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们好事，在街上随便拦住一位行人问他：“知不知道福尔摩斯是何许人也？”想来无论老幼妇孺，十有八九都会告诉你：“是最厉害的侦探。”他可能根本就没读过亚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那著名的系列探案故事，甚至压根儿都不知道柯南·道尔是何方神圣。
想想这有多了不起啊。一个主要活动于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笔下的人物，竟然超越了他的时代、国籍甚至他的作者，成了一个永远不老、不朽的神探，甚至成了一个通用名词。（杨绛先生的《洗澡》里女主人公姚宓的母亲姚老太太就喜欢“玩儿福尔摩斯”。）而且，柯南·道尔爵士虽未必像巴尔扎克那样真把他笔下的人物当了真（据说巴尔扎克在临终的痛苦中呼唤的竟是皮安逊——他作品中一位医生的名字），成千上万的读者却当了真。直到网络时代的现在，每天仍有数以百计请求帮助侦破谜案的信函，从世界各地寄往英国伦敦贝克街二二一号B——一块纪念铜牌挂在这幢古色斑斓的楼房的门墙上，上书：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三〇年，著名私家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曾在这里生活和办公。
柯南·道尔实在是开创了侦探小说一个历久不衰的传统，堪称这一类型小说真正的大师。虽然在福尔摩斯之前，已经有了美国作家爱伦·坡创造的杜宾，在其后还有继承了柯南·道尔衣钵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女爵士笔下的大侦探波洛，但论起形象的丰满以及大众的影响力，他们都无法跟福尔摩斯抗衡。
福尔摩斯的形象异常丰满立体，套用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说法，他绝对是个“圆形人物”。（“圆形人物”是相对于性格单一的“扁平人物”而言，但论起易于为人所牢记，甚至便于用以概括一类人来——像狄更斯笔下的辟果提和班布尔先生都成了某类人的代名词——倒是“扁平人物”更占了便宜。福尔摩斯倒似乎占尽了两面的好，性格既复杂立体，还成了个通用名词。）从外形看来，他个头瘦高，面容最突出的是一个鹰钩鼻和一双犀利的眼睛，烟斗不离手，平常的日子里经常倦怠懒散，但一碰到罪案——特别是“有趣”的罪案，马上就变成一个最精明强悍、足智多谋的大侦探。他之所以热中于探案，根本原因就在于分析线索、理出头绪直至最后侦破罪案的过程本身其乐无穷，他甚至公开承认，他可不是为了所谓伸张正义才做私家侦探的。他是个十足的务实主义者，只相信事实、逻辑。他曾向华生承认自己对哥白尼的理论都一无所知；华生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进行过概括：“哲学、天文学和政治学得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理学，对伦敦方圆五十英里以内任何地区的泥巴都了如指掌；化学很古怪；解剖学不系统；惊悚文学和犯罪记录，独一无二；同时身兼小提琴手、拳击家、剑术家、律师和嗜好可卡因、烟草的瘾君子。”（见本书《五粒橘核》）他生性傲慢，个人中心（这可是他“唯一的朋友”华生的评判），但见人身处危难又自然拔刀相助；他对女性生来就有偏见（还请如今的女权主义者们高抬贵手），不允许有“稍稍软性的情感”侵蚀到他那“精密严谨的性格禁地”，但又生性敏感，对艺术特别是音乐别有会心。更值得一提的是，福尔摩斯本就复杂立体的性格在系列探案故事中还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我们按时间顺序读下来的话，会感觉，最初那个冷峻无情的“推理机器”在逐渐软化，寡情理性渐渐被情理兼容所取代。
除了性格鲜明的福尔摩斯之外，他的探案搭档、“传记作者”、“唯一的朋友”华生大夫的形象也不容小觑，他是所有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讲述者，他其实是在代表我们千万的读者亲历其境。面对他朋友出神入化的推理和果决坚定的行动，他跟读者同感惊讶也同享欢乐。作为“读者之友”，他受欢迎的程度几乎与福尔摩斯不相上下。
《福尔摩斯历险记》是继长篇探案小说《血字研究》和《四签名》之后柯南·道尔的第一个短篇探案集。是福尔摩斯已经大受欢迎之后的系列探案故事。由于广大读者都急于知道这位大侦探的最新建树，所以作者第一次用长话短说的形式来交代破案经过，其结果是这些故事由于更浓缩并更集中于案情的破解，愈加显得紧张刺激。
当然，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完全跳出小说创造的情境，用更挑剔的眼光来看这些探案故事，也会觉得某些案情难免略显牵强。在追随福尔摩斯的推理过程中虽然五体投地、兴味盎然，如果“逆向思维”地深究一下，他无时不在的推论也难说都站得住脚。但不犯错的是神，但凡是人，无论谁都不可能完美。如果柯南·道尔爵士当初没有弃医从文，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儿没有了福尔摩斯，太阳当然照常升起，但我们的精神生活真的会平白缺少了好大一块乐趣呢。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为自己研究大众文化做过这样的辩解：如果说非要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摇滚乐队“大门”之间做一抉择，她当然会选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非得进行选择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享受这两者——这无数种精神生活的乐趣？同样，如果让我在托尔斯泰跟柯南·道尔之间选择，我当然会宁肯牺牲道尔爵士，但我知道我不需要做出这样的牺牲，我们能够也需要同时享受多样的精神乐趣——就像我们没有必要为了鲁迅而牺牲金庸一样。这有多好啊！真该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门”乐队，为了托尔斯泰和柯南·道尔，为了鲁迅和金庸的并存而感谢上帝。我的一位笃信基督的朋友经常告诫我，应该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面对生活——我觉得再对不过了，哪怕只因为我们竟然有神探福尔摩斯。
冯涛
二〇〇四年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