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也许会注定孤独一生了。命运在我并没有丝毫准备的时候将我推到这无望而阴冷的人世。上帝或者是诸神如果说还曾经眷顾过我的母亲的话，却从不肯眷顾和垂青于我。
我是一个老姑娘。
形单影只、茕茕孑立是我自始至终的形象。走到大街上，我总感觉到有无数的目光像七月里最炽热的阳光那样炙烤着我，又刺痛着我，令我无处躲避。那些目光，或者是探询，或者是好奇，甚或是不怀好意的嘲弄，却极少有带着慈悲和善意的关心和怜惜。他们从我的身世和遭际上似乎隐约地——不，明显地看到了自己的幸运和幸福，获得短暂的快感，于是心满意足。
但我的心早已麻木冰冷，我并不害怕这样的注目和注目后的窃窃私语以及那相互间虽不能让我正面看到却令我直觉到的张嘴咂舌的表情手势，那表情手势丰富暧昧又各自心领神会。我只是恨一个人，永生永世地恨那个人，恨那个在又脏又黑的矿区窝棚里把我送到这世上来的人。
他是我的生父，一个叫赵忠孝的男人。
不管同样是矿区老姑娘的许碧红如何大骂我提醒我，我的血管里哗哗地流淌着赵忠孝的血——和他一样的血，我就是无法对他产生父亲一样的感觉。事实上，他比不相干的外人还更令我厌恶痛恨，我甚至在心里不知诅咒了他多少次，恨不能他早点死了算了。像他那样的混蛋，根本没必要在这世上活着。他活着就只会祸害人，祸害我的亲生母亲，也祸害我。
不清楚他对我的母亲曾经怀着怎样的情感，是真挚的被世人歌颂了千万年的所谓爱情，还是一个男人对一个美丽女人一时的情欲和发泄？是他在痛苦无奈的生活中寻求到的一种自我解脱方式，还是别的什么？
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不断地来骚扰我的母亲。从前，他使得母亲蒙羞，现在，他又想使我蒙羞。他像夏夜里赶不走的蚊子一样，“嗡嗡”在我和母亲的身边，轻而易举地找到机会袭击我们，使我们浑身不舒服而彻夜难眠。
就在2009年的春节，他又来纠缠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经历了一场场的灾难之后，好不容易活下来，赶上了政府的好政策，像住在矿区破烂棚户里的许多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一样，住上了崭新漂亮的楼房，这些楼房被政府叫作——沉陷区项目改造房。也叫作——棚户区改造项目房。不管叫什么名称，反正，母亲在年老的时候总算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的矿区——秦州城东区三十里外一个深山里的煤矿。如果从秦州新区算起的话有六十多里了，而秦州新区是政府建设没有几年的新城市，虽然人口稀少，有些空旷萧条，宽大而崭新的马路上警察看起来比行驶的汽车还要多。特别是到了晚上，率先进入新城办公的干部们坐上政府提供的免费大巴车返回了老市区，留下了亮着零星灯光的办公大楼，四面平坦无遮无挡的高原上的风也比山沟里矿区的风要凌厉很多，声大很多。
我们这个小区里住的人也都是从各个矿搬来的，很杂，相互间都不认识，母亲常常会觉得有点寂寞，找不到说话的人。而这恰恰合乎我的心意，我就是不想碰到熟人，让她们指指点点，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我，出来进去都是生面孔，生面孔的人对我熟视无睹，我自然也不用再去揣测他们可能又在说我什么。我在心理上卸掉了多少沉重的负担啊。我能够轻快走路，有一天我走到小区中心花园的时候，看到一大片金色菊花正在深秋的淡淡阳光里妖娆怒放，我忍不住俯下身摘了一朵，我把这朵菊花放在我的鼻子前，我闻到了令我神清气爽的浓郁香气。这香气有点苦涩的感觉，却很冲，来势汹涌，从鼻腔到喉咙，从膻中到丹田，一直流向脚底的涌泉，我阻塞的气脉被这奇异的香气彻头彻尾地贯通了。我感觉我笑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居然唱起了流行歌曲。我四下环顾，很想找一个人帮我把这细叶披拂的可爱花朵戴在我头上最合适最好看的位置上。
许碧红总羡慕我比她漂亮，有着明亮如秋水般的大眼睛，可我一直不爱打扮，和许碧红一样的“扑西来海”，怎么到了新城，没人认出我的时候，女人当有的对美的钟情居然也复活了。我想到今后我也要好好打扮自己，好好给自己买几身好衣服，不然怎能对得起这样一个好环境呢？
这里的小区大概有三十栋楼，来自秦州城近郊远郊十几个矿的人都搬到了这里，楼房错落有致地分布，空隙处有回廊，有小亭子，有长着小草的花园，还有实木的长椅。我感觉像是小说里看到的大观园一样，连脚下踩着的青蓝色的砖也那么敦厚亲切，还有红砖交错其间，构成美妙的几何图案。小区四面都有门，南北东西，两个欧洲的式样，两个中式风格。有小车的人家可以把车直接开进地下的车库里。这跟西安城里的高档社区有什么区别呢？那高档社区的人花了多大价钱才住上了阔气的房子，可我们，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住进了这样的小区。政府没有忘记出过大力流过大汗的矿工。实际上，这庞大小区的名字叫作“锦绣新城”，名字也起得如此富贵绚烂，寓意美好。
这些其实都还不算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母亲每天都在水龙头跟前拧来拧去，把水龙头里憋着的水放出来，然后伸手接水，一边接水，一边说道，看呀，这水多好呀，这一拧，水就哗哗出来了。以前咱在矿上多稀罕水呀，哪里有水呀，哪里能想到手一动水就能出来呢……可不敢浪费水呀。
母亲爱死了这水，水龙头一拧就能流出来的水，每天都要唠叨好几遍。她让管道工上来，把水管的闸门调小一点，使流出来的水只有细细的一股。
总之，我和母亲总算远离了矿区，那个令人无限伤感有着无数故事的地方。这么说来也算是我的功劳。当初，市上来人动员矿工搬离沉陷区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离开矿山，有的人恋着埋在山里的亡人；有的人恋着邻居故交，怕任意摇号后分不到一个小区里；还有的人恋着破旧的家当。几代人的矿山，几代人的家园，说实在的，也确实不是说走就走、说离开就能离开了的。
我是第一个响应号召同意拆迁的。我主动找到临时驻扎在西沟的拆迁办，说我家什么条件也没有，政府咋说就咋弄，只要赶紧让我们搬走就行。
那个时候，矿上有些人想与政府讨价还价，多要些补偿金，拆迁一度陷入困境，有了我的带头，政府立即奖励了我五千元钱。我又煽动许碧红，让她做她家人的工作也立即签字搬迁。
许碧红和我想法一样，都是急于逃离矿区的人。我们两个把家里的东西管他几十年不几十年的，毫不可惜地让收破烂的人拉走，腾出空房子。然后拆迁办的人过来，扛着大锤，三下两下就把这老房子砸了个稀里哗啦，土崩瓦解。
我们的房子本来是一排排的平房，是矿上的老公房，我们两家砸烂了，别的家自然也没法住了。于是，一家家地签字同意了。搬迁工作顺利实施，我和许碧红算是功臣，拆迁办也没有亏待我们两家，答应我们可以任意挑选楼层。考虑母亲有风湿，腿总是疼痛，我就挑选了二层，不高又不潮湿。许碧红也很有小算盘，她挑选了靠路边的一楼，说，别看现在这里还是大片农田，荒草萋萋的，毕竟这里是新区，发展快着呢，等发展起来，人多了，就把一楼窗户打开，可以变成门面做生意。许碧红的两个弟弟都没有工作，她一直都在考虑弟弟的谋生之路。
我选了锦城，她选了绣城。
匆忙的搬迁，后来发现丢掉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母亲珍藏的一个玉镯，还有六十年代的黑色挂钟，还有毛主席像章呀、粮票呀、布证呀，这些后来知道是很值钱的算是文物的东西。母亲对丢失的几张老照片嘟囔了好长时间，还偷偷地哭过。我印象里没有发现她照过相，看她那么丢魂落魄的样子，心里也有些惭愧。
但不管怎样，对于母亲和我来说，我们全新的生活总算开始了。矿山报废下马了，我们搬离了矿区，一个和煤矿无关的新生活开始了。多数人难免伤感，而我则喜不自禁。
而这个时候，那个令人讨厌的挥之不去的人却又来了。
据说，他依然住在秦州城以北三十里外那个已经被政府宣布破产的玉华山煤矿。他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矿上大部分的人都走了，他还守着那个煤矿，一个人过着日子。有些人因为没有买楼房的钱，宁可守着破旧的老屋，了度残生。我想他应当属于这样的群体中的一员。
母亲算是享了一点福吧。我在“秦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工作，是正式工，有工资保障。我母亲一辈子属于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老了当然不会有所谓退休金了。我以我的名义买了新区的保障房，也等于给母亲买了房子，让她有了安身之地。她的日常生活费用也是靠我来提供。新区的安置房很便宜，我打算过几年再攒点钱，掏上两万元从买不起房的拆迁户手里买个购房资格证，给自己在新区单独买套房子。矿上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矿工不愿意离开矿山，或经济能力不行，就把购房证卖给别人，自己永远住老房子。
快过年了，我顾不得忙碌和过年有关的烦琐事，我本来也不爱管这些事，我把我的关注点放在母亲的行踪上。因为，我听许碧红说，她见到过我的生父几次，趁我上班之机，溜到我家和母亲约会。
我们这里的风俗，大年初二是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她们在这一天要带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一起去给娘家的父母拜年。她们会买很多的东西，一般是比去婆家拜年更要贵一点或值钱一点的东西。比如糕点，或者是酒之类。这些年，好像又兴起了买保健品。保健品的品牌五花八门，据我了解的知识看来，那些东西其实对人是没有多少用的，商家大肆鼓吹的其中的成分、含量及其神奇疗效根本就是言过其实。所谓的保健和养生作用，顶多也就是个微乎其微，或者根本不存在。变着花样把别人腰包里的钱转移到自家的腰包里，倒是其货真价实的用途。可是因为贵重，价格不菲，能显示对娘家的尊重，什么脑白金、脑黄金之类还是被人争先恐后地购买。我注意到，在我家门口兴起不久的市场里，大年初二回娘家拜年时提的东西要比初一回婆家时提的东西多很多，一眼望去，初二街道上花花绿绿的商铺前，以及为吸引顾客把货物摆在人行道上的摊点前，围上来的人比大年初一似乎也多很多。
看到男人领着女人，身边跟着孩子，手里提着那些大袋小袋大盒小盒色彩艳丽包装精美却又华而不实的礼品，悠闲地向小区深处的娘家走去的身影，我总是有点酸楚，想掉眼泪。
我没有娘家可回，没有婆家的女人自然也谈不上娘家不娘家了。我和母亲都算是没有男人的寡妇。小寡妇和老寡妇。母亲是离了几次婚的寡妇，我是一直嫁不出去的寡妇。鳏寡孤独，死了男人的叫“寡妇”。该有男人而没有男人的女人原则上都应当叫作“寡妇”。
这个时候，我常常是躲在家里，仰仗坚硬的水泥墙和坚实的窗玻璃把新年的热闹和喧嚣屏蔽在外，倏忽响起的鞭炮声穿透了墙壁，顽固地撞击我的耳膜，但那不是太严重，能扛得住。至少，躺在属于自己的床上看闲书，比直接目睹那些刺人的画面，心里要好受平静很多。
可是，这个时候，那个人来了。
显然是经过了刻意的装扮。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是中老年人常穿的那种，料子还算厚实，故而平平展展，还有些许的亮光，不太明显，是那种不算太贵又不算太次的中等价格的衣服。拉链拉着，看不到穿什么样的羊毛衫——在这西北的冬季，不穿厚实保暖的羊毛衫恐怕是不行的，何况是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只是从领口上能看到套在羊毛衫里面的蓝色碎花的衬衣。那么大的年纪了，脚上还蹬着一双比他染的黑头发还要乌黑还要光亮的黑皮鞋。
据我在职防院接触的人群来看，上了年纪的老工人很少见穿皮鞋的。因为年岁大，更多人喜欢穿绵软柔韧的布鞋。再说也是煤矿工人出身，有几个人像他这样讲究的。
这个人还是那么“骚情”，打扮得倒是时髦干净。他来见他的老情人，自然也该这样打扮。
印象里，以前的他并不十分讲究。他是个矿工，尽管出口成章，说话总是能够引经据典，诗词歌赋随便从他的口中像泉水一样，不用掏就咕嘟咕嘟地往外冒，让人感觉他有点卖弄，有点酸溜溜的，甚至有点油嘴滑舌。可实际上他就是那么知古明今，口才极好，可他又毕竟下了那么多年的矿井，又能干净整洁到哪儿去。多数时候，他是散漫而邋遢的。
他是为母亲准备的。这一身的行头，还有他的那一颗包藏在这装腔作势的行头里面的心。看来，他一点没老，除了那张有皱纹的老脸之外。当然，他的脸跟同龄的人相比要嫩很多。他倒是会保养。
他的身材依然挺拔，还是高挑的样子，腰没有弯，细细的，直直的，只是明显比以前单薄瘦削了许多。这倒也使他看起来更加文弱了一些，当然也更加可笑和酸溜溜了一些。
他梳着一个大背头，头发光溜溜的一律朝后倒去，服服帖帖卧在头顶上，让他有三道皱纹的前额越发突出。好像知识分子才梳这样的头，他真是会装洋蒜。正如俗话说的那样，猪鼻子上插根葱——装象。
那个高鼻子，像高射炮一样的高鼻梁，似乎比以前更大更高了。脸那么瘦，鼻子却越长越大，真是滑稽透了。
我最讨厌看见的，是他那要穿透你内心的锐利目光，像黑夜里的闪电，明亮又刺目。我极力回避那眼光，不和它对视。
最主要的，是他的心不老。一眼便看出，他为了这次的约会，花去很多时间和心思。像是旧时代里一场漫长又烦冗的婚礼之后终于走向洞房，就要掀开新娘子的红盖头的新郎官一样，他既满怀着期待，又惴惴不安。他渴望见到新娘的真面目，又害怕见到。他不知道他的新娘到底长什么样，是不是他所期望和等待的那种样子。这样的等待太长、太长，他用了一生的时间。
岁月并没消耗掉他的激情，不管大地和天空是多么沉默，也不管时间和空间如何转换，更不管风霜雨雪在他的脸上刻下怎样难看的刀痕，都没能摧垮他的斗志和决心。他的瘦削的脸上呈现出的紧张又坚毅的表情，直截了当地表明无论如何他也要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他真是可笑极了，一个老头，一个年过六旬的人。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一个到了耳顺之年的人，或者说一个垂垂老者，在生命的长度已经非常有限的时日里还想继续一场爱情，所谓的爱情，听着都觉得很怪。
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日，一个过年的时日，那是中国人举国欢腾的时刻，举家团圆的时刻。这样的传统由来已久，千年不变。孩子们跳跃着上街买这买那，买他们平日里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年轻的男女可能在这个时候完成了平日没能完成的心愿。比如借此见了丈母娘、丈人爹，或是见了传说里神秘的公公、婆婆，由此说不定就明确了彼此的关系。老人们在这一刻心满意足，想到自己又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苍老的脸上也会挤出难得的像牡丹花盛开一样的微笑。总之，这样的时候，绝对不同于普通的节日和喜庆之日，有太多的意义赋予了它，太多的事情和心愿要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完成，过年，过节，是生命的节日，也是人生的关口。
夜晚，灯火阑珊，经过一整天的喧闹、鸣响，大地和天空终于疲乏困倦下来。斑斓的焰火散去了，但那甜滋滋又有点呛人的味儿还能闻到，鞭炮声停歇了，在激烈燃烧的一刻给地面留下花花绿绿的碎屑。划拳猜令的粗声大喊不知什么时候也沉寂了下来，小区里除了喝酒到深夜的醉汉，已经不见有人走过。
星星隐没了，可是，月亮悄悄地爬出来了，是像镰刀一样的上弦月，云也悄悄地飘过来，跟在弯月的后面。云缠着单薄的月亮向它调情，它用轻柔的手，温润的臂，揽着月亮的腰，抚摩它明净光洁的脸，有时还吻它的唇。云的手像蝉翼一样的透亮，又像是蚕纱一样的柔软，月亮似乎没有感觉到云的抚摩，那么的安静，高悬在高楼的一角。它不动声色地笑着，又沉醉着，只一回头，云却又转到了它的背后。它们就这样悄悄地嬉闹着，玩耍着，要和世间的人类一样，把这一年里只有一次的盛大日子尽情挥洒。
春节的夜晚怎肯闲下来呢，又怎能闲下来呢？
这样的时候，赵忠孝怎能不来？他本来就是一个酸溜溜的有点不阴不阳的人，走路带着轻飘飘的酸劲，像是走几步就会摔倒一样。说话满口之乎者也，还爱用一些极其夸张的形容词。做事当然不用说就更酸了。他的整个神情，很难让人跟一个煤矿工人联系起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本分的下过煤窑的人，不知道他的人，最容易把他当作退休教师。
说得好听一点，春节里情人相会，算得上是最浪漫最动人心魄的时候。我常听到定了终身的人说，这个年没白过、过年时俺俩成了之类。说得不好听点，过年时候，也是个骚情人表演“骚情”的绝佳时机。
赵忠孝登台表演来了。他真是会挑日子。
他应当算是风尘仆仆吧，毕竟从矿区要坐一个半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北市区。现在，玉华山矿下马了，离开的人多，留下来的人少，听说，这条线路上的公交车也停了，只能坐私人运营的中巴车，攒够了人车才能走。赵忠孝八点多就到我家了，他肯定是起了个大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爬上了山，在山顶的寒风里望着沿着山梁蜿蜒而来的公路翘首汽车。到了北关，他还要再乘坐市内公交到十里铺六路站前，然后坐六路车再到新区。从矿上来一趟新区，最节省也要倒三趟车，有一半还是山路。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凭良心说，堪称辛苦。
世上所有的辛苦都不会白费，赵忠孝跋山涉水，总算是在大年初二的这天早晨，坐在了母亲的床头。
听见有人敲门，母亲的脸色都变了，她紧张地竖起耳朵，抬起的右手落在空中，向我示意不要急着开门。那一刻我从厨房冲向门口，在拉门的一刻，被母亲制止。
“嗒嗒，嗒嗒……”敲门声轻轻的，透着谨慎，透着胆怯。
“嗒嗒，嗒嗒……”那轻轻的、短促的声音还在响，我和母亲都没有动。
母亲的右手一直停在空中，直到第四回合的敲门声响起，母亲才战战兢兢地问了一句，“谁——”声音里除了探询还有明显的警惕。
“是我。”
真的是那个人，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声音也是低低的，像敲门声一样恭谨而小心翼翼。
母亲示意我去开门，我哼了一声扭身回到了厨房里。我根本就不欢迎他的到来，一定又是母亲让他来的，还假惺惺的，我对母亲也有些不屑。
腊月里，母亲好几次背着我打电话，一见到我回家就赶紧挂掉电话，神情紧张，神秘兮兮。但脸上掩不住一丝的窃喜，像是小孩子偷了家里的宝贝，虽然遭了父母的训斥，但宝贝终于还是捏在了手心里没有被夺去一般。加上许碧红透露给我的蛛丝马迹，我很快便明白母亲在干什么了。
“又跟他联系了？”我没好气地问。
“……没有，”母亲看到我投来的目光，赶紧又说，“噢……是他打电话来的。”
“不要接他电话，打过来也不要接！”我恶狠狠地盯着母亲，“再打电话就给他挂掉……跟那号人还有什么说的。”
“就是……”母亲心虚地说道。
“难道害你还不够吗？”看到母亲低下头去的样子，我又说，“连我也害了！”
“他没有害你！是……”母亲还在为他狡辩，从不肯承认这一点。
“好了，别说了！”
每每这个时候，我总打断母亲的话，我不想与母亲多说。这个话题，我永远不想提起。
看来，母亲还是骗了我，她不但跟他联系上了，还一直悄悄地来往着，现在又允许或者是邀请他到家里来了。
母亲的胆子也太大了，她连我都不顾忌了。
在那个人谨慎地跨进家门的一刻，我朝他身上狠狠地撞了一下，然后跑出了门。走出小区南门，我来到邻近供电公司的大路上。供电公司是个有钱的单位，这条大路上行走的人很多，车辆也多，兴高采烈的人我视而不见，叽叽喳喳像乌鸦一般的聒噪声我充耳不闻。新年的种种气象对我毫无意义，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个男人。想着他见到母亲后会对她说些什么，母亲又会对他说些什么。他们近来已经见过几次，这一回是不是要做一个决定。他今晚是不是还要留在我家里，母亲会不会又留下他。
我要阻止他住在家里，哪怕他睡在另一个房间，不和母亲睡在一起，只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客人或者是亲戚，我也不允许。
我看出他是有这个意思的。
本来是个宁静的年，这个人硬要挤进来，把这宁静撕开。
他坐下来后，从他长方形的黑色旅行包里掏出了一包又一包的东西。他说，他带来了她最喜欢吃的牛肉。他买了好几斤，是在矿上的那家老店买的，牛二家的。他没有冰箱，就用铁钩子挂在窗户外面。他对母亲说，你看，矿上冷，到现在还没有化开呢，还是铁疙瘩一样。他又取出另一个油乎乎的纸包，说这一疙瘩肉是他自己亲自卤的。卤了整整一夜。你看，还带着热气呢。他用手撕了一块肉，塞进母亲的嘴里，急不可耐地让母亲尝。那纸包油乎乎的，把茶几上的桌布都弄脏了。
最后他又掏出了苹果。他说，说来说去，在陕西我看还是咱秦州的苹果最好吃，脆甜脆甜的，一点都不酸，不像新区的苹果，新区虽然也产苹果，可是有点硬，水分有点欠。十里不同土，百里不同音啊。他殷勤地把苹果洗都没洗就拿到母亲面前让母亲看。
苹果是很好，颜色很正，又圆又大，是要卖高价的那种。
不知是因为紧张而话多，还是因为激动而话多，他一进门就自顾自地忙个不停，说个不停。
噢，对了，他还带来了核桃，也很好。除了没带大红枣以外，他把山里的特产该带的都带来了。他想得真是周到。他的鼓囊囊的黑皮包终于掏空了，他这才坐了下来。
实际上他是慌乱而手足无措的。他的滔滔雄辩的口才一时还找不到理性的发挥。尽管他一进门就说个不停，但听起来是语无伦次的。
要是正常情况下，他一定会说一大堆关于苹果的知识，特别是核桃，谁都知道核桃是补脑的佳品，可他一定还能说出核桃的其他用途。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诱骗了母亲。前几次，他教母亲用核桃里面的分心木加上杜仲、枸杞、山药煮水来治失眠。母亲说这方法很好，说是一个老朋友教给她的方子，我不用细究，就能猜到是他教的。
的确，这家伙也算是个能人。他绝不是一个寻常的下井工人，一个只会撅着屁股干活的煤黑子。他喜欢中医，自己研究，看了大量医书，在矿上给工人们看过病，下的药还挺准。他给人号完脉，不像矿医院的医生那样一声不吭只写方子。他愿意给来人做讲解，解释得兴致勃勃，不厌其烦。什么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气生血，血生气，气行血行，血行气生。他那一套，在那个他待了一辈子的矿区，倒也糊弄住了很多人，很多矿工有了小病小痛，宁可不去矿医院，也要找他看病抓药。
这一次他好像没有带醪酒来。当他打探到母亲的去向之后，最先送来的就是一瓶醪酒，醪酒也是他自己酿的。他怕母亲不愿意见他，就托我大姨给母亲送来，借机探探母亲的口风。他对大姨千叮咛万嘱咐，说醪酒对脾胃好，一定要让霞天天喝。养身先养胃，胃好五脏安。肾乃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他给我也带来了礼物，他一定很想当面交给我，就像当面交给母亲那样。他多想看到收到礼物的人脸上绽开的微笑呀。
长大之后，我和他仅见过几次面，但每一次他都准备了礼物。只是我从来没有要过。我根本不想要他的东西，我嫌恶心。至于母亲要不要那是她的事情，我管不了，随便她吧。
我似乎从没有见到过母亲年轻漂亮的样子。或许，在我的心里总想把那一段历史抹去。
眼前的她是虚弱的，肥胖的。她有高血压，经常会头晕、头响。那其实是耳朵在响，是耳鸣。可每当血压太高的时候，耳鸣也就特别厉害，整个头都在响。母亲总是说，她的头就像是有一万辆火车开过来一样，轰隆轰隆地响个不停。有时她又说，像是有一万个苍蝇在脑子里飞一样，哇啦哇啦地令人心烦。
她深受耳鸣头响之苦，仅是今年她已住了两次医院。
只有一次，母亲坐在灯下给我缝补棉袜，她穿针引线的姿势那样优美，缝补的针脚那样细密紧致，她把银色的针在头发里轻轻地抹一下，手像兰花指那样漂亮，胳膊划动的弧度那样恰到好处，她的头微微地偏着。一瞬间，我像是看到了戏剧中的女子。灯光照着她柔和的脸，在她的前额和脸颊投下斑斓又柔润的光泽。
那一刻，我明白，她一定有过柔和美丽的岁月，那个时候，她是一个扎着长辫子的羞怯又倔强的小姑娘。
在新区，我照顾她，她也照顾我，我们相依为命。我每天回到家里总有吃不完的水果堆在那里，那都是母亲为我买的。母亲的床头柜上堆满了药，瓶瓶罐罐，花花绿绿，那是我为她买的。我们彼此关心，每次我上班前母亲总要送我到楼梯口，像是我要出远门似的，口里总是说着，到班上一定要团结人，不要和人吵架。遇到厉害人，咱可要躲啊。母亲太了解我了，知道我脾气不好，也算是个厉害人。厉害人遇到厉害人，怎能不出事？这点她最担心。
母亲越老好像越善良了。她年轻时就让着别人，这一点人生经验，她也要传给我。可我和母亲之间总有一堵坚实的墙无法打开，眼看着那墙上的草越长越多，越长越密，斑驳陈旧的谁也不敢去触碰，母亲似乎比我更加焦虑。
这堵墙是我砌起来的。好多次母亲试图捅开这堵墙，话题已到，眼看轻轻一捅，那墙就能露出小洞，让光亮透射进母亲和我的心，可一到关键处，我就转移话题，把那就要透光的洞，再次封上。
这个时候，母亲是怕我的。她的语气格外小心，生怕哪一句说错似的。每当母亲对我展开温柔又歉疚一笑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又想提那件事了。没等她开头，我便压住了她的话头。
“吃饭时最好别说话！”母亲端起碗默默地吃起来，不再说什么，我也端起碗默默地吃。
如果她敢再说第二句，我会立刻摔下碗，拂袖而去，连饭也不吃了。我的脾气就是这么坏，我用坏脾气降住了她。
我大姨比我们来这里要早多了，那时候她随着包工头的二任丈夫来到新区。她英雄的丈夫死了之后，一个矮个子的白水人收留了她。白水人一直在矿上打零工，也算是大姨夫黄万成的朋友。别看白水人个子不高，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本事不小，多年的打拼，他硬是从给矿上盖个小房的农民，一步步成长为开发商。
秦州新区大量开发的各种项目，他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仅一个桥梁工程，就让他发了财。他带着大姨早早地就离开了玉华山矿，在充满希望的秦州新区挂了牌子，正式成立了第四建筑公司。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个段子的总结基本是对的，符合那一阶段的社会现象和规律。白水人有了钱很快也就变坏了，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是少不了的。这个个子不高，长得像大瓮一样的男人，有个癖好，专爱搞刚刚结过婚的小媳妇。他那猪一样的臭嘴，不知怎样拱在小媳妇们脸上的，想想都恶心。
白水人要不是有个傻儿子需要大姨来照顾，恐怕早就把大姨蹬掉了。
想想大姨命也真够苦的，她一生都在照料别人，像是为服侍别人而生的一样。
大姨是个信教的人，她靠着信仰熬着岁月。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白水人就是存了邪僻之心的人。
大姨每星期必到教堂去，风雨无阻。早在十年前，因为那次重大事故，她失去了姨夫黄万成之后就信了教，她把一切都交给了神。每当她遇到困难，她便说，神与我同在！上帝与我同在！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大姨的小女儿，我的表妹，得了小儿麻痹，走路直不起腰，成天躲在家里怕见人，像我一样没能嫁出去，但大姨倒不像我母亲那样为此愁眉不展。
大姨带着小舅舅生活经年。小舅舅从小就是个体弱的孩子，大脑有病，现在大姨都老了，一头白发了，还在照顾他。这本应是她们姊妹俩共同的责任，可大姨把照顾小舅舅的责任一直自己担着。再加上包工头的儿子，大姨真是可以成立一个残疾人福利院了。
瘸的瘸，傻的傻，都是大姨在管。大姨的善良、坚强、容忍，超乎想象。若不仰仗神的力量，又怎能做到！
所以，我敬佩大姨，觉得她比母亲要强很多。她像一棵大树，经历了无数的风吹雨打，依然挺立不倒，母性柔软的力量带着来自上帝的恩典，越发地在她的身上光芒四射。
每当祷告的时候，一向容忍并似乎是敢于面对一切灾难的大姨，却不能控制，总是哭得稀里哗啦。她明白灾难是上帝对她的历练，所以，她总是以赎罪的心来对人对事。
她在一个建筑工地给人做饭，给工人打饭时，一勺一摆之间，一铲一伸之余，总是给工人多打一些。
工地旁边有个高档小区，扔掉很多旧衣服和旧鞋子，她把这些收集起来，洗干净了，送给那些街头的流浪汉。慢慢地，有些家贫的人也到她那寻找合适的鞋子和衣服。她等于开了一个不要钱的废旧衣物交易站。
不管怎样，她现在是母亲唯一的亲人，而我母亲和赵忠孝的这段历史，大姨最清楚，我只能求助于她。
他们之间的事，根本就是丢人的事，无非就是年轻时的一段桃色新闻或者是丑闻罢了。要是母亲和他再走到一起，那段尘封多年的伤疤，就会被再次揭起，母亲若是不怕痛，我还怕。赵忠孝他不要脸，我还要脸。
我打了车，匆匆来到大姨家。我要搬出大姨来阻止母亲回心转意，和那个男人重修旧好，再续前缘。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青。”大姨用《圣经》里的话对我说。
看来，大姨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样。
“来吧，四妞，我们一起祷告吧。”
大姨拉着我，跪在高桌子下面。桌子后面的墙上是一张耶稣受难十字架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