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听到圆号的声音，我都不觉得那是我自己发出的，反而像是从更远的地方的雾气里传来的。”追回记忆的圆号手眯着眼睛，没有看任何人，然后，说出了这个句子，“能想象吗？声音好像是从身后的某个深谷中，雾一样蔓延上来，包裹住整个舞台。”——他做了一个包住的手势。
——开头是这样的。
我被吓了一跳——只是看到这个名字，万福街上的声音就伴随着耳鸣席卷归来——在我搬离那里之前全部的回忆，我和刘蓉蓉放学回家的时候远远看见这个城市还潜伏在大地上的风景，闻到母亲们炒菜的味道，她趴着对我说的那些话，她骄傲地向我宣布她最新发明的句子。
我想到了这句话，它们就在那里，一碰就落了出来，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样。
上午下班之前，怀着祈祷她还没有换手机号码的心情，我给她发了一个短信，内容是：“我看见你的新小说了。”
她并没有回复我。
那天中午我吃了番茄牛肉盖浇饭，吃完之后，沿着出版大厦旁边的小路来回走了两次，这才上楼。在电梯里，我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是她的电话号码，我接了起来，但是信号奇差，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急得按了一个最近的楼层，两步跳出电梯，连连喂了好多声，终于听到她在那边叫我：“姐？姐？”
“哎！哎！”我说。
“哎呀，你在哪儿呀，怎么信号这么差？”刘蓉蓉以熟悉的语气开口，根本不像是好几个月都没和我通电话的样子。
“嗯，在单位。”我说。
“你上班了？”她不敢相信。
“是啊，我去年毕业了。”我说。
“啊！你终于毕业了！我还以为你要继续念呢！”她夸张地说，一边叫，一边咳嗽起来。
“怎么啦？感冒了？”我问。
“没有，没有，”我能够听到她摸索着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说，“刚起来，嗓子不舒服。”
“哦，看见我给你发的短信了？”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嗯。是呀。”她反而大大方方地说。
“你最近，是有什么事吗？”我问她。
“没什么特别的事啊。”她用很愉快的语气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刘蓉蓉也有了轻描淡写的本事，可能是从姑妈过多的歇斯底里中得到了反面教育，她曾经每天一放学就往我家里跑，也曾经长篇大论地写信给我，但是这些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嗯。”我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啊！你是说看到我写的那个小说了吧？”她却自己说到了那件事。
“对啊。所以有点担心你。”我说。
“不用担心，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我最近谈恋爱了，所以很开心，你要接着看哦，等到看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她笑起来。
——她的确是那样说，“等到看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们挂了电话，我走了四层楼回办公室，坐在位子上看完报纸上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故事中主要有三个人，“我”、指挥家和圆号手。简单地说，“我”和指挥家想组织一个交响乐团，而圆号手是我们的应征者。
当然不仅如此，故事再次写到了那头在城北垃圾场中轰鸣的巨兽，它曾经在第一个《声音乐团》的故事中出现，并让我印象深刻，但是现在它却从故事的一开始就陷入了沉默。
“兽的声音消失了，不仅悄无声息，而且无伤大雅。”刘蓉蓉写道。
这之后，不知何故，城市中的古典乐从业者们大批失业，咖啡店中也不再播放音乐，于是，有了指挥家，他宣布，只要重新组成一支乐团，演奏马勒第二交响曲，就可以重新唤回兽的鸣叫。
“我”相信了指挥家荒唐的话，并且帮助他开始应征乐手。在城市中关于巨兽的回忆各不相同，对于“我”来说，回忆是：“兽停止鸣叫之后没多久，父亲死了，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被一辆卡车撞得直飞起来，落在十七点八米外的地面上，具体时间是晚上七点过二十分。”
相比小时候，除了文章字句更加顺畅，并且终于正大光明地写到恋爱和一夜情之外，刘蓉蓉并没有太多改变，我依然能从故事里清晰地发现她生活的痕迹——在故事里，她再次写到了海豚酒吧。
海豚酒吧——在海豚酒吧中，指挥家面试着每个陌生的乐师，而“我”最后和圆号手睡在了一起——我死死地盯着报纸，好像这样就能了解她这么写的原因，或者说，我并不是不知道原因，只是不想再想起——但刘蓉蓉宣布：“追回记忆的圆号手”——她做得很好——就在那一天，我把这篇小说看了整整三遍，这故事对其他人可能普通，只是报纸上另一则奇情小说的开始，但对我来说，却是刘蓉蓉所带来的孤注一掷的信号，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如此不顾一切，好像要把自己彻底呕出自己的身体。
但她本人却对阅读者的揣测表示了否认。
以前，刘蓉蓉刚刚出版了一两本书的时候，我问过她：“你的小说里为什么老是要有那个海豚酒吧？”
当时她来我的寝室看我，坐在床沿照着镜子试新买的口红，她放下镜子，做出惊讶的样子，唱戏一样，反问我：“没有海豚酒吧怎么活？”
这句话是她那时候的口头禅，那年她终于从姑妈那里搬了出来，靠自己的稿费租了一间单人公寓，虽然条件简陋，上上下下住的人在我看来也形迹可疑，但是她却每天得意忘形，动不动就说，“没有口红怎么活？”“没有香草冰淇淋怎么活？”“没有天美百货怎么活？”有一天她还说，“姐，我没有你怎么活？”
她很喜欢说这样的话，好像如果不说，我们所有的感情就会荡然无存，有时候她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和我打电话，一直念：“姐，我想你了想你了想你了。”念到高兴的时候，再加一句：“姐，我没有你怎么活？”
当然，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们激烈地争吵了，然后疏远——但刘蓉蓉不管，先过了嘴瘾再说。
从母亲的来电中我可以得知，刘蓉蓉的死亡对姑妈是又一个致命的打击，她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每一个来看望她的人讲述她这么多年来的辛苦、悲伤和不为人知。“说得人也烦了。”母亲有些抱怨。母亲说姑妈说得人也烦了，亲戚们尚且如此，偌大一个永安城谁又关心谁的事呢？刘蓉蓉以坠地的重重一响，只能换到一个报刊市民版的滑稽回声，我把那张报纸揉在手中，来来回回看关于她的报道，揣测一个陌生人看见它的心情。
在报道中，亡故的小说家将编造的天赋慷慨赠与他人：那些夸奖她的小说其实非常优秀的评论家，说她为人谦和、对工作认真的市报编辑，我的姑妈和街坊邻居。此外，还有编辑办公室尹主任。
刘蓉蓉去世的消息上报之后第二天，尹主任像模像样地走过我的办公桌，停下来，漫不经心地说：“小杨，《声音乐团》那小说的选题已经过了。之后的工作你要跟进啊。”
我目瞪口呆，就在半个月之前，在同一张桌子前，尹主任把我的选题报告扔回来，义正词严地教育我：“小杨，我们是做高雅文学的，怎么报这种趣味不高的作品上来？听说作者是你的亲戚？——那也不能这样啊。”
可能发现我表情有异，尹主任强调：“周社长也对这本书很重视啊，小杨，你要多用点心，相信我，这本书一定会做得非常不错。”
“可是，”我好不容易发出声音，“版权……”
“哎呀！”尹主任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会还没去谈版权呢？这下麻烦了！这样吧，你赶紧去联系一下，反正作者是你表妹嘛，亲戚说话还不容易！条件，我们可以比平常高一点，但是要尽量压低。”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立刻下了命令：“我看你今天下午就去把这事办了，快刀斩乱麻，这本书社里希望能赶上暑假的书市。”
尹主任五分钟之内就把我赶出了办公室，要求我今天晚上打电话，给他一个回复，他脸上的表情让我觉得我们在谈论的是一部旷世奇作。
鉴于刘蓉蓉本人已经死亡，我只好去找她唯一的亲人谈论这件事。
一路上，我想了无数个开头，刘蓉蓉尸骨未寒，姑妈在电视上的狂态犹在眼前，母亲的抱怨也在耳边回荡不已，我只有试着努力做深呼吸。
我先给她打了电话。
电话响了十多声她才接起来，“喂？”姑妈的声音有点嘶哑。
“姑妈，”我顿了下，“是我。”
“你是？”姑妈迟疑地说，我回想着自己到底多久没有给她打过电话了。
“我是杨帆。”我说。
“啊！帆帆！不好意思，我都晕了，你今天要过来吗？”姑妈期待地问我。
“今天有空了，我现在过来看看你。”我谢天谢地，顺水推舟。
“哎呀，你们现在上班那么忙，你又跑一次，算了嘛！算了嘛！”姑妈说。
“没事，我已经在路上了。”我说。
“那好嘛，我等你，还是帆帆有心。”姑妈的声音忽然不对了，我觉察到她马上就要哭了。
“那我马上到，就这样。”我在她发作之前挂掉了电话。
虽然，比起日新月异的永安城，万福街基本一成不变，但现在终于有了变化，我找到姑妈家，院子门口的那棵泡桐树居然不见了。
我一走进去，就看见刘蓉蓉的灵堂摆在院子里，五颜六色的花圈到处都是，纸钱的味道几乎呛出了我的眼泪。
姑妈坐在灵堂里面，下午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来，她垂着头，好像睡着了。
我走进去，叫她：“姑妈。”
她被惊了梦一样弹起来，猛地抓着我，叫：“蓉蓉！蓉蓉！”
“姑妈！”我又叫了她一声。
她这才看清我是谁，坐下来，说：“帆帆。”
我把提包放下来，先去给刘蓉蓉烧了个香，她遗像中的样子是那样陌生，虽然我们还不算很久没见——两天之前，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但是比起那张妆容细致的照片，她临死前的面孔属于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
我跪下去双手合十，大脑一片空白，姑妈就在我身后揩着鼻涕。
站起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她的遗像放在了小时候我们写作业的那张课桌上——也可能并不是，它只是一张普通的课桌，却由于放置着刘蓉蓉脸孔的形象成了我们小时候用过的那张。
我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姑妈连忙过来扶我：“帆帆，你还好吧？”——也才不过就几天没见，姑妈的皮肤骤然松弛了，冒出了新的黄褐斑，瘦了，额头上细细密密渗着汗珠。以前她说，她容貌的衰败全都是因为刘蓉蓉和姑爹，“我这辈子就是被你们两个人害了！”——她中气十足地骂。
现在，居然连中气也离开了她，她只有颤颤巍巍地抓着我，说：“我刚刚梦到蓉蓉了，她那时候好小哦，穿的那件娃娃吹泡泡的毛衣。”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漫无边际地展开，从那件我早已忘记的毛衣开始，到各种亲戚的琐事结束，她说到我从没见过的爷爷和奶奶，父亲，她还难得地说到了母亲。本来，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其实很少，也就是我们家还没有从万福街搬走之前的那些，但是姑妈有本事从中派生出无数的事件，她滔滔不绝，根本不给我插嘴的机会，直到她终于说到街上许家的孩子，说：“许家那个娃娃忘恩负义，这么多年了简直没回来过！他现在是不是出息了嘛，了不起了！以前每天都在我们家头转的嘛，现在我们家头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来，要没蓉蓉她爸，哪有他的今天？”
她就停了下来，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脸色苍白。
于是我适时地接口，把话题转移到我要谈的事情上。一切都非常顺利，姑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并且把刘蓉蓉公寓的钥匙给了我，让我要什么东西就自己去拿。
我们又寒暄了一阵，到了五点一刻，姑妈像闹钟一样站起来，说：“我要去吃药了。”——姑妈血糖过高已经多年，而她每天都准时吃药。“就怕晚一分钟她就要早死。”刘蓉蓉曾经这样对我嘲笑她。
“我走了。”我对姑妈说。
“好好，头七的时候一定要来啊。”姑妈回过头来跟我摆了摆手，走进了单元门，迅速地消失在阴暗中。
虽然想过一百种说服姑妈的方法，但是实际上过程非常简单，我只是告诉了她：“蓉蓉最近的那个小说，之前签给我们出版社的，不是还没写完嘛，我想去找找看她有没有写了没登出来的部分。”
和尹主任一样，我也编造了一个谎言，但和他略有不同的是，我的谎言并非都是虚假。连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确联系过刘蓉蓉，想要出版《声音乐团》。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本身也不是什么大牌，还说：“姐你做我的书，我一定放心嘛。”
在电话里我们再次约下一个时间，说等选题过了，我们具体谈谈合作细节。
但是，就和之前一样，这一次也依然没有成行。
从万福街出来已经很晚了，每到这个时候，永安城北面总是呈现一派凄凉，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城里外来人口聚集，盲流窜行的地段，现在终于也被改造了。但又因为改造，街面上被挖得乱七八糟，蓝色的工棚无处不见，更仿若世界末日。
我在路口迷了路，于是，毫不犹豫地跳上驶来的一辆出租车，从毒气场死里逃生般地猛烈关上车门，又摇上窗户——我小时候长大的那街道已经老了，它跟不上出租车的速度，被我们飞快地甩到身后。
就在背部接触到实物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刘蓉蓉。毕竟，在这些街道上的日子里，我们形影不离，我就是她，她就是我，我们曾在这上学放学的记忆，去捏着零用钱买果丹皮的记忆，蹲在马路上看永安城最开始出现的红色出租车，羡慕有钱人的记忆，以及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的记忆，它们让我迷糊了，难以分辨到底哪些是她经历的，哪些是我经历的——直到司机开上了幸福大道，我才发现，我居然报了她住所的地址。
也罢，反正我也不知道所谓正确的目的地现在何方。
刘蓉蓉住在云景大厦第十七层，她住院的时候，为了收拾一些衣服给她，我和姑妈一起匆匆去了一次。
直到可以正眼打量这座大厦了，我才发现它名不副实得厉害——楼道里都是来历不明的污垢，楼道尽头的安全出口几乎被大量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垃圾堵了个严严实实，在电梯口等电梯下来的时候，我身边一个发出异味的外地男人让我背脊发凉了好一阵。
他居然没同我进一个电梯，我赶紧按下十七楼，之后得以独自在电梯中回忆这处住所——几天前的匆忙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屋里相当杂乱，并且窗户大开，一开门风就可以涌人满怀。
毕竟才是三月，我缩着头以迎接寒风之势开了门，却发现室内洁净温暖，各种东西都井井有条，好像之前的横尸遍野不过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卧室居然亮着灯，不仅如此，还传来低哑的人声，似在哭泣。
这正符合大厦让人毛骨悚然的氛围，我不寒而栗。同时，里面的人也被吓了一跳，我听到有人站起来，问：“谁？”——是个青年男子的声音，中气十足，有些沙哑。
他问我是谁。这问题却让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手足无措间，我只得说：“我。”
这顽劣的习惯只有刘蓉蓉有，长久以来，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敲门，无论熟人或者陌生人，别人问她是谁，她都说：“我。”再问，依然是同一个答案，冥顽不灵到极点——我曾经教育她，“别人哪知道你是谁呀？”可以预料，和任何严肃的问题一样，她依然吊儿郎当地说：“哎呀，我就是我嘛。”
其实只有不到一秒钟，我站在门口想到这些事，里面的人已经冲了出来，他冲出来握着我的手，叫我：“蓉蓉！”
——和姑妈一样，他终于发现我并非刘蓉蓉，于是赶紧放了我的手，尴尬地看着我，问我：“你是谁？”
自然，我不能像她一样，回答他“我就是我”，我说：“我是她姐姐。”
他上下打量着我，终于露出了然的神情，他说：“啊！我听蓉蓉说过你，你好，我是她男朋友。”
我继续沉默，他这才发现自己的介绍尚未完全，于是补充道：“我叫周云涛。”
“你好。”我终于说，在心里默念了一次他的名字，“周云涛”。
“你好。”他说，“那个，我，是来拿东西的。”
“噢。好的，”我说，“我也是来拿些东西。”
“那，那你拿，我先走了。”他是一个长得很高的男孩，身材魁梧，看起来是刘蓉蓉会喜欢的类型，不过此刻神情非常憔悴，双眼通红。
他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入室抢劫犯，我连忙说：“没事，我没急事，你待着吧，我先走了。”
我转身要走，他却拦住我了，他说：“没事，我一个人也难过，你坐会儿吧。”
他的神情依然令人心碎，于是我坐了下来，他像主人一样走进厨房去给我倒水。
周云涛居然给我端了一杯橙汁出来，也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坐在另一张单人沙发上，喝了一口，不说话。
我寻找一些话来打破沉默。在通常的情况下，第一次见到表妹的男友，应该有很多话可以问，例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是怎么认识的？”还有家人必须附注的叮嘱，“她脾气不好，麻烦你多担待些了。”等等。
但是现在，这些话统统成不合时宜的了，我一时手忙脚乱，胡乱捡了一个问题，问他：“你是做什么的？”
他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在问他，于是回答我：“在市三交响乐团工作。”
就像在报纸上看见刘蓉蓉新连载的时候一样，他的回答让我耳鸣了。
“我是吹圆号的。”他接着介绍自己。
我就笑起来。
他被我笑得莫名其妙，问我：“怎么啦？”
“没事，没事。”任凭自己被他打量，我摇头忍住了笑。
他一定没有办法理解我笑的原因，可能还认为是悲伤过度所致，但并非如此。我笑是因为刘蓉蓉的确就像一只愚蠢的仓鼠，把一切真实都摆入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也使得我终于在《追回记忆的圆号手》中寻得了一丝安慰：她写到的那个圆号手，那个和“我”一夜情的圆号手，寻找一个和“我”有着相似面孔的旧日情人，原来就是眼前的男人。
“你以前是不是长头发？”我试探着问了一句。
“是，你怎么知道？”他有些惊讶。
我终于笑出了声，他可能并不看刘蓉蓉的小说，或者不爱，或者没有时间，所以他失去了那个机会，看见她就那样粗鲁而端正地把他摆在了报纸上，相貌、职业、身份，他们之间可能发生和曾经发生的事情，一件不落——我回忆故事中对圆号手形象的描述，发现俨然就是同一个人。
我停不下来，笑声好像让自己拥有了生命力，蹿出我虚弱的身体，填满了整个空间。
“你笑什么？”周云涛问我，他的声音有些恼怒。
我赶紧努力克制住了，正色道：“没有，我想到了蓉蓉小时候的事。”
“哦？什么事？”他成功地被我转移了注意力。
于是我不得不拿出一些她小时候的事来讲给他听，努力搜肠刮肚，想出一个恰当的事件，以解释自己刚刚的失态。
我就给他讲了一次考试，刘蓉蓉因为没有时间规规矩矩写出命题作文，就写了一篇马屁文章，叫《我爱你，张老师》——把她刚刚师范毕业的女老师吹捧得云里雾里，感动不已，并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了这篇作文。她因此逃过一劫，还从此获得了“会写作文”的美誉。
这个故事我对人讲过好多次，那个时候她才刚刚发表一些故事，我就拿给身边所有的人看，并且说到这个故事，说她天生就是个编故事的——因此，对故事的起承转合，细节描述，我都已经熟能生巧，把周云涛逗得大笑起来。
我们两个一起笑了一阵，直到客厅里重新安静下来，他说：“蓉蓉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
他就这样给了她如此美誉。因为她的去世，我那喜怒无常、见异思迁、翻脸不认人的表妹得到了许许多多的表扬。
因为她的去世，我们许多人都不得不开始怀念她，梳理我们的回忆，或者做出怀念她的样子，假装忘记自己和她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多么久。在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激烈地争吵，多么怨恨地诅咒对方，多么愤愤地发誓永生再也不要相见。
但是这些事件终于过去了，它们成了回忆，就失去了色彩、情绪，死亡这把筛子留住坏的尘埃，落下了好的，好像这就是组成我们躯体的全部成分那样。
“那是吹给过去听的声音啊。”——在《声音乐团》的第一章中，指挥家就是这样形容的。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主题自然是刘蓉蓉，内容都是一些欢乐的事情，周云涛不时地笑起来，我发现他笑的时候非常爽朗，有一股超人的感染力。我们喝了橙汁，他又从厨房找出了些巧克力曲奇，正当我不知道这对话应该如何结束的时候，他的电话响起来了。
我听到是个女人的声音。周云涛站起来去厨房接电话，他压低着声音说话，但我还是听到他“嗯”了很多声，然后说：“我马上就回来了。”
他走出来，我有一瞬间好像被一个陌生男人击中了一样。
他找回自己的神色，对我说：“那，我走了，姐姐，你忙吧。”
我送他走了。屋子里忽然冷清得吓人，我呆坐了一会儿，按开了CD播放机——那是一套小音响，是刘蓉蓉上高中那年我的母亲送给她的，母亲听我说她一直想要一个那样的可以放音乐的东西，就买了一套送过去给她。刘蓉蓉乐得抱着母亲亲了又亲，姑妈则是黑着脸冷冷地看着她们，然后一摔门出去了。我们站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家徒四壁，面面相觑，母亲可能觉得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谁知道刘蓉蓉就此露出灿烂的笑容，跟我母亲说：“舅妈！这下解放了！她终于走了！”——回家路上，母亲和我都对刘蓉蓉那句话感慨良多，因此，这件事被我一直记了下来，而那套音响也被她留到现在。
CD转动起来，响起的居然是一曲激昂又鬼魅的交响乐，又活脱脱把我再吓了一次，我按了停止把CD拿出来看，发现是马勒的第二交响曲。
这就是刘蓉蓉在她的小说中所提到的，指挥家要用来唤醒兽的曲子，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叫做“复活”。
故事里的指挥家相信只要演奏一次这曲子，兽就会重新鸣叫起来——在小说的世界中，如此缺乏逻辑的理论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并且承认了，故事就是故事，在故事里，小说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她说：“演奏马勒二交，巨兽就会重新鸣叫。”——于是就成了真的。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显然不是这样，在刘蓉蓉死去以后，即使我在她房间中播放出这雄浑的音乐，兽也不会重新鸣叫，在永安城失去的一切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换了一张轻快的流行CD，开始在她房间中无目的地翻动东西，人一死去，就好像失去了隐私权，刘蓉蓉赤身裸体死在重症监护室，给她穿寿衣的护工们对我要给她戴上文胸的要求置之不理。
我一边翻，一边忍不住责怪刘蓉蓉的怪癖，这么多年了，她依然不像正常人那样把小说写在电脑里，以便修改和保存，却迷恋使用稿纸——开始一整本，后来就东一张西一张，满天乱飞，什么地方都可能有——以前，好多次，她写完就睡，醒来却找不到昨天的某张纸，于是痛哭流涕给我打电话，让我赶快过来帮她找，她每次都悔恨无比，说：“姐，我明天就去买电脑！明天就去！”但是和其他很多承诺一样，她一说过就忘记了。作为一个频繁而激烈地使用语言的人，那些充满感叹号、句号、问号的语言对她都失去了效用，终于成了流水，它们只会轻轻淌过她的身体，甚至不会留下痕迹。
我就像个古代的盗墓者，把对先人的恐惧以亵渎来消解，但我没有找到任何和《声音乐团》有关的稿件，反而在茶几下的抽屉里发现了半条没来得及抽的烟，五个打火机，七瓶没有吃完的陈香露白露，阻止我继续翻下去的是提包里忽然响起来的电话。
铃声甚为陌生，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想到这是刘蓉蓉的电话——这手机是一个多星期以前我赶到医院时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拿给我的，他们从她电话簿一堆乱七八糟的绰号、代号、暗号中只找到了一个可以拨打的亲属号码，那就是我的号码，刘蓉蓉把它规规矩矩存成了“姐姐”。
现在响起来的电话依然是这样，它在我手中像个不安分的亡灵那样颤动着，它的名字是“古斯塔夫”，我不知道谁是“古斯塔夫”，大概是刘蓉蓉在酒吧里打混的某一个朋友吧，人们都不好好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名了，而冠以各种断章取义的绰号，想必刘蓉蓉也有这样一个诨名，但现在，只有她自己才能解开这些暗号了，但是，作为一个死去之人，她不能解答问题，也不应该再接听电话。
电话本身可能也有所感触，它只是响了一小会儿，然后停止了。
我坐下来，发现自己居然出了冷汗。我把她的手机拿在手里，那是一款黑色的手机，从我们还亲密的时候她就用这手机，上面甚至只有黑白显色，绿色的背光。手机不但功能简陋，储存短信的上限更是只有五十条，之前我已经翻过了几次，短信已被她删得没剩几条，又因为发信人姓名难以解读，内容也变得毫无意义。
但是，我忽然发现了其中的一条短信——其实它之前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发件人的名字是“ZYT”，内容是：“你居然是这样的人！我恨你！”——日期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想来是她刻意保留下来的。
我当时就看见了那条短信，那两个感叹号吸引了我的注意。有人向刘蓉蓉传达着恨意，这并不稀奇。和姑妈一样，她天生有招人愤恨的才华，她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巧言令色，而最终让我们变得疏远的，是我发现她的内心原来那么冰凉，对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以及事物，都是那样冷漠、疏离、憎恨——现在，她的情人可能也发现了她的秘密。
她曾经是我们万福街上人见人爱的小女孩，坐在窗台上晃动少女洁白的腿，但她最终变成了一个令我毛骨悚然的怪物。于是，我们再也不见面，偶尔联系，直到现在她终于彻底离开了我的生活。
我本来毫不意外她会收到这样的短信，但现在，它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的发件人，ZYT，ZhouYunTao。刚才在我面前同我热情地回忆刘蓉蓉的男人。“蓉蓉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他说。
生活在万福街上的人们说一天只能发现一个秘密，他们说的时候是气定神闲的，因为秘密太多，来日方长——我说的时候却觉得终于有些疲惫，从刘蓉蓉坠地到她去世，然后直到此刻，我才终于独自坐了下来，静静的，没有亲戚、没有街坊、没有同事，更没有陌生人——只有我和她，我们面对面坐着，就像小时候我们一起做作业那样，但是我们耳边再也没有万福街的喧哗了，我们都离开了那条街，虽然方式不同，但是殊途同归。
“你要用那个圆号手来追回什么记忆呢？”我问她。
她笑起来，完全是一个狡黠的笑容，没有说话。因为现在，她不能接听电话，也不能发出声音了。
（《天涯》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