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夏路，是个孤儿。
我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一家孤儿院，玛丽阿姨对我说，。
我被送来的时候只有两岁，出奇得乖巧，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孤儿院，她没有见我哭过一次，我似乎不知道眼泪为何物。
其实我是哭过一次的，十三岁那年，杨院长病危去世，弥留之际交给我半根项链，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具体细节我已记不大清，大概情节就是一个富商的女儿爱上了一个中国来的穷画家，富商女儿未婚先孕，让富商大丢脸面。
富商报了警，穷画家被遣送回国。船在太平洋出了事，富商女儿悲痛欲绝，生下孩子后抑郁而死，
富商对这个孩子没有丝毫好感，不愿抚养，于是捐了一笔钱，就把这个可怜孩子一个人扔在了孤儿院。
他们就是我父母，我就是那个可怜的孩子，对么？
明明连腿肚子都在发抖，可我说话却异常平静。
杨院长叹了口气，还想再说什么，我接过项链扭头就跑。
直到后来杨院长葬礼结束，人群三三两两地散去之后，我独自凝视着墓碑上黑白的照片，才猛然意识到，我真真正正是个孤儿了！
其他的孩子不过是被抛弃而已，他们长大以后，运气好或许能寻到他们的亲人，父母……
我呢？我是被厌弃的人，比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也好不了多少吧？
我并不太喜欢杨校长，但他的死去成为了我整个童年时期的阴影。
难过了几天之后，伤心和绝望就被福利院平静枯乏的生活冲淡得一干二净，我们这些孩子，早就习惯了没有父母的日子。
在这样的日子里，没有人会慷慨地施舍给彼此哪怕一点点关怀，我们躲在自己小小的空间里，期待着温暖和幸福从天而降，然而除了日复一日的争吵与呵斥，生活似乎也就这样没有一点光芒了。
在这样的孤儿院里，黑人小孩占多数，其次是白人，中国人却只有我以及小我一岁的馨予两人。
无论什么活动，我和馨予理所当然都是被孤立的对象，白人小孩一个个都是斜眼看人，黑人小孩虽然好点，但却欺负我们身体瘦弱。
我开始拼命地学习，只为了快点逃离这里。
在我升入大二的时候，馨予也考上与我同一所大学。
我约她吃饭，再见到她时，她竟染了酒红的头发，还烫了卷，一身机车服俏皮又性感，身上的香水味却有些刺鼻。
“你学的什么专业呢？”
她挽了挽头发，“医学。”
我这才发现她不止修了眉毛，将一缕头发染成了紫色，还戴了美瞳。当初土里土气的小姑娘如今这么一打扮，着实让人惊艳。
“大画家！给我画张像好不好？”她见我愣神，眨着眼睛笑道。
“嗯，有时间一定。”我嘴上敷衍，却没有给她画的打算，她的转变如此迅速，令我有些不知所措。
后来我很久都没有再主动联系过她，医学院在南，艺术学院在北，基本也没有偶遇的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