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整理鲁迅的藏品，曾经见到邹韬奋所编译的一本俄国作家的书。联想起鲁迅与他的关系，颇多感慨。那书的多幅插图，都是鲁迅提供的。而晚年鲁迅对俄国的判断，有一些受到了邹韬奋这类青年的影响。他自己的俄国文学观，是参照了许多年轻人的译文的。这在现代史上，都是值得细细分析的趣事。
五四之后，新的文化人分成几类：一是胡适那种与当局若即若离，而亦有学者底线的人；一是鲁迅那类在社会边缘为底层呐喊的人；还有知堂那种躲在书斋里冷眼观世的人。邹韬奋和他们都不太一样，虽然亲近鲁迅，但不像胡风、柔石、萧红那样以创作呼应鲁迅的思想，而走了另一条路，即以实业救国的方式，搭建新的民间平台。在艰难的环境下，探索出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最初热衷于翻译，译笔很好，文字朴实无华。他早期的写作，关注于人生修养的一些静态的存在，所译介的文章范围较宽。但他不久意识到书斋里的革命有一定的局限，以实业改变世界，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他一方面钟情于现代新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关注“草根”，而连接二者的，是新闻媒体。在一个广大的平台上与社会交流，给了他许多快慰。
一九二六年，邹韬奋接编《生活》周刊。此后《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等刊物及生活书店在他那里有了可圈可点的业绩。这些平台把严肃的思想、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结合于大众的日常生活，那作用，是比学院派的独语和文人沙龙里的趣味大的。他的编辑意图里，有一般报人所没有的情思。正因此，他总能捕捉到最为鲜活的话题。那些与百姓息息相关，与国运密不可分的人与事，都在栏目中有所体现。这是一般书斋中人没有的现实目光，但又闪着思想的光芒。百姓爱之，读书人也很喜欢。一些学者在这些平台上发表的文章，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大众自己的表达空间也渐渐形成在他的努力中。
邹韬奋对于国际上的新思想、新学说颇为敏感，他翻译的著作对于那时候的社会产生的作用被很多人所提及。抗战期间，《大众生活》轰动一时，成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良知的舞台。刊物与那些民主人士的关系也很特别，彼此的互动早已成为佳话。我们现在回忆他那时候的言行，会发现与二战前后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颇为一致。他出版的作品的现实性与思想性，都有一个时代的标志意义。细细分析可以发现，邹韬奋与海派的文人不同的地方是，除了尊重高雅的文化外，对于“草根”的同情很深，知道中国的希望可能就在那些在底层挣扎、反抗的青年中。三十年代，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编成，苦于无处出版，邹韬奋从重庆偷偷运到上海刊行了。臧克家的诗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端木蕻良《大地的海》也是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他的作者群中，有许多无名的青年，后来成了重要的思想者或者作家。如今看戈宝权、千家驹、子冈的回忆文章，可见当年的邹韬奋所具有的磁石般的吸引力。
当时的出版业有两种倾向，一是以教材为核心，出一些软性读物，不关政治。一是倾向于出思想读物、现实性强的作品。邹韬奋认为，后者更是一种急需的存在，出版物应当是动态的，它具有思想性、进步性和大众性。在丰富的思想基础上，以学识、趣味和改良人生的态度，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与象牙塔里的文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也把一些人动员到与现实对话的途中。在他看来，读书人在国难当头之际，把目光投向现实，是不能逃避的选择。
这种选择，与鲁迅的思想精神有许多交叉的地方。邹韬奋承认生活书店是无党派但有倾向性的民间组织，在国民党“党天下”的时代，它以抗争性显示了平等、自由的文化本意，这恰是民间的诉求之一。邹韬奋意识到，关注大众，有时候不仅是顺应大众的审美惯性，还要输入灵动的思想。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译文》《太白》《世界知识》品位很高，鲁迅在上面就发了许多文章。这些作品都有针对性，是新文学里的珍珠。《太白》刊发的关于大众语问题的争论，其实是知识阶级试图影响汉语发展走向的一次尝试。唐弢说生活书店的一些刊物和文章有时候故意与林语堂《人间世》《论语》立论相对，证明了这个园地在那时候所具有的民间意味。吟风弄月容易，直面现实却难。中国历史上，隐逸的诗人、自恋的作家多多，而与民同哭同乐者，总还是少的。
新的大众文化的形态应该如何，那时候可作参照的不多。一九三三年，邹韬奋编译了关于苏联作家的书籍，引起读者的兴趣。次年去莫斯科，他用英文给高尔基去信，希望见到这位文豪。因为不懂俄文，他对高尔基的理解，显然简单化了，对其文学创作的复杂背景并不知道。但这个苏联作家的“草根”性中的神圣的存在，给了他拓展新民间文化的参照。邹韬奋与俄国新文学的关系，折射着一代人的文化之梦，至少那些“为人生”的作品，是民族觉醒的灯火。他在那时候能够团结众多底层的作家、学者，与这一情怀大有关系。
现代知识人走上十字街头的时候，都面对着一个难题，是“大众化”呢，还是“化大众”？智性如何在民间延伸且又保留其民间性，人们没有找到好的道路。鲁迅曾惊讶于高尔基的贫苦身份后的高远的哲学气象，一方面是底层的泥土气的蔓延，一方面是思想者的阔大的境界。大众的文化是简单的、粗糙的，知识人的介入，可能会改变其生态结构。但知识人又不能以一己所好强加于民众，如何在互动中形成新的文化，其实也是大难之事。
显然，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高尔基式的人物。倒是革命的“同路人”居多。邹韬奋与民主人士的交往，能得到一种天然的快慰。他在那些知识人身上感受到了彼此相似的东西。无论在香港、上海，还是重庆，他周围的作家、学人带来的故事，想起来都饶有趣味。他的温和、包容和进取之心，感染了许多爱国人士。
我读邹韬奋的史料，感觉他的精力惊人，因为他能一面写作，一面编辑报刊，一面从事社会活动。他周围的民主人士，都颇富传奇色彩，许多人和他有着相同的梦想。他在狱中写的《二十年来的经历》，记者的敏感、散文家的典雅、思想者的沉着都有。而他性情的宽厚，和对不同风格的人所持的欣赏态度，非有大慈悲者很难做到。他的笔力传神，“七君子”入狱的生活，经由他的描述，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沈钧儒的至诚、李公朴的勇敢、沙千里的执着、章乃器的炽热、王造时的善辩、史良的洒脱，都形象可感，电影镜头般地闪在我们面前。邹先生看人看事，机敏里带有分寸，没有流行的“左派幼稚病”。他对章士钊的看法，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一些思想印证了鲁迅的当年判断的合理性。记得有一篇文章描述鲁迅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会时抽烟的神态，颇为逼真，寥寥数笔，人物便活了起来。他对鲁迅的爱，是一看即知的。
邹韬奋短短的一生，一直克服文人腔和学者腔。最早的时候，他翻译杜威的作品，完全按照英文的特点直译，后来发现，与大众的口味相左，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于是译风发生变化。后来编辑报刊、书籍，一直注意雅俗的协调、高低的互动、深浅的贯通。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摆脱读书人的积习，拒绝被资本污染，不被书生气淹没，将思想的脉息伸展到芸芸众生那里，实在也有殉道的意味吧。他的特别在于，对于学界、政界、民间都颇为了解。但自己的立场，一直在大众那里。那么多的造谣中伤，那么多次的流亡以至被捕，都不改其志，这是新文化的特别传统。在坚持思想性、学术性、大众性中，文化是可以生出别样的景观的。
现代以来，中国读书人的队伍中，一向缺少懂实业、通晓学问，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才。邹韬奋用自己的笔和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一个奇迹。端木蕻良说他是鲁迅形容的脊梁式的人物，不是夸大之词。众人喜爱邹氏，不独因其文章，而念其行迹，实有感焉。在他那里，儒生的迟暮之气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新知、新智、新声。因了这个新气象的形成，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不再那么单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