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在湖北省金属公司工作刚刚一年，各方面都很顺利，领导也很信任我，让我担任公司团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还让我负责最贵重的金属物资如金、银、锰、铝等的保管工作。这时候，我正好又调到了二级工，每个月能拿到三十六块钱。
到了月底，我们公司所在街道武装部动员适龄青年报名参军，征兵对象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单位青年工人。金属公司的征兵指标是四人，却有十六名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应征，经过政审、体检等筛选，符合条件的有十人，我是其中之一。
当时，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出色，金属公司不太愿意放我走。可接兵干部又非要我不可。这个接兵干部在部队是个炮兵营长，湖北恩施地区建始县人，名叫刘大贤，侗族。
他就去找我们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当着我的面说：“小陶我是要定了的，其他三个人，你们给谁我们就带谁！”公司领导的目光都看着我，盼着我说出“不愿意”三个字来。
从我内心来讲的确非常矛盾，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好不容易从大山沟到了大城市，工作称心如意，待遇也很好，领导也很器重。如果去当兵，一个月才六块钱，一下子少了三十块，经济账是没法算的。可我是适龄青年，参军入伍、保卫祖国是必尽的义务。不能平时总是说“革命青年是块砖，工作需要任党搬！”可到了关键时候就打退堂鼓。男子汉，能当一次兵，也是一大幸运！再说，接兵干部情真意切，也打动了我。于是，我咬咬牙，斩钉截铁地说：“我愿意去当兵！”
公司领导看我决心已定，只得说：“那好，那好”！
第二天，公司给我们四个人放假三天，让我们回去和父母及亲朋好友告别。
他们三个人都走了，我没有回去。一是家里困难，回去要花钱，第一年春节我也是留下来值班的，为的是把省下来的钱寄给弟弟妹妹交学费。
这三天我哪里也没去，和往常一样在公司里上班。真是恋恋不舍，看到什么都很亲切，见到谁都想落泪。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是我到金属公司一周年，也就是这一天，新兵启程。
这天晚上，公司领导欢送我们，先合影后宴请。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心想：当兵是要打仗的，万一光荣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晚上八点，火车开动了，别人都有家人相送，唯独我的父母家人远在大悟，还不知道我去当兵了。不觉喉头发硬，眼睛湿润了！我赶紧往“闷罐子”车里面钻。
二十一日凌晨，我们在河南省商丘县下了火车，又换乘汽车，一个多小时后车停了下来，顺着路灯我看到一条“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横幅。带新兵的杨班长告诉我，这是第一军第二师炮兵团二连。
后来才听说，这是带兵的刘营长专门交代把我分到二连的。因为二连指导员庄正祥厚道实在，很爱才，连长郭玉武是全团最年轻的连长，才二十四岁。
第二天上午，连队干部、新兵排长分别来看望我们。班长教给我们整理内务、叠被子、写家信，我没忘记给金属公司的领导写信报个平安。
这时，一起入伍的新战士李瑞林（甘肃静宁人）、马录学（甘肃静宁人）、任贵州（河南栾川人）、石永东（四川合川人）找到我，说他们没读过书，请我帮忙替他们写家信。于是，我按照他们的意思代写，都是些大同小异的内容。
可轮到李瑞林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说他已经结婚了，参军走的时候老婆已经哭晕了，让我多写一些好听的话安慰安慰，让老婆不要担心。
我就写了：在部队里吃得好、住得好，干部对我们照顾得也很好，等等。写好了就念给他听，直到满意了才把信封好，在信封上写上地址，他亲手放进邮箱，又停了一会才离开。
晚饭后，他们四个又找到我说：“陶正明，今后你教我们认字学文化吧！”我听到后就说：“那好哇！”。
领章和帽徽，是复查身体后才庄重颁发的，同时还发了第一个月的津贴费六元。
杨班长带着我们到商丘县城照相馆照了两张相，一张是坐着的，一张是站着的，准备寄给亲朋好友。
李瑞林说：“我的先各洗三张，寄给父母一张，寄给老婆一张，自己再留一张。”我们这些光棍汉听后都笑了。
我带着十几块钱，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买了一本《新华字典》，还到文具店买了几只铅笔、几本稿纸，准备送给四位不识字的战友学习文化。
我们这个“文化学习小组”从入伍初期就开始活动了。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这些新兵就正式分班了。
很巧，我们都分到了同一个排、住在同一个宿舍，学习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新兵训练结束了，我正式分到老兵一班，班长刘云贵，是河北省玉田县苏各庄公社人，当兵前当了三年的大队书记，部队用的是上下两层高的床，他睡下铺、我在上铺。刘班长工作很有点子，嘴巴也很会讲，对我的帮助挺大的。
我们团四个营，一个营一种炮，我们一营是一二二榴弹炮。一门炮八个人，班长、副班长各一，剩下六个人，一炮手是瞄准手，二炮手是装填手，三、四炮手是大架手，五、六炮手是弹药手。
最累的是三、四炮手，两根炮架有四百多斤重。火炮用东风汽车牵引行军，到了占领阵地和撤出阵地时，全靠八个兄弟扛着、提着、抬着、推着，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有一个顺口溜是这样描述的：“班长一声令下，三、四炮手扛大架，五、六炮手提提把，还有两个顶轮卡，出发！”
后来听说，我们这批分到炮兵团的武汉新兵，要么到汽车班，要么到指挥排学侦察和计算、有线电话和无线报务。唯独我一个人分到炮班，还当了最苦的四炮手，心里就有些想法，脸上也表露了出来。
刘班长就找我说：“陶正明，让你当四炮手是连长和指导员的意思，准备让你当连队的理论骨干和文化辅导员，帮文盲战士学文化。下一步连队还要培养你，让你去炊事班做饭、养猪，到各个艰苦的岗位都去体验体验，锻炼锻炼。”
听了班长的一番话，我渐渐想通了，也弄明白了，原来这是连队干部有意识地把我放在艰苦的岗位上培养我、锤炼我。
我从小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到部队后，我每天都比其他战友早起个把小时，要么到俱乐部看书，要么到菜地劳动。星期天不是替战友站哨、到炊事班帮厨，就是帮战友洗衣服、教战友识字。自己还每天坚持写日记、写读书体会。
当兵第一年，我就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国通史》和每期的《解放军文艺》。
我通过学习和参观军史资料，知道了我们一军是一支大名鼎鼎的王牌军，是贺龙元帅的老部队。红军时期，是诞生于湘鄂边的红二军团，抗战时期，是一二〇师三五八旅，解放战争时期，是席卷大西北的“天下第一军”，打过许多大仗恶仗，参加过抗美援朝，涌现出贺炳炎、廖汉生、余秋里、黄新庭、梁人芥等诸多著名的开国将军，闻名全军的“红军团”“百将团”“硬骨头六连”，都是这支英雄部队的。
在这么一支有传统、有荣誉的响当当的部队服役，我很满意，我决心好好干，为这支部队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有一天早上，我去菜地干活，看见路上有一堆新鲜牛粪，还冒着热气，正好离我们菜地不远，没有合适的铲具，我就用手捧到菜地，来回好几趟，谁知道这事被早起锻炼的龚副团长看见了，他问我是哪个连队的，叫什么名字，我一一回答。
没想到，早晨广播里居然就播出了“二连新战士陶正明用手捧牛粪种菜”，很快连队黑板报也登了这件事。晚点名的时候，连长还表扬了我好几遍，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有时候，领导越是器重你，你就越有了压力，要干更多的活，身心也更累。
这期间，我还放弃了一次调回武汉的机会。
一天上午，团里突然通知我到军务股保密室去一趟，我不知道什么事，就跑过去了。
两个干部上下打量我，问了一些情况就让我走了。
当天晚上，指导员找我，说是武汉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想挑一个公务员，派人下来找，两个人见到我后给首长汇报了，首长听说我学过中医、会推拿，很感兴趣，指定调我去。
我当时很想回武汉，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时指导员说：“你在连队干得挺好的，我们也舍不得你走，但我们不能说不让你走。你自己可以跟他们说，刚从大城市来，想到基层好好锻炼锻炼。”
后来，我不知道指导员怎么向上面汇报的，就没有了消息。
等了几天，听团里军务股保密员讲：“小陶，你真傻，回武汉给大首长当公务员，肯定比在连队出息得多。”
我一个新兵，该说什么呢？连队事情多，过几天也就把这件事忘掉了。
到了十一月份，我们部队摩托化行军拉到河南省禹县训练。那天正在听“硬骨头六连”张连长做报告，李锋排长把我叫出来，说团里通知我去接新兵，让我赶紧整理东西，马上坐车回团部。
回到团部立即开会，我分到河南新兵团任营部书记，负责信阳地区商城、固始和驻马店地区几个县的征兵工作。
商城县是革命老区，那天我到余河公社走访一个新兵对象，山高路远，足足走了一上午，午饭后马上找小队、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情况，又到新兵家里走访，还到左邻右舍询问。
太晚了不能赶夜路，就住在了老百姓的家里。大队民兵连长还抽调了八个民兵站哨，保护我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我知道这件事十分感动，我说一个小兵不用辛苦大家。民兵连长却说：“你是解放军，是老百姓的心头肉，在队伍上天天为老百姓保安全，到了我们村也要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们必须为你站岗放哨。”
听了这话，我忽然懂得了很多道理，解放军在老百姓心里的分量竟然有那么重，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感情竟然是那么深！
这件事我一直牢牢记住，我们外出虽然只是一个兵，但代表的是军队和党的形象。
接兵回到团里，年终总结结束了，刘班长告诉我团里树立我为学雷锋标兵、记三等功一次，要求我今后更加谦虚一些。
晚上放电影，前面放了一段我学雷锋的幻灯片，我低着头很不自在，不知道画得像不像。
不久，连队又让我担任一班副班长。三月份，指导员找到我说，党支部研究确定我为党员发展对象，要求我再认真学习一下《党章》，对照一下看看自己还存在什么问题，以便讨论我入党时能对《党章》有基本的认识和理解。
不巧，没过几天，我突然发高烧，到师医院住院。经检查是肺炎，需要输液，起码要一个星期才能恢复。
当天晚上，部队在操场上放电影，值班女护士小刁与我商量，她把输液瓶挂好去看电影，过会就回来。
我烧得厉害，迷迷糊糊答应了她。谁知她去看电影，竟然忘了我输液这回事。等她看完电影回来，针头早掉了，药水和血水流了一床。她吓坏了，央求我不要告诉其他人，还送了我一瓶罐头，我说罐头我就不要了，你拿回去，这件事我不会给别人说的，就说自己不小心弄掉了。她听后非常感激。
后来听说，她是一个副师长的千金。
第二天，刘班长到医院看我，并说这个星期五要讨论我入党，李排长和他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只剩三天时间，如果不出院，这次错过了机会，就要等到下半年了。
我一听他的话，“咯噔”一下坐了起来，连忙喊小刁护士把输液管拔了，连队有事要出院。随后，我和刘班长一起见了主治军医，开了几天的药，办了出院手续。
回到连队，正赶上烧砖营建，拉架子车运土。由于高烧未退，身体虚弱，干活的时候我眼里直冒金星。我就加大剂量吃药，多喝水，硬撑着和大家一块装土、推车。
可能是劳动出汗多了，又喝多了水，病就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星期五下午，连队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我的入党申请。十几个党员先后发言，给我提了很多意见，有的说我骄傲自满，走路时脖子都一晃一晃的；有的说我对辅导战士学文化不耐烦，甚至有的说我入党动机不纯、考察时间太短。那些批评火药味真浓，有的话说得像针扎似的疼得钻心，我脸上火辣辣的！
我老老实实坐那里听着、记着，大家发言完了，大会表决。
那时入党对象可以在现场。十七个支委，十五票同意、两票反对，投反对票的还是两位河南人，一个副连长，一个副指导员，都姓郭。到部队后我就听说老乡观念严重，开始还不大相信，自从经过这件事，我算是真心领教到了！
少数服从多数。尽管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那次会议使我记忆犹新、受益终身！
那时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叫“武器”，真是解剖人的思想和灵魂的手术刀！
四月下旬，我们到河南确山县刘沟靶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二十九日晚十点多，夜训结束撤出阵地时，新驾驶员倒车刹车没踩实，车向后滑，火炮后移，我的腰脊椎被撞裂，当场昏迷。
我醒来时已是第三天了，躺在驻马店一五九医院骨科三十三床上，看见我的父亲、母亲、妹妹和小弟。
团里卫生队周医生说，你当时很危险，送到医院来抢救时，医院要求给家里人发病危通知书了，家人才赶来的。
我在医院住了四十多天，部队训练结束要返回商丘营房了，我就出院，回到连队随部队行动了。
立功
六月份，连队指导员调整，军政治部宣传处李干事来接替庄指导员。
那时全党、全军正在开展评法批儒运动。武汉军区要组织“小战士上大讲台”比赛活动，是层层筛选，一个军挑选出一个优胜者到军区，给军区首长和机关干部做报告。为了以防万一，一个正式的，几个预备的。
我们团挑选了四位战士到师里去比赛。题目让自己定，资料让自己找，讲稿也让自己写。
他们三位去商丘市委宣传部找材料，我就跑到商丘中学去找。
碰巧有个姓梅的女老师的爸爸是刚从广州军区转业的，在文化系统工作，喜欢买书藏书。我就到她家向老前辈说明来意，他说这就要跟打仗一样，要出其不意，出奇制胜。
他给了我一本广州出版的书，我拿回来悄悄翻阅，其中有一篇是讲太平天国的妇女不裹脚、不信神，做事像男人，风风火火的故事，于是我就写了《太平天国的反孔女战士》一文，由于题材新颖奇特，在团里、在师里、在军里比赛，是一路绿灯，都被选中了。
到了武汉，住在东湖国宾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同志把稿子改了又改，让我反复练习演讲。
正式开讲那天，几个军级单位一共五位战士，四男一女，站在主席台往下一看，杨得志司令员和军区其他首长坐在第一排。
演讲之后，首长登台接见我们，一一握手照相。
第二天，武汉军区《战斗报》刊登了《小战士台上讲，军区首长台下听》的消息，接着我们又到其他部队巡回做报告。
那时候，部队领导特别重视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军政治部有专职新闻干事，师、团、营都有报道组，连队还有报道员。要求每个连队每年都要登报纸、上广播，年底要分出名次，张榜公布，挂在宣传橱窗里。如果新闻报道“剃光头”，连队干部既没脸面，还要挨批评的！
一九七三年，我们连队就是“剃光头”的。
一九七四年，李指导员上任后，特别重视新闻宣传报道，抽了三个人，让我负责。他又很内行，经常和我们一块研究稿件和写作方法。
开始，我们写了几十篇稿子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李指导员一直给我们打气鼓劲，我们也信心满满地坚持写。
到了年底，武汉军区《战斗报》《河南日报》、河南广播电台等媒体接二连三刊登、播发了我们的稿子，一共四篇：《团长为我来理发》《治病又送宝》《睡在花生炕上，不吃一颗花生》《今天握锄把，不忘明天拿枪杆》。
这四篇稿子都是我写的，三家新闻单位重复计算就是九篇，在团里、师里都名列第一。
按照团里的奖励规定，在省级以上登稿一篇给予表扬、两篇给予嘉奖、三篇记三等功，重复的只算原稿。
团里直接拨了一个立功指标，让连队党支部讨论通过上报团里给我记三等功。
这下连队像炸开了锅。有的说陶正明去年就立了功，今年又立功，功劳不能让他一个人包了。有的人还拿一篇稿子说写到的卫生员动机不纯，利用治病机会和女青年“挂钩”拉关系，卫生员矢口否认没那回事，也埋怨我把那件事写出来。
当时，连队干部的思想也不够统一。当天下午党支部开会，晚上召开军人大会，李指导员说：“报道组的同志很辛苦，经常加班加点写连队的好人好事，登了九篇稿，很了不起，记三等功是团党委的决定，是作为单项立功，与先进模范不一样”。这样一解释，大家明白了，气也慢慢消了，不再嘀嘀咕咕了。
果然，团里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时，宣布立功的个人中并没有我的名字。隔了几天，李指导员把三等功证章、证书和喜报私下给了我。
不久后，李指导员告诉我，师里通知我到师读书班报到。
到了读书班才知道，参加文革“三支两军”的干部陆续从地方返回来了，一个单位有好几个同级别的干部，没法工作，只好把他们集中起来办读书班学理论。
这些干部团、营、连级，岁数从三十多到四五十岁，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读书班的住房是利用四团临时腾出的一个营的房子。两个月一期，一期三十来人，基本上四个团加师直属队，一个单位一期，主要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原著，教员以干部为主，另外抽调了四个战士，除了我，其他三人都是干部子弟，有河南省委书记的儿子，还有部队领导的小孩，他们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我与他们相差甚远，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但能吃苦、肯干活是我的强项。当时分给我的科目是讲《国家与革命》，要先备课试讲一个月，然后正式上课，每堂课讲两个小时。
我除了天天找资料、请教老教员外，还经常到学员中去找老师，请他们帮助我，空闲时间，我就帮这些干部跑腿干些杂活。
这堂课的讲稿，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对着墙壁、对着镜子也不知试讲了多少遍，可以说是滚瓜烂熟。
正式上课那天，我先把大小标题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等大家坐好后，我走向讲台，给大家敬了礼，开口说：“各位首长，今天由我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革命导师的著作《国家与革命》，这是我第一次上讲台，讲得肯定不好，请各位首长原谅，批评指正。”
接下来，我站在讲台上一口气讲了两个来小时。下午讨论，我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去征求意见，大家反映还不错，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读书班，为了增加学员们的感性认识，在每期之间的二十天的准备时间里，师领导还组织我们到焦裕禄工作生活过的兰考县、林县红旗渠、新乡七里营大队、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大队书记杨子才家乡参观。
由于部队换防，我只在读书班工作了八个月。
这八个月，我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部分经典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根基。同时，也从学员身上学到了如何读书学习、做人做事的许多好方法。
八个月虽短，收获不浅！
闯大祸
一九七五年七月，奉中央军委命令，陆军第一军和陆军第二十军调换防务。二十军的三个师原来分别驻扎在杭州、宜兴、金华，一军的三个师分别从许昌、商丘、明港换防到对应的地方。
超编的干部留在了原地，等待离退休或转业。
师读书班解散了，我又回到了炮兵团一营二连。
我们坐火车到了太湖之滨的江苏省无锡市。
火车到了车站，我们的专列卸载的轨道是个终点，由于车速太快，火车失控撞上了轨道尽头的挡墙。
当时一个营一个专列，有官兵有装备，还有家属和小孩。这次事故初步统计有八十多人受伤。当时说只要被撞得呻吟几声，就能给办《革命军人残废证》。
我从车厢前头摔到后头，腰和腿都撞肿了，还碰破了皮，但我一声没吭，也就没有给我算成伤员，让我留下来站哨，等公安部、铁道部门来人处理事故。
等事故处理完，我们坐汽车到了宜兴县川埠镇营房。我回到连队的时候，四个炮班长都确定了人选，连队党支部决定让我到一班任第二班长，有的战士就开玩笑说我是“班政委”。
老班长退伍了，新任一班长叫周保阳，河南唐河人，比我多当两年兵，大我一岁，班里的战士叫他周班长，叫我陶班长。
那时候实行两年兵役制，和我一起入伍的武汉兵，大部分都退伍了。
一九七五年初，部队来了一批广州市新兵，我们班分来两个，一个叫邓水添，小我两岁，一个叫陈巨权，小我三岁。
小邓喜欢玩泥巴，捏成各种人和小动物形状，玩得手脚都是泥巴，有时等集合号吹了他才慌忙去冲洗，就免不了要迟到。
干部和周班长老是说他不务正业，经常批评他。小邓也不时用广东话回击他们，对抗情绪很大。
小陈长得小，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挺逗人喜欢的。他俩与我很快就混熟了。我就给小邓出点子，把自己的爱好用在连队建设上，我带着他出黑板报、墙报，让他用泥巴捏雷锋、黄继光等英雄模范人物的形象。
这下子他的情绪好多了，大家看他也顺眼了。小邓的作品还引起了其他连队的关注，营团首长听说之后也来观看，夸奖他。
后来，小邓退伍回到广州，进了一家工艺美术厂，在部队的业余爱好全都派上了用场。
小陈生性怕冷，到了冬天，两个手指头都冻肿了，像十个红萝卜，不能弯曲，吃饭拿不住筷子。我见状就主动喂他，有时候把他的双手放在我的上衣里面，贴着我的胸膛，暖和他的手指。
我还主动向连队干部请示，给他买了个热水袋，他就戴着军用手套，捧着热水袋。晚上站哨，我又去顶替他。
下半年我跟连队干部建议，小陈的确对这种气候很不适应，干脆让他提前退伍。
尽管我和小陈相处的时间不长，但结下的感情非常深厚。四十年来，无论我当什么官，他总是叫我“陶班长”，他说叫这个称呼亲切，叫其他的别扭。我说我就当过你的陶班长，永远就叫班长，或者叫老陶就行。我在江西省军区工作期间，陈巨权来看我，想到各个地方去转转，我就逐个军分区打电话嘱咐，一定要接待好。
陈巨权到了下面军分区，有的领导问他和我是什么关系，他说陶正明是我的班长啊！他们开玩笑说，陶政委亲自打电话嘱咐，我们起码要按“副政委”的标准接待呀！老陈哈哈大笑，连声说那不行！那不行！
一九七五年，我的部队生涯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
这年十一月，南京军区抽测和检验部分新调入的部队的战斗力，明确我们团到安徽杨山顶靶场进行检验性实弹射击。
刚换防到新的军区，各级对这次抽考都十分重视。我们营由我们一班担任基准试射炮，因周班长回家探亲，我就担任班长。
瞄准手有两个，一个是副班长王绍金（湖北红安人），一个是孙阿龙（新兵，浙江奉化人）。
到连里受领任务时他俩都去了，副营长明确瞄准点是左后方的制式多色标杆。
因王副班长是老兵，他感到标杆太细太低，看的不太清楚，就选定了后面一座民房的屋脊当瞄准点（按规定是可以的）。但他没有跟我和孙阿龙讲。
我们共发射了七发炮弹，前六发都命中了目标。营、连领导都很高兴，团首长还通过电话给予了表扬。
这时，王副班长说口渴要去喝水，就让孙阿龙上，问题是，王副班长离开时没有向孙阿龙交代已经改变了瞄准点的标志，孙阿龙呢，也没有问，上去就把瞄准镜里的十字移动到了标杆上。
负责阵地的副连长、排长和我都没检查，实际上炮口偏了一百多密位，都没察觉出来，都认为前面六发炮弹都打中了，剩下一发炮弹照着打就行了。
谁知由于我们的这一连串失误和疏忽，酿成大祸！炮弹一发射出去，站在后面观察的郭副连长就连声颤抖地说：“坏了！坏了！打偏了！打偏了！”
过了几分钟，从指挥所传来命令：二连炮阵地全体人员，向后转，向前十步走！
这个口令是让阵地上的干部战士远离火炮，防止私自改变瞄准镜中的错情状态。
不一会来了十多个人，先检查火炮瞄准镜、高低机、方向机，又询问王绍金和孙阿龙，很快就查清了原因。
后来听说炮弹落在了偏离目标一千多米的地方，打伤了老百姓的一头牛，打断了几棵树。这可是重大责任事故！没有伤到人算是不幸中之万幸。
工作组走后，曹营长把副连长、李排长和我叫到一起，大声训斥：“就是你们这些狗东西，一到南京军区就把咱炮团的牌子给砸了！人丢大了，每个人都给老子写检查！”转身走的时候还在不停地骂。
等他走远了，负责阵地的郭副连长接着骂，话更难听！副营长、副连长、排长一个一个地朝着我骂！我牙齿咬得紧紧的。王绍金和孙阿龙吓得号啕大哭，我一只手拉着王绍金、一只手拉着孙阿龙，说：“没有你们的事，一切都是我的错，要处分就处分我！”这天晚饭，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吃。我一夜都坐在车厢里。半夜里，炊事班长送来了一个西瓜。
第二天，在野外召开全营大会，通报了这件事，营长还说，南京军区考核组已认定，二师炮团不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等回到营房再处理责任人。
过了不久，听说刚上任一年的龚团长转业了，心想龚团长是代我们受了过。
后来，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炮团，离开了二连之后，很少再回老单位。因为由于我的粗心失职，损失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抹黑了团队的荣誉，也影响了龚团长的前程，我愧对老单位，心里总是有一种很强的负罪感！这件事对我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有道是：一炮误射定乾坤，团队名声难翻身！
那段时间，只要是营里或团里开大会，就总是有领导提起这件事，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有的首长还用拳头把桌子敲得天响，放在桌子上的茶杯也震倒了，甚至滚到了地下。
记得有一次在大礼堂，一位首长讲起这件事火冒三丈，一边用拳头砸桌子，一边用手指着我们连队，口里骂着：“就是你们这些混账东西，把炮团的牌子砸了，让我们一到南京军区就背上了黑锅，成了没有用的窝囊废！”他用劲过大，坐在台上的好几位领导的杯子都倒了，滚到了地上。站在一旁的公务员跑上去捡杯子，下面有人笑出声来了，这位首长用手指着发出笑声的方向，大声吼道：“是哪个龟儿子在笑？还有脸笑！吃里爬外的东西，你给我滚！滚！滚！”谁要是这时真走，那就是不打自招了，就真是摊上大事了。
连队倒还好，慢慢地像是没事一样。李指导员调回军政治部宣传处去了，团保卫干事吕振宇来当指导员。
听说连长找了个县委书记的女儿结了婚，回到连队要求转业，说是趁老岳父在位，转业能安排一个好单位，弄个一官半职干干。
连队不让我去班里了，到连部当文书。我想是过渡几天，反正当了三年兵，也该退伍走了。
过了几天，营部王教导员（山东滨州人）找我谈话，说你早是干部苗子（现在叫后备干部），营部肖书记（正排）要转业，你去与他交接一下。
我就去肖书记的宿舍兼办公室找他。他是湖北汉川人，过去就熟悉。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陶正明，前几天营党委讨论又把你报为提干对象了。你是个人才，尽管打错了炮，但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再说也不是思想品质的问题。营长和教导员想让你接我的班，你就好好干，再不能出事了呀！”
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上面下达了精简整编的命令，撤销迫击炮营（也叫三营），迫炮二连（也叫八连）与榴炮二连合并成为新的榴炮二连，迫炮营部梁书记到榴炮营部任书记。这下子我提干暂时成了泡影，又回到连队当文书。
我要求退伍，吕指导员说干部苗子没有超过二十四周岁的，身体没有大毛病的不能退，我又很不情愿地留了下来。
正好八连肖连长来接替郭连长，又多出了一个郭副连长和郭副指导员。
连队有六个干部，连长、指导员各住一间，两个副连长、两个副指导员各住一间。我、卫生员和通信员各负责两个干部的日常事务，还有等待转业的连长，只能挤到我们的房间住。连队三大员，由文书兼军械员负责。这样我要负责两个连长、一个指导员的事情。
两个连队编制上合并，可关系却是面和心不和。连部工作就更加复杂了，稍有不逊，就会遭白眼、挨批评。
早上起来，他们去出操，我们就帮连队干部叠被子、整内务，准备洗脸水、刷牙水，还要把牙膏挤到牙刷上。
他们洗脸时，我们一个人去饭堂准备，两个人留下来整自己的内务。上午还要洗衣服。
郭连长每天睡到八九点钟才起床，我又要负责照料他的事情。
他是老二连的连长，面临转业，我就格外小心细致，生怕怠慢了他。不过他很理解我，尽量自己干。
如果连队的干部家属来队，住在团招待所，还要用饭盆把饭菜给他们端过去。
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真是忙，一个人恨不得变成两三个人。通信员小杨对我说：“文书，我们要是孙悟空就好！”我听后哭笑不得！
好歹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半年，先是郭连长和其他转业干部都集中居住了，整编时多出的两个连队副职也调走了。
硬骨头六连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不久后，军委号召全军开展“党委学航空兵一师，基层学‘硬骨头六连’，个人学雷锋”的“三学”运动。
没想到，这件事成了我撰写军事报道的起点。
年底的一天晚上，吕指导员找我，说团里让我们连队整理一份如何开展向“硬骨头六连”学习活动的材料。师和团里会写的笔杆子都抽走了，团里说我们连队的材料只能自己写，写好后送到杭州市一团的驻地，让“材料班子”把关审定。
接受任务后，我晚上躺在床上想着写什么、怎么写，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但又想到可以去趟杭州，上次探家只是从杭州汽车站到杭州火车站，杭州什么样都没有看到，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转一转、玩一玩，回来也就该退伍了。
第二天，我就翻出连队近几年的总结材料看了一遍，再把连队的好人好事又仔细地想了想，按照党支部怎么学、战士怎么学、外出训练怎么学、后勤保障怎么学等四个方面，写了十多天，题目是《人人学六连，大家都过硬》。
我写好送给吕指导员看，他看了一下题目，还念出声来，又向后翻了几页，说很好，你送去吧，快去快回。
我就跟他提条件：“指导员，我已经当了三年多兵，马上又到了退伍时间，今年肯定要走了。这次去送材料，路过杭州很难得，你多批我几天假，让我好好地玩玩，说不定今后去不成呢。”
指导员听罢停顿了一下，说要和连长商量商量。等到吃中饭时，指导员告诉我，批一个星期假，来回七天。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装有材料和洗漱工具的军用挎包走到丁山镇汽车站，买了到杭州的车票，七点钟上车，下午三点左右到了杭州汽车站。
在营房的时候，我就打听好了，“硬骨头六连”是一团的，驻地留下镇。到了杭州下了长途汽车，可能坐久了，头有点晕，竟然把留下说反了，我问一个有点岁数的男同志，“下留”怎么走？
他看我是个当兵的，白了我一眼，说杭州附近没有“下留”，只有“留下”，从这儿乘电车到古荡，从古荡转六路车到终点站。
我连忙说：“谢谢，对不起，我说反了！”就花了近两个小时到了留下汽车站。下车再问一团在哪里。有人告诉我，穿过街，过了小河，顺着山边走，看到围墙就是。
我到了一团大门口，问哨兵工作组在哪里？哨兵顺手指了一下，我就走过去。
我看门口有个管理股的牌子。房子好像是饭堂，灯光通明，里面摆了几张桌子，大家正在吃饭。有个干部吃完出来，我问他×副科长在哪里？
因为我走的时候，吕指导员告诉我找师宣传科的副科长联系，他现在调到军报当记者，正在一团工作组。
这个干部用手指了一下。我看到他边吃饭边和其他人讲话，就站在一边等他。
过了一会，副科长走了出来，我赶紧走向前去，一边喊他，一边向他敬礼，接着介绍自己的名字和单位。他挺热情，说天这么冷，快进去吃饭，团里有安排。
我还是早上出发时吃的饭，后来到杭州舍不得花钱就没再吃，又饥又渴。进到饭堂，尽管是剩饭残汤，我也吃得很香甜，吃了两碗米饭，又喝了两碗汤。比连队的伙食好吃多了。
吃罢晚饭，我把材料交给了军里的吴干事。有个干部领我去睡觉，到了一团办公楼二层，一直向里走，在挂有政委牌子的房间停下。那干部说，团里来人太多，招待所的房间都住满了，连团首长的办公室都腾出来，暂时用于接待，你们三个战士就住在政委的办公室吧。
我走进去，有个战士边过来帮我拿包边自我介绍：“我是三师的，昨天才到，还有一个也是你们师的，他吃饭还没回来。”
不一会我们师的那个战士回来了，我们就聊了起来，知道了事情的大致情况。
军委发出“三学”号召之后，总政治部立即派工作组到全军了解基层英模连队的情况，最后进行反复比较，一致认为“硬骨头六连”全面建设过得硬，特别是政治立场站得稳，树起来能够叫得响，部队也服气，于是军委决定把“硬骨头六连”作为基层建设的一面大旗重新树起来。
总政治部亲自组织工作组，以最快速度把六连的基本经验、先进事迹总结出来。
另外，为了增强学习六连的针对性，还挑选好、中、差三种类型的连队作对比，看是如何学习的。
一团四连作为先进连队，某团八连作为后进连队，而我们连队作为中游连队。
当时，工作组在赶写六连的经验材料，一时半会还顾不上我们。
原来他们两个人睡一张床，一边一个，现在又增加了我，只能横着睡，两米宽的大棕床，三个人都很瘦，睡起来也不感觉挤。
军里徐干事对我说：“小陶，你们的稿子顾不上看，你可以先到杭州转一转、玩一玩。”
这话正合我意，玩是需要钱的，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就是有也舍不得花。听说翻山过去，四十多分钟就到了灵隐寺。我就翻山过去，翻山回来。三天时间，专门挑不收门票的地方看，中午要么蛋炒饭，要么一碗面（杭州人叫“片儿川”，后来在杭州住了二十多年，还不知道为什么杭州人把普通的面条叫这么个名字）。
第四天吃完早饭，工作组的同志站在饭堂门口的空地上吸烟、聊天，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听，三句话不离本行，大家还是在谈论主题、结构、内容等等。
正好副科长见到我，问我：“这几天干什么去了？”
我不敢说去杭州游山玩水了，就支支吾吾地说：“帮连队和战友办事去了。”
他又问：“办好了没有？”
我连忙说：“好了，好了。”
接着他又问：“你钢笔字怎么样？”
我回答说：“一般吧。”
他说你跟我来一下，我就跟着到了他的房间，只见桌子上、茶几上、床上到处都是书和材料。
他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牌铅笔，又递给我几页稿纸，说：“你把这几句话抄下来。”我就坐下来，一笔一画地写：“硬骨头六连战旗红，为什么这样红？”
我边抄，他边看，说：“可以了、可以了，你就帮工作组去抄稿子，抄稿子也是学习嘛！”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用钢笔抄写材料，或者用圆珠笔复写材料，有的材料要复写三四份，要求隔一页稿纸垫一张复写纸，下面的一页要看得清楚，上面的一页还不能划破，难度挺大。
第一天，我把第一页划破了好几张，后来慢慢摸索，均匀用力，第二天就熟练了，很少再出现划破稿纸的情况。
上午抄、下午抄，吃罢晚饭接着抄，手酸痛，脖子僵硬。
正如那位副科长讲的，抄也是学习。工作组的成员多为那个时代写作战线上的名家高手，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军以上干部，其中不乏中将和上将。
我誊抄他们的稿子，从标题结构、内容到语言，都感到新颖、奇妙，真是篇篇为美文，受苦再多也值得，更觉得这次到一团真是不虚此行。
整天誊抄，忙忙碌碌，不知不觉过了二十多天。
有一天吃过早饭，徐干事通知我：“小陶，上午讨论你们连队稿子，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回答说：“与领导的要求还相差十万八千里，需要领导多指导。”
上午参加讨论的，有解放军报社的范记者、李记者，军区前线报社的王处长、军宣传处的徐干事，加上我。
他们连我写的稿子都没评说，范记者就开始讲：“这三篇上中下游连队的稿子作为衬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六连经验的普遍指导意义，要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先议个题目，下面文章还是要你们来做。小伙子你是连队来的，最有发言权，你先讲讲！”
事实上，自从那天晚上知道来意后，除了誊抄材料就是想我们连队的稿子怎么写，但是无论怎么写肯定也达不到他们的高度，我反复想过几个侧面和几个题目，都记在本子上了！
我马上站起来，向各位领导汇报我的想法。
第一个是，中游不是马、不是牛，是头驴子，这几句话实际上也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不骑马、不骑牛，骑着驴子中间悠。”我顺着想，把骑着驴子比作中游的形象不要改，但可以“以驴为本”，大胆想、抽重鞭，逼“驴”争先。
第二个是，中游连队好像老和尚的帽子，平塌塌的。学六连、争先进，就要让老和尚的帽子顶起“尖”来。
第三个是，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这是从精神状态上讲的。
我说，我就想了三个方面，全讲了，请各位首长指教！
范记者听后说不错，表扬我挺聪明，也肯动脑子，三个题目都有点意思，有的很形象，比喻和尚的帽子就是平塌塌的，职业服饰要是顶尖了，就不叫和尚帽子了。
他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大家也都跟着笑起来，我很不好意思。
他接着说，我看学六连不能躺在沙发里学，因为沙发软乎乎的，人坐进去就没有精神。大家看怎么样。
范记者是解放军报社的大笔杆子，闻名全军，他说了，大家都附和，这个题目好，形象、贴切。
范记者边起身边说：“这样吧，你们去写”。说完就端起茶杯走了。等他出了门，徐干事说：“小陶，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写几层意思，每层里面要有生动事例，生动语言。两天后交稿，行不行”？我连忙说：“行！行！”
回到住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从连长、指导员到每一个战友，每一个人都想过有什么特长，做过什么感人的事情，说了什么生动的话。把我认为有用的人和事，用语言罗列在纸上，按写文章一般写三块来分成三方面，写了改、改了写。
晚上睡不着，满脑子都想着怎么写材料，好多套路子。
到了天亮，头就昏昏沉沉的，躺下又睡不着，就用冷水洗头，早饭吃得也没有胃口，上午又重复昨天的事情。
就这样折腾了两天，好不容易写出来了，自己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文字是通顺的，但总感觉不是那个味道。
第三天早饭后，我把稿子送给徐干事，认为反正他们这儿有这么多高手，会把文章改好的。
记得快过春节了，工作组的人陆续都走了，徐干事对我说让我先回去，需要的时候再让我来，我就返回了连队。
离开部队一个多月，我去向指导员报到，他跟我说：“陶正明，退伍工作早就结束了，研究退伍工作时，团里通知说今年你不能走，所以也没有叫你回来，我看你再安心干一年吧！”
我还能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