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培耕
泰戈尔从1878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怜悯》（未完成）至1934年发表中篇小说《四章》，共写了十三部中长篇小说。除《怜悯》泰戈尔在世时没有发表外，计有长篇小说《少夫人市场》（1883）、《贤哲王》（1885）、《小沙子》（1901）、《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纠缠》（1929）、《最后的诗篇》（1929）和中篇小说《四个人》（1914）、《两姐妹》（1933）、《花圃》（1934）、《四章》（1934）等。泰戈尔的小说除《少夫人市场》和《贤哲王》是历史题材小说外，其余均为社会题材小说。尽管他小说题材主要描绘孟加拉社会中上层的生活画面，但仍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并为印度的小说创作开辟了道路。
《少夫人市场》写一个暴君，贪得无厌，惨无人道；而《贤哲王》则写一个开明君主，反对封建祭祀活动，主张仁爱。显然，泰戈尔借古喻今，衬托现实黑暗，希望出现一位仁君，拯救印度。随后，他转向现实生活，创作了印度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小沙子》（或译为《眼中沙粒》）。在这部小说之前，不管般给姆或者泰戈尔本人写的小说，它们或者是历史传说的铺叙，或者是社会生活的掠影，但无论从现实性或心理分析，或社会问题的提出，都是从这部小说开始的。
《小沙子》的情节并不曲折，主角维努迪妮美丽、善良并受到良好的教育，已到出嫁年龄，因父母把所有的钱财都花在她的教育上，没有足够陪嫁费，无法出嫁。父亲死后，母亲想把她嫁给邻居莫汉德罗，遭到拒绝，又转向莫的好友比哈里，也遭回绝。维努迪妮无奈远嫁，不久就成为寡妇，回到家乡，寄人篱下，住在莫汉德罗家。她向已成婚的莫汉德罗和未成婚的比哈里，发起挑战，投去了爱。经过几番较量，莫汉德罗终于坠入情网，并不顾一切要与她私奔。但她真正的心上人是比哈里，而比哈里又屈从于教规和社会习俗，始终不肯越雷池一步。最后，维努迪妮收心，让莫汉德罗回到妻子身边，又为了不玷污比哈里的社会地位和种姓，断然压住自己的情爱，修行出家。
维努迪妮是泰戈尔小说塑造得最出众的妇女形象，作家在她的痛苦和折磨里鞭笞了保守的印度教社会，维努迪妮之所以向两位男子发起进攻，是因为“他们断绝了她通往新生活的一切道路”。她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不可遏制的复仇心理，更重要的是她为争取自身的幸福，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她“整个叛逆的心都要起来反抗这残酷的命运”。但她心地善良，具有传统的道德观念，因而她无时无刻不在内心展开着一场愤怒与同情、反叛与教规、勇敢与胆怯的灵魂大搏斗。这场灵魂的搏斗时时震撼着读者的心。小说通过细腻的心理分析，以及暗示性的描述，使这个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物具有纵深感、立体感。小说结尾，四个人都良心发现，都以印度教的伦理道德，即牺牲和服务，约束自己，成为完人。这个结局几乎成为泰戈尔中长篇小说的结尾模式，也影响了印度其他作家的创作，很少有人突破这个喜剧性的结尾模式。
《沉船》是为娱乐读者而写的，被译成世界多种语言，受到令人吃惊的欢迎，这可能与曲折的情节和轻松的笔调有关。小说写印度教知识青年罗梅锡与梵社姑娘海敏丽妮相爱，但教派和信仰不同，父亲迫使罗梅锡去远方结亲。归途遇上风暴，船翻落水，父亲、岳母诸亲人罹难。罗梅锡与一位名叫格姆娜的姑娘被冲上沙滩，因婚礼时，没有相面，两人误认为是夫妻。罗梅锡最先发现这个差错，但他出于同情，不伤格姆娜的心，没有揭穿，把她送进女子学校学习。而自己向海敏丽妮求婚，正要办喜事，格姆娜与罗梅锡的纠葛被人揭穿，罗梅锡又不申明，急于外出寻找格姆娜的夫家，海敏丽妮无奈由兄长解除婚约。当得到罗梅锡向海敏丽妮说明情况的一封未发出的信时，格姆娜才知道自己的遭遇，于是她离开罗梅锡，外出帮佣，寻找丈夫。格姆娜的真正丈夫纳利纳克希也在那场风暴里落水被救起，后来成为海敏丽妮的教父，两人产生恋情，订了婚。恰巧，格姆娜来到纳利纳克希家帮佣，罗梅锡经多方努力向男女双方家眷说明了原委，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自己走向“茫茫的世界”；海敏丽妮也痛苦而绝望地第二次解除了婚约，离开了纳利纳克希。
整个故事的发展出于偶然因素：没有相面，遇上风暴，邂逅相遇，迟疑不决……但偶然寓于必然之中，没有教派和信仰的藩篱，没有传统婚姻的陋俗，没有主人公主观的疑惑和精神重负，有情人终会成眷属的。所以泰戈尔通过那支生花妙笔细腻地描绘了罗梅锡与海敏丽妮的纯真爱情以及不幸遭遇，控诉了吃人的礼教，同时，作家既批评了罗梅锡的软弱和动摇，又颂扬了他那关心和同情别人的高尚品格。泰戈尔正是通过罗梅锡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泰戈尔总是把爱雨和关怀洒在女子身上，格姆娜的天真、执着，海敏丽妮的书卷气、哀婉，使人掩卷，难以忘怀。
《纠缠》和《最后的诗篇》是写城市生活，写资产阶级及其意识。《纠缠》揭示可以丧失一切财富，但不能弃绝名誉、教养和保守思想意识的望门地主家族所维护的旧价值，同金钱万能的利己的工业巨头、百万富翁的贪得无厌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出身名门望族的美丽善良的姑娘古姆迪妮与无礼轻浮和冷漠的百万富翁默吐苏登结婚，后者妄想重复将自己意志强加在人和机器上的老套，来控制古姆迪妮。但他很快明白，他可以控制她的肉体，却无法制服她的真实个性，他在古姆迪妮的坚强人格和自尊心面前吃了败仗，他为自己的兽性、野蛮和欢乐情绪逐渐变为柔顺、恐惧感到困窘，最后丧失了自信心。而古姆迪妮一开始受印度教传统的熏陶，培养自己膜拜丈夫的归依意识，但一次次冲突，终于萌发叛逆意识。《纠缠》似乎要说明物质财富上的强者，未必是精神财富上的强者。小说鞭笞资本家空虚、卑下的精神灵魂，勾勒了资本的发迹、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地描绘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及其精神特征。泰戈尔原计划写一资本家家族三代人生活的三部曲，题为《三代》，但只写了第一代，就辍笔了。不然，定可为印度文学的人物画廊增光添彩。
《最后的诗篇》被印度评论家认为是“为了结束所有爱情而写的爱情故事”，小说的主题是爱的禁欲主义。主人公是位超现代主义的孟加拉知识分子，他把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作为偶像加以反映。但他遇上了同样受到现代教育的一位姑娘，偶像破坏者成了激烈的偶像崇拜者，他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渴求，把她视为偶像加以顶礼膜拜。她是个感触细腻、情感深沉、仪表大方的姑娘，她的出现冲去了他的空虚、颓唐的精神状态，成为他的新偶像。姑娘意识到这种爱情必然带来悲剧的后果，于是断然离开了他。作品还勾画了一群盲目崇拜西方文明，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男女青年的种种丑态，辛辣地讽刺了他们否定民族文化的思想行径。
比爱情主题更重要的是，小说提供了新颖的技巧和形式，在印度文学史上恐怕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写得比它更具有诗歌内容，运用更多的诗歌风格。它每个篇章都是散文诗，半抒情半揶揄的笔触，诙谐宽容的口吻，自我解剖的手段，对话语言的运用，使这部小说成为当时最受青年读者欢迎的作品。但如果说它比《戈拉》《家庭与世界》更优秀伟大，那等于是用机灵取代天才。
《戈拉》写于1907—1909年，在《侨民》杂志上连载，1910年正式出版。《戈拉》是泰戈尔小说创作的代表作，被人称为史诗小说。它描写了孟加拉知识分子中激进民族主义者、正统派印度教徒和梵教徒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印度教的问题和隐藏在它背后的社会病态，描绘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孟加拉社会生活。当时印度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工农运动开始发展，许多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情绪。当时民族运动内部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接受欧洲文化，改革印度教，铲除一切陈腐的传统与陋习，通过改良争取民族自治。1828年成立的梵社就属于这一思想体系，1865年梵社又分裂成两派，一派为稳健派“元始梵社”，一派为“印度梵社”，后者趋向于极端改革派，否定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明。另一派思想体系是在这个时期刚刚形成的“新印度教”，它坚决反对崇拜西洋文明，主张发展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反抗统治者的专横压迫，同时主张复古，遵守印度教一切古老传统，维护种姓制度。到了廿世纪，也就是作者写《戈拉》的年代，正是提拉克领导的极端派在1905—1907年印度民族运动里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时期，极端派提出用暴力推翻殖民统治，同时提出一套主张复古、保持印度教落后传统的社会纲领。这种力图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印度教宗教色彩的主张，正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刚刚形成的正统派新印度教思想体系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泰戈尔这个小说虽然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情况，实质反映了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问题。小说主要情节是通过以印度教安南达摩依和梵教帕勒席的家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的爱情纠葛为线索而展开的。小说男主角戈拉是爱尔兰后裔，他的父亲在印度起义中丧生，母亲在他出生时死去。印度教徒克里什那达雅尔的妻子安南达摩依收养了他，把他看作自己孩子抚育成人，并对他隐瞒了其出身。戈拉成为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正统观念的楷模。他带领一批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并企图净化古老的印度教信仰。他最要好的朋友宾诺耶爱上了梵教成员帕勒席的女儿洛丽塔，才离开了这条道路。宾诺耶结婚时才发现自己处于两个敌对营垒之间，他与正统派印度教决裂，与戈拉决裂，可是也没有为梵教所接受，更有甚者，连帕勒席这样一位对任何教派都不抱偏见的忠厚长者，也被梵教开除。另一方面，帕勒席的养女苏查丽达钟情于戈拉，为他们的信仰和热情所感动。然而，戈拉执拗于教派不同，压制自己的情感，那时，戈拉一方面要在一切阶层里宣传爱国思想，另一方面他按照教规又不能同教团外的人们接触，特别是不能与他们同吃同住。但他在乡下，清楚地看到印度教神姓藩篱和清规戒律如何造成农村的愚昧、贫穷以及农民打破教派的束缚所显示的友爱和谐关系，这一阅历逐步地触动了他的教义束缚。当时他为了保护农民和大学生利益，与殖民当局冲突，被警察局逮捕。这些实践活动使他看清了祖国的真实形象——“祖国赤裸裸虚弱可羞的形象”。而当克里什那达雅尔弥留之际，泄露了他的身世，戈拉欣喜若狂，他终于从宗教派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个“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园地”呈现在他面前。
小说中心人物戈拉，是爱国者协会主席，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刻画他对祖国获得自由的必胜信念和对殖民统治势力丝毫没有奴颜婢膝的性格特征。他不断向同胞灌输重建祖国的信念，号召人们为祖国自由奉献自己的热血和身躯。他正直不阿，对那些以做官为荣，丧失民族自尊，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人极为痛恨，在牢狱中，表现了民族的正气，决不奉承英国县长，也不向他讨饶，他也不要朋友设法保释，表现了殖民地民族中最为宝贵的性格。但戈拉有着明显的宗教偏见，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为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特权辩护，并身体力行执行旧俗陋习；也因此与亲戚朋友不和，不能抒发情爱，更重要的是这妨碍他进一步认识真实的印度面貌，妨碍他真正为祖国服务。作品指出，戈拉信奉印度教不是出于盲从迷信，而是出于殖民者对印度教社会的嘲笑和攻击，他说“我想借自己敬意的方法来唤醒我国人民”，来打击敌人。因而，这也为他的思想转变埋下伏笔，当他在乡下看清祖国虚弱可羞的面貌和宗教偏见的毒害，一旦身世的奥妙被揭穿，他自然而然获得了解脱，可以说，戈拉的形象是对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艺术概括，也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安南达摩依和帕勒席亦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们虽然出身于不同教派，但都顺从人的自然本性，反对种姓制度，支持自由婚姻，他们既赞扬戈拉的爱国热情，又不同意他的顽固保守，他们都有一颗博大、慈爱、自由之心。不同的是，帕勒席较软弱，力图“超然于争辩的双方之外”；而安南达摩依性格坚强，态度积极热情，行动果断。
苏查丽达和洛丽塔是开始觉醒的印度妇女形象。温柔善良的苏查丽达初先崇拜梵教领袖哈伦，愿意许身给他，但自认识戈拉，才真正发现哈伦蔑视人民的洋奴嘴脸，断然拒绝了这个婚约，她虽然崇拜戈拉，深受其爱国热情的影响，但又不同意他的守旧言行。她不满印度妇女的传统命运，但戈拉也没指出妇女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途径，她因而总处在怀疑和苦闷之中。与温柔宁静和缺乏行动的苏查丽达相反，洛丽塔是个疾恶如仇、坚韧不拔、独立不羁的姑娘，她反抗社会上一切邪恶的，既不承认传统的偶像，又不崇拜现实中的任何偶像，始终积极地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她为抗议逮捕戈拉，不去县长家演出；她不管别人诋毁，为女孩子办校；她冲破教派的偏见，与宾诺耶结婚。无论是亲朋的冷落、哈伦的中伤，教会的惩罚，官方的阻挠，都没有使她屈服。洛丽塔冲破家庭、教会的小天地，投身于社会活动，参加人民斗争，是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妇女形象。
小说的主要反面人物是哈伦，一位精通英语，熟悉哲学的教书匠。作者笔下，哈伦除了肤色之外，精神上完全和英国殖民者一样，对英国主子奉承乞怜，是十足的洋奴；他对人民则是不择手段地欺压和陷害。他与戈拉等人的冲突，不仅是教派之间的摩擦，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爱国志士和殖民奴才之间的斗争。
小说通过知识分子群体形象，歌颂了男女青年的爱国热情，批判了宗教偏见和崇洋媚外的错误思想；并通过对印度苦难的农村的描绘和伊斯兰农民反抗斗争的讴颂，愤怒地鞭挞了殖民统治的罪恶。艺术上，典型环境的描绘和典型性格的刻画是有机统一的，抒情笔触和哲理思辨，人物对比和粗浅勾勒，浑成一体。应该说，作者在人物刻画、心理冲突、哲理论辩上下了功夫，但不真切的细节，冗长缓慢的情节，论辩多于描绘，使小说沉闷乏味，缺乏真实的厚度；论辩性内容增加，使人物似乎成为思想符号，成为传声筒，悬浮在空中。因而，《戈拉》尽管在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但可读性却不如《沉船》。
《戈拉》之后，泰戈尔小说艺术发生了变化。他放弃那种情节复杂、描绘冗长、性格发展缓慢的手法，而注重简洁暗示。《四个人》和《家庭与世界》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中篇《四个人》没有完整的情节，只有一些故事的组合。小说只有四个人和四章，一章叙述一人。中心人物是沙吉士，作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场面描写他对真理和内心渴求的探索。他的伯父加格莫汗是无神论者，博大的人道主义者，影响着沙吉士的思想，使他成为理性主义的崇拜者。沙吉士的兄长是个有神论者，一个无耻卑鄙的淫荡鬼。沙吉士遇见一个流落街头、被自己兄长奸污的姑娘，伯父收留了她，为了保护她的名誉，沙吉士提出与她结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姑娘仍爱着那个淫荡鬼，拒绝与他人结婚。这件事动摇了沙吉士对人的理性的信念。加尔各答流行霍乱，伯父把家庭变作医院，为穷人治病，自己也染上霍乱致死。理性偶像伯父倒了，沙吉士为了填补生活的空虚，为寻找新的信仰而奔波。他追随一位信奉毗湿奴的修道士，沉湎于宗教感情之中，企图从中寻求解脱，这时，一位女信使、年轻而漂亮的寡妇达米尼打断了他的专注，她迷恋上沙吉士，沙吉士把人类爱情看作幻觉而加以拒绝，尽管他处处回避她，却时时意识到她那血肉身躯的存在。一次，他们一行在一个洞穴里过夜，他感到仿佛一只野兽正用利爪在抓他的全身，他害怕地用脚使劲踢去，恰好踢在达米尼的胸脯上。达米尼明白，沙吉士把爱情看作是兽性的表现，不可能接受她的爱。寡妇达米尼就不再纠缠他，而与小说中的第四个人、故事的叙述者室利比拉斯结婚。但好景不长，达米尼胸脯在洞穴受到了致命一击，终于酿成大病而死。小说的主题是人类灵魂对真理的不断求索。
沙吉士象征着灵魂，加格莫汗象征理性，达米尼则暗示为人的自然本性。作品似乎不仅说明宗教感情是一尊虚假的偶像，也暗示极端的理性存在着局限，因而沙吉士感到困窘。达米尼的死去，又似乎说人的自然本性尽管现实具体，但终究不是崇高的感情。那么什么是最高真理呢？小说没有答复，因为对真理探求本身就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小说的立意宏大，然而结构精巧凝练，人物不仅是象征符号，而且有鲜明的个性。
《家庭与世界》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小说只有三个人物，二男一女，以自述形式展示了各自的心理变化。地主尼基尔拥有一座庄园，他同情农民，乐善好施，致力于民族振兴和社会改革，并追求人格的完美；他让妻子比马拉接触社会，使妻子成为一个完美性格的人。这样，尼基尔的朋友桑迪帕乘虚而入，他是激进民族主义者，雄辩的口才，激情澎湃，号召抵制英货，用暴力推翻殖民统治。比马拉崇拜他的才华和生气，把他视为爱国者的精英，从崇拜产生情爱；而桑迪帕那种满腔爱国热忱也很快成为对一个艳妇的情爱。尼基尔发现他们的暧昧关系，但他不横加干涉，让妻子自由选择。后来由于比马拉发现桑迪帕热情背后的卑下和贪婪品格，才收心；而桑迪帕也有一种莫名的阻碍感，使他未与比马拉通奸。小说的主要内容，一是自治运动两种不同观点的对峙，一是情爱纠葛中的情与理的搏斗。尼基尔代表自治运动富有建设性的爱国者形象，是绝对真理的追随者；而桑迪帕则代表自治运动中的狂热者、破坏者和极端的贪婪者。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实用主义者，比马拉则在这两者之间被拉扯着。从某种角度看，尼基尔代表圣洁的古代印度，桑迪帕象征贪婪的欧洲，而比马拉则是现代印度。作者把一切低劣品德如贪婪、迷恋、好色都集中在桑迪帕身上，而一切崇高情操都洒在尼基尔身上，显然有些脸谱化。泰戈尔以闹剧方式处理了这场冲突。这部小说尽管反映了自治运动中的两种思潮，但由于作者的倾向，致使这部作品的价值一直受到争议。小说运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不仅描绘了人物对各个事物的态度，也勾勒了各自微妙的心态，这是该小说独到的艺术特征。
综上所述，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贯穿了泰戈尔整个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广阔社会生活，尤其塑造了知识分子和妇女群体，真实地勾画了他们的情操、心态和理想。在艺术上前期侧重于起伏跌宕的情节构思，人物形象的细腻描绘，生活细节的冗长铺叙；后期小说则情节浓缩，人物集中，并且广泛应用象征暗示手段，他的人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而这种个性主要体现在多层次、多侧面的心理变化上。他的小说常常洋溢着诗情画意，采用诗的语言，具有一种典雅的风韵。泰戈尔不断变化小说的框架结构，或是自述形式，或是讲故事形式，或是诗化散文结构，或是高度集中的戏剧框架，令人目不暇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