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卒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除最后八年身经安史之乱外，他一生基本上是在唐代“盛世”度过的。
关于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照李白的说法，他应是西汉名将李广的二十五代孙。从唐人有关记载可知，他的祖先是在隋末因罪“谪居条支”或“被窜于碎叶”的，故其出生地可能在条支或碎叶。条支、碎叶均属西域，而同属西域的碎叶有三处之多。李白究竟生于何处，实在难以定夺。从学者们的讨论来看，似乎出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的说法较为可信。
从五岁到二十五岁（705—724），李白在蜀中读书、习剑、任侠。一方面遍观百家之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另一方面又喜好剑术，以侠自任。在此期间，他曾与东严子隐居岷山之阳，向善为纵横学、任侠有气的节士赵蕤从学一年有余，还曾“任侠，手刃数人”（魏《李翰林集序》）。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李白怀着“四方之志”，辞亲远游。他经长江三峡来到江汉平原，在江陵见到与陈子昂、卢藏用等同为“方外十友”的茅山派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然后漫游荆、湘、江、浙一带，定居于安陆。在与故相许圉师孙女成婚后，他在安陆大约过了十年。在安陆，他曾多次干谒当地官员以求援引，事未成，反而得罪安州刺史，以致“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大约在开元十九年（731），李白初入长安，隐居终南山。他希望得到玉真公主和驸马张的荐引，结果事与愿违，却遭到斗鸡之徒的凌辱。于是西游邠州、坊州，继而应元演之邀，与他同隐嵩山。不久回到安陆，又出游江夏、南阳等地，并与元演同游洛阳、太原，同到随州访问道士胡紫阳。许夫人去世后，李白于开元二十八年（740）移家东鲁，客居任城。不久即与孔巢父、韩准等人隐于徂徕山，日以沉饮为事，号称竹溪六逸。
从四十二岁到四十四岁（742—744），李白在长安待诏翰林。唐玄宗征召李白，是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据说玄宗初见李白，礼遇非常，但不久就遭到张等人的谗毁。因为青蝇间白，“帝用疏之”，为纾忧解愁，他便“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李阳冰《草堂集序》）。可能玄宗认为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不宜作“近臣”，于是赐金放归。待诏翰林，是李白一生引为荣耀的辉煌经历，放归山林使他在仕途上一蹶难起，但他仍然长期对为君所用抱有希望。
李白离开长安，在齐州紫极宫，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虽然入了道士籍，可是重入君门之心并未泯灭，这正是他“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雄》）耐心等待机遇的重要原因。此次漫游，以梁园、东鲁为中心，南至吴越，北上幽燕。特别要提到的，一是他与杜甫在将近两年交往中结下深厚友谊，二是天宝十一载（752）冬天，他在幽州见到安禄山的反叛迹象，为国有大难不胜忧虑。
安史乱起，两京失陷。李白携宗氏夫人由梁园西上华山，接着南下宣城、溧阳，到越中避难，继而隐居庐山屏风叠。当永王李璘率水师经过浔阳时，李白应邀成了他的幕僚。他是怀着“誓欲清幽燕”的宏愿踏上李璘战船的，谁知从此卷入上层统治者内部斗争的漩涡。李璘被杀，李白入狱。幸亏宋若思等人营救，才免一死，终被流放夜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李白在流放途中（奉节白帝城）遇赦，返回江夏，后又重到浔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一带。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征东南的消息，兴奋不已，主动要求从军，为平定史思明之乱尽力，可惜因病半道而还。第二年冬天，竟一病不起，卒于当涂。
李白年轻时就为自己确定了人生目标和处世方式。概括言之，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具体说，则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为王佐之臣，建不世之功，然后功成身退，这便是李白的人生方案。联系他不屑于通过科考步入仕途，而热心隐逸以求名震士林为君王所知，和由这种做法显现出来的宏大抱负、强烈的自信心、张扬自我的为人风格以及不循常规的思维方式，可见李白实乃盛唐一位高自标置，而为人豪迈、不守故常的人物。其所以如此，固然与他生活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长歌行》）这样一个生机蓬勃、催人向上的时代有关，但也离不开多种思想对他的影响。
在李白思想中，明显含有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以及法家、释家的思想质素，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思想。李白对儒家思想的吸纳是有选择的，主要接受的是儒家有关大同理想、王道仁政的观念和积极用世、建功立业、忧国忧民、安邦济世的精神。他崇仰儒家圣人尧、舜、孔子，但更钦佩历史上以大才大智富国安民的大臣；他歌颂儒学的伟大，却唾弃迂腐、冬烘、不能为时所用的儒生；他赞成遍览五经举其大略、观其大义的学风，反对只知在字句上探讨经义的章句之学。
李白一生所交道友甚多，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很深。这种影响，既表现在他取用老庄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王道仁政来构建其政治理想，也表现在他对人生方式的选择或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中。至于其文化心态的形成、人生艺术精神的确立，以至审美趣味的产生、思维方式的变换，表现尤为突出。要指出的是，道教，特别是茅山道派对李白的影响，主要是它热心帝王之术、参政意识强烈、以入世为本、出世为迹的传统，和以元化之道决定天运盈缩、万物变化的观念，以及顺应天运盈缩的循环规律而确定出处行藏的思维特点，而不是炼丹、服丹之类的求仙之术。
在李白思想中占有一定分量的，还有出于战国策士的纵横家思想和出于豪侠之士的侠义思想。他“性倜傥，好纵横术”，喜谈王霸之道；立论“恒殊常调”，好作大声壮语；自信、自负、自尊，而又“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热衷于游说、干谒，渴望一鸣惊人。他“少以侠自任”，重然诺；轻财好施，存交重义；隐以待出，总想风云际会，乘时而为，然后功成身退。这表明纵横家思想和侠义思想对李白人生理想、处世之道和个性特征的形成，都起有重要作用。
李白志向高远，主体意识强烈，为人狂放不羁，显得超旷、洒脱。在他身上有儒士气、道士气、隐士气、侠士气、策士气，集中表现为豪放飘逸的诗人气质。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所以为白之真原也矣。”（《最录李白集》）可见李白其“心”其“气”即其思想气魂、气概风骨，乃是多种思想交相为用的结果。其实，这种博采众说，不拘一家的思想修养方法所带来的综合效应，不但显现在李白的人生艺术精神中，还显现在他的诗论主张和诗歌创作风格中。
李白是继陈子昂之后又一位自觉以改革唐代诗风为己任的诗人，二人复古以求新变的改革方式大体相同。李白在《古风》其一中，说要像孔子修《春秋》那样总结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经验，实际上是借对历代诗歌的评价为唐诗发展指明方向。又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孟棨《本事诗·高逸》）那么究竟什么是李白所要复兴的“古道”和通过复古所要开创的诗风呢？从他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本事诗·高逸》），以及“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古风》其三十五），可知他要恢复的是《诗经》大雅正声关注社会政治现实问题的传统、兴寄深微的艺术特性，和诗歌风格的自然、“天真”。而从他宣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和肯定盛唐诗人“乘运”“跃鳞”以变诗风（见《古风》其一），以及盛赞韦太守诗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汪夏韦太守良宰》），可见他倡导的诗风，是以“文质相炳焕”的艺术风貌和“清真”、“天然”的审美属性为必备条件的。显然这种诗论主张和审美要求，与盛唐诗歌发展趋向一致。就李白而言，他能提出此类见解，自与其本于儒学的社会观、本于道家、道教的宇宙观对其文化心态、审美趣味的形成所起的支配作用密不可分。像《古风》其一，不要说思想观念，就是诗的构思和表述方式，也受到茅山道派天运循环、当乘时而为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李白的诗是典型的抒情诗，它们从多方面表达了诗人的思想观念、人生感受和生活情趣。其中有对盛唐国势雄壮的讴歌，也有对大难将至的忧虑；有对社会弊病的揭露，也有对君王倒行逆施的鞭挞；有对政治理想、人生追求的表白，也有对仕途蹭蹬、理想难以实现的慨叹；有对身为近臣的欢喜和忆念，也有对良辰难期、怀才不遇牢骚情绪的倾泻；有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张扬，也有对自由人生境界的向往；有对贤愚倒置、青蝇污白社会现象的愤恨，也有对仙家生活、山林隐居的迷恋；有对王侯贵臣的调笑，也有对普通劳动者的礼赞；有对朝廷穷兵黩武政策的谴责，也有对安史叛军祸国殃民罪恶的痛恨；有对征夫、思妇饱受征戍之苦的同情，也有对军民蒙难生灵涂炭的浩叹；有对人间友情、爱情的歌颂，也有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凡此种种，无不映现李白的人生艺术精神和个性特征，无不映现盛唐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而这些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豪放、飘逸，是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总体特征。这一风格特征除植根于儒学和道家、道教相关人生理念的人生艺术精神外，主要是通过思落天外的想象、生动美妙的比喻，耸人听闻的夸张等艺术技巧，和跌宕开合的结构、纵横驰骤而又自然有序的节奏、动人心魄的豪言快句，以及高华放逸的格调、超旷萧散的意趣表现出来的。李白为诗，或突发奇感，或逸兴飞，或抽思绎志，率皆纵逸，无不任性而发。吐词或大声壮语，或出语清新明丽，多率然而成。起支配作用的，就是包含在诗人为人气概、人格精神、性情才调中的气。当诗人将其作为人生精神力量的气贯注或融会在诗中，就转换成了诗的奇气、逸气、豪气，成了诗美结构中极为活跃的美学质素。
前人早已论及李白反气运词创造诗美的特点和作用，赵翼即谓“（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瓯北诗话》）。所谓“神识”云云，说的是以气运词带来的形象转换频繁，出语跳跃性强的特点。所谓“自有天马行空”云云，说的是以气运词产生的气势美。可见，李白诗的内外之美，都因气的鼓荡而彰显特色。正因诗以气胜，故李重华说“太白妙处全在逸气横出”（《贞一斋诗话》）。胡应麟说“读李太白诗，当得其气韵之美”（《诗薮》）。
李白雄才纵逸，为诗兼擅众体。所作诗歌艺术成就很高的诗体，主要是五古、乐府、歌行和绝句。
五古以《古风》五十九首为代表。这组咏怀诗，继承的是以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为代表的五古咏怀诗的艺术传统，但在诗的内容、表现艺术及艺术风格方面，又自有特色。阮籍《咏怀》主要抒发的是诗人身处恐怖政治年代的忧生之嗟，纯用比兴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因而诗风含蓄隐晦，所谓“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陈子昂《感遇》所写内容，由慨叹个人命运拓展到对国家政治和民生疾苦的关心，虽然仍用比兴手法，但诗意显露，风格质直平淡。李白《古风》，表达他对现实政治、社会文化（包括文学）现象以及人生境遇的种种感受，就内容丰富与言多讽兴而言，《古风》与《感遇》相近；就艺术方法而言，李白则对阮籍限于比兴、象征的习惯做法有很大突破，较之陈子昂偶尔吟史以抒怀，和作比兴兼吟史以寄慨，也不一样。
李白也用比兴，也讲兴寄，但他是通过安排场景、描写人物行动、叙说故事情节来显示其意。其中有气氛渲染、声色描摹、细节展现。像《古风》其十，借对鲁仲连的称颂表达诗人志趣，不但作比展开来写，用“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这一生动形象显示其为人的“特高妙”，而且写一细节“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以传其神。说明李白《古风》虽自《咏怀》、《感遇》中来，却也吸收阮籍之后诸如曹植、左思、郭璞、陶渊明、鲍照、庾信等人用五古抒怀的艺术经验。李白《古风》虽以兴为主，却能以兴御景御人御仙，思想倾向和情感流向十分明显。它们在艺术精神和兴寄特色方面与《咏怀》、《感遇》一脉相承，但在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形象描绘的生动性和逸气横出等方面，都远远超出阮、陈之作。
同样具有复古革新特点的，是他的乐府创作。李白是盛唐写古题乐府最多的诗人，所作汉魏古题乐府122首，占现存初盛唐诗人所作汉魏古题乐府总数（400首）的百分之三十。李白积极在乐府创作中复古以求变革，一方面是对陈子昂以后盛唐诗人复古以求新变倾向的自然顺应，另一方面也是他“将复古道”变革意识在创作中的反映。汉魏乐府多缘事而作，刺时疾邪，感慨良多，每一题都有特定的意旨或内容，总体风格则古朴自然，谣谚味浓。汉魏以后，拟作古题乐府有几种情况：一是仍能保持原题寓意和艺术风格；二是舍弃原题寓意，以旧题写新意；三是经六朝到初唐，拟作语言渐趋毕靡，句式日渐律化。李白乐府创作的复古，最根本的是对汉魏乐府关注社会现实、人生境遇这一诗歌艺术精神的恢复和显扬。具体创作则表现为：一、依古题原词寓意构思新作（如《乌夜啼》），和在新作中恢复古题原词寓意（如《战城南》）。二、杂取古题原词和拟作内容，形成完整主题（如《长干曲》）。三、完全不受古题原词寓意拘束，仅从题面字义引入而另有寄托（如《远别离》）。四、无论寓意如何，都尽量恢复乐府原词自然、古朴的风格。对一些在初唐演变为律体的古题乐府，李白又将其还原为古体。锻造句子，极少使用律句。五、一方面恢复乐府古朴的艺术风貌，同时大胆采用古诗、古赋，古文的修辞技巧，以丰富乐府的表现艺术。不要说长篇乐府如《蜀道难》《梁甫吟》等，就是短篇，也有修辞如古文者，方东树即谓“太白层次插韵，此最迷人，真太史公文法，玩《乌栖曲》可悟”（《昭昧詹言》）。前人多认为李白深于乐府，其“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王世贞《艺苑卮言》）。若能明白乐府古词寓意，了解李白复古以求变革的写作态度及其身世遭遇，和他因事傅题、借题抒怀的特点，且能熟读骚、赋、诗、文，不仅易明其立意，还能于纵横变幻中看出其段落脉理所在。
在李白诗歌中，艺术成就足以与乐府并论的是歌行。歌行本出于乐府，指事吟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题名有作歌、行、吟、引、哀、怨、别、词、谣、弄、操者。唐人歌行，多为七言古诗。初唐歌行靡缛，沈、宋“欲约以典实而未能也，李、杜一变，而雄逸豪宕，前无古人矣”（胡应麟《诗薮》）。“大约歌行之法，变于李、杜，亦成于李、杜，后人无能出其范围矣”（殷元勋等《才调集补注》卷二引冯班语）。杜甫之变，见于其即事名篇创为新题的乐府。它们不但体制新，而且直指时事、皆关世道，开一代诗风。李白之变，在于继承《小雅》、楚辞、三曹乐府、汉人歌谣抒怀言志、泄愤吐怨不掩真我的精神和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既取用鲍照的遒逸，也容纳徐、庾的绮丽，创造出瑰玮奇丽的艺术境界。细读《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梦游天姥吟留别》，以及《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等，顿觉诗中气足神旺，行文纵横宕逸，穷极笔力，论美则风神、气概，在在有之。和作乐府相似，李白作歌行也是以气运词，兴到笔到，词随气涌。或不以词接而以神接，不以词转而以气转；或有不接之接、不转之转，章法与散文相通。故前人说李白之才“尽于歌行”（胡应麟《诗薮》），“李白歌行，纯学《庄子》”（徐增《说唐诗》）。和乐府偏于讽兴有异，李白歌行抒情达意，多直言尽言，且说得酣畅淋漓。突出的是既具纵横排荡之势，又有抑扬顿挫之奇；出语如风驰雨骤，急管繁弦，又得其天然合拍之音节；骨力雄健，豪放中别有清苍俊逸之气。
绝句之作，也是李白对唐诗发展所作重要贡献之一。绝句源于乐府、古诗。盛唐绝句，名家辈出，惟李白高于诸人。李攀龙即谓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顾失焉”（《唐诗选序》）。李氏从自然天成不假雕饰而自有天然真趣，即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角度，概言李白绝句创作特点，诚属有见。若论李白绝句冠绝时人处，尚有两点不可忽略。一是在绝句中保留五古、歌行特色，或谓有意取用古诗、歌行本色以为绝句。王夫之说：“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薑斋诗话》卷二）李白作绝句之所以爱用古诗、歌行作法以创造艺术美，自与其“将复古道”有关。二是以气为主。王世贞曾说七言绝句，盛唐主气。叶燮则谓“盛唐主气之说，谓李则可耳，他人不尽然也”（《原诗》外篇下）。的确，“主气”应是李白绝句区别于其他盛唐名家的一大特征。他的以气为主，一则出于为诗以得古调为美的审美取向，和创作古诗、歌行的习惯性作法。二则他将绝句视为吐气抒怀最灵便的诗体，兴会既至，即以气运词。三则绝句一句一意，意断终须过脉相连，李白以气相承相续，正有益于圆融之美的生成。大抵李白作绝句，乃是气来神来，神托气而行，故其绝句超逸中内含神味。至于意兴飘渺，神思骤发；语秀气清，意遥境远；率尔道出，自觉高妙；或放言无理，反成奇趣，以及善于在第三句开宕气势，在第四句发挥情思，应是李白绝句的一般特征。若论五绝突出特色，或如徐增所言：“吾言绝句，惟太白擅场。杜子美诗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工此体，子美之称太白者在是。”（《说唐诗》）阴铿“诗声调既亮，而琢句抽思，务极新隽；寻常景物，亦必摇曳出之，务使穷态极妍，不肯直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九），李白五绝构思、造句之妙，有类于此。七绝的突出特色，胡应麟说是“写景入神”（与王昌龄“言情造极”相对而言）（诗薮》）。沈德潜则谓“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说诗晬语》卷上）。
此外，李白的律诗，特别是五律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到之处。除格律严整者（如《送友人入蜀》等）外，不乏破格出律之作（如《夜泊牛渚怀古》等）。无论严守格律或破格出律，都有一气呵成、气象雄逸的特点。
本书选诗一百六十多首，约占李白现存诗歌的六分之一。原文以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为底本，参用相关文献资料。书中注释和赏评借鉴或取用了古今众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在评注过程中，闵泽平、戴红贤两位博士曾协助我写出注释初稿，闫方、邹文荣两位硕士曾代为录入和校对，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忱。
熊礼汇
二〇〇四年四月于武汉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