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1929—2016），匈牙利作家。
获奖理由：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获奖作品：《无形的命运》（又译《一个没有命运的人》）（小说）。
与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殖民文化嫁接出的果实——恃才傲物、人品顽劣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不同，本届诺奖获得者、匈牙利的凯尔泰斯，却是一位十五岁就被送进德国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侥幸从煤气杀人室、焚尸炉和堆积如山的尸骨中爬出，后来拿起笔，为历史出庭做证，充满道义和勇气，写出“见证的文学”的严肃作家。瑞典文学院发现凯尔泰斯的“见证的文学”，以“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特将诺奖颁给这位小语种作家。
消息一公布，再一次让世界文坛震惊：这个人是谁？根据瑞典报纸的认真调查，受访者几乎都未读过凯尔泰斯的书，也不知晓他的名字。即使对英、美等国文化界来说，知其名者也寥寥无几，读过其书者，更是少得可怜。
在世界文坛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凯尔泰斯纷纷发表质疑之声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道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自信地表示：
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位置……这是一个激进的不可动摇的位置。他和什么文化和社会都不妥协，甚至和生活也不妥协。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书，就是他和生活签订的契约。
请注意恩格道尔“一个新的位置”的提法：凯尔泰斯把自己放在了做历史的证人而不是做法官的“位置”。是的，读凯尔泰斯关于奥斯维辛的作品，会发现作者的“位置”，的确非常独特，他对纳粹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生活做了非常具体的客观描写，有的细节让人惊骇恐惧，但作家从不站出来对地狱生活控诉批评，甚至连是非判断、爱憎感情都鲜见，却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灵魂，令人战栗难忘，令人咀嚼思考。而凯尔泰斯也意味深长地强调，“我是奥斯维辛的中介，奥斯维辛通过我说话”。
其实，关于恩格道尔提出的凯尔泰斯“一个新的位置”即“见证的文学”论，并不是他个人的创论。在2001年，诺贝尔奖百年之际，瑞典文学院举办过一个关于“见证的文学”的研讨会。很少人注意到，在当时世界文坛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的凯尔泰斯受瑞典文学院之邀出席了此会，并做了重要的发言。对此，似乎所有捕捉诺奖信息的人，都忽略了瑞典文学院这一重要信号。毫无疑问，瑞典文学院在那时，就认定凯尔泰斯本人和他的文学作品是“见证的文学”的范例。去年还是丑小鸭的凯尔泰斯，转年即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白天鹅。确切地讲，是瑞典文学院推崇的“见证的文学”的胜利，而作为这一文学主张的“范例”凯尔泰斯，只是个幸运儿。
“见证的文学”的“范例”，应该是凯尔泰斯197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形的命运》。该小说为作者自1958年起花费十三年完成的“命运三部曲”之第一卷，该书稿曾遭出版社退稿。出版后，并无太大的社会反响，更没有引起匈牙利文坛的关注。直到2001年，凯尔泰斯参加瑞典文学院关于“见证的文学”研讨会前，才受到瑞典文学院的青睐。《无形的命运》以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既是受难者又是“局外人”，既是个人位置又超越个人位置的极独特的视角，描写德国法西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和杀戮。
小说故事并不复杂，却惊心动魄。1944年，十五岁的犹太少年韦什·久尔吉的父亲被纳粹关进集中营。两个月后，为生计去打工的久尔吉也被抓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有人告诉他，你必须说自己十六岁，纳粹把你当成劳动者，才能保住性命，若报十五岁，就会被送进毒气室。保住性命之后，久尔吉被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再次转到蔡茨集中营，然后重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集中营里的生活残酷而单调，让他百无聊赖。而常态是恐怖一步步逼近他，等他适应后，新的恐惧再度袭来。当然适应了恐惧、痛苦、无聊之后，也有欢愉和幸福。比如，集中营里正统的犹太人歧视他、排挤他，特别是恶劣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役，使他的身体严重透支。他只能放弃抗争，等待死神时，并没人把他送进焚尸炉，集中营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却对他进行救治和照料。这令少年久尔吉百思不得其解，却感到温暖和幸福。每天面临死亡的久尔吉，在见到每一缕阳光的时候，在每个灿烂太阳的早晨，每天能有饭吃，偶尔回忆起曾经有过的家里的温馨生活时，总能感到有“快乐”和“幸福”。
小说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潜伏着，就像你不可逃避的陷阱那样。就是在那里，有毒气的烟囱旁，在痛苦与痛苦之间的间隙里，也依然会有某种类似幸福的东西。虽然对我来说，也许正是这种经历才是最值得我纪念的，但所有的人总是要问我的不幸，问我的恐惧。所以啊，下一次，当他们再问我的时候，我必须向他们讲一讲集中营的幸福。只要他们来问我。只要我还没有忘记。
少年久尔吉终于幸存下来，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家乡。但等待他的不是美好的新生活，而是必须屈从外部强加给他的命运，让他留恋纳粹集中营，生出“我想在这个美丽的集中营里多活一阵子”的感慨。他发现陌生的现实生活与自己竟然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对此，走出地狱集中营的少年久尔吉，不得不再次走进新的“集中营”，开始“无形的命运”。
《无形的命运》记录了凯尔泰斯个人在历史中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和深切的真实感受。他拒绝了像某些文学家那样以意识形态来叙述历史，从而歪曲历史。这种“见证的文学”和叙述方法，让文学作品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凯尔泰斯的文学创作的确没有多么重大的突破，题材不够丰富，数量也不多，且没有一部登上畅销排行榜，但从纳粹集中营到后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凯尔泰斯都以文学发了声，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瑞典文学院对其评价是：
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凯尔泰斯·伊姆雷，于1929年11月9日降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有犹太血统却不信犹太教的家庭。父亲是木材商人，母亲是位职员。长期在匈牙利生活，犹太文化已被匈牙利文化取代。
1944年，匈牙利被纳粹德国占领。凯尔泰斯的父亲被投入集中营，十五岁的凯尔泰斯也像七千多名匈牙利犹太人一样，被纳粹抓走，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受纳粹奴役，又被正统犹太人歧视，苦不堪言。1945年5月，盟军占领匈牙利。7月，被监禁一年，目睹纳粹种种暴行和杀掠的凯尔泰斯，侥幸存活，重返布达佩斯，地狱般的集中营经历成了他后来一生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
凯尔泰斯回家后，刻苦求学，基本完成学业，于1948年当了光明报社的记者。凯尔泰斯毕竟文化积累有限，不久被报社辞退，当了两年工人后，又应征入伍，两年后复员，靠写作和翻译糊口度日，写作多是音乐剧和舞台剧，似没什么影响，翻译也多是德语哲学家的作品，如尼采、弗洛伊德、霍夫曼斯塔等人的作品，受到文学的滋养和影响。
从1958年始，凯尔泰斯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漫长之旅，花了十三年，终于完成他的鸿篇巨制“命运三部曲”，上面介绍的《无形的命运》，是“命运三部曲”第一卷，也是一开始不被人看好，后来影响最大的开卷之作。1988年，第二卷《惨败》出版。1990年，第三卷《给未出生孩子的祈祷》出版。前者表现当时闭塞的社会状态和人们遭到种种打击的命运，后者写一个作家终日笼罩在亲身经历的集中营暴行和屠杀的阴影之中，怕生了孩子重蹈自己的经历和覆辙，不要孩子的故事。“命运三部曲”都有自传色彩。1991年，凯尔泰斯发表的中篇小说《英国旗》，从故事背景看，可认定是《无形的命运》续集。
除了上述小说之外，凯尔泰斯还出版过日记体随想录《船夫日记》（1992），是一本记录其1961年至1991年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社会的思考，反映三十年间其思想灵魂历程的真实图景。1997年出版的随笔集《另外的我：变革记事》，则是《船夫日记》的姊妹篇。
晚年，凯尔泰斯主要创作随笔散文和杂文，有《思维的沉寂——行刑队再次上膛之时》（1998）、《流亡的语言》（2001）和《清算》（2003）。
在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严肃文学的生存越来越艰难，如果没有瑞典文学院这个伯乐，没有其人文精神的关怀，像小语种的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这样“丑小鸭”式的作家，还会变成“白天鹅”出现在文学的圣殿吗？
2016年3月31日，凯尔泰斯在布达佩斯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