过饭以后，蒋介石登上了常春楼，这一下弄得阎锡山十分尴尬。原来这几年，阎锡山修建了不少府第，又刚建起东西花园，怕蒋介石看见，落下个奢华印象，就让人连夜把东西花园的路用高粱茬子堵死，等领蒋介石进来时，依旧走的是过去的花咀老路。没料到蒋介石如此登高一望，阎府的所有建筑便尽收眼底了。
当天下午3时许，阎锡山陪同蒋介石一行返回太原。第二天，阎锡山将高级干部召到省府，与蒋介石一行商谈要事。
宋美龄则由阎锡山的如夫人徐兰森陪同，游览太原市容。顺路走到阎锡山部下王靖国公馆门前时，徐兰森请宋美龄进去休息一下。
王靖国的老母亲一听蒋委员长夫人大驾光临，赶紧带着满门老幼连同家仆杂役，在院坝上齐刷刷跪成一片，皆不敢抬头仰视当朝皇后，把个宋美龄惊得面红耳赤，手脚无措，想不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二十多个年头了，山西人还会以此礼仪来迎待她？
宋美龄赶紧上前将王母搀起。
三个女人凑一块，拉起了家常。
王母礼仪虽大，却不知如何说话，偷偷打量了一下雍容华贵气质高雅的委员长夫人，怯生生开口关心道：“太太是当今的皇后娘娘，花不完的钱，享不尽的福，说来甚也好，可就短生个娃娃。”
徐兰森惊得瞪她一眼，赶忙补漏：“没娃娃也不要紧。定襄七岩山上有个捞儿洞，可灵哩。花上3元钱，在水里捞一捞，三元开泰，回来准捞上个带把儿的娃娃。你忙顾不上去，也能代替，我明日就帮你捞一个去。”
此话将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早将中国封建文化形成的种种陈腐观念、陈规陋习抛到爪哇国去的宋美龄，逗得前俯后仰，大笑不止。
在宋美龄的笑声中，人们或许会感到阎锡山这个如夫人的可怜，或许会想到晋军高级将领生活环境的保守与封闭。但再一细想，不是也更看出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巨大差距吗？蒋宋联姻，说得上是中国政治趋于现代文明的一大举措。宋美龄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蒋介石，使蒋介石在个人感情、国内纷争之外，还有着眼外部世界的开阔目光。而阎锡山却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原因，因原配夫人徐竹青无出，只好遵从父命，买来一个时仅14岁的徐兰森为妾——徐兰森临危受命，不负厚望，一口气为阎锡山生了5个带把儿的娃娃。长子志恭、三子志信少亡，次子志宽抗战期间病逝成都，四子志敏、五子志惠后去了美国。观念上的这种巨大差距，必然会在政治实践上产生相应的差距。阎锡山终究斗不过蒋介石，婚姻或许是原因之一吧。
12月1日，阎锡山电话中得知其父“咳嗽气喘，小便艰涩”，立即赶回家中探望。其父面色体温、脉搏如常，唯饮食大减，小便不畅。请自己的侍从医官看后，气喘咳嗽稍解，小便与饮食未效，于17日去世。
乡人遂传：“蒋介石一来探病，把阎家老太爷吓死了。”
老父病逝，阎锡山举行了整整1个月的祭奠丧仪。阎府院中金人银马、雪山素海，终日香火缭绕，笙管长鸣，排场无以复加。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都来此致祭尽哀。短短一月之中，让河边村民，再一次看到了阎家的赫赫威势。
河边阎府，气势不凡，光宗耀祖。一朝为官，飞黄腾达，威风凛凛，可见阎锡山并没有脱出几千年来当官摆架子的常规和心态。而他本人出入河边故乡，却又坚持一副寻常人打扮。这一方面显现了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深，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而他的行为习惯，既蕴含着浓厚的封建色彩，也显露出淳厚民风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善于以低姿态赢得百姓的好感，深谙民心之重要。生活中这种接近平民百姓的作风，与政治上善于韬光养晦相一致，都是阎锡山为人处世的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