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将部分国际分工内化，强化内贸，扩大内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国际分工的体系之中。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除了需要参与国际分工以外，还需要根据本国国情建立合理的内部分工体系。由于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腹地纵深，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建立由东至西的产业梯度链，通过将部分国际分工内化，可以实现东、西部地区在产业优势上的互补，通过中小企业的西迁，可以促进内地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增强内地居民的消费力，最终使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之外，形成一个以国内消费市场为依托的内生小循环。东部许多中小企业目前遇到的种种困难，与其长期以来只重视外销，不重视内销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中小企业在西迁后，一定要重视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通过加强对内贸易来减轻外需疲弱时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另外，通过东西产业梯度链的建立，还能激活内需。
【深层解析】产业升级是一把双刃剑
东部将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
产业升级就像一把双刃剑，东部沿海地区大量企业外流加速，有可能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心化的趋势，继而影响东部地区未来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而这是产业升级必然经历的阵痛，如劳工荒、企业倒闭等。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未来面临的问题很多，除了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外，还面临着劳动力的升级和培养，以及企业倒闭带来的各种问题。而中西部地区的难题在于，既要承接企业迁入所需要的空间和人力资源，同时还要兼顾本地企业的发展。目前，中西部地区规划了多个产业转移工业园，接受珠三角产业转移到当地。目前某一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入园项目已经达到477个，投资总额454.9亿元。同事，各地政府部门都感觉到，所谓产业转移，并不是搬个家、换个地方那么容易，而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目前，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更多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而部分企业，则还在留守观望，等待最后的机会。在中国制造业经济版图上曾独领风骚多年的东部或将成为历史。迁出去，引进来，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是现实，也将是历史的必然。东部沿海制造业基地正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
数据表明，珠三角地区家具制造、皮革、服装鞋帽等行业用了全省用工的25%，但是只创造了8.5%的增加值。而工业用地也趋于饱和，2006年上半年东莞市有24宗首期投资超500万美元的项目因用地指标不能及时解决而被迫搁置，涉及投资总额11.68亿美元。不仅是来自土地等资源的压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广东2007年全省人口达9450万，可能成为第一人口大省，主要是外来人口迁移带来的。如果再不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资源、环境、治安、社会管理、外来工的子女读书、住房等压力都很大。
而大量企业外流真的会使东部经济遭遇空心化之虞吗？事实上，转移出去的企业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一些优势的制鞋企业并没有迁移，而核心的技术研发和采购贸易依然留在东部贸易基地。拿东莞来举例目前东莞鞋的产量仍占全国的1/4，全球的1/10，仅东莞厚街镇的国际鞋业采购商就超过1000家。
东部地区政府要做的事，就是要打造新产品的研发中心，做好知识产权的开发，信息交流的中心，贸易订单的中心和定价的中心。这个基地是为整个行业提供高端服务的，它不一定会增加一个车间，一个工厂，而是增加品牌，增加核心竞争力。
目前，珠三角正在积极选球从“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转型的“变身”之路。据了解，目前珠三角各城市已确定基本定位，深圳发展高科技，广州重点发展大型装备制造业，惠州是能源及石化基地，东莞打造为先进制造业的总部基地，佛山则大力发展陶瓷装备制造业和产业总部经济、物流、会展、研发中心等现代服务业。这将有利于整个珠三角产业的升级换代。这也是遭遇发展瓶颈的珠三角基于现实的迫切选择。
但虽然产业转移和升级喊了多年，但“雷声大，雨点小”，传统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着主要份额。
专家认为，快速发展的东部制造业正面临潜在危机，亟需调整发展思路。东部经济战略调整必须尽快加入全球价值链，从走“低道路”转向走“高道路”，改变路径依赖，加强对生产者服务业的投入。
产业转移触动现实利益
一个逐渐失去生产制造能力的总部，如何能保证不会有空心化的危险？在产业“旧去新来”的衔接上，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
目前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有很多迁出企业的厂房至今依然闲置着。政府的经济政策由长期以来的“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污染严重、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企业不让进来，导致了原有企业搬走了，新的企业又没进来，出现投资断层。把企业都往外赶，但如果没有新的产业及时补充进来，加上企业外迁的规模太大，在很大程度上会对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各村居民收入和福利很大一笔都来自厂房出租，如果厂房没人租，村民的福利自然就少了。
产业转移触动的，是很现实的经济利益。
很多人士的担忧在于，一个逐渐失去生产制造能力的总部，如何能保证不会有空心化的危险？原有企业外迁必然短期内给当地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税源减少，经济总量削弱。作为地方就应思考：原有企业怎么迁走？新企业招进来会不会有新问题？采取什么措施留住想外迁的高端企业？留不住的话，如何避免交接期的“空心化”？ 迈入“3000亿GDP俱乐部”的东莞最近爆出新闻，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去年慢下脚步，创了新低。预计今年东莞的GDP增幅更低，只有14%。有分析认为，东莞GDP增速放缓，有制造业陆续迁出，新的产业未及时补充进来，遭遇“产业空心化”的原因。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劳动力便宜，现在一窝蜂的都转型，都搞高科技，都建总部，这似乎也有些脱离现实。最起码的一点，高科技、升级、创新都需要人才，哪有那么多人才来支撑呢？毕竟在东部地区，廉价劳动力、中低端人才还是主流。
而经济学家的观点则认为，不能光讲GDP，还要看经济质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口与自然协调发展。目前东部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人口多，污染重，只讲发展，没有讲科学，代价其实非常大。
产业升级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处理得好，将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像香港那样空心化，削弱城市的竞争能力。
【专家评点】吴敬琏：中国完全具备产业升级的条件
当前的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些很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信息产业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赢利也大大高于国民经济平均赢利的水平最近。这表明，旧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努力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那么，中国有没有条件改变旧的产业模式、实现信息产业的全面升级转型呢?其实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首先，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信息产品市场庞大。无论是移动通信网还是固定通信网，不管是网络容量还是用户数量，中国从2003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得天独厚地掌握着这种资源。
另外，中国硬件制造能力其实很强。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在中国制造或者是由中国企业代工的。苹果的iPhone手机是名不虚传的高端产品，但iPhone是在中国制造的，而且是由深圳发货、直接寄达顾客的。这充分表明，中国的企业是有制造高端产品的能力的。
过去，中国的信息通讯企业主要是为外国企业做代工，技术标准、专利都是人家的。可是近年来，中国研发力量成长的速度大大加快，突破性的技术发明开始涌现。虽然中国制造里面的技术含量目前来说还是很低，可是进步的速度很快。我们要相信中国完全有这方面的能士，早在21世纪初，中国具有高等学历的科学和技术人员的人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7年的报告，中国研究经费投入总量也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而且，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发明正在涌现。其中某些突破性的技术创新甚至开始具有问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的能力。中国的信息通讯产业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信息通讯产业即将全面展开的升级中上一个大台阶，改变产业的面貌，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
林毅夫：发展战略要与资源禀赋正确匹配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决定产业升级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定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发展战略。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采取一种“赶超战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近百年的现代化道路，是由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发展起来的。而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制定的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试图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百年的道路。这是因为，在当时所有国家领导人都有着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所以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虽然后来放弃了“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的超超口号，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一条坚定不移的道路。而事实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条件。
因为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事实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客观上需要政府利用行政手段人为的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帮助企业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这实际上是对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而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为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动员和集中分散的农业剩余，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来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但是，在农业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民减少农副产品供给；而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也必然会经营所得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或其他非政府重点发展项目。于是为了控制这种情况，保证城市企业效率和农副产品供给，只能实行工业部门国有化，农业部门人民公社化。于是，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渐渐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所谓制度选择其实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源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策略，而并不是与中国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经济体制。
20世纪八十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区陆续实现了经济的成功起飞，这些经济体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行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被誉为“东亚奇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它们都按照各自的资源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捉高，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来。林毅夫把这种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每一阶段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的做法，称为“比较优势战略”。这种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发展战略无疑最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