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竟然没有一本详尽的传记来纪念欧文这位伟大的清教徒，不得不说是件憾事。在他死后二十年，科顿·玛瑟在《基督在美洲的奇迹》（Magnalia Americana Christi）中声称：“神的教会不公正，没有把伟大的约翰·欧文的一生记录下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欧文的一生才在伦敦一位可敬的独立教会牧师艾斯提先生笔下展现出来。尽管这本书是在欧文的密友、在他的教会做了多年会友的约翰·哈托普爵士的参谋下写出来的，但仍有大量不准确的内容，并且信息过少，“与欧文海量的作品根本不相称”，所以颇受非议。此外，我们还得到了一份同样简短的传记，作者不可考，但该书声称是由一位“很荣幸了解这位伟人并常听他讲道”之人所著，“尽管他得承认自己的年龄和阅历都不足以恰当地估量欧文博士的伟大价值”。但是如果有哪位学者想寻找大量有关欧文的同时代记录和早期的回忆录，将会徒劳无果，无法找到像埃德蒙·卡拉米博士纪念豪的文章那样全面、准确的回忆，或像理查德·巴克斯特留下的关于他自己的文字那样涵盖许许多多事件和心理活动的资料。关于欧文，除已提到的资料之外，现代传记作家必须关注的资料，从某种程度上多来源于敌手的陈述，他们对如此伟人不甘保持沉默，也不会吝啬不情愿的好评；同时代人的生平传记中也常常提及欧文；通史和传记中的陈述——比如尼尔、卡拉米、米德顿、帕尔默及其他人的记述；最有价值也是最有趣的，是欧文在他众多作品的序言里无意写下的自传。俄姆先生在撰写欧文生平时充分挖掘利用了这些资源，他的这一作品是不懈的研究、扎实的判断和处理素材能力的杰出典范，同时又诚实地流露出作者的偏爱，作为传记也忠实可靠。借助以上资料，尤其是俄姆先生的作品，我们收集整理了写作欧文传记的详尽内容。
考察传主的家谱，可以看到他出身于威尔士一个声名显赫的上流家庭，其远亲包括五个皇室分支。在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在位期间，李维斯·欧文在北威尔士担任副宫务大臣和衡平法法官，并且担任梅里奥尼思郡高级治安长。他有权就威尔士事务上书先前提到的这几位君主；在约克和兰开斯特家族长期争战导致社会动荡、法制松散的时期，他曾受命清理乡下众多藏身于山间的贼匪和歹徒。后来，欧文博士的这位可敬的祖先英勇殉职，作为治安官，可以说是尽忠职守。在蒙哥马利郡巡回审判后返回之时，他落入一帮歹徒之手。他们曾誓言要报复他，因他捕获他们的同伙。他们在蒙特雷森林中杀害了他，除了一个忠实的朋友之外，所有人都弃他而去。
同一家族的汉弗莱·欧文娶了刘易斯·欧文的孙女苏珊，接连生了十五个儿子，最小的是亨利·欧文。父母将其敬献服侍教会，于是亨利在牛津学习语言、哲学、神学后，顺理成章成为牛津郡斯塔德汉的教区牧师。他在这一岗位上证实自己是“主葡萄园里的辛勤园丁”，并且在教会中作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毫不妥协，以至于引起教会掌权者的嫉妒与不满，因此对他冠以“清教徒”之名，这倒见证了他的忠诚。这位可贵的教区牧师1616年在斯塔德汉得了第二个儿子——约翰·欧文，即本书的传主。约翰·欧文注定要为他们古老的家族增添一份美誉，他的美德、学识和才能更加算得上荣耀，家族暗淡的皇室血统在他的光华面前黯然失色。
我们对欧文的孩提时代知之甚少。关于他的母亲——在他最易受影响的时期履行培养他的职责、养育这位未来的奥古斯丁的莫妮卡——也没有任何记载，但有理由相信，他在斯塔德汉的家中从那位出色的教区牧师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多年家庭教育之后，他转入牛津的一所私立学院，在爱德华·西尔维斯特指导下开始学习古典作品。这位杰出导师所培养的出色的学生中，有些没多久便出类拔萃，为他们自己赢得了不朽的声誉。有趣的是，此时欧文这位未来的清教徒神学巨匠就读的位于众圣徒教区的宁静学校，也是流芳百世的奇林沃思开始学习希腊和罗马经典的地方，后者的巨著《更正教信仰》无须多言——不仅足以令大学，也令时代以之为荣。不过，从时间上看，这两人不太可能是同学。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年轻学生约翰·欧文的学习热情，同样也说明他的才华有多么早就展现出来——十二岁时，他就因学业进步得太快，令西尔维斯特教不下去了，他达到了可以入大学的水平，因此进入皇后学院学习。这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早得太不明智了，即便在当今时代，也显得过早。看看欧文同时代的一些最杰出的人物，也找不到类似的早熟的例子。例如，何尔主教是在十五岁入剑桥学习，而同时代的伟大清教徒约翰·豪则是十七岁，更成熟了，才进入牛津。
很少有哪位伟人在这样的年纪就得以进入大学，但欧文有幸在导师托马斯·巴洛指导下学习数学和哲学。巴洛有着扎实的学识，后来成就非凡，他当时是皇后学院的研究员，之后升为教务长，最后提升为林肯主教区监督。求学的男孩欧文全身心投入学业的不同领域，强度大得足以令大多数人精神错乱。任何人像这样苦学，如果不是精力异常充沛，身子骨肯定会垮下来。欧文在大学就读的几年间，晚上只允许自己睡四小时。他很明智，懂得通过一些最需要体力的，甚至是激烈的消遣活动来消除伏案工作的不良影响和超强度的脑力疲劳。跳跃、扔板、敲钟以及类似娱乐，偶尔会吸引他放下书本。那些认为这个年纪的孩子不善交际，对高雅艺术不感兴趣的人，得知欧文学习音乐可能会感到惊讶。欧文的音乐老师托马斯·威尔逊博士，一位出色的长笛演奏家，也是查理一世在这门优雅、令人愉悦的艺术上最为喜欢的导师。或许，正是因为回忆起年少时那些迷人的练习时心存感激，后来欧文在升任牛津大学校长后，任命年少时的导师担任音乐教授。
当然占用的必要休息时间并未获得补偿，只是借用了，须在未来的生活中加倍偿还。当欧文开始感觉到他的钢筋铁骨要为他年轻时的活力付出代价时，他习惯于宣称假如他能恢复为获得知识而失去的健康，他情愿失去通过这样的方法积累的一切学问。他惯于以极为深刻的悲哀，羞愧地承认此时他的灯里没有油[1]，使他夜以继日苦读的动力来自渴望在教会出名、掌权的抱负。如果了解另一原因——他父亲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威尔士一位叔叔慷慨地资助了他的学业，这一定对他的思想产生相当的影响——并由更宽厚的人来评判的话，我们可以确信，这种自责肯定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当更合适的动机开始在他身上全力发挥作用，那么必须承认，他过去的所有努力主要的动力仅仅是世俗的抱负。无疑，当后来他返回大学时，这些令他自责的回忆不断涌现在脑海中，就像处于类似的境况下的腓利·亨利一样，他一方面感谢主未令罪恶毁掉他的事业，另一方面在他的书中插入这句话：“为我大学时代的罪流泪。”
此处让我们停顿片刻，来看另一位学者理查德·巴克斯特的情况，他注定未来要与欧文共同闪烁在同一耀眼的星座中。当欧文行走于牛津大学的雄伟建筑之间和树荫之下，抑或午夜伏案于书页的时候，巴克斯特可能正置身于勒德洛城堡的妖娆景色中，稍后，搬去罗克斯特小村。尽管没有人引领和帮助，巴克斯特却意志坚定，带着对各种知识的渴望努力学习，没有任何挫折与困难能阻挡他追寻的脚步。虽然没有经过大学的系统训练，未能在馆藏丰富的大学图书馆中受教，但巴克斯特的爱好和需要令他涉猎广泛，补偿了他不倦的灵魂。托马斯·阿奎那、安瑟伦和邓斯·司各脱等人的著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枯燥乏味如同沙漠之沙，而巴克斯特以敏锐的领悟力从中得到了高水平的训练和真实的乐趣，喜乐地在这些人的作品中磨炼自己思辨的能力，直到他的学问可与这些经院哲学家媲美。理查德·巴克斯特年长欧文两岁，也比欧文早“进入基督”。当牛津的学生欧文还在为属世的抱负忙碌时，巴克斯特就已经从西布斯的《压伤的芦苇》和《圣经》学习到神圣的默想艺术；甚至在学生时代的后期，在天黑无法阅读而点灯又太早的时间段里，他常常将此时间分别为圣，默想天国的事，期盼“圣徒永恒的安息”。但同样的恩典不久也降于欧文身上，伴以神的护理之工，将其从可怜的属世野心的白日梦中永久地唤醒。他为自己计划的事业假如成功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平信徒，甚至一个不宽容的迫害者。基督论到保罗的话可以用在他身上：“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2]看看是什么让欧文的内心和外在的环境起了这样的大变化吧。
是什么令欧文从极度追求个人利益转变为以信仰为中心，并没有详细的资料。或许是幼时在教区牧师家庭中所受到的指导现在开始发芽；或许是那些他仅仅当作学问和成就而记下的真理出乎意料地震撼了他的心灵；或许是因为当时一些人在信仰问题上认真的斗争令整个国家都沸腾了，这种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激起了年轻的隐士欧文的共鸣；或许是他脑中出现了比自己之前经历过的更严肃的思想，就像看不见的唤醒生命的春风吹过，他不知道为何会如此；或许所有这些一起发挥影响，使他“开始求神的国和义”。欧文自己见证说，在大学生活的后期，圣灵开始在他心里兴起了全新的思想和情感。尽管他是在后来才进入神的国，得着完全的平安和自由，但那时圣灵已经让他以信仰原则作为人生的最高指导，求问神：“你要我做什么？”
正当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变化时，学校管理上发生的事件将他的信仰原则置于考验之下，可以说是火般的试炼。威廉·劳德主教扶摇直上升为牛津大学校监后，迅速进行天主教式的改革，而作为查理一世的枢密官和首席顾问，斯特拉福德的亲密同事，他早已为了在国家的教会政策中进行这种改革做了大量工作。这人心胸狭窄、本性傲慢专横，克拉伦登甚至称他“脾气粗暴、容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横”。虽然许多和蔼的人因为对良心自由秉持错误看法，于是将自己卷入迫害者的行列，但劳德的迫害措施可远远不止是源于这些错误观念，这些迫害措施害人、害教会，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相应地，他要求在大学里采纳许多极具天主教迷信色彩的仪式、典礼，其中有些就是当初英格兰改教家迅速废除、严厉谴责的。凡是反对劳德这项命令的人，都受到逐出校门的处罚。
这项大胆的改革立刻将欧文从默默的学生生活卷入社会公共生活的严峻斗争中。他的思想由于敬畏神而一无所惧，很快决心抵挡狂热的主教推行的这项令人无法容忍的规定。凭良心，他认为劳德所推行的许多仪式都是神所禁止的。并且，某件事情倘若未经强制推行时，属于无关紧要的事，然而一旦被强定为与神命定之事同等的义务，他就觉得必须将此种行径视为干犯神圣特权和良心权利——“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3]——从而加以抵挡。从伊丽莎白时代，里德利和拉蒂默葬身火海的时代起，清教徒就持这种观点。尽管我们看不到关于欧文在此时期的心路历程的记录，但通过他所经历的事实，毋庸置疑，他已在不知不觉中站在清教徒立场的前沿，他多年之后写下的话充分表达了支配其思想和行为的原则——
在敬拜中，除了他命定的以外，信徒不能有任何领受、实践，不能拥有任何事物。他们知道从创造世界之初他就从不允许，也更不愿让受造物的意志来衡量他的尊荣或是敬拜的原则，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如此。第二条诫命智慧而真实地记录着：“Non imago,non simulachrum prohibetur,sed,non facies tibi”——那些我们自己的创造、发明的——而不是神命定的——敬拜形式或尊敬神的方式，都是严格禁止的。信徒们知道神所喜悦的敬拜：“谁向你们讨这些？”“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就是最佳答复。我冒昧地说出我心所想、哪怕全世界都反对我也要奋力坚持的主张（愿主帮助），即“教会有权在敬拜中设立——不管是内容还是方式上的——任何事和仪式”这条错误原则超越了有序地遵守基督自己定立之典章所需的必要环境，是在基督教世界流毒已久的一切可怕的迷信和偶像崇拜，一切混乱、血腥、逼迫和战争的根源。启示录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就一再揭示这一真理。
我怀疑，神多年以来与这个国家大大争辩，大发义愤，都是为此，即与我们中间照耀的福音荣耀的光辉相反，在神的事和聚会敬拜中，人的意志和幻想以秩序、礼貌和教会权威（没人知道这怪东西是什么，权力从何而来、源于谁）的名义强加给人。人们喜欢假装仅是为了荣耀、美丽、合宜和协调，这正好是神所说以色列教会的样子，《以西结书》16:25。因此这是在祷告中愚弄圣灵，轻视传讲福音的大能，诽谤安息日，玷污圣洁。废除基督作为他的教会唯一立法者的地位——把真丈夫扔到一边，却对奸夫投怀送抱——设立管闲事的人在他的家中，管理全家，而这是他从来没有让教会设立的，《以弗所书》4:11；从异教、犹太教和敌基督者遵守的方式学来仪式性的、自大的、外在表现一样的敬拜；神的圣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这些玩意儿。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而真正与基督相交的人在意的是，不管是私底下还是公开场合的敬拜，除了神许可的以外，不允许任何这样的事出现。除非是奉他的名而来，是“主耶稣如此说”，不然就算是天上的天使的话他们也不会听从。
欧文有见识的良知断然拒绝服从，而从属世的利益考虑则完全应该默许劳德的规定。离开牛津就意味着即刻与所有闪耀在牛津学生面前的美好职业前景失之交臂，不仅自己断了晋升之门，而且此时他心里很可能也觉得会令自己无法蒙主使用了。拒绝服从不可避免地会令劳德主教不满，他在竭尽全力查找反对他政策的人，已经迫使全国上下每个角落都仔细警惕地进行检查。他的残酷和恶毒正在试图通过星室法庭（Star Chamber）和高级专员会议（High Commission）的非常举措和暴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尽管这些后来的危险似乎距他还遥远，但有一项现实他不能无视，即迈出这一步，很可能使得那位威尔士保皇派叔叔怨恨不满，而叔叔一直资助他在牛津的学习，并表示若一直对他的表现满意的话，愿由他来继承遗产。虽然不遵从可能引发这些后果，但欧文宁可一一承受，也不违背自己的责任感，“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4]。欧文才二十一岁，人们就看到他为了良知而放弃十年青葱岁月所有梦想和珍惜的社会关系，将自己逐出牛津的校门。此时神正让他在比牛津更高的学校中受教，进行火热的训练，正是这样的训练陶造出神最合用的器皿。但是“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5]。十年之后，这位豪迈地遵从良心之光而被开除的学生，又经过同样的一道门回来接受母校最高的荣誉——他受命掌管大学的法规，几乎就是占据了劳德曾经的权位，而劳德却灰溜溜地被捋夺了这一职位。
欧文十九岁时“开始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在他离开牛津前不久，班克罗夫特主教许可他获得教职。阿斯科特的菲利普·多玛爵士出人意料地向他敞开家门，邀他做家庭教士和他大儿子的老师。一份关于欧文的最古老的通告上说，“他极为满足地向罗伯特爵士和家人表现了自己”。之后，又去伯克郡赫尔利的拉芙蕾丝勋爵家做教士，在那里主人看来对他更好，确实欣赏他。但与此同时查理一世和议会间的矛盾不断扩大。他不断侵犯宪法赋予的财产权利，试图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国家，用非法手段敛财，处心积虑地违背自己最庄严的誓言，纵容劳德推行迷信、恣意践踏信仰自由，最终导致国民不满奋起反抗，迫使议会拿起武器，引发了震动全国的内战。在这场危机中，无人能保持中立，欧文和他的雇主拉芙蕾丝勋爵立场相左。勋爵拿起武器加入查理一世的保皇派部队，而欧文自然而然地支持议会军，捍卫公众的自由。如此一来，有两项后果立即降临到欧文头上——离开拉芙蕾丝勋爵家，并且彻底与威尔士保皇派叔叔决裂，后者取消其财产继承权，将产业财富给予他人。
离开伯克郡，欧文前往伦敦并居住在查特豪斯广场。在这里，他仍然心情抑郁，他在牛津最早为信仰焦虑时就开始抑郁，尽管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却从未完全根治。毫无疑问，叔叔对他的态度令他面临灰心丧气的外部环境，加深了他灵里忧郁的阴霾。而令他愁苦加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自己在神面前的境况困惑不安。多年来他一直受困于宗教原则的权柄之下，从未重生进入平安之境，对主的恐惧似乎仍不时环绕着他。我们没法断定欧文内心这些可怕的冲突成因何在。是神的圣洁和正直令他深感信服？还是在本该安息于神启示的真理和慈爱的呼召之上时，却悖逆地臆测神隐秘的目的？还是自义地推测神对他的看法，而他本该置身于十字架完全的光照下？抑或比以上这些都要奥秘的烦恼？但我们认为，关于他现在所经受的事，多年之后他的精彩著述《罪的赦免》（Forgiveness of Sin）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跟事实记载一样的效果。很显然，我们信仰文献中的某些最宝贵的财富源于内心难以言传的巨大煎熬。路德在他的《加拉太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Galatians）中的美妙对话反映出他自己强大的内心与不信的斗争；《天路历程》同样是班扬的心灵自传；欧文的《诗篇130篇注释》——就丰富的神学而言，这本书充满了基督徒的经历，包含某些欧文最为精彩的篇章——含有强烈的内在证据，表明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地记下了他现在的彷徨、困惑和最终的解脱。
卸下欧文肩上重担的时刻来到了。松绑的方式是他一生中最有趣的事。埃德蒙·卡拉米博士此时任艾德门布里教会的牧师，以阳刚之气的口才吸引了众多会众。在一个安息日的早上，欧文专程来听这位著名的长老派牧师讲道，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只看到了一个乡下来的无名陌生人走上讲坛。他的同伴建议离开教堂赶往另一个著名牧师那里聚会，但欧文因体力不支决定留下。简单真诚的祷告后，那位陌生人开始宣读《马太福音》8:26——“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这话即刻抓住了欧文的心，因这话正适合他当时的心态，他心里默默祈求神用这位牧师传讲针对他境况的证道。祷告得蒙垂听，因为传道人回答了一直困扰在他心头的疑惑。讲道结束时，他已经成功地享受到稳固的平安。欧文费尽心思想要知道这位传道人——对他来说“好像神的使者”——的名字，却没有找到。
神用卑微的器皿令欧文内心得享平安，显然是有意为之。神用卑微的亚拿尼亚来除去扫罗眼里的鳞，用贫穷的编织帐篷的工人和妻子来指教大有口才的亚波罗，也是出于同样的智慧。当欧文博学睿智的美名传开，据说甚至外国神职人员都想学习我们的语言，为要读到他的作品。此时他若回想起自己灵魂得救的方式，一定就会阻止一切自高自大、依靠自己的心态，并看到讲道最大的成功绝不在于高智力的天赋。相反，种种例子都表明：“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6]对此，有谁能质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