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鸽舍剧场的发言
为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00周年而在老鸽舍剧场所做的这次简短发言可以被视作导言，其后我应雅克·科波的学校之约，将做6次讲座。
女士们，先生们：
几年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寥寥无几，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第一批崇拜者是精英，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老鸽舍剧场今天容纳不了所有的人。我今天想首先探讨的是，为什么今天还有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出作品反感，因为要战胜一种不理解，最好的办法是认真对待，努力去了解它。
人们从西方逻辑出发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看主要是他笔下人物的性格莫名其妙、优柔寡断，往往几乎不负责任。他们的形象因而显得古怪和疯狂。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噩梦。我认为这话完全错误，但我们暂时接受，可以像弗洛伊德那样回答说我们的梦比白日的行动更真诚，不过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个回答，还是听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话吧：“我们的梦充满了明显的荒谬和荒唐，但你们立刻接受它，几乎并不感到惊奇，即使在另一方面你们的智力发挥不同寻常的威力。”他又接着说：“为什么当你们醒来，又回到生活中时，你们几乎总是感到——有时还异常强烈地——梦在离去时带走了一个未被你们猜出的谜。梦的荒唐使你们微笑，但同时你们感到这一片荒谬中包含着一个思想，真实的思想，它是存在的，它一直存在于你们心中，你们认为在梦中找到所等待的预言……”（《白痴》卷2）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番对梦的议论，我们可以应用于他的作品，这并不是说我赞成将他的故事与某些荒谬的梦相提并论，而是当我们从他书中醒来时，我们也感到——即使理智不完全同意——他刚刚触及“属于我们真实生活”的某个隐秘点。我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智者以西方文化的名义拒绝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我要立刻指出，在全部西方文学里——不仅仅是法国文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小说讲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感情关系或思想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社会阶级关系，但是从不，几乎从不谈个人与自我或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这最后一种关系超过其他一切关系。霍夫曼夫人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就我所知，这是最好的一本好传记，可惜没有译过来），其中引用了一位俄国人的话，她认为这句话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感受俄罗斯灵魂的特点，我想它也能使你们更理解我的观点。这位俄国人被人责备不守时，便严肃地反驳说：“是的，生活是复杂的！有些时光要求我们去正确地体验，这比准时赴约重要得多。”在这里，个人生活比人与人的关系更为重要。你们不认为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吗？它使某些人觉得他伟大而重要，使另外许多人觉得他难以忍受。
我绝对无意说西方人，法国人，完全是、彻底是只穿着社交礼服的社会生物，我们有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有《恶之花》，这些既严肃又孤独的书也是法国的，和法国文学中其他任何作品一样。但是某种类型的问题，例如焦虑、激情、关系，则似乎归于伦理学家、神学家、诗人的领域，而小说则不必过问。在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中，《路易·朗贝尔》是最不成功的，它只是独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的奇迹是他的每个人物——而他创造了一大群——首先依据自己而存在，而这些有内涵的人各自带着特别的隐私，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提出极为复杂的问题。奇迹还在于，每个人物都在体验这些问题，或者应该说，这些问题依靠每个人物而存在，它们相互碰撞、相互斗争，变得通人性，然后在我们眼前奄奄一息或者胜利。
无论多么高深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也敢触及。但在这句话以后我还要立刻加一句：他从来不是抽象地谈，对他而言，思想永远是依赖个人而存在，这就导致思想永久的相对性，也导致了思想的威力。某个人想到上帝、天意、永恒的生命，只是因为他知道再过几天或再过几小时他就要死（《白痴》），另一个人（《群魔》）建立了整整一套已出现尼采萌芽的形而上学，是由于他的自杀，因为他必须在一刻钟内自杀。人们听他说话时不知道他是因为必须自杀才这样想，还是因为他这样想才必须自杀。最后，另一个人，梅什金公爵，当他的癫痫病快发作时他才产生最奇特、最绝妙的直觉。从这一点出发，暂时我只能得出这个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为思想最丰富的小说——我原来想说书籍——从来不抽象，而是保持小说的本色，它们是我们知道的最充满生命力的书籍。
因此，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么具有代表性，可以说他们从不脱离人类而成为象征。他们不再是我们古典戏剧中的那种典型，他们仍旧是个人，与狄更斯笔下最特殊的人物一样特殊，与任何文学中的任何肖像一样描绘得有声有色。请听这一段话：
有些人，我们很难一开始就说出他们的特点，这就是一般称作的“普通”人、“群众”，而他们实际上是人类的广大多数。我们故事中的好几个人物就属于这个广大的类别，特别是加布里埃尔·阿尔达廖诺维奇。
这是一个很难指出其特点的人物，且看作者是怎样说的：
几乎自少年时开始，加布里埃尔·阿尔达廖诺维奇就为自己的平庸而时时苦恼，与此同时，想自诩为优等人的无法遏止的欲望也在折磨他。他充满强烈的欲望，可以说先天就容易烦躁，而且他相信自己的欲望，因为它急剧而猛烈。这种想出人头地的冲动有时促使他做出最轻率的冒险，然而每到最后一刻，他便变得理智，下不了决心。这一点使他受不了。[1]
而这是一个最不显眼的人物。我还要说，其他的人物，最前沿的大人物，可以说也不是由作者来描绘的，他们在整本书中自己描绘自己，而画出来的肖像在不停地变化，永远没有完成。他的主要人物永远处于成型的过程中，很难从黑暗中脱离出来。顺便提一下，在这里他与巴尔扎克深深地不同，巴尔扎克的主要考虑似乎是人物的完美后果。巴尔扎克像达维德的画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像伦勃朗的画风，他的描述具有强烈的，往往是完美的艺术，即使在它后面，在它周围，没有深刻的思想，我也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最伟大的小说家。
第一讲
大战前不久，我曾准备为夏尔·贝玑的《丛刊》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就像罗曼·罗兰写的那两本杰出的专题著作《贝多芬传》和《米开朗基罗传》一样。战争来了，我不得不将为此做的笔记搁在一边，长期忙于其他的事务和麻烦，几乎放弃了这项计划，但是前不久，为了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百年诞辰，雅克·科波请我去老鸽舍剧场的纪念会上发言，于是我又拿出那沓笔记重读一遍。隔了这段时间，我觉得上面记录下的思想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要想阐述清楚，传记原来所必不可少的时间顺序也许不太合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每一本巨著中将这些思想像厚厚的发辫一样揉在一起，往往很难将它们理清，但我们在一本又一本书中都见到它们，它们对我十分重要，何况我使它们成为了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一本书一本书地讲，肯定要重复，还不如采取其他方式。通过一本本书追寻这些思想，尽力将它们归纳出来，透过表面的杂乱掌握它们，而且尽可能清楚地向你们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思想上看，既是心理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虽然他首先是小说家。我要谈的正是他的那些思想。它们在他的作品中从不以原始状态出现，而总是取决于表达这些思想的人物（由此产生了混乱和相对性）。此外，我想避免抽象概念，尽力使这些思想生动，因此首先要和你们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谈谈他生活中的几件大事，以便我们了解他的性格，勾画出他的形象。
我原打算在战前准备的那份传记前面加上一篇导言，来首先看看对这位伟人的一般评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本想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卢梭做比较，这个比较不会是武断的，因为他们的天性的确是深刻地相似——难怪卢梭的《忏悔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卢梭自小就似乎受到普卢塔克的毒害。通过普卢塔克，他对伟人形成了带几分浮夸的概念。他在自己面前放一座臆想的英雄的雕像，一辈子都尽力去仿效它。他试图成为他想表现的那种人。我同意说他对自己的描绘是真实的，但他考虑到他的态度，而这态度是出于自负。
拉布吕耶尔说得好，虚假的伟大是不合群的，难以接近。它感到自己的软弱，因此隐藏起来，至少不正面出现，只在逼不得已时才露面，以便威慑他人，不显露本相，也就是说不显露真正的渺小。
我在这里并没有认出卢梭，相反，我看到下文时却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真正的伟大是自由、温和、随便、通俗的，它让人触摸、摆弄。从近处看这不损它一丝毫毛。人们越了解它就越赞赏它。它好意地朝下级俯身，然后又不费力地回到自然状态。它有时懒散，不修边幅，在优势中懈怠，但永远有能力重获优势并加以发挥……
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矫揉造作，不装腔作势。他从来不自以为是超人，没有比他更谦卑、更富于人情味的人了。我甚至认为高傲的人是无法完全理解他的。
“谦卑”一词不断地出现在他的《书信集》和作品中：
他为什么拒绝我？我不是在要求，而是在谦卑地恳求（1869年11月23日）。我不是要求，我是谦卑地恳求（1869年12月7日）。我提出了最谦卑的要求（1870年2月12日）。
“他的谦卑常使我吃惊。”少年[2]这样说他的父亲。他试图弄清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他们的爱情的性质，这时想起了父亲的一句话：“她出于谦卑嫁给了我。”
最近我在亨利·波尔多先生的一篇访谈中读到一句话，感到几分吃惊。他说：“首先要努力了解自己”。我觉得这话不对。文学家寻找自己时会冒很大的危险，危险在于找到自己。这样一来，他只能写出符合他自己的、冰冷的、果断的东西。他模仿自己。如果他了解自己的界限、局限性，他就不会再超越。他不再害怕不诚恳，而是害怕前后不一。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总是对自己不太清醒。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是谁。他只有通过自己的作品，只有在作品中和作品后才了解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寻找过自己，他狂热地投入作品，迷失在其中的每个人物身上，因此我们在他的每本书中都能找到他。我们等一会儿将看到，一旦他以他自己的名义说话时，他多么笨拙，而相反，当他本人的思想通过人物之口表达时，他是多么雄辩。他借给他们生命。他活在他们每人身上，他将自己托付给人物的多样性，这样做的最初效果就是保护了他本人的不连贯性。
我不知道有哪位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如此的自我矛盾，前后不一。尼采会称之为“对抗性”。如果他不是小说家而是哲学家，他肯定会使自己的思想条理清楚，那我们就会失去最好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事件，不论如何具有悲剧性，也仅仅是表面上的事。使他动荡不安的激情似乎深深地震撼他，然而，再往前便是一个连事件或者激情都无法触及的区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一段话与短短一句话对照，便会得到启发。他在《死屋手记》中写道：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抱有某个目的并为达到目的而努力的。当目的和希望消失后，焦虑往往使人变成怪物……
但他仿佛对目的产生了误会，因为他立刻接着说：
我们大家当时的目的就是自由，走出苦役营。
这是在1861年写的。这就是他当时理解的目的。当然，可怕的囚禁使他痛苦（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当列兵6年），他很痛苦，但一当他重获自由，他就明白真正的目的，他原先真正希望的自由是更深刻的东西，和从监狱里被释放是完全不相干的。1877年，他写了这句非凡的话，我愿意将它与刚才的话对照：
不应该为了任何目的而糟蹋生命。[3]
因此，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我们有一个高级的、秘密的——往往对我们自己也都是神秘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大多数人为自己所规定的外部目的。
我们先来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样吧。他的朋友里森康是这样描写他的，那是在1841年，他20岁：
圆圆的胖脸，鼻子稍稍翘起，剪短的头发呈淡褐色。额头宽大，眉毛稀疏，灰色的小眼睛深深凹下去。面颊苍白，上面有雀斑。满脸病容，几乎发灰，嘴唇隆起。
人们有时说他第一次犯癫痫病是在西伯利亚，但他在被判刑以前已经病了，到了西伯利亚，病情愈来愈重。“满脸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健康过。然而他这个身体虚弱的人却被指定服兵役，而他那十分强壮的哥哥倒免予服役。
1841年，即他20岁那年，他被升为下级军官。1843年他准备考试以获得高级军官头衔。我们知道他当时的薪俸是3000卢布，他还继承了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遗产，然而他的生活十分放任，他又负担弟弟，所以他债台高筑。金钱问题时时出现在他的书信中，比在巴尔扎克的书信中迫切得多。直到他的晚年，这个问题始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逝世前几年他才真正摆脱了拮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