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坐在机构外冰凉的地板上,我思绪万千,过去一幕幕悲惨的经历不停地在脑海中闪过。
初次接触这个“制度”是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又在发酒疯,那一次他一把把我从房间里扔了出去,从而造成了我的不完全骨折。事实上,我并不太记得这件事了,还是一位社工在多年后告诉我的。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每逢下雨我的手臂都会隐隐作痛。
母亲曾经对我说,父亲以前并不暴力,但成为父亲之后,他体内的暴躁情绪似乎被彻底释放了出来。我的父母是在海军军队里认识的,两人同样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当时他们驻扎在诺福克海港。据母亲描述,她与一级准尉威廉·西奥多·柯伦(朋友称其为“比利”)的初遇场景,宛如童话故事般美好:那时的他,身材高大、臂膀宽厚、浪漫而不失风趣……简直就是现实世界的“比利与贝特西”[4]。
然而,这样浪漫的故事只存在于想象中。真实的情况是:父亲由于多次酗酒、宿醉,违反了军规,最终被海军开除。而母亲在之前曾与一名水手有过一段短暂而失败的婚姻,并生下了我那同母异父的姐姐夏洛特。当时,她作为单身母亲一边为海军工作一边照顾姐姐,已忙得疲惫不堪。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兵役生涯结束的父亲替她收拾好行囊,并向她求婚,母亲当即兴奋得连连点头答应。
于是,这对新人——柯伦夫妇便搬到了诺森伯兰县生活。那是弗吉尼亚州一片隐世的乡村之地,被人们称为“北内克”。他们住在林子中的一间小屋里,周围没有邻居。
或许父亲喜欢这片宁静更甚于母亲。
接下来的日子,一家人靠捕鱼、卖鱼为生。他们的生活模式非常简单:父亲每次都会出海很长一段时间,有时甚至持续几周,然后兴高采烈地带着鱼和现金满载而归。那是一段美好而平静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父亲又开始酗酒了。从那以后,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怒,甚至发展到时不时把母亲暴打一顿的地步。
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仅仅是因为垃圾桶里钻出了蚂蚁,父亲就暴跳如雷地咒骂母亲在他外出时偷懒不做家务;甚至还夸张地表示哪怕房子外的葡萄藤都爬到屋顶上了,她也会不管不问。有时候,父亲也会因为钱的问题小题大做,甚至还会假想母亲在外面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或是因为一些他自认为不可饶恕的事情而大动肝火。但第二天,他就会道歉,并向上帝发誓绝不会再有下次。之后他便去出海,等他回到家来,新一轮的循环会再度开始,简直如同潮汐一般规律。
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的母亲——一位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明明可以有更好归宿的女性——却偏偏选择继续待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或许,这足以证明家暴是可以慢慢摧残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她不仅和他一起生活,还进一步深化了这段关系——她生下了我。
我想母亲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了。我的中间名本应随父亲的曾祖母为“霍普”(英文中代表希望)的,但当医院的工作人员问她出生证上“姓名”一栏写什么时,她在未经父亲同意的情况下便私自改为“安妮”。
在我出生九年后,惊喜、意外抑或奇迹再度降临:我弟弟泰迪出生了。
我至今无法理解母亲为何认为多一个孩子会让事情好转,甚至能够改变父亲的性格。可事实上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情况并没有得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好转。我早年的许多记忆,都和社工有关,他们总是做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试图让我说出家里的近况。
我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我至今都完全无法理解社工们的逻辑:为什么父亲的暴躁行为就要导致我离开自己的家庭,而其他人的行为(对我来说比父亲糟糕得多)却不会?渐渐地我对寄人篱下的生活感到恐惧,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竞争:每一个被寄养的孩子无时无刻不使尽浑身解数,只为争取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关爱、食物或大人的关注。
当然,或多或少,在被寄养的过程中也会遇上不错的家庭。有时好不容易被好人家收养,但过不了多久仍然会被强行带走,送回父母身边。这样的经历往往令我更为难过,每次都会流下不舍的眼泪。
然而大多数时候,可就没那么走运了。根据规定,国家每个月会按照每人500美元左右的额度补助收养家庭,以供被收养人衣、食、住的开销,然而在那些明显只是为了获取资助金的家庭中,真正用在我身上的钱寥寥无几。
其中有位养母,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了。她在抚养亲生女儿的同时,还收养了三名孩子——两个男孩和我。她的亲生女儿有自己的房间,而我却得和另外两个男孩子拼一间房。不用上学的时候,我们三个就会被打发出去,不到晚餐时间不准回来。每人每天只能拿到一小袋分量的午餐,那点儿食物只够撑过上午10点半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多少个漫长的下午,我在她家的后院流连,透过窗户嫉妒地看着她的亲生女儿坐在电视机前吃零食的场景。
在另一个寄养家庭中,我成了八个接受寄养的孩子之一。我们八个人满满当当地挤在两个房间里。这个家庭的养母更加糟糕,她热衷于挑起孩子之间的争端,鼓励大家互相打小报告,并惩罚犯错的孩子。一次,有个孩子举报我,说我在橱柜里私藏食物。这位养母听后便把我的头发乱剪一通,后来更是让我只穿着内衣去到男生们的房间里,并勒令我大声承认自己是小偷和谎话精来作为惩罚。
开始的时候,每在别人家寄居一段时间后,我就能暂时回到家中。待在家里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这既取决于父亲如何聪明地掩盖自己的暴怒行为,更取决于他如何威胁母亲保持沉默。
另一方面,母亲以她自己的方式爱我。她亲昵地称呼我“小南瓜”——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恶心;她会温柔地帮我梳理长长的头发,比任何一位养母都要温柔;她想方设法地让我接触到更多的书籍,尽最大可能满足我的求知欲,因此我才能避开现实中的纷纷扰扰,转身藏匿于书中的幻想世界。
但她唯独没能做到她最该做的那件事——保护我,离开比利·柯伦。于是这种“家—寄养家庭—家”的生活模式和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九岁那年。
每次父亲虐打母亲后,她都要吃止痛片。在我九岁的时候,母亲吃止痛药吃上了瘾,这使她不得不开始和医生进行性交易,以换取稳定的药物来源,例如维柯丁、羟考酮,或其他医生所能提供的止痛药品。
一天,当泰迪被人们发现只穿着一片脏尿布,一个人爬到诺森贝兰县的360主道附近时,母亲正处在嗑药嗑得恍恍惚惚的状态中。于是,和往常一样,社会福利机构的人又一次介入了。而这一次,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夏洛特交代了一个爆炸性消息:自从她的身体开始发育,父亲就一直对她实施性侵。
社工对我那嗑药成瘾的母亲发出了最后通牒:戒除药瘾、离开丈夫或者永远离开孩子。
最终,母亲选择了那个男人,而不是我们。她自愿签名放弃了抚养权。或许只有长期受虐并依赖化学药物的人才能理解她在想些什么吧!
这一切都已经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的亲生父母。
我完全变成了州监护对象,生活唯有更加地颠沛流离。我知道,再也没有所谓的“家”可回了,因为我已无家可归。但我却无法预测下一站会到哪里,也没有人特别关心我,跟我解释这一切。
我做错什么了吗?我考的A还不够多吗?如果我要是再听话一点儿,他们会不会把我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呢?这一切究竟该怪谁?我最后一任养父母?最后一任社工?还是我自己?
直到大学里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够了对事实的过度分析、对自己的过度苛责等各种行为了。没错,我的童年是以寄养孩子的身份度过的,但只要接受这一事实,就绝不会再允许我的成人生活也受到这种身份的负面影响。不管怎样,我挺了过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并且我再也不会回到原来那种混乱的生活中了。
因此,现在要亚历克斯重蹈我的覆辙实在是残酷至极,就像是发生地震许久之后的余震,仍然可以撼动整个大地。
而我此时就站在这里,站在这个福利机构外面,因余震的余波而颤抖、蜷缩。
最终,我还是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回车里。
本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希望他能在到家时看到我。
我们家是一个整洁的、有三间卧室的战后牧场。房子紧挨着名字唬人的德仕伯霍罗路(英文原意是“绝望中的空路”),路名取自数十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德仕伯一家,直到现在这个家族的一些后人还住在这里。它的具体位置坐落于斯汤顿市的近郊,铁轨的另一侧——只要你下了250公路,直接穿过铁轨下方便是。
这套房子是在我刚怀孕的时候买下的。那时我对本说,咱们可不能把孩子生在以前住的底层公寓里,我对那里尤其有阴影。我想要一间舒适的房子,一间有四面围墙和白色的篱笆栏,窗外再摆几盆让人心情愉悦的小花盆的房子。那时,一定是孕妇特有的荷尔蒙在作怪,让我特别有安定下来组建家庭的欲望。
而本当时正为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做最后的努力。他一直对巨额的学生贷款耿耿于怀,这笔债务需要在他获取学位证后不久还清,这无疑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并且他也承认不知道毕业后去何处工作,即便有人暗示他可以在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找到一个教职岗位——因为在他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历史系似乎有人退休了,因此留下了空缺——但这毕竟八字还没有一撇,所以当时的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搬家的准备。
最终,他做出了妥协。我们倾家荡产,把所有的应急储蓄都拿了出来付了房子的首付,之后就开始祈祷千万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房子是去年10月份买的,那时我已怀胎七月,之后的两个月里,我和本全身心地投入装修,以迎接亚历克斯的到来:我们买了高压水枪来冲洗房外的污泥;我的朋友马库斯用带来的绿篱机把生长旺盛的灌木修剪了一番,使得阳光可以透过窗户照射进屋内;而他的妻子凯丽也没闲着,她负责帮我们刷漆。
接着,本还给我准备了一份大大的乔迁之喜:美丽、全新的白色篱笆栏!我问他钱是哪儿来的时候,他十分腼腆地守口如瓶,并开玩笑说是卖肾攒的。
对了——即使当时已经来不及种花了,我们仍然在窗外摆了几个花盆。后来,本在过季大甩卖时淘来一些郁金香的鳞茎,我们就种进了盆土里。像我这种童年四处漂泊的人,总是乐观地种下希望的种子,哪怕几个月后它不会发芽。
经历了三十一年的漂泊后,终于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安定。一想到花开之日,便是宝宝降生之时,我不禁感到由衷的幸福。
不久之后,绿芽儿破土而出。那时,我们正处于初为父母的辛劳中——晚上睡不好,早上要起早,还要面对婴儿各种“蛮横无理”的要求……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曾经的我是多么地幸福。
在我驾车驶上德仕伯霍罗路,穿过铁轨下方的这段时间,我一再安慰自己:一切都会没事的,我还会和亚历克斯一起欣赏窗前的花儿,看着它们一朵朵地绽放,我们的生活还会像过去那般美好。
然而,当我经过私人车道尽头的邮箱、掉头开往自己家时,才发现我的那栋房子已经被警察查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