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事件的时候，直鲁军和江右军几次跑进教堂来，我们不是躲过来了吗？”法比启发神甫。
“可是日本人已经知道女学生藏在教堂里……”
“那就是你向日本人供认的时候，已经想好要牺牲这些女人了。”激动的法比发音含糊但语速飞快。他看老神甫吃力地在理解他，便又重复一遍刚才的指控。他从来没像此刻这样，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男人，那么排外，甚至有些封建，企图阻止任何外国男人欺负自己种族的女人。
“法比·阿多那多，这件事我没有跟你商量！”英格曼神甫以低音压住了法比的高音。
门铃响了。蜡烛上的火苗扭动一下。
“快到地下室去！”法比对女人们说，“我活着，谁也别想拉你们做垫背的！”
“没有拉我们，我们是自愿的。”玉墨看着法比，为这一瞥目光，法比等了好多个时辰，好几天，好几夜，这目光已使法比中毒上瘾，现在发射这目光的眼睛要随那身躯离去，毒瘾却留给了法比。
“我去跟少佐说一声，请求他再给我们十分钟。”英格曼说。
“二十分吧。装扮学生，二十分钟是起码的。”玉墨说。
英格曼神甫眼睛一亮，他没想到赵玉墨的想法比他更聪明、更成熟，干脆就扮出一批女学生来！
“你觉得你们能扮得像吗？”英格曼问。
红菱接道：“放心吧，神甫，除了扮我们自己扮不像，我们扮谁都像！”
玉墨说：“法比，请把学生服拿来，不要日常穿的，要最庄重的，要快！”
法比跑到《圣经》工场，开始往阁楼上攀登时，突然想到，刚才赵玉墨没有叫他“副神甫”，而是叫他“法比”，把“法比”叫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
英格曼神甫的恳求得到了少佐的批准。他的部队在寒冷中静默地多候了二十分钟。英格曼给的理由是说得过去的：唱诗礼服很久没被穿过，有的需要钉钮扣，有的需要缝补、熨烫。士兵们站在围墙外，一个挨一个，刺刀直指前方。多二十分钟就多二十分钟吧，好东西是值得等待的。日本人是最讲究仪式的。一盘河豚上桌，都装点成艺术品，何况美味的处女。
二十分钟后，厨房的门开了，一群穿黑色水手裙、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她们微垂着脸，像恼恨自己的发育的处女那样含着胸，每人的胳膊肘下，夹着一本圣歌歌本。
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这是我想象的，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着装扮演女学生的，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
再说，南京这座自古就诱陷了无数江南美女并把她们变成青楼绝代的古城，很少生产丑陋的窑姐，丑女子首先通不过入门考核，其次是日后会降低妓院名望，甚至得罪客人。所以在电影尚在萌芽时期的江南，盛产的穷苦美女只有两个去处，一是戏园，一是妓馆。
我姨妈书娟没有亲眼看见赵玉墨一行的离去。后来是听法比说的，她们个个夺目。
赵玉墨个子最高，因此走在队伍最后。
英格曼神甫走上前，给每个女人划十字祈求幸运。轮到赵玉墨了，她娇羞地一笑，屈了一下膝盖，惟妙惟肖的一个女学生。
英格曼神甫轻声说：“你们来这里，原来是避难的。”
“多谢神甫，当时收留我们。不然我们这样的女人，现在不知道给祸害成什么样了。”法比这时凑过来，不眨眼地看着玉墨。玉墨又说：“我们活着，反正就是给人祸害，也祸害别人。”她俏皮地飞了两个神甫一眼。
法比为女人们拉开沉重的门。外面手电筒光亮照着一片刺刀的森林。少佐僵直地立正，脸孔在阴影中，但眼睛和白牙流露的喜出望外却从昏暗中跃出来。法比从来没想到他会拉开这扇门，把人直接送上末路。把一个叫赵玉墨的女子送上末路。
法比想，这个叫赵玉墨的女子错过的所有幸运本来还有希望拾回，哪怕只拾回一二，哪怕拾回的希望渺小，但此一去，什么也拾不回了。这样想着，他心里酸起来。他染上中国人的多愁善感，是小时候阿婆带他看中国戏曲所致。阿婆在他心灵中种下了多愁善感的种，是啊，种是可以被种植的，种也会变异。
一辆卡车停靠在烧死的树边，卡车尾部站着两个日本兵。等到第一个“女学生”走近卡车，他们一人伸一只手，架住她的胳膊，帮她登上梯子。不要他们帮忙是不行的，他们立刻把枪刺横过来，挡住退路，限止动作。
少佐跟在玉墨旁边。
法比在三步之外跟着他俩。
英格曼神甫站在教堂大门口，许多天不刮的胡须使他的容貌接近古代人，或者说更脱离人而接近神。
我想象英格曼神甫在那一刻脑子空空，只盼着这场戏顺利进行，直到结束，千万不要节外生枝，他经不住任何意外枝节了。
他目送一个个“女学生”登上卡车尾部的梯子，消失在卡车篷布后面，从她们的身材、动作他基本能辨认出谁是谁，但叫不出她们的名字。他有点后悔没问一声她们的名字——是父母给的真名字，不是青楼上的花名。他只记得一个名字，就是赵玉墨。这大概也不是她父母给她的名字。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赵玉墨宁可忘掉亲生父母给她取的名字。
当天晚上的晚餐是烧糊了的土豆汤。陈乔治死去之后，大家就开始吃法比的糊粥、糊汤。不同的是，这顿晚餐分量极足，每个女学生都吃双份。下午法比在准备晚餐时，并没有料到那十三份汤将多余出来。女学生们终于实现了她们这些天藏在心底的祈祷：让我饱饱地吃一顿吧，别让那些窑姐分走我的粮食了。她们没想到，她们的祈祷被回复了，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回复的。她们一勺一勺地吃着土豆汤，书娟偷偷看了一眼对面的苏菲。苏菲脸上一道血痕，是混战时被指甲抠的，那道血痕是苏菲麻木的脸上唯一的生动之处。谁也没有发感慨：啊，那些女人救了我们。也没人说：不晓得她们活得下来不？但书娟知道同学们跟她一样，都在有一搭无一搭的忏悔：我当时只是想吃饱，没想到我的祷告对她们却成了恶毒咒语。
还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大截成长，她们才能彻底看清这天晚上，这群被她们看成下九流的女人。
晚餐前，法比·阿多那多带领她们祈祷，然后他匆匆离去了。
夜里十二点，法比从外面回来，身后跟着一个高大的西洋女士，学生们认识她，此刻轻声称呼她“魏特琳女士”。女士和法比一样，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手势眼神也像中国人。她带来了一个理发师给女孩们剃头。两个小时之后，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魏特琳女士是乘一辆救护车来的，凌晨离去时，救护车里运载了一车穿着条纹病号服的少年病号，“他们”个个面黄肌瘦，眼睛呆滞无光，条纹病号服飘飘荡荡，看起来里面像没有一具实质的身体。
我姨妈和同学们扮成染了传染病的男孩，在金陵医学院的病号房藏了两天，又被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乡下，再从那里乘船到芜湖，而后转船去了汉口。法比·阿多那多一路护送，身份从神甫变成了监护“医生”。谁也没想到，那次临时的职业伪装永久地改变了法比的身份。半年后他回到南京，辞去了教堂的职务，在威尔逊教会学校教世界历史和宗教史，在其他大学零散兼课，那十三个被秦淮河女人顶替下来的女孩中，唯有我姨妈孟书娟一直和他通信，因为她和他都存在一份侥幸，万一能找到十三个女人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即便都找不到，得到个下落也好，别让他们的牵记成为永远的悬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