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驾崩后，赵煦为帝，是为宋哲宗。
他是赵顼的第六子，其母为宫嫔朱氏，后封钦成皇后。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赵煦任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三月，赵煦在集英殿宴请群臣，赵煦侍立在旁，其仪容举止深得群臣肯定，纷纷向赵煦祝贺。
这意味着，赵顼已经把赵煦看作接班人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二月，赵顼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
这时赵顼才九岁，而赵顼的俩个同母弟弟赵颢、赵頵却年富力强，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俩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为帝。
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但高公绘等予以拒绝。
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当下见风使舵，决定拥立赵顼，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宰相王珪。
蔡确在与王珪同去探望赵顼时，问王珪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
他同时在暗中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暗处，只要王珪稍有异议，就将他杀死。
这是王珪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
王珪平时虽然胆小怕事，但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回答皇帝说：“皇上有子！”他言下之意是要立赵煦了。
蔡确无法，当下只好四处张扬，说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却反诬高太后和王珪有废立赵煦之意。
后来高太后掌权，蔡确给自己招来大祸，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朝中一些大臣也拥立赵顼的弟弟，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
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赵顼的病情。
他们看过赵顼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
赵顼只能“怒目视之”，似乎也察觉到弟弟们的意图。
赵顼在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赵顼身边侍疾。
高太后见俩位亲王居心叵测，为防万一，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赵顼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加快了立赵顼为储的步伐，还暗中敕令宦官梁惟简，让他的妻子秘密赶制了一件十岁孩童穿的皇袍，以备不时之需。
三月，在大臣们前来觐见时，高太后当众夸赞皇子赵煦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赵顼病后便一直手抄佛经，为父皇祈福，颇是孝顺，称其已能背诵七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她还将赵煦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
大臣们齐声称贺，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赵煦，宣读赵顼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至此才告终。
赵煦即位时，高太后垂帘听政。
她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
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
大臣们也以为赵煦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
朝堂上，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赵煦，也不转身向赵煦禀报。
这样一来，赵煦身为皇帝，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
高太后，名叫高滔滔，她的姨妈正是前面说过的曹太后，也就是后来的太皇太后。
高太后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司马光召回朝廷。
这意味着保守派要起用，变法派要遭到打击，朝廷要变天了！
司马光立即从洛阳进京，卫士们见到他，都致敬行礼。
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可见老百姓们是多么的希望司马光当政！
高太后派使者问司马光当务之急。
司马光连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二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
这时的蔡确与韩缜是宰相，章惇是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的。
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
高太后全力支持司马光，同时把保守派的文彦博、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召回朝廷任职，当然，被贬在黄州的苏轼，也得以回到朝廷。
司马光想要废除新法，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法是先皇之法，废除新法，就是对先皇不敬！
司马光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用母亲来改变儿子的做法，这就不会违反礼法了！
他把变法的责任全都推给王安石，说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评判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
蔡京原本是蔡确的人，属于变法派，如今摇身一晃，又变成保守派了！
司马光为了彻底消灭新法，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
章惇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司马光当下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他被迫赋闲，贬至岭南。
最惨的是蔡确，他不但是变法派，还想整倒高太后，所以，被贬之后，又追查他写《车盖亭诗》，以为涉及讥讪，当下贬死在新州。
这样一来，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
吕惠卿这个投机分子，还没来得及投机，也被贬出朝廷。
苏轼已经回京，听到这个消息，欣喜万分，因为当初想害死自己的，就有吕惠卿在内！
苏轼立即自告奋勇，草诏贬吕惠卿的诏书，他难抑兴奋，挥笔而就，真是痛快！痛快！
这封诏书，可谓是苏轼平生第一快书，把吕惠卿的奸恶丑陋，骂得淋漓尽致：
“吕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投，即免役法。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此谕！”
至此，王安石的变法，宣告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