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莫言（1955—），中国作家。
获奖理由：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一体。
获奖作品：《丰乳肥臀》（小说）。
自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海内外至今仍议论纷纷，特别是在中国，看法不同，褒贬对立。除有些议论纯属政治和道德游戏，有不同看法，本属正常。但不可回避的是在热闹的议论中，莫言研究已成为当下的显学。
2013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上，学者纷纷充分肯定了莫言的文学成就。张炯总述了莫言创作的三个向度：一是世界文化的视野；二是中国近现代及当代的历史变革；三是民族文化精神及民族文学艺术。对莫言鲜活饱满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想象，给予了高度赞扬。并提出在多学科、多方法的交叉透视下，莫言的文学道路与文学经验还应在更广阔的世界文学的比较中，去深入认识。白烨对莫言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以及莫言的创作经验进行了解析，并盛赞了莫言小说的人性深度和持续反思精神、历史与个人的互动关系、感觉的丰沛性、语言的粗粝性与形式相得益彰，立足本土而超越本土的普世价值与格局。陈晓明认为，莫言是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本土性三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樊星将莫言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与新文学以来的国民性主题联系起来，认为莫言小说（《红高粱》）弘扬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的精神，在这一点上，莫言的贡献是无可取代的。季红真认为，莫言小说创作虽受西方和拉美文学的影响，但其叙述方式仍然主要是由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滋养出来的。正是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决定了莫言小说居于整体美学风格中心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李掖平指出，莫言虽然讲的是中国的乡土故事，但他在民间乡土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意识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独立、自由的个性化精神，同时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现代性精神的光辉和神采（详情可见《“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综述》）。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曾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说明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文学不是体育，孰是最好，实难断定。但正像学者包明德所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总是好事。莫言靠自己文学作品的主体精神、文学的尊严和文学的品格，走向了世界，助推了文学自由、审美、强壮的品格张扬。在中国当代文学从窒闷、压抑中走出来的历程中，莫言是当代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代表。他的获奖提振了中国文学的自信，提升了文学的热情、阅读的热情，有利于营造更温润的土壤、更宽松的氛围，实现了国人的百年梦想。文化学者张颐武将莫言的文学作品视为“中国制造”，表现出纯文学作为全球高雅文学产品的一部分，已不再是政治性的，这是当代文学里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新文学，已成为全球文化生产的主要部分。莫言成功地将本土经验与现代派技法融合，证明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真正本土化已经完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现在登堂入室，已成为全球现代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瑞典文学院看中莫言，是因为他的小说包含着容易为世界所接受的关乎人类共同命题的内容及人类性所包含的理想与民间意义，诚如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颁奖词：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一体。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现任主席韦斯特拜利耶，在为莫言颁奖的典礼上，这样介绍莫言：
莫言是一个诗人，一个能撕下那些典型人物宣传广告，而把一个单独生命体从无名的人群中提升起来的诗人。他能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他用嬉笑怒骂的笔调，讲说不加掩饰的声色犬马，揭示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好像有意无意，找到的图像却有强烈的象征力量。
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点评莫言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我喜欢莫言，就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
由此可见，瑞典文学院有自己的独特眼光，读出了莫言小说的精彩、意义和价值。而那些平时不读书或没读懂莫言的人，说些怪话，没什么奇怪，但单纯从意识形态或个人好恶不郑重地写文章批评其小说的弊端，不严肃地、不讲道理来咒骂嘲弄莫言的作品，就实在无趣了。
其实，莫言的作品早就被世界文坛关注，其作品被多种语言翻译，被世界阅读，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世界已产生影响。如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的大江健三郎，2002年专程到中国采访过莫言后表示：“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
十年后，大江健三郎的预言变成事实。
莫言的哥哥管谟贤虽不是小说家和评论家，却深谙莫言的小说，他认为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质量，不如中、短篇小说，城市题材小说又不如农村题材小说，真是切中肯綮，一针见血。而瑞典文学院，似更注重莫言的长篇，比如韦斯特拜利耶称《丰乳肥臀》是“莫言最奇特的长篇小说”。下面简介《丰乳肥臀》的故事。
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生养哺育了八个闺女：老大、老二是鲁氏与她亲姑父的私生女；老三是鲁氏与卖鸭的外乡人的私生女；老四是鲁氏与江湖郎中的私生女；老五、老六、老七、老八，分别是与光棍汉、和尚、败兵强奸、瑞典洋牧师的私生女。
在生下八个女儿之后，鲁氏终于与瑞典洋牧师生下男婴金童。
鲁氏的私生女儿，命运各不相同。老大原许配沙月亮，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迫嫁给残疾军人，受尽性虐待，后与鸟儿韩相爱而被处决；老二嫁给抗日别动队司令，中弹身亡；老三嫁人后神经错乱，在悬崖练习飞翔坠入深谷摔死；老四为救全家，沦落风尘，当了妓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批斗，全身伤口溃烂而死；老五嫁给爆破大队政委，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尽；老六嫁给美国飞行员，婚后次日被俘，后与丈夫同归于尽；老七被卖给白俄女人，在反右运动中暴食而亡；老八为盲女，大饥馑时期，不愿拖累母亲，投河自尽。
中外混血“杂种”金童在姐姐们付出巨大的牺牲下，在母亲的溺爱中，窝囊地苟活着，三十岁时因杀人奸尸，被判十五年徒刑。出狱后，极孝顺的金童疯癫地与鲁氏的几个外孙，不死不活地陪母亲鲁氏走完最后一程，并亲手将母亲掩埋，入土为安。但不久，政府来人逼金童将母亲挖出来。被逼无奈，他背着从土里挖出的老母尸体，跳入沼泽里……
这是一部讴歌勇敢强悍，生命力旺盛，养育了儿女，承载了人生苦难，无私隐忍的伟大母亲的史诗性作品。小说通过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子女构成的庞大家族的不同命运及其与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既展示了人性的美丽与丑恶、女性的朴素与屈辱、时代对人的异化，又呈现了20世纪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宏阔的历史画卷。
小说的基本审美范畴是塑造人物，即所谓“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莫言一直遵循“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一基本创作观念，所以《丰乳肥臀》才呈现了一批性格鲜活的人物群体。
莫言“把人当作人来写”，实际上是秉承了文学是人学，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命题。“意味着他超越性的观念，引导着他的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站在超阶级、超政治、超善恶的立场，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把人作为自己描写的终极性的目的。”（王达敏《〈蛙〉的忏悔意识与伦理悖论》）《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她不断地生育，孩子来自不同的父亲，因为丈夫没有生育能力，作为女性的上官鲁氏，她要获得起码的做人的权利、做女人的尊严，冲破民间伦理的道德原则，忍辱负重与各种男人苟合。可以说，莫言的人道主义这一基本命题贯穿了《丰乳肥臀》。
老哥汪曾祺认为：“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是一部严肃的、诚挚的、富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高的概括性。这是莫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
瑞典文学院的韦斯特拜利耶，从另一角度评价《丰乳肥臀》：
“在莫言最奇特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妇女视角控制全局，而他用尖锐讽刺的细节，描绘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大跃进’及大饥荒。这里嘲笑了那种革命的伪科学，用兔子的精子给绵羊做人工授精，而怀疑这种做法的就成了右派，发配流放……
“在莫言作品里，栩栩如生地，一个消失了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升起展开，你能感觉到它的鲜活味道，即使是最腥臭的气息，虽然残酷无情让你惊骇，但是两边又排列着快乐的牺牲品……你感到整个人类的生活都能在他笔尖下呈现。”
《丰乳肥臀》的故事情景华丽炫目，细节引人入胜，意象绚烂，想象奇特，语言饱满澎湃，诚如美国《出版者周刊》对《丰乳肥臀》的赞誉：“莫言的这部小说是一次感官的盛宴。”
莫言也钟爱这部小说，他曾说过：“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小说，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
已经成为显学的莫言研究，在争论不休、褒贬对立的当下，如何拓展莫言研究的学术空间，少些政治攻讦，营造一种和谐的学术研究氛围，似乎很有必要。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一个农民家庭，其成分是富裕中农。小学五年级时，他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辍学，后在农村劳动十年。家中贫困，他却喜欢读书，古今中外，有书即读，手中无书时就看《新华字典》，孤独和饥饿成为其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高密东北乡包容着中国的传说和历史，其传统文化以民间故事形态广为流传。这块土地人杰地灵，民族的尚武精神、血性和野性，流荡在乡人血脉之中，深深影响了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莫言的文学创作。
1976年，莫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务管理员、教员等职。其间，有条件阅读大量文学书籍，所管一千多册各类图书，无不细读。其中有不少哲学和历史书，像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皆认真研读。
1979年，莫言与同乡杜勤兰结婚，感情笃深。1981年，莫言双喜临门，一喜短篇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莲池》杂态上发表，另一喜是爱情的结晶女儿管笑笑出生。
1982年，莫言的短篇小说《丑兵》《为了孩子》先后发表在《莲池》杂志上。同年又有喜事光顾，莫言被提为正排级干部。次年，莫言调往延庆总参三部五局宣传科，任理论干部。
1984年秋，著名军旅作家、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的作者徐怀中，因欣赏莫言的小说《民间音乐》，破格给他参加考试的机会，让莫言顺利考入自己任主任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这年春天，莫言的短篇小说《岛上的风》《雨中的河》相继在河北的大型文学期刊《长城》上发表。
真正让莫言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于1985年春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甫一发表，反响强烈，《中国作家》专门在新侨饭店举行作品研讨会，京城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并热烈发言，充分肯定这篇莫言写自己童年寂寞、荒凉、无人理睬的痛苦经历的小说。笔者也受邀参加该会，印象颇为深刻。
1986年，在文坛小有名气的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在文坛引起轰动。后来，莫言又写了与《红高粱》有共同背景、氛围和连续性的几个中篇，1987年，汇集成《红高梁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极为畅销。该系列小说中，“莫言把寻找民族的文化之根的历史沉思改变为生命强力的自由发泄，历史、自然与人性被一种野性的生活状态胶合在一起”（《中华文学通史》），有一股原始野性的生命强力流荡于其中，既具有家族史的意味，又富有中国小说很少见的审父意识。《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十六岁杀死与母亲通奸的和尚，流浪后成为土匪，民族危难时刻，他由土匪转向抗日英雄。作者赋野性品格以正面意义，显示出原始生命力和爱国血性才是中华民族最强悍的力量，才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作品颠覆了鲁迅阿Q的所谓“国民性”。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次年，他又出版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读后，极为震惊，开始翻译莫言小说，将其作品推向世界。
1988年秋，莫言参加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其间发表讽刺长篇小说《酒国》。1989年，其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1991年，莫言从北师大鲁院创作研究生班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这之后几年，莫言英译本小说集《爆炸》在美国出版，引起热烈反响，《纽约时报》评论道：“通过《红高粱》这部小说，莫言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几年后，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又在美国出版，《时代周刊》惊呼：“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珠。”
1995年，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出版。同年秋，《莫言文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年冬，该小说获《大家》杂志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金十万元。
2005年，莫言发表于2001年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但最终遭淘汰。《檀香刑》以德国强行修建胶济铁路，遭到当地农民拼死抵抗为背景，展示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抗殖民主义霸权的斗争图景。小说在张扬民间英雄勃勃的生命力与行侠仗义、不畏生死的英雄气概的同时，还通过孙丙这一人物，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尖锐的社会矛盾、东西方文化历史的纠结和冲突，以及人性的矛盾复杂、人类灵魂渴望永生的追求，具有超时代、超国界的艺术魅力（武汉大学李晓燕语）。同年，《檀香刑》获意大利尼诺国际文学奖。其评委会赞曰：“语言激情澎湃，具有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
2011年，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获茅盾文学奖。《蛙》是写忏悔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姑姑（据莫言说是其姑姑），是一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经历不凡，医术高超，妙手回春，乃高密东北乡的神医，但在计划生育的国策中，却扮演了夺去两千八百个婴儿性命的“恶魔”。姑姑进入桑榆之年，在良心的感召和梦魇的惊恐之中，经常忏悔，以求自我精神的救赎。
姑姑由神医变成恶魔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站在“革命”主场，又被“革命”扭曲人性，善恶集于一身，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她的忏悔既是天良发现，人性的觉醒，又是负罪赎罪而灵魂复活，与往昔告别的过程。其思想主要来自中国民间伦理中由神秘文化提供的因果报应伦理观念、善的人性力量。可惜的是，《蛙》中姑姑的忏悔，更多的是受人性善和现实伦理引导，缺乏人性新生和灵魂复活的精神力量，这是否与中国的哲学、文学的人道主义先天不足有关？
莫言已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一百多部中短篇小说，共计五百多万字。作品涉及各种社会形态，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众多鲜活人物形象，借此冷静地思考人性、兽性与奴性的关系，拷问故乡土地、拷问自己的灵魂。如同莫言自己所说，认识人类之恶、自我之丑，认识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各异的悲惨命运，这才构成他要追求的真正的悲悯，对人性解剖后的深厚悲悯，这才是伟大小说要接近的伟大目标。
莫言的表述，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现任主席韦斯特拜利耶在给莫言颁奖的典礼上的致辞，大相径庭：莫言“他向我们展示一个没有真理，没有理性和没有同情的世界，也是一个人类失去理智、孤立无援和荒诞不经的世界”。
仅仅是因为眼光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结论，做出不同的解释吗？笔者大为不解，不得不问。
莫言一直被人误读。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感慨地说，“莫言因一个长篇书名‘丰乳肥臀’而遭围攻，竟有同行上书建议开除其军籍”（《北京晚报》2018年5月24日）。
列宁曾写过《一本很有才气的书》一文，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个反对十月革命的白卫军，写了一本小说集《插在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列宁看完这本对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充满仇恨，“愤恨得几乎要发疯的白卫分子”的小说集后，写了这篇评论。他肯定这是“很有才气的书”。他说，这本书对革命怀有“切齿的仇恨”，“有的地方写得非常糟”，但“有的地方写得非常好”，“精彩到惊人的程度”，“真是妙透了”，“极有才气”。
列宁从他认为极反动的书里，发现“亲身经历过、思考过和感受过”的生活真实，采取了科学的分析态度，采用了历史的、美学的方法，他是正确的，应受到尊重。
我们很需要列宁这样的胸怀和文化自信，至少，我们要对非“白卫分子”的爱国作家和他们的文学作品，比如对莫言和他的作品，最起码不要求全责备，而要高抬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