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交流与酝酿
赖杰威（George W.Lytle）
自初中第一次看到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到现在，我一直无法忘情她的诗。念高中时，我的好友也是同班同学知道我非常喜爱她的诗，就送我一本狄金森诗集，而这本诗集从此成为我最珍惜的财物之一。这么多年来，狄金森的诗一直陪着我，不管时序如何推进，我每每惊感其诗的美妙与力量及其对人类情境的透视力。狄金森不愧是少有的天才，不过就像许多天才者的遭遇一样，并非所有的读者都能接受或了解她，不管就她的时代或以后的世代而言皆然。
带着对狄金森的爱我进入了马里兰大学。一九七一年秋季，也就是大三那年，我修了一门中国文学课，同时写了一篇题为《许多疯狂最具有神圣的意义：狄金森与道家》，主要是就狄金森的几首诗与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子与庄子的思想，进行比较。我挚爱的老师给了我这篇报告“A”。就算选择念中国文学，我一点也不打算放弃对狄金森的爱。
在耶鲁大学修完博士班的课程后，我来到台湾写论文并任教于文化大学。讲课时我试着传达给学生我对狄金森其人及其非同凡响的诗作的钦赏之情，显然我是成功了。因为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八年间就读于文大英文系的董恒秀君，明显感染到我那份热情，而且“病情”可能比我还严重！一九八九年她鼓励我不妨尝试中译狄金森的诗。
一开始，我并不表乐观。有些狄金森的诗，甚至是对她已有相当研究且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而言，仍是极度晦涩难懂。而我个人亦坚信，翻译成目标语言（a target language），应由以该目标语言为母语的人士来翻译。同时在诗的翻译上，最好能与以要翻译成目标语言的原文为母语者共同合作（例如，英诗中译最好由以英语为母语与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士共同合作）。同时我也怀疑台湾是否有足够的狄金森读者群。另外我在文大多则近百，少则六七十的修课学生，又无教学助教协助之不可思议的教学环境下，加上行政上种种琐碎的要求，我实在已没什么力气进行写作。不过董恒秀君仍坚持这个翻译计划值得做，最后说服我与她一起进行，并同意做最困难的中文译诗的完稿。
于是我们开始着手进行这个计划。我们不定期会面，首先一起选读几首狄金森的诗，然后我就这几首诗以英文掺以中文加以解说，她在听我解说后，随即针对解说部分提出疑点或反驳，再讨论后，由她带回去翻译成中文。尔后我就她的中译诗稿进行校对，并提出疑点或反驳，如此往往返返直到我们都满意她的中文翻译为止。相信我，这不是什么容易的差事，不过将狄金森的诗翻译成优美忠实的中文是绝对必要的。
在进行这个计划时，我们都有个全职的工作，同时她在一九九二年进入辅大英研所就读，老实说我们实在没什么时间可挪出来进行翻译、解说与书写的工作。在这样零碎的时间下进行，导致要经历多年后，我们才做出可以出版的份量，而现在终于是时候了。不过这并不意味我们已做得完美，事实上还差得很远。我视这本书是一段过程的呈现，有不少地方尚有待加强与补充。但现在的确是可以将我们目前所做的努力呈现给中文阅读大众了。
有些读者可能会以“这不是中文”来反对这些中文译诗，或至少会觉得“它们不是流畅、传统、富诗意、文学性的中文”。把上面这句话的“中文”换成“英文”，就正是早期批评者对狄金森诗的说辞。她把英语推到极限，有时甚至超过极限而崩溃，她对语言及其书写表达进行实验。她的诗通常看起来怪怪的、不和谐，甚至是唐突的。她对英文的操作无疑是深具个人的独特风格。不过她自其独特风格中，自高度非传统的措辞、并列、文法与文章构法中创造出经久的美丽、深远的意义与极致的表达。若将她那极不传统、深具实验与独特风格的英文翻译成平顺、仿古、美文般的古典中文，无疑是对狄金森的诗及其精神进行一种恐怖与讽刺的暴力行动。借由这些翻译，我们希望让中文读者领略到属于狄金森特有的诗风，而不是去呈现大家已熟悉的悠远傲人的中文古诗传统。我们尽可能保存狄金森非传统，甚至常常是离经叛道的风格。但愿透过这些翻译，狄金森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听到。
董恒秀君一开始并不怎么愿意离传统的诗风太远。当初在看了她的中译诗稿后，我跟她说太平顺、太传统了，然后给她看我很不顺的中文翻译。她看了表示不以为然，认为太怪、太不顺了，不像中文，当然也一点都不诗意。我跟她说“怪异”正是我们要朝向的目标。在全然了解了狄金森的英文是如何怪异后，她所做出的翻译，在我看来是融合了怪异、棱角、细腻与优美的不俗之作。当然她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受其高度发展的美感所指引。事实上，董恒秀君是中译狄金森诗的理想人选。她不仅下功夫研究狄金森的诗（她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狄金森的诗），她自己也写诗，并嫁给诗创丰富、台湾当代诗人之一的倪国荣先生。
本书主要是董恒秀君造就的。原先的构想来自她，是她将中译诗做最后的定稿，是她坚持要完成的，如果不是她，这本书不会写成。书中所有的美好皆属她，错误与不顺处则归我。
最后我愿将我的努力献给我的父母亲，他们对我的爱我永远无以回报。
董恒秀译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