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小名气大，卷少书香多”，是我2000年5月初走访秀州书局时，获得的最深刻的印象。
秀州（今浙江省嘉兴市的古称）东郭有闻名海内外的“烟雨楼”，我以前曾经得到过嘉兴图书馆寄赠的一册《烟雨楼史话》（吴藕汀、吴小汀编著），久知观光秀州，合当选在春秋佳日的濛濛烟雨之中，且该有二三知友作伴——如此，最能感受到“细雨前汀，菱花开过蘋花断”的意境，而无“倚楼客倦，雨远更烟远”（冯登府《点绛唇·烟雨楼秋泛》）的乡愁。
当4月下旬，江苏凤凰台饭店的总经理蔡玉洗先生和秀州书局主持人范笑我君联合发出邀约时，我和金陵止水轩主人薛冰、癖斯居主人董宁文还是欣然允诺了下来，即借5月初的法定假日，作拟议已久的秀州之行。
因为我们都知道，相比“两岸渔庄蟹舍，扁舟柳叶桃花”（许瑶光题烟雨楼联中语）的烟雨楼风光，我们更惦念“小店远客不时来访，书林容我半日偷闲”（庄一拂题秀州书局联语）的秀州书局书香。而书香，是不管阳春霜秋，还是风晨雨夕，随时都可以去品味的。
5月2日午间，车抵秀州城。街旁一位十分标致的姑娘为我们热情而确切地指示了秀州书局的方向，这不禁让我们一行人微微感动——是啊，这家在全国各地文人学者中知名的书店，理应在嘉兴更著名，因为所谓“秀州书局”，首先是秀州人的书局。否则我们这群南京的读书人远道寻访，又所为何来？
秀州书局的书香，是如何由江南一隅而播散四方，以至于闻名遐迩的，是我们此行考察的一个重点。因为考察的收获，足以供给建设过程中的凤凰读书俱乐部作为参考。
说起来，金陵和嘉兴的书缘不自今日始。远的、深的不说，就以凤凰读书俱乐部的所在地凤凰台饭店五楼文化中心的“开有益斋”来说，这个堂号取自晚清上元（今南京）的著名藏书家朱绪曾（字述之，号北山，1805—1860）的书斋名，而朱氏同嘉兴则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绪曾在清道光二年（1822）中举后，仕于两浙，先后任职于秀水县、海宁州、台州府等地。在任秀水知县的公务余暇，他到杭州文澜阁借抄过不少被编入《四库全书》之中的宋元秘籍。有一次，嘉兴海盐籍的藏书家钱泰吉（字辅宜，号警石，1791—1863）在他的官邸浏览过他的藏书后，建议其编辑一部藏书目录。此议后因朱氏调任嘉兴而作罢。
不幸的是，1853年春，在太平军攻占江宁（今南京）的时候，开有益斋收藏的10余万卷藏书和朱氏自著的《开有益斋集》一起惨遭兵火焚毁。为此，朱绪曾深切地体会到钱氏当年建议的为藏书编目的重要性，因为通过书目，至少可以看到自己历年经眼的一部部到手不易的书卷的影子。于是，他把自己重新收集的数十箧书籍，连同从友人处借阅的书籍合在一起，日夕披阅，撮其大旨，编撰成《开有益斋读书志》6卷及续志1卷，并自称：“吾集序跋最多，与《甘泉乡人稿》相类，无空言也。”
《甘泉乡人稿》是钱泰吉的诗文合集，其中包括了详载藏书版刻源流和收藏传写始末的《曝书杂记》3卷，以及若干论学之文和金石、版本题跋。全书共24卷，在目录学史上久负盛名。据《（光绪）嘉兴县志》记载，“泰吉积书数十椟，大半丹铅，所点勘于四库名籍几遍，两《汉书》、《元文类》尤精校者”。他担任海宁州训导时，将所藏万余卷书籍携至学舍中，学舍颜曰“冷斋”，一堂两室，“所以充栋者，皆书也”（《甘泉乡人稿·藏书述》）。这部朱绪曾以之自比的《甘泉乡人稿》，于1854年初刻于海宁，后书板在兵燹中毁坏。到了1872年，重刻于南京。由此可见嘉兴与南京之间的书缘，两地确实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我们行近少年路180号秀州书局门侧的时候，发现范君早已等候在路边。下车伊始，顿见冰心手书的“秀州书局”店牌灯箱，而多次出现在《秀州书局简讯》插面上的店面前的建筑小品里的芭蕉、紫竹，也同时跃入眼帘——其实，我们对初次造访的秀州书局，并不是很陌生的。
秀州书局实在是一个不大的书店。三四十平方米的店面，只放得下款式不一的12个书柜和4米长的柜台，装潢格局也无任何别出心裁之处。倒是冰心题写的“秀州书局”一匾，十分惹眼。而庄一拂先生91岁时为书局撰写、章伯年先生于桐荫小筑所书对联“小店远客不时来访，书林容我半日偷闲”，以及吴藕汀先生所绘《秀州读书图》，也为书店营造出浓郁的书卷气息。难怪萧乾先生要在1996年12月26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一间门面的文化交流中心——遥记嘉兴秀州书局”的文章了。
说来也有些意思，嘉兴图书馆当年起意创办这个名为“秀州书局”的书店，其实是受了南京人的影响。影响他的是金陵图书馆在长江路262号所办的那家书店（已歇业多时）。据说，当年范君等也曾远道到南京来取过经呢！
1994年6月4日创办的秀州书局，并不仅仅是“秀州”人自己的书局，后来实际上成为了江南乃至全国读书人士的一处精神别业。成功构建了这座精神别业的，是该书局已经自编自印逾百期的《秀州书局简讯》。我收藏有第53期（1997年1月20日印行）以来的各期，也是近年来多次呼吁正式出版这部“新贩书偶记”的最积极分子之一。
翻阅纸敝墨劣的《秀州书局简讯》，我们首先会惊异于编者范君的有心和好事。他将日常得自于书、报、刊、信件、电话、电视乃至门市闲话等的多种信息媒体中的有关甚至无关“书与人”的，但凡能够引起读书人兴味的资讯，一一笔录在案，并将之整理成为短则30余字，长则300余字的贩书笔录，以每期（大致每隔20天为一期）50条左右的篇幅编印出来。据说这份《简讯》只印刷300份，每期邮赠外地读者的大概也只有百份左右。
然而，正是这一份不起眼的东西，将“秀州”与全中国读书界联结在一起，让人们对不起眼的秀州书局刮目相看。听说，在我国读书界，多年来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辗转借阅《简讯》者有之，积极转载《简讯》者有之，复印《简讯》以供珍藏者有之，借助《简讯》提供的信息远道专程走访者亦有之，甚至还有将《简讯》一条条剪下来重新编集为《售书琐记》的人呢！
那么，这份《秀州书局简讯》，究竟是记录了何种具体资讯，而赢得读书人如此钟情和如此关注的呢？
试看我按“逢三抽一”的原则，随机从《简讯》中抽取来的几则：
一九九六年来秀州书局购买书的读者，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书价涨得太快！”（第53期）
截至（1997年）7月10日，秀州书局已售出《心香泪酒祭吴宓》（张紫葛）92本。由于《心香泪酒祭吴宓》在知识界引起争鸣，广州出版社将此书添印800本。第一版10000本。（第63期）
蒋启霆先生（1998年）9月28日寄来所书对联一副：“笑吟明月清风我，广结图书翰墨缘。”蒋先生在信中要寻找：“吴心澄先生，硖石人，今年约79岁，与我为总角交，昔曾在南京中央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闻退休后寓居嘉兴……”经打听，吴心澄先生家的电话是2066161。（第83期）
蔡明先生（1999年）从濮院送了一批《鸳鸯湖棹歌》（朱彝尊著，蔡明笺注）：“出这本书花4.3万元，我儿子出3000元，其他都是拉赞助。我夫人肺癌，我儿子不赞成我出书。所以，我暂时封笔了。”蔡先生买一套《嘉兴市志》。（第93期）
再看我从《简讯》各期中寻出的几则怀人篇什：
沈文冲先生4月3日从南通来信说：“赵瑞蕻教授讲授外国文学时，讲着讲着，时常会激动得泪流满面，以至泣不成声，只得哽咽着打招呼：‘对——对不起，同学们，我太激动，停两分钟再讲！’边说边转过身去，面朝黑板……他翻译的《红与黑》（〔法〕司汤达），四十年代由姚蓬子主持的作家书屋出版。”（第93期）
这则刊出在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于1999年初去世以后。
著名古建筑专家、园林艺术家陈从周3月15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陈从周著有《徐志摩年谱》《中国建筑史图》《漏窗》《装修集录》《江浙砖刻选集》《苏州园林》等。《嘉兴日报》（1985年4月13日）有署名“侗瘘”的文章写道：“陈从周教授亲口对我说：‘你们嘉兴人不懂文化，不要名胜古迹的。’”1991年五、六月间，陈从周得知海盐南北湖遭到有关部门开山挖石的消息，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江泽民立即批文至海盐县予以制止。（第110期）
这一则刊出在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在2000年早春去世以后。
对于这一份份看似如零张散叶，其实却大有嚼头、大有趣味的《简讯》，用秀州书局一位读者的话来说，就是记录了“一切可恼可恨可悲可恶可笑可爱可喜可乐之事事物物”（第77期）。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份《简讯》，才实现了有萧乾先生所称赞的“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功能，尽管它仍然只拥有一间门面，至今依然是三四十平方米。
其实，凤凰读书俱乐部最近编印的《开卷》，就是学《秀州书局简讯》而有所变格创新之作。如此说来，金陵与秀州之间的书缘、书香、书情，真是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
秀州的书香其实是来源有自的。“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的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的清初潜采堂主人朱彝尊，“官冷身闲可读书”的冷斋主人钱泰吉，“群玉英光访宝章，积书忙似鼠搬姜”的蒋光煦、“积书亦何为？不徒守以老”的蒋光焴，以及讽字室藏书主人唐仁寿、涉园藏书主人张元济等等，五百余年以来，无不是秀州地域书香的积极制造者和传播者。正是这些爱书、藏书、读书的先辈，构建了至今香火不绝的秀州书文化传统。
离开秀州书局的当天上午，范君邀请我们直接到书店的仓库里去淘书。书库设在图书馆院内一处简陋的平房里，面积约有100平方米，但其环境实在不敢恭维，不必说积尘之多，令人望而生畏，但说两排书架之间安排之密，就让人没法蹲下身来细看。不知日益发福的范君，是如何侧身其中取书的。
尽管如此，我的秀州之行还是有收获的。在秀州书局仓库中拂尘淘得《读书杂释》《经书浅谈》《龙坡论学集》《黄昏小品》《逝去的启蒙》《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海派文学论》《秦淮夜话》《荷堂诗话》《四时幽赏录（外十种）》《历代山水名胜楹联选》和浙江海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纪念徐志摩诞辰一百周年专辑》等10余种。
在晚上出摊的嘉兴旧书摊上淘得《嘉禾风情》《艺海拾贝》和《上尉的女儿》三种，在即将打烊的新华书店购到《地北天南叙古今》（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一册，借以纪念当年元月8日在美国纽约上州医院中仙逝的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先生（1918—2000）。
虽然在秀州之行中我得到的书籍并不多，但对秀州的书香文脉，却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因为承蒙范君导游，我们还先后瞻仰了位于市区东米棚下的朱生豪、宋清如夫妇故居，采弄的沈钧儒故居，姚家棣的沈曾植故居，游览了运河之畔的三塔、沈氏故居之后恢弘的天主教堂和位于王店镇的曝书亭等。
游毕曝书亭，我又走访了两家搜集当地民间旧物的货主，在其储物库中觅得数件意想不到的东西。一把榉木靠背椅，背上刻有一句唐诗“南山当户牗，沣水映园林”；橱门板壁两件，一件刻茶壶一把、寒梅数株，有署名“王冢宰”的题句“寒梅热腹，一壶老福”（此句尚未考明其出典），另一件署“锦屏写”，刻植物一株，题句是“川原远近蒸红霞，素质无人斗颜色”（上句出自韩愈的诗句“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远近蒸红霞”）。此外，还购得柜门浅雕一组四件和床板深雕两件，均古朴可爱。这一批嘉兴民间旧物的获得，是我此次秀州之行的意外之喜。
日来书市上有一部颇受欢迎的《书店风景》（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是台湾作家钟芳玲女士探访世界各地有特色的书店的过程中所写的随笔录。她在该书《自序》中说：
逛书店最过瘾的事，莫过于碰到趣味相投的店主或店员，和他们煮酒论剑一番，或是听他们口沫横飞地谈论自己喜欢的作品。……书店的灵魂其实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是他们赋予一本本书以生命，是他们创造出书店的风格与历史，即使嗜书成瘾的牛顿也不得不说：“世界上最有趣的是人，其次才是书。”当然，这样美好的经验同样在老板兼伙计的小型独立书店才容易体会得到。
秀州书局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主持人范君独立风格和经营理念的小型书店。
记得在《秀州书局简讯》第93期上，刊出过嘉兴读者吴香舟先生在该书局门市买书时说过的一句话：“有问盲人为什么要点灯，盲人答：‘先照亮别人，再照亮自己。’”
我觉得，秀州书局所做出的事业，正如这位心地磊落、胸怀光明的盲者的点灯义举，虽然动作不大，声息微弱，却有振聋发聩之效。其精神之可贵、品格之可嘉、境界之高尚，胜过大会小会振臂高呼“精神文明建设”的“肉食者”多多矣。
（2000年5月7日夜于金陵江淮雁斋）
［补记］萧乾先生（1910—1999）于1996年12月15日，在《一间门面的“文化交流中心”》中写道：
人一老，就得主要靠神游了，最近，通过一叠内容丰富多彩的“简讯”，我溜达到浙江嘉兴市只有一间门面的秀州书局……1994年，嘉兴市图书馆把高中毕业的范笑我抽去管秀州书局，职务当然只是卖卖书，这家小书店开张时，没人送花篮，更没放鞭炮，只有冰心老人题的匾额，朴朴素素地开张之后，就大干起来。
秀州书局，不仅是个文化交流中心，它还是个社会观察岗，任何工作，不论空间多么窄小，只要投下去，都能干得辉辉煌煌。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结集出版的《笑我贩书（1999—2000年卷）》的“代序”，其续编，即2002—2003年卷则列入了傅璇琮先生与我联名主编的“书林清话文库”中，书名为“笑我贩书续编”。其后又有多辑编印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