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业定位——高立意
(1)立意决定人生
一群人正在铁路边卖力地工作，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了一辆火车，其中有一节车厢的窗户被打开了，里面的一个人探出头冲着这群人喊：“乔治，是你吗?”乔治·杰米尔是这群人中的负责人，他回答道：“是我，麦克尔，见到你非常高兴。”于是，他们两人进行了短暂交谈。
当火车渐渐离去时，一群人围了上来，问乔治：“你认识那个人，真了不起，他是管理这条铁路的总裁。”乔治解释说：“20年前，我们一同在这条铁路上工作过。”
于是有人不解地问：“那么为什么你现在还在出卖自己的苦力，而麦克尔却成了总裁了呢?”
乔治非常惆怅地说：“20年前，我每天只为比麦克尔多挣一美元而工作，而麦克尔却为这条铁路而工作。所以我还是老样子。”
以一曲《卧虎藏龙》享誉全世界的著名音乐家谭盾曾在纽约留学。为了生活，他做过街头艺人。那段时间，他与一个黑人同在化学银行前拉琴，成了朋友。十多年后，谭盾已成为一个著名音乐家了，他有一次回到化学银行时，发现他的老朋友还在那里拉琴。
因为很久没有见面了。黑人朋友很兴奋。他说：“哎哟，谭盾，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你现在到哪里去拉了。是不是找到更棒的地方了。”谭盾说：“是啊，我现在在那个林肯中心拉。”“哎哟，林肯中心也可以拉?”谭盾说：“我在里边拉”。
很多人往往因为偶然做了一件小事，觉得这件小事不好不坏后，便很多年甚至一辈子都在重复着这件小事，而另一些人却深明楼梯生存法，他们懂得一级一级地往上爬。选择干小事、赚小钱是许多成功人士起步时最常做的，但能否做大、做强，关键在于你是把它当作事业来做，还是仅仅为了赚钱。
面对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柳传志曾有一个创业之始立意要高的理论。他说：“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战略，才可能一步步地按照你的立意去做立意低，只能蒙着做，做到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做公司等于撞大运，当时典型做生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靠批文；二是拿平价外汇；三是走私。拿到批文后，一台XT机器能卖4万多元。”“而我不想这样做。1987、1988年的时候，公司高层就此发生过一次讨论。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一心想要我们公司办成像科海那样的，总公司下面一大堆小公司，每个公司都独立做进出口，虽然每个公司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但是每个公司都赚钱。我原本并没有强调‘小大船结构’，当时提出‘大船结构’是为了反对‘船大家漂’。”
柳传志对立意高低有一个比喻：‘北戴河火车站卖馅饼的老太太，分析吃客都是一次客，因此，她把馅饼做得外面挺油，里面没什么馅，坑一把是一把，这就是她的立意。而盛锡福鞋帽店做的是回头客，所以，他的鞋怎么做也要合适。”
柳传志认为，同样是卖馅饼，也可以有立意很高的卖法，比如，通过卖馅饼，开连锁店。
对老板而言，立意高首先在于将企业看作一生经营的事业，而非一时赚钱之机器。就是不局限于小事情，不满足于小打小闹，而是要做大事业，做长久的事业。
立意高，通俗来讲，也就是要有野心。中国不是有“富不过三”的传统说法吗?立意高者就是对此说法的颠覆。只有高立意，才有大成就。如果联想没有柳传志高立意的指导，又如何能稳稳坐上中国电脑业的头把交椅呢?
(2)麦当劳的立意
1974年，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洛克，被邀请去奥斯汀为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班作讲演，基思·坎宁安正是这个班上的一名学生。在一场激动人心的讲演之后，基思的同学们问雷是否愿意去他们常去的地方一起喝杯啤酒，雷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当这群人都拿到啤酒之后，雷问：“谁能告诉我我是做什么的?”当时每个人都笑了，大多数MBA学生都认为雷是在开玩笑。见没人回答他的问题，于是雷又问：“你们认为我能做什么呢?”学生们又一次笑了，最后一个大胆的学生叫道：“雷，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做汉堡包的。”
雷哈哈地笑了：“我料到你们会这么说。”他停止笑声并很快地说：“女士们、先生们，其实我不做汉堡包业务，我的真正生意是房地产。”
基思说雷花了很长时间来解释他的话，雷的远期商业计划中，基本业务将是出售麦当劳的各个分店给各个合伙人。他一向很重视每个分店的地理位置，因为他知道房产的位置将是每个分店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同时，当雷实施他的计划时，那些买下分店的人也将付钱从麦当劳集团手中买下分店的地产——麦当劳今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商了，它拥有的房地产甚至超过了天主教会。今天，麦当劳已经拥有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最值钱的街角和十字路口的黄金地段。
基思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课。今天，基思拥有了洗车场，但他最重要的业务却是经营洗车场的地产。
克洛克以自己的经历给所有人上了生动一课。克洛克自己并非麦当劳快餐店的创始人，但只有他才将麦当劳的事业扩展至全世界。而麦当劳的主要收入并非源于汉堡包，而是房地产。这确实是很高的一种立意。
如何提升事业的立意，具体操作方式等问题需要有鸿鹄之志的老板在实践中摸索和推陈出新。
(3)人生定位
立意高远的事业，源于老板人生定位的非比寻常。
“如果你想永远做个雇员，那么下班的汽笛吹响时，你就可以暂时忘掉手中的工作；如果你想继续前进，去开创一番事业，那么，汽笛仅仅是你开始思考的信号。”
亨利·福特此言道出了雇员与老板不同的事业角色定位。老板的人生定位则是老板对自己在社会上所承担之责任的定位。这种人生定位的差异是老板事业成就差异的根本。
李嘉诚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外贤达皆我师》。文中他对比了中外两位贤达，中国的范蠡和美国的富兰克林的一生：二者同为贤达智慧之人，但对社会的贡献却有很大的差距。李嘉诚认为这种差距部分是源于人生境界的各自不同。
借对两位贤达的人生轨迹对比，李嘉诚抒其人生胸怀，他写道：“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推动社会的变迁。他们在人生某个阶段都扮演过相同的角色，但他们设定人生的坐标完全不同。范蠡只想过他自己的日子，富兰克林则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就如他们从商所得，虽然一样毫不吝啬地馈赠别人，但方法结果却有天壤之别；范蠡赠给邻居，富兰克林则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 Wilding)，使人们更有远见和能力。——而有能力的人可以为社会服务，有奉献心的人才可以带动社会进步。”
虽然不得不提的是：范蠡生于一个“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不公允的社会，富兰克林则生于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但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范蠡，与“无论多困难，只要对公众有益的事情，我一定要努力承担”的富兰克林，其人生境界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范蠡是一个贤人，富兰克林则是圣人。如果说范蠡有小德小智，富兰克林则具有大德大智。范蠡的奉献是对一国君主周围的人，富兰克林的奉献则是对国家和所有公众。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墓碑上人们看到的却只有这几个字：富兰克林，印刷工人。众所周知他是闻名于世的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科学家、商家、发明家和音乐家。他为教育、科学、国家独立和公共事务奉献了一生。他是美国人心中伟大的公民。
李嘉诚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希望大家抱着慷慨宽容的胸怀，打造奉献的文化，实现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目标，为我们心爱的民族和人类创造繁荣和幸福。”
没有如此胸襟，就没有李嘉诚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身影，也难以赢得社会上如此广泛的支持和信赖。
定位决定成就，要做一个成功的老板，人生定位高一点，或者象李嘉诚一般又有何不可?在我们周围如李嘉诚一般定位人生者不乏其人。
1987年，林毅夫学成回国。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那时侯，拿到美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人很少，回国的更少之又少。问林为什么会成为“少之又少”的一分子，他谈到两点理由：
首先是立志做一个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他看好中国研究经济学的前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度经济学的实验场。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事实上，他为什么回国，和他当年为什么从台湾来到大陆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他曾对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说过，作为昔日台湾青年的楷模，他泅水到内地的思想转变“不是从哪一天开始，而是长期不断思考的结果”，直接的动机并非台湾岛上猜测的那样，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内地来”。
顾炎武曾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在为国发展有所担当的精神支持下，林毅夫从海外归来，并一刻也未停止前进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