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卡夫卡
生意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因此只要能从办公室抽开身，我便时常自己拿着样品袋去拜访顾客本人。另外，我早就打算去看一看Ｎ，以前我和他常有业务联系，但不知道为什么，去年这种联系就中断了。在如今这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出现这种障碍肯定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常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或一种情绪。而与此相同，一句话或者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也能使整体恢复正常。不过要见到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是位老人，最近一段时间身子很虚，尽管生意上的事依然掌握在他手里，但他几乎不再亲自洽谈生意，要想和他谈事，就必须到他家去，这无疑增加了业务复杂程序。
昨天傍晚六点过后，我终于动身上路了。虽然那时已经不是拜客的时间，但这件事不应从社交角度，而应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考虑。我运气好极了，他和妻子刚刚散步归来，此时在他那卧病在床的儿子的房间里。他们要我也过去。虽然有些犹豫，但后来还是让令人厌恶的拜访欲望占了上风，我只期待它早点结束。和进屋时一样，我穿着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和样品包，被人领着从一个黑乎乎的房间，来到了已聚集着几个人的、灯光暗淡的房间里。
由于本能的关系，我的目光首先落在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商务代理人身上，可以说他算是我的竞争对手。他一定是在我前面悄悄进来的。此刻他正无拘无束地紧挨着病人的床边，好像他是医生。他穿着他那件漂亮的、敞开的、涨鼓鼓的大衣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那副神情极其狂妄。病人可能也这么想，他躺在那里，脸颊因发烧略微发红，有时朝他望一眼。另外，Ｎ的儿子与我同龄，已不属年轻人之列，短短的络腮胡子因生病有些零乱。他原本肩宽个高的身体，由于渐渐恶化的疾病，已经消瘦得令我吃惊。Ｎ刚刚回来便到儿子这里来了，连毛皮大衣都没有脱掉。现在他正站在那里跟儿子说着什么。他妻子个头不高，体质虚弱，但特别活跃，尽管仅限于涉及到他的范围——她几乎不看我们其他人。现在她正忙着给他脱毛皮大衣，由于他俩个头上的关系，这实在是不太容易，但最终还是成功了。当然真正的原因也许是Ｎ特别心急，老是急着伸出双手去摸那把扶手椅，等大衣脱下来后，他妻子赶快把它推到他跟前。她抱起那件几乎把她埋在里面的大衣出去了。
似乎属于我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其实确切地说，它并没有来到，也许在这里永远也不会来到。如果我还想试一试，那就得赶快试，因为根据我的直觉，这是最佳的时机，否则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那个代理人显然成心要时刻守在这里，那可不是我的方式，而且，我丝毫不想顾忌他的存在。因此我便迫不及待地向Ｎ陈述我的建议，虽然他的注意力并不在我这里，而是想跟儿子多聊几句。遗憾的是我有个习惯，只要说得稍有些激动——很快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而在这病房里出现得比往常还早——我站起来，边说边来回踱步。如果在自己的办公室这倒是种相当不错的调节，可在别人家就有点讨人嫌了。但我却不能控制住自己，尤其是不能吸烟时。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坏习惯，与那位代理人相比，我还是赞美我的。因为他总是把帽子放在膝上慢慢地推过来推过去，有时突然出人意料地戴上，然后又摘下来，好像是出了差错，他就这样不停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此人们会有什么想法呢，像这种举止的确是不允许的。这些干扰不了我，我对他视而不见，把心思全放在我那些事情上了。当然总会有那么一些人，看到这种帽子杂技就会极其心烦意乱。可是由于我激动的情绪，根本就注意不到任何人，对此怎么会心烦意乱呢？虽然我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事——我已清楚地觉察到Ｎ的感受能力很差，但只要我还没说完，只要我没直接听到异议，我就不怎么去管它。Ｎ双手搁在扶手上，身子不适地扭来扭去，似寻似觅地瞪着茫然的眼睛，然而却没抬眼看我一下，也没有任何面目表情，似乎我说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在这里没引起他的一丝注意。虽然这些使我感到希望万分渺茫，但我还是要照讲不误，就好像我的言辞、我的好建议最终将会使一切再恢复平衡，我甚至对自己的这种宽容感到吃惊，因为谁也没希望我宽容。现在，那位代理人终于让他的帽子歇下了，把双臂抱在胸前，这让我感到某种满足。我所论述的有一半是冲他去的，这似乎对他的企图是一个明显的打击。
Ｎ那一直被我当作次要人物而忽视的儿子突然在床上欠起身子，挥舞着恐吓性的拳头让我闭上了嘴，否则沉浸在快感中的我会一直讲下去直至自己厌烦为止。显然他想说什么，还想让人看什么，但力气却不够用，只好颓然地躺下了。一开始我以为这都是烧糊涂了所致，但当我不由自主地向Ｎ望去时，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Ｎ坐在那里，瞪着那呆滞、肿胀、疲惫之极的眼睛，身子颤抖着向前倾着，似乎有人压着或击打着他的脖颈，整个面部都失去了常形。开始他还在艰难地喘气，但随后就像得到解脱似的，仰面倒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他脸上又掠过某种非常吃力的表情，可随即就不见了——他似乎死了。瞧瞧，就这么完了。但愿这死亡别给我们添太多的麻烦。然而现在应该做什么事呀？我环顾四周寻求帮助，但他儿子已用被子蒙住了头，只能听见他在不住地抽噎；那个代理人神情冷漠，仿佛决心任凭时间流逝而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似的，安稳地坐在Ｎ对面仅两步远的沙发椅上。那么能做一点事情的就仅剩下我了，我应该马上就做这件最难办的事，即用怎样一种尚可承受的方式，将这消息告诉他妻子。因为我已听见急匆匆的脚步声从隔壁房间传来了。
她还没来得及换衣服，依旧穿着外出穿的礼服。她手里拿着一件已在炉子上烘热的长睡衣，准备给丈夫穿上。“他已经睡着了。”她看到我们如此安静，便微笑着摇了摇头说。她拿起那只刚才令我又惊又怕勉强握过的手，充满了一个纯洁的人才具有的无限信赖那样吻着它——我们其他三个人简直都看呆了！……Ｎ动了起来，并大声地打着呵欠，然后换上睡衣。他在听任妻子的嗔怪之后，反驳说他那是换个方式向人们宣布他睡着了，还稀奇古怪地说了些无聊的话。也许是为了防止着凉，Ｎ暂且躺到了儿子床上。他妻子连忙拿来两个垫子放在儿子脚边，让他把头枕在上面。此刻我已不能看出现在的Ｎ与以前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要来晚报，将客人丢在一边开始看报。不过他并没认真看，只是东看一眼西看一眼，同时以一种锐利得令人惊讶的商业眼光评论着我们的建议，这让我们颇觉不适，而且还用空着的手不停地打着蔑视的手势、咂着舌头表示他嘴里的味道不好，这一系列动作来自于我们的商人派头。那位代理人忍耐不住了，做了些不合适的解释。也许在他那粗浅的意识中，凡是出了这种事后必须进行某种补救，但用他那种方法当然行不通。我便找了一个借口赶紧告辞了。
在前厅我又遇到了Ｎ夫人。看到她那可怜的外形，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有创造奇迹的能力，凡是叫我们毁掉的东西，她都能够补救过来。我在童年时代就失去了她。
我与Ｎ夫人辞行时故意说得特别慢，特别清楚，因为我怀疑她听不清楚。或许她大概已经聋了，因为她竟直接问道：“我丈夫看上去怎么样？”另外，我从几句辞别的话中发现，她把我和那位代理人搞混了。
就这样，我从Ｎ家里走了出来，走下门前的台阶。下台阶比先前上台阶更加困难，本来上台阶就不那么容易。唉，不论这世上的生意如何艰难，我也得继续挑着这副担子走下去。
上了岁数的尼古拉斯老人，为了省钱，每天都到市立公园的长靠椅上晒太阳。同时在那里的还有敬老院的彼庇和克里斯多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