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出江湖的老大爷们——明军调兵遣将
万历的方略是征用旧将、抽选精兵、广筹兵饷。
先说征用旧将。当年抗倭援朝的老班底几位主官只要还活着的，谁也别想跑。前辽东巡抚杨镐被重新起用，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出任辽东主帅。当年就是这位杨镐在蔚山大败后谎报军情，被御史杨鹤等弹劾罢官，但朝廷认为他过去常年在辽东，熟悉军情，就把这位曾经的败军之将派到了辽东。
熟悉杨镐的人都不希望这位仁兄复出，但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那就是万历后期的朝廷人才凋零，抗倭援朝的主帅如李家将的李如松、麻家将的麻贵都已作古。活着的这些人里熟悉边情的也就剩杨镐了。杨镐对女真人究竟了解多少不好说，但他跟辽东的李家将关系好倒是真的。朝鲜兵败后的杨镐一度出任辽东巡抚，而他后来之所以又被弹劾罢官，就是因为他极力推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
杨镐担任辽东经略期间，先后担任辽东总兵的也是李家将的李如柏、李如桢，以杨镐跟李家的关系，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当时朝廷还想用李家将，以为杨镐在辽东多年熟悉敌情，又跟李家关系亲密，这才派他去辽东。
此次出征的头号主将是绰号“杜太师”的杜松。杜松，陕西榆林人，明代很多武将都来自榆林，作为明军的边防重镇，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大兵营，里面住的都是军人、退伍军人、军人家属，因为世代从军，父子相承，民风强悍，榆林兵的骁勇天下闻名。榆林不仅出精兵，也出猛将。杜松就是其中之一。
明朝的九边重镇，杜松就守过4个。杜松早年驻守陕西，经常与之过招的主要是蒙古人，杜松的作战风格就是猛打敢冲，特别适合跟蒙古人打仗，彪悍的蒙古人见了他都躲着走，蒙古人被他收拾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他的“杜太师”的外号就是蒙古人送的。
万历三十三年（1605），杜松接替李成梁四子李如樟镇守延绥。3年后的万历三十六年（1608），杜松又接替李成梁出任辽东总兵，任期从1608年7月至1609年4月。也就是说，杜松也在辽东待过。10年后，杜松以山海关总兵的身份率军回到辽东。
可是，辽东并非他的福地。一次，因为打了败仗，憋气又窝火的杜松，居然一把火烧了自家的草料场，这位老兄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这是个冲动型的猛男，粗狂、悍勇。性格决定命运，他这样的人实在不适合当领兵的主将，因为即将与他对阵的是善于用兵的努尔哈赤，很傻很天真的杜松遇上努尔哈赤，结局已经不难猜想。
二号主将刘出身将门，他的父亲是抗倭名将刘显，刘的起点很高，但他成名靠的还是实力。看看他的履历，1582年率军征讨缅甸，1592年、1597年两次抗倭援朝都有他，1600年又率军攻克娄山关平播州之乱。万历三大征，他打了两个，而且戏份不轻。辽东危急，国难思良将，万历又想起了这位老将军，这年刘已经60岁了。
之前，刘因为被弹劾罢官，已经在家蹲了有一阵子了。这时才被再次起用。
三号战将马林，名将马芳的儿子，1599年9月至1601年2月出任辽东总兵，后被弹劾罢官。
四号战将李如柏，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时任辽东总兵。
从主帅杨镐到手下的四大将全是被弹劾罢官的“家里蹲型”，直到辽东战事吃紧，万历才想起这几位仁兄，他们的履历影响了万历的决策。四大将里除了刘没干过辽东总兵，其余三个，两个前任，一个现任，万历对工作经验是蛮看重的，而刘虽然没当过辽东总兵，却去过朝鲜。主帅杨镐则是既当过辽东巡抚，也去过朝鲜。
可是万历忽视了他们的岁数，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万历三大征已经过去20年了，而万历还打算用20年前的这批老将去征战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朝廷在全国大规模调兵，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浙江、四川、湖广、山西、陕西、南北直隶，加上永顺、保靖、石柱、河东、河西土司兵及各总兵部下精锐家丁，动员兵力超过8万，加上从辽东新征的两万人，对外号称12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过三大征的万历皇帝自然懂得这个道理，调兵遣将的同时，万历也指令户部、兵部抓紧时间筹集大军所需粮饷。
兵部职方司主事和员外郎带着20万两饷银前往辽东犒赏三军，年底户部特设“督饷侍郎”专门监督辽饷征集。此时，预计征集的230万两辽饷已经有160万两运抵辽东前线。
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各地奉调援辽部队陆续抵达辽东。虽然兵力看起来很客观，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南腔北调各种方言土语的士兵，经过长途跋涉早已疲惫不堪，参战部队里真正的精锐只有各位将领手下的家丁。
明军将领们的家丁并不是家仆。明军家丁其实只不过是将领私人卫队的一种叫法，他们是明军中真正的精锐部队，敢于临敌陷阵。家丁的装备、待遇远高于普通明军士兵，武装家丁的不是大明朝廷，而是他们的主人大明将领。这是一个奇怪而又令人心酸的现象。
明军打仗，将领们倚重的往往是他们的家丁，战场上打头阵，率先冲锋的往往是家丁。如果在家丁的冲击下对方阵形松动溃乱，主将再招呼普通士兵发起总攻；如果冲不动，打了败仗，家丁会竭力护卫自己的主人脱离险境。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是明军赖以制胜的骨干力量。刚开始的时候，明军对家丁还半遮半掩不敢公开。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朝廷也知道了，但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朝廷也默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后来，随着正规营兵战斗力的日渐衰落，家丁的存在完全公开化。到了万历皇帝调兵援辽时，皇帝和兵部甚至多次在公文中明确强调，这次是真打仗、打大仗，各级将领必须带着家丁一同前往。怕的就是大家私藏家丁保存实力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家丁的战斗力源自他们丰厚的收入，而这是他们的主人个人支付的，家丁能从他们的主人那里按时领到远高于普通士兵的饷银。而一般的明军士兵被拖欠军饷早已是家常便饭。可是，大明的工资很低，将军们的薪俸也没那么多，他们的办法还是军中灰色收入的老传统——吃空额。将领们宁肯冒着被查处的风险吃空额养家丁，衬托出的是正规部队战斗力日渐低下的现实。悍勇家丁的出现与被认可，也是大明兵制衰败的证明。用家丁或许可以打赢几场战斗，但很难赢得一场战争。
很多明军士兵是饿着肚子赶路的，到了辽东，很多人已经疲惫憔悴形同乞丐，经常有抢掠民财的事发生。辽东百姓原先望眼欲穿盼着自己的队伍来杀后金兵，没想到子弟兵来了之后，没见他们打后金兵，百姓家先被抢了。偏偏这时候努尔哈赤还出来凑热闹，攻进会安堡抢了一把，给辽东经略杨镐来了一次结结实实的下马威。一时朝野上下对辽东军事议论纷纷，怨声载道。
1618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上疏弹劾杨于渭、胡咸宁二将，说辽民“先苦于虏、后苦于兵”，说前线明军内心胆怯却骄傲嫉妒。万历皇帝也急了：杨镐到任这么久了，各路援兵云集辽东，怎么还让奴酋从容入寇劫掠？你们这帮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大战在即，严肃军纪很重要，但杨镐其实也有苦衷，赵兴邦说得没错，明军各路将领畏敌如虎，却十分热衷于窝里斗，主帅杨镐也束手无策。谁都看得出来，这个辽东经略不是一个好差事，于是杨镐干脆上疏皇帝，说我能力确实有限，请您另换旁人吧！奏疏送上去了，万历皇帝的答复倒也痛快，这时候想跑，门儿也没有。给我好好干活，否则小心打你屁股。
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朝廷按照往年抗倭援朝的惯例，颁下此次征讨建州女真的赏格，开价：擒斩努尔哈赤，赏银1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以下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1000两，升指挥同知，世袭；等等。以上规定，是对普通士兵而言。
如果受赏者原本有世袭官职，就另加恩荫，文官立功者按惯例给升赏。之前降敌的李永芳、佟氏一门有立功的人，免除死罪从优安置。
价码开得不高，杨镐的最初报价更低，在他的奏疏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的赏银只有700两，兵部复议后觉得有点低，又给加了300两凑了一个整儿——1000两。
明朝开出的赏钱很低，他们给士兵的粮饷更低。各地对援辽部队的沿途伙食供应极差，特别是宣府、大同等地，每名士兵每天只有1升5合的米供应，折成银子1分5厘。这是兵部公文纸面上的数字。按官场惯例，雁过拔毛是免不了的，实际分给士兵的粮食就更少得可怜。兵部尚书都说援辽军士“长途疾走不得一饱”。那些奉调士兵，辛苦赶路，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菜、盐、肉都没有，而且天天如此，到了地方还是去拼命。待遇低、伙食差，又危险，所以很难指望部队会士气高涨，路上就经常有逃兵。到了辽东更是如此，几乎每天都有士兵逃亡，仗还没打就开始非战斗减员。
辽东前线的各支部队装备训练差别很大，彼此陌生，真打起来，要他们协同配合，那是相当困难的。将领们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都曾经是牛人，随便哪个都有几个战功，谁也不服谁。
辽东经略杨镐对手下各位将领及所属部队的情况心知肚明，可朝廷不管那些，给了你部队粮饷，你就得卖力去打仗，还得打胜仗。
1618年年底，随着各路部队陆续到达，朝廷就开始催促杨镐速速进兵，10万大军，日费千金，这么烧钱，朝廷可受不了。前线忙着备战的时候，后方的朝廷各部官员也没闲着，有正事的干正事，多数没事的就来凑热闹，练嘴皮子，一个劲地催促出兵。
很多人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让他们出来就傻眼了。
面对皇帝的催促，朝廷官员铺天盖地的奏疏、满天的口水，杨镐也只能挺着，他一面严令众将加紧时间训练士卒，一面催促户部、工部加速调拨火药粮饷。
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春节刚过，兵部又派人来催了。如果只是兵部倒还好应付，可是万历皇帝也派人来催，连素来沉稳的万历皇帝都沉不住气了，希望快打早打。杨镐只能硬着头皮召集杜松、刘、马林、李如柏四大总兵开会，商讨进兵。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御史陈王庭等辽东大员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意见出现了分歧。杨镐的意思是大军出征，后方必然空虚，人马多了，速度也快不起来，如果敌人出奇兵阻断粮道，10万大军将不战自溃。如果努尔哈赤再来一个围魏救赵，避开明军主力，偷袭辽阳、沈阳，攻明军所必救，一旦辽沈有闪失，罪责难逃，打胜也不过功过相抵。所以，他想兵分数路分进合击。
对杨镐的分进合击，他的好友李如柏啥也没说，没说赞成，也不反对；刘急于建功，也没提意见。反对的人是马林和杜松。马林的意思是集中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么办最稳妥也最能发挥兵力优势，集中兵力，稳步推进直捣敌巢。
杜松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粮草还没备齐，这时候出兵是不是急了一点？援辽的部队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是乌合之众，也需要训练磨合。杨镐认同辎重准备得不充分，但上面催得急，他也没有办法，照这么拖下去粮草只会越来越缺，内阁、兵部屡次派人来催，再推迟就要被扣上逗留不进靡饷怯战的罪名。杨镐觉得分兵数路，各将可以自行领军，正好避免互不服气影响大局。
计议已定，出征明军8万，对外号称20万，兵分四路出击。四路兵马以努尔哈赤的老家赫图阿拉为目标，展开向心攻击，试图将努尔哈赤合围在赫图阿拉，予以围歼。
西路军主将山海关总兵杜松，部将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率宣府、大同、山东、陕西官兵3万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这路是明军的主力，负责主攻。
北路军主将开原总兵马林，部将开原游击麻岩、监军兵备道佥事潘宗颜，所部为明军辽东精锐火枪骑兵。另有真定、保定、山东官兵，兵力2万，从驻地开原出发进入浑河上游，从北面进攻，配合杜松部主力作战。
东路军主将辽阳总兵刘，部将宽甸游击祖天定率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南方官兵1万余人，加上朝鲜军13000人，兵力共23000人，从宽甸出发在东南方向发起进攻。这路兵马担任的是迂回侧击。
南路军主将辽东总兵李如柏，部将辽阳副将贺世贤率辽东本地驻军及北京御林军京营2万人，自清河出鸦鹘关，从西南进攻。
杨镐将作战计划上报北京。比北京的兵部更早见到这份报告的人很可能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的拿手好戏就是派奸细间谍刺探情报，他向来喜欢玩阴的，攻抚顺、攻清河，靠的都是里应外合。辽阳、沈阳自然少不了努尔哈赤的密探，所以，努尔哈赤的情报特别及时准确。他的情报网十分发达，遍布辽东，对明朝特别是辽东明军的一举一动可以说了如指掌。可明朝方面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努尔哈赤的情报严重不到位，敌情不明，这就犯了大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明军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当时的辽阳城内遍布努尔哈赤的间谍，每天明朝的奏章邸报，很快就会送到努尔哈赤的案头，上自朝廷诏令，下到各级官员的隐私，努尔哈赤比杨镐还清楚。
不过，这次努尔哈赤不必费劲，因为杨镐将他的进兵部署写在纸上派人到处张贴，杨经略真的把努尔哈赤当土匪了。他想象：春暖雪融之际，下山打劫的土匪们偶然看到朝廷对自己的通缉令，然后惊慌失措地跑回山寨。一伙人愁眉苦脸地围成一圈蹲在篝火前，看着朝廷的围剿布告，吓得浑身发抖。等大军一到，这伙土匪就四散奔逃。分进合击的官军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伙土匪一窝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骑兵的反击，也多次采用分路出击的策略，那是因为战场辽阔，分兵更容易捕捉到对方的主力进行决战。更主要的是，分兵在兵力雄厚的时候才会用，而此时的明军没有那么多的本钱。
辽东经略杨镐所能指挥的明军主力只有8万，这其中多数是火枪兵、弓箭兵、炮兵，移动缓慢，骑兵数量不多，而后金总兵力6万，以骑兵为主，快速机动；而且后金是内线作战，熟悉地形，掌握情报。反观明军，多数是从关内调来的部队，对辽东的气候不适应，地形不熟悉，情报就更是一团糟，对即将对阵的对手一点也不了解。
明军的分进合击，关键一点是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因为分进的目的是让努尔哈赤首尾难顾，顾西顾不了东，顾此失彼。可协同恰恰是明军的弱项，刘一路最远，跟其他三路就谈不上配合。而杜松、马林、李如柏，虽然近，但杜松心里就不愿跟马林配合，怕对方抢他的功。至于李如柏，他的作战态度就存在问题。
杨镐的四路分兵将本就不多的兵力严重分散，每路人马在单独对抗后金时都没有胜算，四路人马中的主力杜松部也就3万人。如此排兵布阵，留给了对手充分的机会，将各路明军各个击破，因为明军是步兵为主，后金是骑兵为主，到时就算想配合，两条腿也跑不过四条腿，更何况后金还占据着情报优势。
明军还没有出发，兵力部署、进兵路线、进攻时间，就已经被努尔哈赤知道了；而努尔哈赤的决策部署，明军一点也不清楚。明军在明处，后金在暗处，努尔哈赤在分析情报的基础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攻一路，然后各个击破的方法。也就是那句著名的“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努尔哈赤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杜松部，因为这一路是明军的主力，努尔哈赤清楚，只要打败杜松，其他三路就容易对付了。
努尔哈赤的八旗兵为了迎战明军也做了全军总动员，参加的八旗战斗序列：
正黄旗、镶黄旗，兵力约15000人，由努尔哈赤亲自统领。
正红旗、镶红旗，兵力约15000人，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统领。
正白旗，兵力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统领。
镶白旗，兵力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的长孙杜度统领。
正蓝旗，兵力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的儿子莽古尔泰统领。
镶蓝旗，兵力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统领。
八旗兵总兵力约6万。
很明显，八旗主力掌握在努尔哈赤及其子孙手里，这是名副其实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次我们是来真的——誓师出征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十一日，明军在辽阳演武场举行誓师大会，辽东经略杨镐大阅士卒。随着三声炮响，辽东经略杨镐率全军向御赐尚方剑行叩拜礼，李如柏、马林、杜松、刘四位大将依次参见经略大人，各级将官依次参见。见礼后，分列两旁。
杨镐命以黑牛、白马祭天、祭地、祭旗，又吩咐中军官重申赏格、军纪。最后，杨镐下令将抚顺逃将白云龙斩首传示三军。第二天，四路大军从辽阳奔赴各自战场，杨镐在城外设宴，为诸将饯行，密令各部二十一日正式出兵。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受命，10个月后，杨镐正式誓师出征。
二月十一日誓师后，东北连日阴天。十六日，天降大雪，道路被封，出兵日期不得不延后。二月二十五日，距赫图阿拉最远的东线刘部按计划从宽甸出兵。他这一路最不好走，沿途山高林密，崎岖难行，所以他出发得最早。
二十八日，开原马林得到报告，西线杜松招呼都不打一声已经从沈阳出兵，惊诧之下马林不得不下令当天开拔，从开原仓促出兵。他们原定三月二日在二道关和作为主力的西线杜松部会师，然后两部明军齐头并进直指赫图阿拉。
明军杜松指挥的西线明军是主力。偏偏杜松急于立功，怕马林跟他抢功，迫不及待地提前从沈阳出兵，整整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两天。
出师时，沈阳百姓万人空巷前往城外为大军送行。百姓扶老携幼，带着酒水为即将出征的将士饯行。此情此景，令征战一生的杜松深为感动，他与送行的沈阳父老挥手作别。出沈阳后，明军昼夜兼程，二十九日经抚顺关出辽东边墙。
半渡而击——萨尔浒山之战
杜松率主力明军连日赶路，一日内冒雪急行百余里，二月二十九日来到浑河岸边，比原计划提前3天！
晚上，明军按惯例派出骑兵巡逻，搜索中发现了在营地远处窥伺的后金侦察兵。这些人被发现之后掉头就跑，明军纵马追击生擒14人，其余的都逃散了。杜松下令留下火器和辎重部队，他本人亲自率领轻装部队连夜向金兵逃跑的方向尾随攻击。一夜战斗下来，连续攻克两处后金营寨，发现敌人并不多。
三月初一清晨，明军也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两座寨子里的东西不多，存粮更少得不合常理，寨中那些远远望见明军旗帜就四散奔逃的后金军也完全不是平常的骁勇善战的八旗兵。
很明显，敌军的主力并不在这里，自出兵以来一路畅通得有点反常，沿途不见敌军踪影，只有一些斥候——侦察的小部队，努尔哈赤的主力究竟在何处？但杜松也顾不得多想，四路出师，虽没有“先入关中者为王”的许诺，但杜总兵仍挥师疾进，兵锋直抵浑河南岸。
当时，有约2万后金军正在河对岸一个叫作“界凡”的地方筑城。过了界凡再往东南直到赫图阿拉，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平原丘陵。杜松打算先抢占界凡南面的吉林崖，然后进攻界凡。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可以先期扎下营盘炖好肉，等着北线马总兵的部队。可是，路上已经有人在等他们了——努尔哈赤和后金军的全部主力，而且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初一，西线明军在杜松总兵一声令下强渡浑河。当天浑河的流势非常平缓，水也很浅，甚至不及马腹。
杜松也没多想就带头脱掉甲胄骑着马就要下河，手下将官见状，请他穿上铠甲乘船过去，杜总兵笑骂：“打仗穿甲胄，岂是壮士所为，老夫束发从军，就不知道盔甲有多重！”说罢策马扬鞭蹚过河去。杜总兵很快就会为他的这番举动付出代价。有总兵大人亲身示范，当兵的也纷纷仿效，大家争先恐后蹚过浑河。步兵干脆学着总兵大人的模样蹚过河去，火枪兵举着枪也就跟着过去了，骑兵有的牵马乘船摆渡，有的直接骑着马也就过去了。河水再浅再慢，那也是渡河，所以这个时候，尽管部伍还是有的，阵形就谈不上了。
明军正在渡河时，河水突然变得异常湍急。原来，努尔哈赤事先派人在浑河上游筑坝拦河，明军看到的浑河水又浅又慢，那是被拦下了。此刻随着努尔哈赤一声令下，决堤放水，霎时间河水暴涨，水势瞬间猛涨，转眼之间就冲走了数千明军。
杜总兵身为主将实在太大意轻敌了，他以为人家只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却不知道人家还会用计。要知道，努尔哈赤早年在李成梁手下干过，也当过正规军，而且他平时特别喜欢读一本历史小说，小说的名字叫《三国演义》。熟悉这部小说的人对其中诸葛亮火烧新野拦河筑坝以水代兵冲垮曹军的故事应该不会陌生，眼前的情景与小说何其相似。努尔哈赤几乎就是依葫芦画瓢，照搬照抄。努尔哈赤的计策并没有多高明，只要杜松事前做好侦察，完全可以避免，可是这位老将军却连必要的战场侦察都省了，半渡而击，简单却十分有效。
明军一下子陷入被动，被一分为二。
此时浑河水势湍急，埋伏在附近的后金兵随时可能发动攻击，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命令南岸部队渡河，还是北岸部队退回，都十分危险。杜总兵原本是要占领界凡，不想突遇伏兵，尽管身边多是追随自己先期渡河的精锐部队，可火炮弹药粮食辎重大部分还在南岸。
这时后悔也没用了，杜松命令已经渡河的明军尽快抢占吉林崖，南岸没渡河的部队就地转入防御保护辎重依山扎营。南岸明军扎营的那座山，叫萨尔浒山。
努尔哈赤亲临战场指挥，这里集结了他的八旗主力，努尔哈赤发现，那些不计代价仰攻吉林崖的明军很难对付，而吉林崖已经牢牢粘住明军的这支精锐，留在南岸的后勤辎重部队不仅好打而且极其重要，消灭辎重，杜松的轻装部队就失去了依托，这是取胜的突破口，所以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率1万余人增援吉林崖，顶住明军的强攻，同时命令养精蓄锐的左翼四旗3万主力骑兵对留守南岸的明军火炮辎重部队发起总攻。
南岸明军指挥官是杜松的榆林老乡、原总兵赵梦麟和王宣，两人见势不妙，命令辎重部队在萨尔浒山下以车辆为垒就地结营，火器部队依托营垒列阵迎战。可惜，一切都晚了。敌人是来去如风的轻骑兵，3万骑兵同时发起冲锋，真正的万马奔腾铁蹄如雷，速度很快。明军仓促间把拉粮食的大车往山下的路上一横，连接成阵。辎重兵抬着鹿角拒马走不多远就随手放在圈外的空地上，然后惊慌地跑回圈内。炮兵指挥官上山寻找射击阵位，剩下一帮推炮的、扛火药的、搬铅子弹丸的忙成一片。
尚未渡河的火枪兵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和弓箭手一起登上萨尔浒山凭高射击，剩下的纷纷在圈内把佛郎机、长火枪架在大车上，对着敌军骑兵就是一阵攒射。
八旗兵远远望见明军阵地上硝烟大起，在冲击过程中纷纷散开规避。即便如此，一轮齐射下去，冲在前面的几百名骑兵翻身落马。但明军的火枪射程很近，有效射程也就100多米，装填速度更慢，特别是面对万马奔腾直冲过来的后金骑兵，射手不免精神紧张，手都在抖，明军的大规模射击，只持续了几轮，后金骑兵就冲到了山脚下明军的营垒前。
山下明军挺枪拔刀迎战，山上明军用火枪火炮和弓弩射击外围的后金兵。尽管留在浑河南岸的明军步兵拼死战斗，可这里终究是以辎重部队为主。3万后金骑兵在明军营垒之间往来冲突，不断有人中箭，不断有人被砍倒，明军的防守区域越来越小。
暮色下，浑河南岸萨尔浒山陷入沉寂，赵梦麟总兵、王宣总兵以下明军全体阵亡。和努尔哈赤的预料差不多，这支火炮辎重部队被消灭对杜松而言确实是巨大的打击。但努尔哈赤或许没想到，就是这些以辎重部队为主的明军，对抗后金主力四旗3万骑兵毫不怯阵，努尔哈赤为尽早击败南岸明军后来又投入两旗，南岸明军实际上是与4万多八旗主力在战斗，两军从中午打到天黑，整整搏杀了一个下午。明军战斗得很悲壮。
努尔哈赤在南岸集中优势兵力以多打少，以4万后金骑兵对付1万多明军后勤步兵。主力八旗，先后投入6个旗的兵力，人数三比一，才达到目的，这说明后金并不可怕，而明军的战斗力也不弱，但兵力处于劣势的努尔哈赤却懂得运用为数不多的主力在局部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几仗下来，也就打出了信心。相反，本来在兵力、装备、总体实力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明军却越打士气越低落，此时的战场就是这般情形。
其实，努尔哈赤在南岸集结主力也很冒险，他就那么点兵力，南岸用得多了，北岸自然就少了。北岸的后金指挥官是大贝勒代善，他的兵力至多也不超过两旗，但他有地形优势，顶住了明军的一轮又一轮强攻。对于后金来说，这是决定他们存亡的一战，从上到下都不敢掉以轻心，与杜松的鲁莽不同，努尔哈赤既狡诈又凶狠。
北岸的很多明军目睹了战斗的全过程，当南岸最后一个明军战士倒下后，北岸的明军军心开始发生动摇、慌乱，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围攻南岸明军的后金主力很快就会向他们攻过来。
努尔哈赤令后金军稍事休整，于当晚便用准备好的浮桥和船只渡过浑河，前后夹击北岸杜松率领的明军。当夜乌云遮月黑雾四起，能见度很低。后金军在黑夜里号叫着向明军发起攻击。
转入防御的明军发现，自己的火器优势此时反而成了劣势。每一轮火枪齐射后，暗夜中枪口的火焰浓烟立即就会暴露明军的位置，招致一阵密集的箭雨，接连几批火枪兵被箭雨覆盖，明军不得不抛下火枪拔出战刀。总兵杜松与诸将一起率部力战。一夜混战，总兵杜松，参将柴国栋，游击王浩、张大纪、杨钦、汪海龙、杨汝达战死，士兵大多为国捐躯，只有少数人趁夜突围。
随着明军主力杜松的战败，这次讨伐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杜松败就败在轻敌冒进，杨镐分兵分散了兵力，留给杜松的只有3万人，而他的轻敌又让努尔哈赤有了可乘之机，一个拦河筑坝就轻易将杜松的部队分割为相互难以支援的两部，每部只有1万多人，被努尔哈赤先后集中3倍于明军的兵力各个击败。虽然杜松很忠诚很勇敢，但不得不说，对明军的战败，他有指挥的责任，但作为军人，他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又分兵了——尚间崖、斐芬山之战
击败西路军后，努尔哈赤率军经界凡连夜赶往尚间崖，迎战北路马林军。北路军预定从三岔儿堡出边，后马林上书要求从靖安堡出边，得到允许。临战前他又改变主意，要求仍走三岔儿堡。得到准许后，二月二十八日从三岔口出发，萨尔浒山激战时，他们还在赶路。原本两军预定三月初二在抚顺二道关会师，可是杜松比预定时间提前出发抵达浑河，而马林却正好相反，三月初二早上他还在三岔儿堡附近，晚上就传来杜松战败的消息。第二天，得知努尔哈赤正率八旗主力向北杀来，马林当即做出部署，他率兵1万在尚间崖结营，监军潘宗颜率兵数千守飞芬山，与不远处的西路军后队龚念遂部相互呼应。龚念遂率领的是炮兵部队，因为速度慢被落在后面，反而躲过一劫，龚念遂率领明军迅速构筑炮兵阵地。
八旗主力漫山遍野杀过来，同时对3处明军阵地发起进攻，马林不能坐视两翼崩溃，于是他亲自带兵冲锋组织逆袭，反冲八旗最弱的两蓝旗，希望能降低两翼明军的压力。应该说，马林的攻击点选得还是很准的，莽古尔泰的正蓝旗、阿敏的镶蓝旗是八旗中相对较弱的。只是，明军自己多次分兵后，用于突击的也不过1万人，未能迅速击溃两蓝旗，随后八旗主力以3万优势兵力反扑马林1万人的突击队，结果马林军被冲散，前队退入大营，马林带领后队少数部队北撤开原，明军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
此时马林大营的指挥官是开原游击麻岩，最后时刻麻岩没有给麻家将丢脸，他率领尚间崖的明军殊死抵抗，与攻入营寨的后金兵肉搏，反复冲杀，直至全部壮烈殉国。
接着，明军的炮兵阵地就遭到后金骑兵的攻击。尽管龚念遂带领明军在营地外围挖壕沟列炮车，但时间仓促，来不及加固营垒，敌人就冲了上来，明军的火炮装填发射速度很慢，只打了几炮，敌人就冲到眼前了，带队发动骑兵集团冲锋的是皇太极。很快，后金骑兵就冲进明军大营，守营明军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直到全部阵亡。明军的3处营垒，此时只剩下驻守飞芬山的潘宗颜部。
潘宗颜非常清楚，他跟他的数千部下此时已是一支孤军，主力已经失败，不会再有援兵，但飞芬山上的明军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一人舍命，十人难敌，更何况数千敢战将士。
马林在分兵之前，将携带的火炮、火枪、火药大多留给了潘宗颜。
潘宗颜在山下用大车围成车阵，火枪兵在阵内布列火器严阵以待，大炮设在山上，更多的火枪手、弓箭手则在山上构筑发射阵地。明军居高临下，占有地形优势。
三月初三早上，战斗打响了。努尔哈赤令重甲兵手持刀枪在前冲锋，轻甲兵在后放箭，远处轻骑兵只等冲开车阵便一拥而上。可明军的防守十分顽强，火炮、火枪轮番射击，每一轮齐射后，后金兵便被放倒一片。尽管后金的骑兵很猛，但骑兵再能冲，也冲不上山，只能在山下干瞪眼，等着挨轰。
明军的炮弹打到哪里，哪里就鬼哭狼嚎，惨叫连连，明军居高临下不停地放炮，火枪手轮番射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抬头仰攻的后金兵只能挨揍，连还手的机会都少得可怜，这下凶悍的八旗军终于尝到了明军火器的厉害，只有弓箭的他们只能挨揍，而他们射出的弓箭连明军炮手的边都沾不着。这就是火器的先进之处。
明军的火炮、火枪在山上，大炮放在山上就相当于放在城墙上，有利的高度，有工事保护的炮兵，不必再担心敌人骑兵的冲锋，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炮。潘宗颜的大炮上山实际上就是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的早期版本，只不过一个是山上版、一个是城墙版，但效果是相同的，都揍得后金兵苦不堪言。
虽然占据地利，还有火器的优势，但火药毕竟就那么多，如此消耗又缺乏补给，明军很快就弹药耗尽。后金兵终于冲上山来，明军与八旗军展开肉搏混战，直至全部阵亡。
明军的盟友海西女真叶赫部的援兵走到半路听到北路军溃败的消息，不敢向前，直接撤回了叶赫城。
老将军的最后时刻——富察之战
努尔哈赤在连续击败西路、北路明军后，顾不得休整，就率军马不停蹄赶往东线，截击明军刘部。努尔哈赤不得不快，再晚一点，他的老窝赫图阿拉就要被刘一锅端了。虽然努尔哈赤牛气哄哄地说，不管明军来几路，他只迎一路，因为他也只能迎一路。而集中兵力于一路是要冒风险的，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他正跟一路明军在正面死磕，另一路明军就从后面摸上来，给他来一个前后夹击。如果不是明军各部尤其是西路跟北路缺乏协调配合，东路又过远，努尔哈赤的算盘未必就能得逞。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二十五日，东路军刘部与朝鲜姜宏立、金景瑞率领的1万朝鲜兵会师后，从宽甸出发，向赫图阿拉攻击前进。但因为路不好走，直到三月初四，才走到宽甸东北的富察。这时西路、北路明军已经战败，而刘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还在督军向前。
刘的行军路线是从宽甸经富察、过阿布达里岗，从东面攻击赫图阿拉。但这一带因为人烟稀少，自然植被保护得特别好，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翻过一座山岭又是一座山岭，用史书上的话就是“重冈叠岭，马不成列”。
很多地方骑兵只能牵马步行，刘的部队里很多是从四川云贵江浙两广征来的南方兵，不少还是土司士兵。这些战士尽管悍勇，视翻山越岭如家常便饭，但南方士兵对北方的严寒气候却很不适应，自去年夏天开始往北走，越走越冷，到辽东又熬了一个冬天，身体还没完全适应。加之出征以来连降大雪，士兵十分疲惫。
由于努尔哈赤集中主力去对付西路和北路的杜松和马林，东路明军进展顺利，一路攻城拔寨，如入无人之境。沿途攻克焚毁15座后金军营寨，斩首3000多。击溃马林后，后金军返回赫图阿拉老巢，休整了一天。努尔哈赤杀了8头牛祭旗，同时将被俘明军处死，接着大摆宴席犒赏众将。然后将伤员留下，率领主力南下迎战刘。
这时，杜松、马林部逃出的败兵很快把消息带了回去，杨镐得知后派人飞骑传令南路和东路两军立即撤兵。然而，飞骑没有找到翻山越岭深入敌境300多里的刘，命令没有传到。但是，一门心思地埋头赶路的刘还是遇到了传令兵。此人拿着杜松的令箭，开口就说杜总兵旗开得胜一路所向披靡已经击败奴酋，希望刘总兵能够与杜总兵在前方的阿布达里冈会师，然后一道攻占赫图阿拉。
这个传令兵是假的，而且努尔哈赤也不了解杜松，杜总兵即使打了胜仗也不会让刘分享战果的。
刘的反应也一如既往，即便这位传令兵是真的，他也不会买账：“他杜松是总兵，我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不过，最后急于立功的刘还是上当了，答应前往阿布达里冈与杜松会师。
此时的努尔哈赤正在设伏，张开大网等着明军进来。
努尔哈赤留下4000精兵守赫图阿拉，派四贝勒皇太极率右翼四旗主力埋伏在阿布达里冈山上的树丛里，二贝勒阿敏率本部人马埋伏在冈南谷地，待明军进入埋伏圈后，放过前队，攻击后队。大贝勒代善率左翼四旗主力在冈口前从正面冲击明军。
三月初五中午，明军进抵距赫图阿拉不足百里的阿布达里冈。明军针对游牧民族作战，多依山或高地扎营，然后先环营挖一圈壕沟，将鹿角拒马摆在壕沟外面，辎重部队把拉粮食的大车沿壕沟内侧环绕成圈，骑兵在壕沟外背敌方向巡游。壕沟内，火炮部队占据有利位置构筑发射阵地，然后火枪和弓箭兵依托车阵占据射击位置，步兵在圈内结阵拒敌。
如果敌人想吃掉圈外的明军骑兵，就会被带着在阵地周围兜圈子，然后阵内的明军就会枪弹箭矢齐射，攻击明军骑兵后面的敌人，几轮齐射后，敌人就被射杀得差不多了。
如果敌人倚仗骑兵优势从正面攻击，当他们进入射程后，明军火炮会首先射击，在中远距离杀伤迟滞攻势，冲到阵前会被鹿角拒马挡住，骑兵会出现拥挤，冲到跟前会被壕沟阻拦，找到缺口或者绕过壕沟需要时间，明军就利用这个机会火枪弓箭齐射。
如果敌人退却，一直在外巡弋的明军骑兵会绕过壕沟发起追击，步兵出阵紧随其后扫荡。即便遇上凶悍的敌人，也能抵挡一阵，就像前面马林所做的。但是，这种打法需要时间。明军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以便完成挖掘壕沟，布置拒马，步、骑、枪、炮、弓、辎重等各兵种布阵。
努尔哈赤很清楚明军的战法，他就是要突袭，不给明军充裕的时间布阵。
当明军全部进入埋伏圈后，3万后金主力骑兵突然从密林中杀出。明军见有伏兵，迅速做出反应，向阿布达里冈发起冲锋，意图抢占制高点布阵，但遭到皇太极、代善率领的后金兵两面夹攻，没有成功。明军受到数万后金兵的四面围攻，陷入苦战。两军贴身肉搏，混战中，刘率兵往来冲杀，亲自斩杀数十名敌兵，但他自己也身中数箭，脸也被砍去半边，血流不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依然力战不退，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直至壮烈殉国。
听闻前边明军主力溃败，远远跟在后边的朝鲜军慌了，主将姜宏立要逃，而偏将金应和要求率军接应一下。姜宏立看看旁边一脸凛然之色的大明监军乔一琦，想想当着明军监军的面，不打一下实在说不过去，只好勉强同意。
朝鲜军仓促占据了一座小山，依山列阵。盾牌兵将一人多高的厚木盾牌并列成墙，在“墙”后以木棍支撑，火枪兵在盾墙的间隙中挖掘坑槽，埋置威力巨大的重型火枪。才布好阵势，零散逃出包围圈的明军就奔了过来，朝鲜军放过这批明军。不久，不远处便尘土飞扬，后金的追兵尾随而至。
八旗兵进入火枪射程后，朝鲜军立即开火，第一轮齐射便打死不少追兵。后金军被迫停止追击，远远地列阵对峙。这时天色昏暗，到了傍晚时分忽然起风，阵阵北风扬起枯草浮土刮向朝鲜军阵地。不一会儿，风更大了，大风从后金军的背后一路卷地扬尘向南刮去，直吹得旌旗猎猎。稍顷，乌云密布狂风骤起，飞沙走石。等待多时的后金兵抓住机会发起冲锋，朝鲜军以火枪迎敌。不料很多火枪枪口回火引发炸膛，飞溅的铅子和火枪碎片甚至引燃了士兵携带的火药，反而杀伤了大量朝鲜兵。
姜宏立本来就不想打，只想抵挡一阵，收拢明军败兵回去卖个人情交差，打算天一黑就撤。不想，这天还没黑，敌人就上来了，火枪又炸膛，依赖火器的朝鲜军顿时一阵大乱。后金骑兵纵马冲阵挥刀乱砍。先前主战的偏将金应和仍然坚持抵抗，手持大弓连续向后金兵放箭，箭无虚发，但他的勇敢挽救不了危局，最后他被后金兵从背后用长枪刺死。姜宏立立即下令停止抵抗向后金投降。大明监军游击乔一琦闻讯跳崖殉国。
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只有南路军的李如柏部非常幸运地躲过一劫。三月初一，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后，就一直在以蜗牛般的速度慢慢地走，一点也不着急，与奋勇前进、唯恐落后的西路军、东路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到了虎拦关，这位干脆就不走了，待在那里按兵不动。或许，他已经提前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在军情如火、兵贵神速的战场上，李如柏的表现相当诡异。他及时收到了撤兵令，因为他就没走多远！李如柏的南路军几乎是完好无损地退了回来。出发的时候慢得像蜗牛，逃回来的速度却堪比豹子。
四路主将中，李如柏的水平是最低的，他却奇迹般地得以生还，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联系到他跟他爹与努尔哈赤一伙的交情，恐怕不是一个“幸运”可以说清的。
不久之后，这位手握重兵的辽东总兵李如柏又在铁岭被后金军围攻的危急时刻按兵不动，见死不救，说他是里通外敌也不算过分。铁岭可是他的老家，居然连老家都不要了。想必努尔哈赤对他的努力配合一定十分满意。
萨尔浒兵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惊，震撼程度不亚于一场8级地震。舆论哗然，纷纷要求严惩主要责任人，西路军主将杜松、东路军主将刘阵亡，不予追究；北路军主将马林被降职留用，戴罪立功。马林也只比前两位多活了3个月，3个月后马林在开原阵亡。南路军李如柏是几路主将中被言官弹劾最多的人，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这也难怪，如此领兵，还真拿大明的官员当傻子了不成。一时，弹劾李如柏的奏章满天飞，李如柏自知罪责难逃，一旦被查实通敌，他死不算，全家都得跟着他一起死。他也不想让李家背负罪名，只好畏罪自杀，总算保住了李家一门。几位主官中，官职最高、责任最大的杨镐反而是活得最久的一位，直到10年后的崇祯二年（1629）才被正法。杨镐甚至比接他班的熊廷弼活得都长。
北京还在动嘴皮子，辽东可真的乱了。败讯传来，人心惶惶，北京的军政高官再紧张，也没有辽东的百姓对局势的危急体会得更深刻。明军战败的消息迅速传遍辽东各地，靠近前线的开原、铁岭，商户居民立即逃散大半，沈阳、辽阳也是人心浮动，铁岭、开原的往沈阳、辽阳跑，辽阳、沈阳的就往山海关内跑，腿快的已经跑了，剩下的也在收拾包袱，随时准备逃。局势已经不能再乱了。
全国人民都知道，为了这次会战，朝廷调集了全国的精锐部队，辽东主力更是悉数上阵，败得这么惨，精兵良将牺牲殆尽，以后这仗还怎么打！努尔哈赤下一步必然要打辽东各城，现在不跑，以后想跑都跑不成了。应该说，当时抱有这种想法的人相当多。
很多人，特别是各级官员都想尽办法往关内跑，而有一个人却逆流而上，从北京出发赶赴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