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桑迪发了份电报，催他坐下午两点一刻的火车，我们约好在我的公寓会面。
“我选好了一名搭档。”我说道。
“比利·阿巴斯诺特的儿子吗？他父亲和我在哈罗一道干过。我认识这个年轻人，身材高挑，脸颊清瘦，颧骨突兀，长着一双褐色眼睛。比利过去常带他去钓鱼，我也听说过他的一些往事。与他共事，那最好不过了。他曾骑马穿过野门，对白人来说，没有人敢尝试过。阿拉伯人觉得他是个十足的疯子，纷纷给他放行，因为他们相信，真主安拉会严惩他，不需要他们费神。这个人和阿尔巴尼亚的强盗个个都称兄道弟。此外，他过去经常参与土耳其的政治活动，还享有盛名。有些英国人曾一度向老艾哈迈迪·舍巴特抱怨西欧精明的政客凤毛麟角，艾哈迈迪打断他们，‘你们没听过大名鼎鼎的阿巴斯诺特先生吗？’你说他人在你军队，我倒是好奇他怎么出色，我们也在找他，但是他没有留下联系地址。卢多维克·阿巴斯诺特—没错，就是他。新军军衔等级严格，差点把他给埋没了？看来我们得快点把他找出来！”
“我晓得他在东方名声大噪，可我并不觉得他像你说的那么张扬。桑迪他不是那种自吹自擂的家伙。”
“是的，他不是，”沃尔特爵士说道。“与东方人比起来，他显得还要含蓄些。假如你愿意，我给你安排另外一名伙伴。”
沃尔特爵士看了看表，继续道：“五分钟之后，你坐出租车到萨沃依烤肉店，穿过河滨路，左转后你就会看见一个凉亭，亭子右边有张桌子，桌前坐着一位大块头的美国人。他遭人跟踪，所以他自己单独坐一桌。你过去坐在他旁边，告诉他是我叫你来的。他的全名是约翰·斯坎特伯里·布伦基伦，出生长大都在印第安纳州，现在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人。请把这个纸袋装进口袋，等你和他谈完话之后再看里面的内容。我希望你自行判断布伦基伦是个什么样的人。”
走出外交部大门时，我就像一个离开宝座的外交官，焦头烂额，心神不定。我从未感到这样沮丧。事实上，一开始我就慌乱不堪。我曾经自认为和常人一样勇敢，但那仅仅是勇气而已，有勇气的人随处可见，我的勇气一点也不比人多。就让我匍匐在壕沟里吧，我和大多数战士一样，能忍受任何枪林弹雨。请给我一个机会，我的热血沸腾着呢。我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因为我无法摆脱那萦绕于心间的魑魅，也许它是我前途生死未卜的一个预测。
我估计，过一两周，我就会命丧黄泉，作为一个间谍惨遭枪杀—这是多么糟糕的结局！站在白厅街中央拦出租车时，我感到相当安全，可是，额头上的汗水仍然不停地往下流。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身临险境。其实，间谍工作比战争更加残酷无情，阴险狡诈，我似乎没有丝毫胜算的把握。看着人行道上身穿卡其布制服的军人来来往往，我心里感慨万千，他们日后的生活该是多么安宁和美好，我是没有那个福气了。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即便这些士兵下个礼拜在霍亨索伦州不幸被捕，或在采石场的夹沟里拼命厮杀，或在霍格岛某个角落里殊死战斗，情况也比我乐观。我寻思着，自己为何不在接到那个梦魇般的电报之前多快活几天？突然，我觉得往日平凡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此刻又觉得它好像遥不可及了。布利万特的召唤的确让我感到气恼，但是想到他为人公平正直，我就止住了思绪，毕竟我的命运由我做主。
带着种种疑惑，我兴趣盎然地前往黑石查找线索。到那之后，我却察觉不出任何端倪，而便条上那令人费解的三个词不停闪现在脑海里，沃尔特爵士认为它们就是待解的谜团，但他又没有给任何提示。这情形和我之前读过的圣女特瑞莎的故事颇为相似，她十岁时就带着弟弟去非洲西北部，劝那儿信仰别的宗教的人改信基督教。我蜷缩在出租车内，将下巴贴向胸前，幻想着自己在卢斯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随后就被安全地隐藏起来，远离了战争。
我确信自己要找的人就在烤肉店。瞧，他就在那儿！下巴和脖子间还垫着餐巾，正小心翼翼地用餐呢。他身材魁梧，双脸肥大，肤色灰黄，胡子刮得很干净。我对一旁殷勤招待的服务生没作理睬，随手拉了一把椅子，挨着这个美国人坐下来。他抬头看了看我，眼神困倦，好似一头正在反刍的公牛。
“您是布伦基伦吗？”我问。
“先生，你知道我的名字？”他说道，“你好，我叫约翰·斯坎特伯里·布伦基伦。英国天气令人讨厌，但我还是希望你心情愉快。”
“沃尔特·布利万特爵士派我来的。”我低声说。
“有何贵干？”他问道。“沃尔特爵士是我的好朋友，很高兴认识你。先生—噢，不，我猜你应该是陆军上校吧？”
“我叫汉内，”我回答，“陆军少校。”我寻思着这个满脸倦容的美国佬能帮我什么。
“汉内少校，我请你吃午饭。服务员，请拿菜单过来。很抱歉，我无法和你一起品尝这家酒店的精美菜肴。我患了消化不良的疾病 —十二指肠消化不良。每次吃完饭，我就得难受两个小时，胸骨下面剧烈疼痛。所以我现在被迫限制饮食，吃点鱼和不加奶油的面包，喝点煮过的牛奶，维持营养。想当初我去雪利酒店任意点午餐，牡蛎蟹，辣子肉，想吃什么吃什么。今非昔比，叫人郁闷懊恼啊。”布伦基伦先生膀大腰圆，深深叹了口气。
我点了一份煎蛋饼和一块肋骨肉。再次看他时，发现他大大的眼睛似乎在紧紧地盯着我，但又好像没有看到我似的，双眼茫然的样子像个心不在焉的小孩子。可以肯定，布伦基伦先生那双眼睛比我更能善于观察，洞悉世事，这让我感到有点不自在。
“少校，你一直在打仗吗？参加了卢斯战役吗？嗯，我猜那肯定是一场恶战。我们美国人敬重英国士兵，但是无法理解英国将帅的作战策略。他们的确能战斗，但不讲究科学方法，是吗？我父亲曾经在查塔努加参战，他所看到的，比一场争斗激烈的总统竞选更为残酷。所以，还有什么算得上是真正的血腥杀戮？”
他说话语气严肃的样子，不禁让我笑出声来。“目前参战人员中，就有不少你们美国同胞。”我辩驳道。“法军中的外籍军团，很多你们美国年轻人；英国陆军兵站部里，也有不少你们的人。另外，你在法国遇到的雇佣司机中，似乎有半数也是来自美国。”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一年前，我确实想过如何在战争中取胜。仔细一想，好心的上帝并未赐予我约翰·斯·布伦基伦能征善战的体魄，去为国捐躯。另外，美国是中立国—仁慈的中立国—这也不允许我介入日渐衰落的欧洲帝国之间的争夺，因此我放弃了参战，待在国内。汉内少校，这个决定对我而言颇有意义，因为菲律宾战争期间，我曾患病卧床，我从没有见过同胞们在战场上这么不顾一切，奋力厮杀。作为一名有人性的年轻人，我渴望得到这种经历。”
“那么你近来一直在做什么？”我问道。这个沉着冷静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兴致。“哇，”他说道，“我就等着嘛。主赐给了我花不完的钱，所以我没有必要像无人收养的家猫一样四处抢食，为钱而战。但我承认，自己多多少少也会卷入这场战争中，事实上，我已经卷入了。作为中立国的一员，我参与进来还是很有利的。有段时间我非常兴奋，后来就想着离开美国，去瞧瞧欧洲是什么形势。我觉得自己能胜任这场血腥味十足的工作，但是，正如你们国家的某位诗人吟诵的一句诗，争取和平比崇尚武力更光荣，所以我认为，这句话告诉我们，中立国与交战国一样，都能为争取停战作出一点点贡献。”
“这是我听到的最为仁慈仗义的中立方了。”我说道。
“这样最合适不过了，”他慎重地说道，“那么，少校，你参战是为何呢？为保全自己性命，为拯救大英帝国，还是为了欧洲和平？哇，这些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不是欧洲人，德国佬也没有把战壕挖到纽约长岛。你们英国在欧洲有你们设定的圈子，我们插手进来，就会破坏游戏规则。你们也不欢迎我们进来，你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斟酌过，绝不干涉。我的朋友，威尔逊总统，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美国人挺自尊，绝不会参战，于是选择中立。我们同样也很仁慈。据我目前观察的情况，最近有个像鼹鼠一样可恶的家伙，如果不除掉他，就会把原本安宁的生活弄得乌烟瘴气。我们美国人可没有招惹他，但是我们不得不参与进来，把这只害虫从地球上铲除出去。明白了吧？我们不主张动武，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还得出点汗，流点血，消除这个恶魔，维持好安定的秩序。从国家层面上讲，我们能做的，就是像渗漏的锅炉释放蒸汽一样，发出通牒就够了。但是，从公民个人角度来看，我们会招致攻击和责骂。所以，本着杰佛逊·戴维斯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位总统宣扬的‘维持国际秩序，保卫世界人权’的理想主义精神，我将会扮演中立者角色，直到德皇恺撒大帝懊悔起初不该对美国挑战。”
听完他的叙述，我情绪完全平复过来了。这是个难得的好帮手，并且他积极的态度坚定了我的意志和决心。
布伦基伦先生喝完最后一点牛奶，点燃一支细长的黑雪茄，接着讲道，“1898年，杜威将军指挥美国军舰驶入菲律宾马尼拉湾时，你们海军司令警告德国战舰少管闲事。我猜那时你们英国人也是保持中立的。”
我向前倾着身子，问道：“你和沃尔特爵士交谈过吗？”
“谈过。他要我作好心理准备，后面会有很多棘手的任务去完成，让我听你的指挥。他还说，目前还没有人盯上那个家伙。碰到紧急情况，就叫我。”
“你知道，这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吗？”
“我想是的。可一开始就怕危险可不行。我相信英明而又仁慈的上帝，必须信任他，而且愿意信任他。生活究竟是什么？对我来说，它好比是你饮食有规律，可胃病照常犯。倘若碰上好生意可以赚一大笔钱，你放弃了，那就不是行大运了。另外，风险究竟有多大？好比凌晨一点钟时你无法安眠，风险就有珠穆朗玛峰那么大，如果你竭尽全力去面对它，那么它就像一座小山丘，很容易越过去。你购票去落基山游玩，看见一只凶猛狰狞的灰熊，你肯定担心自己能否活着回去。要是你有一杆来福枪，用枪瞄准它，灰熊就像一只动物园里常见的熊那样温驯了。所以，除非我落入虎穴，逃不脱身，而又希望渺茫，否则我才不觉得多危险咧。”
我草草地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地址，然后递给这个身材壮实，性格豁达的美国人，说：“今晚八点一起用餐。”
“谢谢你，少校。只准备点鱼，清水煮，再加一些热牛奶就行了。吃完饭后，请允许我在你的沙发上躺一晚，医生就是这样叮嘱我的。”
我乘出租车回到会所。路上我打开沃尔特爵士给我的那个纸袋，里面很多关于布伦基伦先生各方面的材料。我得知他为协约国作出了奇迹般的贡献：他刺探到了丹巴阴谋，并协助取回了亚伯特博士的机要文件。他还挫败了敌人企图爆炸一家大型枪支制造厂的阴谋，为此冯·帕彭派特务刺杀他。沃尔特爵士在档案中最后写道：“他是我们最优秀的伙伴，比神探斯卡德还出色；他会为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我走进靠里头的一间狭小吸烟室，从一排书中拿出一本地图集，点燃一堆火，坐下来一边看，一边思考。布伦基伦先生的事迹给了我勇气。我的大脑开始正常运转，整个谜团慢慢清晰起来。其实，我并未希望通过苦思冥想来找到头绪，光坐在椅子上思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此刻我还是有了某些行动计划。让人欣慰的是，我再也不会顾忌危险之事了，布伦基伦先生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令我感到羞愧。一个因缺少运动而罹患胃病的人，都能有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我想自己没有理由比他还胆小怕死吧。
我回到公寓的时候大约五点钟了。我的侍从帕多克很久前就去参战了，之后我搬到帕克路的一个新街区居住，那里提供餐饮和家政服务。离家参战时，我续租了房子，就当它是个可以落脚的地方。长期在酒店住着过日子，是件痛苦的事儿。
桑迪狼吞虎咽地吃着茶点，一心想让自己早点康复。
“喂，迪克，有什么好消息吗？是升职了还是被解雇了？”
“都不是，”我说道，“但是我和你都得离开皇家部队，另有特殊任务等着我们。”
“哎呀！”桑迪叹道。“什么任务？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让我受苦了。是要我们向可疑的中立国代表打探军事防御工程的消息呢，还是要我们用汽车载着胆小的记者去他想见德国佬的地方？”
“先不谈我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先谈任务，这任务既简单又安全，就像我们俩拄着拐杖通过德军前线部队。”
“哦，这还不错，”桑迪说完，开始美滋滋地吃他的松饼。
说到这，我得费点笔墨来介绍一下桑迪，他在本故事中的角色可不能轻描淡写。桑迪全名卢多维克·古斯塔伏斯·阿巴斯诺特。倘若你查阅英国贵族勋衔名录，你会发现，他出生于1882年，是克兰沃伊登十五世男爵、爱德华·戈斯帕特里克的第二个儿子。据说，他早年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求学，在皮布尔斯郡骑兵队里担任过队长，后来一些年，在不同国家的大使馆，义务（不领取薪资的）担任武官。关于贵族世家的描述到此为止，但是桑迪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若还想获得更多，你得查阅不同的官方信息。伦敦街头随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他们肤色不一，穿戴也不整齐，经常偷偷摸摸地溜进俱乐部。他们自己好像忘了自己属于哪一家，但你可从那儿打听到桑迪的消息。更出奇的是，你还可以在阿尔巴尼亚山脚下的亚得里亚海边一个被人遗忘的小渔港，打听到他的行踪。如果你去麦加圣地朝拜，你极有可能在那儿碰到桑迪的许多朋友。如果你来到高加索山山麓某个牧羊人的棚屋里，你还可以找到他丢弃的衣服碎片，因为桑迪有个习惯，走到哪儿，衣服扔到哪儿。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两个古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商队旅馆老板都知道他的大名；帕米尔高原的猎人围着篝火取暖时，也谈论他的英雄事迹。如果你打算去彼得格勒、罗马或者开罗，向他咨询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使你身涉险境。如果你被迫逃往拉萨、叶尔羌或锡斯坦，他能为你画好线路图，并叮嘱他的好朋友提供帮助。我们认为自己孤立无援，但实际上，我们是人世间唯一的种族，哪怕相隔万里，也能心心相连。也许苏格兰人比英格兰人优秀，但是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聪明。桑迪就是个自由的苏格兰人，天资聪慧。要是在过去，他肯定会领导一场圣战运动，或是开辟一条通往西印度群岛的新路线。现如今，他仅仅凭着自己的勇气，四处游走。直到战争打起，他才加入我的部队。
我拿出沃尔特爵士那半张纸条。纸条已经不是原来他希望自然保存的样子—但仔细看，还是可以看清笔迹的。我猜想，哈利·布利万特并不会写下这三个单词为自己将来备用的。像他这样从事间谍职业的人记忆力超强。他写出来的目的，一定是以便他死后，朋友们找到他的尸体，从而发现一点线索。因此，我肯定，我们圈内一定有人能破解这个谜。而对土耳其人或德国人来讲，即使他们找到了，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本看不懂。
第一个词是“Kasredin”，我猜不出来，就问桑迪。
“你说的是Nasr-ed-din？”他一边咀嚼着松饼，一边含混不清地说。
“是什么意思？”我大声问。
“是个上将的名字吧。据说这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我们动武过。几年前我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就记住他了。他法语讲得稀烂，喜欢喝很醇的香槟酒。”
我仔细检查了便条，这个词的首字母确实是“K”。
“Kasredin本身没有什么含义。在阿拉伯语里，它指信仰的殿堂，包罗万象，可能是索菲亚教堂，也可能是一座荒郊别墅。迪克，下一个谜题是什么？你在周报上发起了有奖竞猜吧？”
“Cancer（癌症），”我大声说出来。
“在拉丁语里，它指螃蟹，而且也是一种疾病的名称，还是一种十二星座（巨蟹座）的标志。”
“V. I呢？”我说道。
“看来你问对人了，这个词听起来像小汽车的号牌，警察可以替你查明。我看这个有奖竞猜题并不简单，奖品是什么呢？”
我把那张便条递给他。
“谁写的？貌似写得很匆忙。”
“哈利·布利万特，”我答道。
桑迪一下子变得神色凝重，说道：“哈利是我的老友。我们大学导师是同一个人，他是上帝最青睐的人，优秀得没法说。去库特之前，我在伤亡人员名单里头看见过他的名字。哈利不会盲目行事，无故留下这些信息。这张纸条有什么故事吗？”
“吃完晚饭再说，”我说道。“我准备去换衣服冲澡。有个美国人过来一起用餐，他将和我们一起干。”
布伦基伦先生身穿皮毛外套，酷似一位沙皇帝国的王子。他如期来到我们的公寓，站在我面前，所以我更容易看清他的面孔：脸型肥胖，但身材并不臃肿，短袖下露出肌肉发达的手臂。我想，要是出现意外，他身手敏捷，可是个好帮手。
我和桑迪胃口很好，吃得兴致勃勃，而这个美国人慢慢地嚼着他的水煮鱼，时不时地啜一口牛奶。仆人收拾完餐桌后，他躺在我的沙发上休养。我递给他一支上等的卷烟，但是他偏爱抽自己带的那种细长黢黑、一看就惹人厌恶的雪茄。桑迪舒舒服服地躺在椅子上，四肢伸直，抽着烟斗，说道：“现在讲讲你的事，迪克。”
我开始讲起来，就像沃尔特爵士跟我讲的那样，告诉他们出现在近东地区的那个谜团。我娓娓道来，讲得非常动听，因为我已经沉思良久。它的神秘莫测，引得我日思夜想，却摸不出头绪。桑迪聚精会神地听着，变得着迷起来。
“故事就这些。的确，我一直在猜想它的谜底。可是，我用人头担保，我自己想不出德国人到底想耍什么把戏。猜出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三十年前，也门国就发生过谣传，一时间祸害作祟。这个谜团好似阿里·瓦德赫鲁将军指挥士兵的一面战旗，也可能类似于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王使用过的一件珠宝。总之，你绝不会知道是什么将会引发一场圣战！但是，我更愿意猜想它是有人蓄意谋划的。”
“如果是人为的，那么他在哪里密谋自己的奸计？”我问道。
“这很难说。如果他只是一名游牧人，比如阿拉伯的贝都因人，他可能和某个圣徒和奇迹的创造者一样赫赫有名；又或者他纯粹是一名宗教布道者。其实，我更倾向于相信他是个非常独特的人物，能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施咒。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绝不会玩这种司空见惯的新神学游戏。此人意图俘虏和擒获所有伊斯兰民众—我推测那也是我们所惧怕的—这个人想必来自科列伊沙。”
“我猜他是个骗子，那么一个骗子怎么向别人证明自己呢？”
“他必须统一各人的意见。别忘了，首先，他有着纯正的列伊沙血统，家族势力深厚，这些都是他造势的坚实后盾。其次，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奇才—具有品德高尚、能言善辩等特长。我想他会露出些痕迹，但拿不准是什么。”
“看来你对东方地区的人事了如指掌。你觉得有可能发生那样的事吗？”我问道。
“当然，”桑迪严肃地说道。
“看来，这条线索开始变得清晰了。那么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密探提供的证据来顺藤摸瓜。一切似乎证明了那些事实。然而，除了那张小小的便条，我们无法知晓任何细节和线索了。”我告诉他们有关内情。
桑迪眉头紧锁，仔细研究着那张便条。“真叫人摸不着头脑哦！这几个词语可能是整个谜团的关键。一条线索在伦敦可能会悄无声息，但在巴格达就会震天动地。”
“这也是我想说的，沃尔特爵士说这几个词语在我们的整个行动中的重要性不亚于真枪实炮。尽管他没有下达命令强迫我们，但他给我们布置了弄清祸根的任务。一旦他得知了这个阴谋，他表示会不遗余力地粉粹它。阴谋随时都会降临，所以我们马上就得行动。我已经接受任务了，你们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吗？”
桑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
“我补充一句，从开始行动那天起，我们就得像在卢斯会战那样孤注一掷了。万一我们失手了，也是没有人来援助的。”
“噢，那是那是，”桑迪茫然地说道。
晚饭后休息完毕，布伦基伦先生起身将一张小饭桌拉向自己，之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副纸牌，开始玩一种叫“双面拿破仑”的游戏。他似乎忘记了我们刚才的对话。
突然，我觉得这项任务让人好像要癫狂似的。我们三个傻子，坐在伦敦的公寓里，密谋着如何深入敌军大本营，完全没思考去做什么和怎么做。三个傻子中，一个盯着天花板，轻柔地吹着口哨，另一个悠闲地玩着纸牌。这出滑稽戏强烈地刺激着我，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桑迪目光犀利地盯着我。
“你觉得我们是在闹着玩的吧？我也有同感。简直是白痴，整个战争都是愚蠢透顶的，只有全身心投入的傻子才可能取胜。你瞧，我和你们站在同一条道上了。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我们遇见它，我们就要继续拼命地去追踪。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心还是非常恐慌的。我曾让自己努力调整好心态来迎战险恶，并由此感到欣慰。可现在你又猛地推我一把，我又不免畏首畏脚了。”
“我不相信你知道什么才是恐惧。”我说道。
“要是你那样想的话就错了，迪克。”桑迪认真说。“只要不是疯子，人人都知道恐惧是什么。我确实做过一些蠢事，但是我做事向来有始有终。一旦我顺利地进入状态，我就会放宽心态，中途出局我会心存遗憾。但是现在一开始，我就心灰意冷了。”
“那么，我想你已经作好准备了吧？”
“早就准备好了，”他说道。“你没想过我会背弃你吗？”
“你呢，先生？”我问布伦基伦。
布伦基伦的纸牌游戏胜负看来就要见分晓了，他已经连续吃掉了八小堆扑克，嘴里喃喃自语，相当满意。我对他讲话时，他抬起疲倦的双眼，点了点头。
“为何这样问呢，这还用说？”他辩解道。“各位，别以为我没有留心听，我估计我一句都没有听漏，约翰·斯坎特伯里·布伦基伦心无旁骛呢。玩纸牌游戏可以促进饭后消化，利于我静心思考。”
他又开始洗牌，打算再来玩一把。
其实我先前就没有想过他们会拒绝，但他们这么打定主意，心甘情愿地与我并肩作战，让我为之兴奋。我不会一个人去单打独斗地完成这项任务了。
“好，就这么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们三个必须齐心协力查明德国人的阴谋是什么。阴谋藏在哪里，我们就得追到哪里。我们得设法赶到君士坦丁堡，从不同的路径潜入土耳其的这块要地。桑迪，我的好兄弟，你去一趟。我们三人中，只有你熟悉当地居民。你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欧洲抵达，你得往亚洲那边试试，从小亚细亚半岛那边进入，怎样？”
“可以啊，”桑迪回答道。“就交给我吧，我会找到最佳路径的。外交部到时会把我带到出发地吗？”
“记住，”我叮嘱道，“往东部走太远并不可取。据我们所知，秘密还藏在君士坦丁堡的西面。”
“明白，我将经博斯普鲁斯海峡乘船抢行逆风而去。”
“你呢，布伦基伦先生，我建议你直接赶去，不要绕弯路。你是美国人，能直接穿过德国。虽然你们国家保持中立，我不知道，敌人了解你在纽约的所作所为后，还会让你走多远？”
“先生，我考虑过此事，你不必担忧。”他说道。“我研究过自认为伟大高尚的日耳曼民族的奇特心理。他们像猫儿般狡猾，如果你和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你终究是斗不过的。先生，你知道的，德国人在侦探工作方面是行家里手。要是我买副假胡须戴着，染个头发，打扮得跟浸礼教牧师一样，去德国友好地传教，我断定他们将会对我穷追不舍，最后我可能会被当成间谍，一周内结束性命，又或是单独监禁在古莫阿布人的监狱里，直到死去。其实，德国人也有缺乏眼光的时候，蒙骗他们一下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您同意，我会以约翰·斯坎特伯里·布伦基伦的身份去德国，我将是一个全新的约翰·斯坎特伯里·布伦基伦，经过换心洗脑后，对这个高尚、纯洁和神圣的日耳曼民族心生崇拜，为自己难以启齿的过往而愧疚（曾经持枪抢劫露营者，现已弃恶从善）。更为羞耻的是，英国政府狭隘自私，背信弃义，我不幸地成为牺牲者和炮灰。我盘算着，以你们的外交部调查我的护照有问题为由，借机和他们大吵，然后在伦敦到处中伤诽谤英国。你们的探子就会在我的启程码头盯上我，我想我在斯堪的纳维亚就会与你们英国的公使馆人员假装周旋到底。那时，日耳曼朋友会开始好奇约翰·斯坎特伯里·布伦基伦怎么了。他们会想，对此人，是不是不该猜忌和防备。只有这样，等我到德国后他们才会敞开心胸接纳我。我敢断定，我接下来的举动将让他们惊喜和兴奋不已。我会把英国备战机密情报泄露给他们，将英国人卑劣暴行公之于众。你要相信我的做法会很奏效。那之后，我会往东边赶去，到那儿看看大英帝国摧毁敌军的成果。顺便问下，我们在哪里碰头？”
“今天是11月17日。随后的两月内，若我们查不出阴谋，就散伙了。明年1月17日，我们会在君士坦丁堡碰头。无论谁先到，等一下晚到的其他人。要是那天有人缺席，可猜想到他遇上了麻烦，必须放弃。我们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赶去，装扮得又不一样，必须找个鱼龙混杂的集合地点。桑迪，你熟悉君士坦丁堡，你来定接头位置。”
“我考虑过了，”他说着，走向书桌，很快就在纸上画了一幅简单的平面图。“这条巷子，从加拉塔的库尔德集市，一直延伸到热特奇克渡口。半路中左手边是西班牙人开的一家叫做‘库帕热索’的咖啡馆。咖啡馆后面有一座花园，四周由部分古老的拜占庭剧院高墙包围着。花园的尽头是一座简陋的小屋，叫作‘狂野苏莱曼之屋’，那里曾经是个舞厅和赌场，天知道还做过其他什么。反正有身份的人是不会光顾那儿的，毫无疑问，来的全是一些四处漂泊的闲杂人员。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佳碰头点。”
水壶里的水在慢慢烧开，黑夜降临，似乎到了喝威士忌饮品的时间。我给桑迪和自己各冲了一杯，又给布伦基伦煮了点牛奶。
“你的外语如何呀？”我问道。“你能应付得了吗，桑迪？”
“我的德语讲得很好，我能化成土耳其人顺利通过任何关口。首先是去窃听消息，其次按惯例办事。”
“你呢？”我问布伦基伦。
“圣灵降临节那天我肯定是被遗忘了。”他说道。“遗憾的是，我得承认自己没有语言天赋。但是我的身份呢，也不需要这种才能。决不能忘记我是平凡的约翰·斯坎特伯里·布伦基伦，属于美利坚共和国。”
“迪克，你还没有说你的行动路线呢。”桑迪说道。
“我打算从德国转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既然不是来自中立国，那么，途中就不会受到任何保护了。”
桑迪看起来神色庄重。
“听起来很绝望啊。你德语讲得好吗？”
“很流利，超过德国本土人。但是，公开场合我就一句都听不懂啦。我得装成从南非西开普省来的荷裔布尔人，马瑞茨将军的老部下，现在遇到点小麻烦，从安哥拉前往欧洲去。我只讲荷兰语。啊呀！最讨厌英国人啦。塔尔语（早期的南非荷兰话）里有很多咒语，我应该把整个非洲了解清楚，这样也好戏谑一下那些长着红脖子的令人讨厌的英国乡下移民。运气好的话，他们可能遣送我到乌干达或者埃及，这样我小心翼翼顺道去君士坦丁堡。如果我和伊斯兰民众发生争执，他们一定会手持长剑向我耀武扬威。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又给我们三人的杯子一一倒满—两杯鸡尾酒饮料和一杯牛奶—一起举杯为下次欢聚而干杯。然后，桑迪开始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那种希望渺茫和愚昧驽钝的感觉又卷土重来，重磅袭击着我。我们商定的最佳方案，好比是洒向干涸的撒哈拉沙漠的几桶水，无济于事；抑或是像一名老妪，拿着笤帚去阻挡大西洋的潮汐，枉费心机。想着想着，我开始对那个小小的圣女特瑞莎的遭遇动起了恻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