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过了《红楼梦》主题本旨，大家务必不要忘记——那本是“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曹雪芹在第一回书文中，又曾用了“离合悲欢，兴衰际遇”，这八个字所表达的也正就是同一个意思，最是清楚不过。我们也讲过了经历者主人公并非是一块顽冥不灵的石头，而是“灵性已通”的美玉这一要害之点。我们还讲过了这块具有特别灵性的石头，下凡入世是“向人间惹是非”的。对此，雪芹在书的一开头也早有明文了，他说的是“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去造劫历世去”。这“造劫”，须当特加注意，它和“惹是非”，说的都是一回事。由此可见，这块“凡心已炽”的石头，不单是消极地去向人间承受加之于它的种种经历，而且更要紧的是还要去积极地干涉人世。这样的石头——不，人物，在封建时代根本不被理解，所以称呼它是“冤孽”。请你记清：等到第三回书中，雪芹写王夫人第一次向黛玉“介绍”宝玉时，就说的是“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我们今天已然懂得，这个孽根祸胎岂但只是“家里的”祸害，长大成人后也是那个社会上的“祸害”。
在此，有一点已经约略清楚：曹雪芹是在沿用传统的、正统标准价值观念下的字眼来暗寓一层他独自创造的新的含义。他所用的那些词语，是很“难听”的贬词，然而说的却正是那时人们评价宝玉的那个“叛逆者”的语意。封建正统人士正是因此而特别憎恨他。
读《红楼梦》，这一点异常要紧，断不可被雪芹的笔端给“绕”住了，因为他在特殊环境条件之下，为传其真，却只好要用“假语”。
石头怎么“幻形”成为宝玉的呢？你看雪芹写得迤迤逦逦，断断连连，像似迷离，实甚明白：那被弃不用的大石每日悲号哀叹，这天忽然来了僧道二人，因谈尘世之情状，惹动了石头的凡心，力请助它下凡历世。僧道“大展幻术”将极大的巨石缩成一块小如扇坠的美玉——这里有大段叙写经过的文字，早经佚失，如今“新版”《红楼梦》已然恢复了全文——缩成了小小的美玉，这才纳入袖中，携之下凡。写到这里，雪芹笔便一停，转写别处去了。下面忽然在甄士隐做梦的时候，却又让他遇见了这僧道二人，二人正在讨论携石下凡入世的事。士隐乃向他们求见这石头一面，竟然如愿以偿，正要细看时，梦已惊醒，“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笔又顿住了。雪芹用此妙笔“交代”了宝玉的降生，那时节是烈日芭蕉之景，应是初交仲夏天气。所以到第六十二、六十三两回大书，专写宝玉生辰的盛会时，整个写的都是开始进入仲夏的风物景色。脂砚斋批《石头记》，常说“一丝不错”。雪芹的笔法，是这样令你“不知不觉”地被他引之入胜，你这里还在“莫明其妙”，他那里却是“一丝不错”的呢。
副篇 几大课题
本讲正文，很是简短，所涉及的内容却是既不“简”又不“短”的。隔了一段时间自己再重读时，觉得这样的文字可以说没有什么“水分”了。水分是没有了，可是也就显得太“紧实”，很多话太粗线条了。既然言而不畅（是受当时条件约束所致），未免聆而难明。在实际上，这一讲所包括的内涵，假如写法略一从容，将笔只“铺”开那么一些，就当写成一篇“大”文。
比如，第一个课题就是：有些研红者认为曹雪芹以贾宝玉为主人公，是写他的“色空观念”——世间万物不过梦幻，种种色相只是空花泡影，即佛家离尘出世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否如此呢？大可研究，且莫鲁莽。依我个人之见，正好相反。雪芹开头以女娲补天领起全书，就是济世救民的思想。被弃的大石，为何日夜悲号感叹？正因它不得去参加补天的这场大事业。这已无可如何了，所以它一听僧道讲述人间尘世，就非要“下去”不可。《石头记》记的就是它下世的经过和经历，可是全文的最后，却有一偈子，说道是：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这说的就是一番补天，一番入世，都徒劳枉费，而毫无建树，白白在“红尘”（人间世）经历了那么多年！这乃是作者的一生叹恨，此怀难遣，万不得已，这才去写一部稗官野史，小说闲书！这是明明白白地诉与读者，难道这种情怀心境，却反而是消极虚无、离尘出世的？我是无法形成这种理解、达到这个结论的。
对这一课题，我在别处也从不同的角度作过一些讨论，在此俱难尽述，不过为本讲正文略加补说而已。
再如，古今中外，作者为了写好他自己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不知要费多少心血，除了真是以坏人（或反面人物）为主角者以外，大多数应当选用最得宜最恰切的措词和手法去刻画他自己心爱的中心人物的。雪芹十年辛苦，呕心沥血，为写贾宝玉而奋斗了一生，然而他在全书中对宝玉全用贬笔，几乎没有几句是说他好的话！他为何不去正面歌颂赞美宝玉，反而处处出以讥贬嘲谤之辞？这个特异现象，在我国文学史上应当引起极大注意，在我们的文艺理论上应当有所研析阐述才是。而不应视而不见，置而不论。对此，我曾多次在讨论会议上提出，希望有同志加之研讨。但截至目前，似乎还未见专文论及。所以在此再一申说，盼望能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留意此事[注]。
关于宝玉的生日，也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全书对谁的生日都以直接的和间接的（可以推算的）笔法点明是哪月哪日，唯独对主人公宝玉的生日反而绝口不提月日。是又何故？经过仔细研析，我们可以断定是在四月二十六日（此处只说明一句，不详细罗列理由。异日写文细说）。这同样令人诧异：雪芹为什么又如此讳言一个日期？难道其中了无缘故？这些，《小讲》自难备及，但是我可以提端引绪，以供读者思索玩味。
[注]最近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专家浦安迪教授（Andrew.H.Plaks）惠示他所写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中西长篇小说文类之重探》，其中有关段落，引录于此，以供参考：
以上的推论，并非主张长篇小说的主人翁必是一些生不遇时的破坏分子，或者一如许多当代小说里的主人翁那样是一种“反英雄”。我们强调的是，他们几无例外都可列入卢卡契所谓的“矛盾人物”之中。换句话说，他们已不独是一群面对“问题”的人物——其实他们自可依赖本身的潜质来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小说家的主要目的，是要透过此等矛盾人物之所见所闻，透过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对人生大体的意义发出疑问。在西方的传统里，小说家在探索人生之深意时，大多提出连串与事物的本体及认知有关的问题，诸如，对知识本身的困惑、自我的疏离感、人际传通之艰难等问题，而此类疑难最常以“爱”的题目演现出来——从此“爱”即成为整个西方传统的核心主题。此种内容在中国的长篇里则占比较次要的地位。但归根到底，类似的主题仍可见于君臣、将士、男女，以及朋友之间知人知己的重大提纲之下；此外，亦见于儒家传统下的首要学门之一：文人修心修身之道……从叙事的对象回到叙事的手法，我们又发现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大特色：以反语修辞为其惯用的、典型的叙事手法；此亦我们界定该文类的另一准则。换句话说，长篇小说家越来越意识到他笔下所有英雄人物的矛盾本质，而此种态度则难免要驱使他运用曲笔反语来反映他一手所创的矛盾人事。辨识曲笔反语的叙事手法以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文题特性，一则可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家总是要倒他自己“英雄”的台，并且还要不断地挫折他们的锐志；二则又颇能将长篇小说跟通俗叙事的传统分开；三则也较为切合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状况。虽然读者通常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视为积极模拟人生各种不同境界的小说，但笔者相信，大家如果对原著详加分析，即可发现四大奇书的作者实际上对民间流传的故事已经作过极富曲笔意味的修改。……在自传式的长篇小说里，无论作者是否隐藏他自传的意图，反语修辞法始终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西方的自传形式，从卢梭、歌德而到20世纪的第一人称小说，一直不停地发展，终于在小说传统中形成一大潮流。也可以说，小说家是把主要的模拟对象推移到他本人身上了，而这只不过说明了长篇小说文类发展所趋向的一个必然终点。有趣的是，我们再回顾中国的长篇时，竟也目睹清代的小说大量地转向自传式的发展。
长篇小说以曲笔反语为修辞的利刃，不但是针对作品里的人物而发，它的刃锋有时更刺向作者本人。最后，小说家甚至要对自己以种种模拟手法所创出的整个小说境界，提出疑问。但矛盾是，小说家越想在处理行文期间所遭遇的困难时，自由地施展他个人的意志，他就越得面对小说创作的基本条则：长篇小说的内容形式，总不能脱离现实主义的固有局限。正因如此，我们即可于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中，观察到小说家渐趋自觉地把各种说书的手法沿用于作品之中。表面上，此等手法（如对句的回目、回末的总结与预告、“说书人”的插语等等）可让读者认清故事情节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却不外令读者留意到作家本身的功用——留意到一个作家怎样透过小说的架构而在人类经验的无常变易中套上一副理路分明的骨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