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管理混乱，民众缺少身份认同，但这片土地并非荒无人烟，而是生活着几十万人，其中大部分为阿拉伯人。大部分时间，他们分布在这一地区七八百个村庄里，过着乡村生活。他们大多数是封建制度下为土地所有者出卖劳动力的佃农，但也有人生活在加沙、希伯伦、海法等城镇。虽然阿拉伯民族认同还没有形成，但已经可以感到两个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早在1891年，一些富有的阿拉伯人就对奥斯曼当局施压，要求他们阻止犹太难民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该地区的“阿拉伯属性”将被改变。
19世纪70年代末，大约有2.7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他们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大部分人口为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很贫穷，但非常虔诚。他们和社团外的人联系很少，主要经济来源依赖哈卢卡制度，这项制度从流散地收集钱财，发放给学者、寡妇、孤儿和其他需要经济支持的犹太人。当地犹太人过着一种脱离现代社会的简单生活，但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这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
谁也没有想到，改变巴勒斯坦简单生活方式的居然是欧洲的反犹主义。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许多人逃离欧洲，部分犹太人选择移民巴勒斯坦。第一次犹太移民潮也称为第一次阿利亚，它开始于1882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03年。这一时期，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后来叫以色列）的各种海外组织开始形成。
复活希伯来语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另一个革命运动。如果说西奥多·赫茨尔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之父，阿哈德·哈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精神方面的开先河者，那么埃利泽·帕尔曼（后来改名为埃利泽·本—耶胡达，意思是“犹大之子埃利泽”）就是现代希伯来语之父。犹太复国主义包含很多方面，它让犹太人重新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让一个古老国家重新屹立于世界。由于本—耶胡达的努力，希伯来语这个犹太人最早用来定义自己身份的圣经语言也得到复活。
本—耶胡达的成长背景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以及哈斯卡拉运动的知识分子非常相似。他也出生于正统犹太教家庭，后来发现自己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更感兴趣。他没有像比亚利克那样成为诗人，让他着迷的是如何让古老的希伯来语适用于现代散文和日常对话。他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在那里见证了法语对法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犹太民族主义也需要自己的语言。1880年，他在给未来妻子底波拉的信中写道：“我已决定……为了拥有我们自己的土地，过上自己的政治生活，我们需要共同的语言，这就是希伯来语。但我们不需要拉比和犹太学者所使用的希伯来语，而必须创造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现代希伯来语。”
除了普通大众缺乏热情，本—耶胡达和他的同伴们还要面对另一个障碍。对犹太教徒来说，复活希伯来语和犹太复国主义同样错误，希伯来语是圣经、《密释纳》（第一部最重要的拉比文献）和祈祷书使用的神圣语言，他们认为犹太人在日常事务中使用希伯来语是亵渎这种神圣语言。本—耶胡达创造新希伯来语词汇遭到他们无情的批评，他们向他的办公室扔石头，向奥斯曼政府举报他，本—耶胡达还因此坐了一段时间牢。后来，宗教领袖将他逐出犹太教。1891年，本—耶胡达第一任妻子底波拉死于肺结核，宗教人士不同意将她埋葬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公墓。底波拉死后，本—耶胡达娶妻子的妹妹为妻。
但本—耶胡达逐渐在伊休夫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正统派犹太机构先是没能阻止欧洲犹太人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现在又没能阻止希伯来语的复兴。本—耶胡达不但复活了这门语言，还让整个民族开始说这门语言。1922年12月他在耶路撒冷去世，大约三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伊休夫官方为他哀悼了三天。
就像欧洲一样，在巴勒斯坦，文学也将成为犹太人畅想未来的平台。很快，希伯来语文学成为犹太人想象新家园的途径，人们通过这一媒介表达犹太复国主义生活中的矛盾与分歧。作家和诗人在塑造伊休夫和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将扮演核心角色。
犹太人购买土地虽然合法，但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和当地阿拉伯人的警惕，他们知道犹太人想在巴勒斯坦获得立足之地，奥斯曼帝国开始限制犹太人活动。早在比卢成员到达巴勒斯坦前，当地土耳其官员就宣布禁止敖德萨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个政策显然是针对比卢成员，因为该组织位于敖德萨）。1856年，奥斯曼帝国通过了允许外国人在帝国内购买土地的法律，但1881年奥斯曼政府开始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购买土地，这条禁令一直持续到帝国解体。同年，奥斯曼政府还宣布，允许犹太人移民奥斯曼帝国，但巴勒斯坦除外。
同先前的移民一样，这些先驱的生活也很困难，他们也充满怀疑。同第一次阿利亚一样，第二次阿利亚期间，人们也在文学作品中生动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困难。
这就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所处的时代，一群充满激情的灵魂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得到重生，他们痛苦地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传统的旧世界，另一个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世界。决心创造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撞上了残酷的现实，旧伊休夫和新伊休夫同在，探索者和建设者并存。这是美好而动荡的时代，既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潜伏着许多危险。
并非只有布伦纳一人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景。作为第二次阿利亚的移民，大卫·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感到第一次阿利亚的移民已经向现实妥协。他说：“第一次阿利亚的先驱成为投机倒把者，他们利用民族的希望和年轻人的理想赚钱，将流散地的偶像带到了即将得以重建的圣殿，这些‘偶像崇拜’是对建国理想的玷污。”本—古里安这话说得有些重，也不尽客观，但它体现了犹太人深刻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国也善于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
第二次阿利亚留下了两笔对犹太国影响深远的遗产：一是现代希伯来语的复活与全面使用，二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标志性制度基布兹的诞生。
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丰富的集体生活体现了先驱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理念。晚上，所有基布兹成员会聚集在餐厅，讨论公共事务和基布兹思想。大多数基布兹明显是世俗的，其成员相信，通过体力劳动，他们能够成为比亚利克、戈登等许多人在几十年前描绘过的新犹太人。
很多新移民对于创造犹太模式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充满热情，但也有人非常怀念欧洲的城市生活。少部分人住进已有的阿拉伯城市，但那里的居民区中东特色过于强烈，和他们已经习惯的欧洲生活完全不同。面对这个问题，约60位谦逊的专业人士决定在雅法北部建立第一个“犹太郊区”。不同于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他们希望建造“一个‘干净、漂亮和健康的地方’。如果从欧洲的隔都跑出来再住进中东的隔都，那似乎不对劲，简直有点‘反犹太复国主义’了”。
这些是为实现赫茨尔和阿哈德·哈姆的梦想而迈出的第一步。虽然通往建国的道路还很漫长，但犹太人已经开始建造基础设施，这最终会创造出赫茨尔急切渴望建立的那个国家。这第一步还让人想起阿哈德·哈姆关于巴勒斯坦应该成为犹太人的文化中心的信念，因为除了建造基础设施和为政治主权奠定基础，犹太人几千年来第一次可以看到、听到和感受到什么是犹太社会。它意味着有自己的语言、文学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自古罗马人流放犹太人以来，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助下，犹太人第一次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重生的犹太民族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