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5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吵架的事好久没提了，没什么变化。杜塞尔先生起初还会劝架，现在他都习以为常了，觉得我们吵架不是什么大事。
彼得和玛格特都挺无聊的，太好静了，简直不像“青年人”。而我和他们待在一起，就变得非常显眼。大家总说：“你该向你姐姐学学，你看她和彼得就不会这样。”这种话简直太可恶了。
真变成玛格特那样我还不乐意呢！一有点压力她就服软，别人说什么是什么，一点也不坚定、主动。我可不想像她这样，我希望自己的魄力更多些！可是，如果他们知道了我的想法，一定会笑话我的，所以，一切只能放在心里。
吃饭的时候，气氛总是“硝烟弥漫”。不过，偶尔有“喝汤的客人”来，才让大家有所收敛。办公室的人午餐时会来喝汤，所以称他们为“喝汤的客人”。
玛格特饭吃得很少，凡·丹先生今天下午又拿这件事逗笑，问道：“你是不是要保持体型啊？”
妈妈向来与玛格特是一头的，她听了立刻尖声说道：“你这话太傻了，简直受不了你。”
凡·丹先生听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凡·丹太太则像一棵红甜菜根似的，满脸通红。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快乐时光。凡·丹太太前一段时间就把大家逗得够呛，当时她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多么迷人，还说起与她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有多么和谐惬意，还有很多别的事。她说：“告诉你们，我爸爸跟我说，假如遇到个鲁莽轻率的男人，一定要这样说：‘我是个有教养的女人，先生不要忘了！’之后，这男人就知道怎么做了。”好像为了显得这些话非常可笑，我们听了全都乐得前仰后合。
彼得平日是个安静的人，可有时候也会想办法让大家笑笑。他对天书一样的外国文字很感兴趣，一天下午，有人来办公室做客，所以厕所不能用了，于是他就跑到洗手间解决，因为他实在憋不住了。不过，他不能冲水，于是在门上贴了张纸，本来他想表达的是：“不安全——有臭味！”可他写的是：“RSVP——有臭味！”他以为“RSVP”这个词显得更有品位，却不知道这些字放一起就变成了“盼回信”。
安妮
1943年2月27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据皮姆分析，反攻很快就会开始的。患肺炎的丘吉尔正在康复当中，甘地又在绝食，不知道是第几次了，他是在为了印度人民的自由而抗争。
每当听到枪声的时候，吓得最惨的就是凡·丹太太了，可她还自称相信命运。
主教写给教区百姓的信给人带来了力量，写得非常棒！是简带来的。信中写道：“起来吧，所有的荷兰人！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和信仰，为了国家的主权，我们一定要举起武器、奋勇杀敌！就是现在，开始吧！”可是，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还能起什么作用呢？犹太人已经等不到了。
你能猜到发生什么了吗？这栋大楼被主人租出去了，胡格勒先生和科莱曼先生事先根本不知道。幸亏那天早上科莱曼先生在办公室里，新房东直接就带着建筑设计师来看房子了。于是，科莱曼先生告诉房东密室钥匙在家里，所以带他们把剩下的地方全都看了一遍。房东倒是没说别的，太万幸了。不过，如果他执意要再来看看密室，灭顶之灾可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为了让我和玛格特有装索引卡片的地方，爸爸腾空了一个大卡片盒。我们用这些索引卡背面的空白处写摘抄，并把读过哪些书记下来，注明日期和作者。“搔首弄姿的女子”和“妓院”这两个词，是我新学会的。我还买了个记新词用的笔记本。
黄油和人造奶油被我们重新分配后，放在了每个人的盘子里，就是分得有些不合理。凡·登夫妇的分到的就很多，甚至比我们多好几倍，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负责做早餐，所以比较便利。爸爸妈妈对此什么也没说，主要不愿意闹意见。对待他们这种人，就是要以牙还牙。
安妮
1943年3月4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比维布鲁克太太是凡·丹太太的新外号，别急，我这就跟你说说原因。比维布鲁克是英国广播里的一个人，他总说针对德国的轰炸没有效果。凡·登太太听了居然对此完全赞同，可她平时却不是这样，不是和这个较真，就是和那个辩论，就算是丘吉尔和新闻广播，她也不放过。对于她这反常的行为，我们开玩笑说，她和比维布鲁克倒是一对儿，结婚肯定很合适。谁知，她听了之后，竟认为我们在夸奖她，于是，比维布鲁克太太就成了我们对她的新称呼。
换了个新的仓库保管员，不过那人还没来，从前那个虽然不乐意，但还是被派到德国去了。这对我们真是好事，因为我们一直害怕那个保管员，新的就不怕了，他不熟悉这栋楼。
听说甘地不再绝食了。
黑市赚钱真是越来越容易了，要想吃饱饭，就得花很多很多钱才行。为我们提供的土豆来自“德国国防军”，是卖蔬菜水果的小贩从那里买出来的。之后，再往小办公室一袋袋地送。他特意在仓库工人不在的时候来，那正是午餐时间，以免工人疑心有人藏在这里。
我们最近不停地打喷嚏，因为屋里磨了很多胡椒粉。只要走到楼上来，一张嘴就是“阿嚏”。凡·丹太太说这样下去会病倒的，一次也不想再闻到胡椒粉了，所以她坚决不再下楼。
爸爸整天接触的就是胡椒、果胶什么的，这样看来，他的工作并不太好。做糖果多好，不也是吃的东西吗？
我今天上午又挨批了，指责的话东一句西一句，全都冲我来了。“瞧瞧彼得做得多好”“安妮你弄的这叫什么”……他们粗鄙的话语满屋子都是，我觉得耳朵里都要炸开了。总说别人坏话，也不怕自己走厄运！
安妮
1943年3月10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昨天不仅没电，枪炮声还响了一夜，天亮才安静下来。飞机的“嗡嗡”声和炮火声把我吓坏了，现在心里还在哆嗦个不停。晚上睡觉，我必须和爸爸在一起，不然就万分不安。你别笑我长不大，这样的感受不身临其境是体会不到的。如果说话的时候正好放高射炮，你会连自己说什么都听不到。比维布鲁克太太还自称信命呢，吓得都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颤巍巍地说：“天啊，枪炮声太吓人了！”她没敢直接说自己害怕。
把蜡烛点起来感觉才好些，虽然只那么一点儿亮光，那也是光明啊。我不住地哆嗦着，像发高烧似的。我告诉爸爸，希望能再点亮一根蜡烛。可他说不能太亮，怎么也不愿意。这时，猛地传来比高射炮声音还大十倍的声音，是机关枪在扫射。妈妈“嗖”地跳下床，又点了根蜡烛，根本没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当然不乐意，小声说着什么，妈妈说：“安妮可没做过军人啊！”她语气显得那么毋庸置疑，于是，爸爸不反对了。
我好像没对你说过凡·丹太太怕什么吧？我一定要跟你说说，这可是发生在密室的最新消息。凡·丹先生有天晚上被太太叫醒了，她说听见脚步声了，就在阁楼里，声音非常大，她担心小偷来了。可凡·丹先生发现只有她的心跳声响得惊人，根本没有脚步声。于是，这位号称信命的人边哭边喊：“迪普啊！（这是凡·丹太太对丈夫的昵称）咱们的香肠和干豆啊，一定都被偷走了……哦，彼得，他不会有事吧？”
凡·丹先生回答：“别乱想了，还是让我接着睡觉吧，彼得肯定没事，他们不会把他偷走的。”
过了几天，阁楼真的传来很大的噪音，凡·丹夫妇一下子醒了过来。你知道吗，彼得到阁楼上用手电一照，原来是好几只大大的老鼠，吓得他转身就跑。
这下子小偷的事真相大白了，于是，我们把小猫摩西放到了阁楼，让它睡在那儿，反正从那时起夜里就安静了，我们更没再发现那些不请自来的客人。
就在几天前，彼得去拿旧报纸，它们都放在阁楼上。当时是傍晚（天还没完全黑，七点半左右），可要想走下楼梯必须使劲扶住活动的门。他直接把手放在了门上，根本没去看，结果先是感觉手中怪怪的，心里不由一哆嗦，紧接着手一阵钻心的疼。弄得他差点摔下楼梯。原来他不小心摸到了只大大的老鼠，还被一口咬住了。他回来的时候，睡衣上沾着血，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着。摸到老鼠多可怕啊，还让它咬了一口，轮到谁都会吓坏的！
安妮
1943年3月12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我一定要说一说她：她是孩子的保护神——弗兰克妈妈！不论年轻人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支持帮助我们。比如今天我们遇到的黄油问题，妈妈说：年轻人的黄油必须多一点！她总能在一番小规模论战之后，取得胜利！
摩西和布奇美美地吃了一顿，因为坏了一罐腌牛肉，都给它们了。
布奇你还没见过，它来得比我们早多了。专门负责逮储藏室的老鼠，没事就待在仓库和办公室里。
“布奇（Boche）”这个有点政治色彩的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说明一下。基斯公司曾经有两只猫，仓库和阁楼各一只。它们碰到一起总会斗一斗，每次都是仓库里的猫先发起攻击，结果总是阁楼的猫取胜。它们的斗争有现实政治的影子，于是，仓库里的猫被称为德国货或是布奇；而阁楼上的猫，则被称为英国人或是汤姆。汤姆后来走了，只剩下布奇。我们每次到楼下去，都会和它玩一玩。
现在我看到豌豆和菜豆就难受，而且只要想到它们就会反胃——这段时间吃得实在太频繁了。
现在晚餐都不能吃面包了。
刚才爸爸眼里满是悲伤，让人看了就难受。他说心里不舒服。
伊拉·贝克·波迪尔的《敲门的声音》中，写的那些家庭生活，真让人喜欢，我简直都看不够了。不过，里面的战争、妇女的斗争和作家之类的内容，写得就不太好了。况且，这些内容我也不太喜欢看。
凡·丹先生为德国遭受猛烈轰炸而不高兴，仅仅因为他的烟没有了。
除了滑雪的靴子外，我没找到可以穿的鞋子，屋里又不能穿滑雪的鞋。一双草编的凉鞋要六个半荷兰盾，穿一星期就坏了。如今只能寄希望于米普，也许她能在黑市发现什么。
爸爸头发长了，需要理发。他说，即使战争结束以后，他也不再去理发店，因为我理得非常好。我担心的却是，不要总伤到他耳朵。
安妮
1943年3月18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真是鼓舞人心，土耳其也参战了，这是广播里传来的消息，也是我们最急于听到的！
安妮
1943年3月19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一个小时都不到，巨大的失望就赶走了我们的喜悦。原来，土耳其并没有参加战争，依然在中立状态。一个大臣称，他们很快会改变这一点的。卖报纸的商贩在达姆广场上喊：“土耳其表示站在英国一方！”于是，报纸全卖掉了。这就是那令人振奋的消息的来源！
荷兰盾里一千元面值的纸币，就要作废了。这个打击，对黑市的商人和钱多的人来说非常大。而受打击更大的，则是我们像这样躲藏起来的人，还有那些手握现金的人。兑换是可以的，但必须证实千元荷兰盾的来历。到下星期之前，用这些钱交税还是可以的。同时被废掉的，还有五百元的纸币。基斯公司就有些面值千元的纸币，但是无法证明其来路。于是，公司的人预算出明年的税款后，用这些钱去交上了。这么一来，也算合情合理。
杜塞尔先生弄来个牙钻，是老式的，得用脚踩的那种。这样一来，很快他就会好好查查我的牙齿了。
杜塞尔先生在遵守密室规则方面，做得实在不好。他总是给他的女友夏洛特写信，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写信给其他人。密室里教荷兰语的老师——玛格特，还总是对他信里的问题进行订正。后来玛格特也不管他了，因为爸爸不许杜塞尔先生再和外面通信。可是，看着吧，他还会继续写信的，我保证。
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希特勒和伤员的对话，他是去看望他们的。可是，对话内容让我们受不了。他们的对话经常是：
“我是海因希里·舍培尔！”
“在哪里受伤的？”
“接近斯大林格勒的时候！”
“伤哪里了？”
“左臂骨折，脚也冻伤了。”
他们利用广播继续着令人恶心的木偶戏——那些受伤的人，仿佛伤的地方越多越光荣似的。能握到希特勒的手，对有些人来说是无比激动的事（他的手肯定没伤），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杜塞尔先生的肥皂被我弄地上踩了一脚，结果肥皂就不见了。每个月他只能用一块战争时期特供的肥皂，质量非常差，所以我向爸爸请求，赔给他一块。
安妮
1943年3月25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正坐那儿说笑，彼得忽然来了。他走到爸爸身边，和他小声说了什么。他说的好像是“有人鼓捣门呢”和“仓库里的一个桶倒了”，我模模糊糊听到了这两句。
玛格特靠近我，大概她看到了我惨白的脸和紧张的样子，同时她也听到了彼得的话。后来彼得和爸爸都到楼下去，我们三个在楼上等着，又担心又着急。凡·丹太太一会儿也上楼来了，她本来在听广播，说彼得让她小声上楼，关上收音机。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越想轻一点儿，声音反而越大。她把那破楼梯踩得吱吱作响，动静比平常还大。皮姆和彼得五分钟后回来了，对我们说刚才遇到的事时，脸色全都惨白惨白的。
起初没什么事，他们就悄悄地躲在楼梯下，看看会有什么情况。突然传来很大的关门声，而且好像是被人从里面关上的。彼得迅速去找杜塞尔先生，让他注意；爸爸则慌张地跑上楼，还不小心出了很大的声音。于是，我们一起蹑手蹑脚地去找凡·丹夫妇，脚上只穿了袜子。凡·丹先生正在床上躺着，他感冒了。我们就在他床边商量起来，声音都非常轻。只要凡·丹先生一咳嗽，他太太和我就非常害怕，他还咳嗽个不停。后来有人说可以让他吃点可卡因，真是个好主意，他立刻就好多了。
可我们等了半天之后，再没听到任何声音。大家猜小偷肯定跑掉了，因为这栋静悄悄的大楼里居然有脚步声，肯定把小偷吓坏了。只是小办公室里的情形令人担忧，当时几把摆好的椅子就放在收音机周围，而收音机正播放英国电台的节目。如果防空队的人发现小偷来偷东西，可就麻烦了，他们肯定会找警察来的。凡·丹先生赶紧起床，穿戴好衣帽，跟爸爸一起悄悄到楼下去了。彼得担心出什么差错，拿了个大大的铁锤也跟着去了。这些女士（我和玛格特也算在内）则等在这里，非常不安。五分钟过去，男士们终于回来了。他们说，没有发现特殊的情况。
后来我们讨论了一下，一致决定自来水和厕所的水都暂时不用。可我们的胃口在这一阵折腾后，都非常不舒服，结果，厕所有多臭你肯定难以想象。
祸不单行，波折总会伴着不好的事。这事之后，坏事也接踵而来。首先是维斯特钟楼，之前我总是从它的钟声中得到慰藉，现在它不再出声；接着是米普忘记锁门了，而昨天晚上福斯库基先生又走得早，不知道有没有把钥匙给她。
不过，此时这些都不重要了。天色刚开始暗下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目前，从八点一刻到十点半这段时间，除去小偷第一次跑进来，给我们带来的危机外，倒没有别的声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当时街上还有人在走动，小偷不可能选择那个时刻进来，怎么琢磨怎么觉得不应该。而且凯克公司就在我们旁边，当时他们的仓库经理还没下班呢。墙壁不厚，人又处于高度紧张不安当中，听错是难免的，而人的想象力是会捉弄人的，尤其在危难关头。
当我们躺到床上之后，谁也睡不着觉，杜塞尔先生和我的爸爸妈妈，一夜都没怎么闭眼。其实，我也没怎么睡，不骗你。男人们一大早就下楼了，经过一番查看，他们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外面的门锁得好好的。
后来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我们边说边觉得好笑，可当时的确觉得危险万分。很重视这次事件的人只有佩普一个。
安妮
另：早上，爸爸弄了个长长的木棍来疏通厕所，因为它又堵住了。最后，很多粪便和印着草莓菜单（用来当手纸的菜单）的纸被弄了出来，棍子也被我们烧毁了。
1943年3月27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速记课程我们已经学完了，目前，我们开始在速度上进行训练。脑筋很好使吧？我们怎么打发时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想让时间过得快点，所做的一切，包括所学的课程，都是为了赶紧把时间打发掉）。下面我就来告诉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是我最喜欢的神话故事，当然其他的神话也很吸引我。这当然不是一时兴起，可他们都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能读懂神话故事的孩子。那我来做这个孩子吧！
凡·丹先生只是嗓子有些痒，他却觉得是感冒了，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治疗，先喝甘菊茶，然后又在嗓子里涂抹药膏。他还用上了薄荷膏，不仅用它涂牙龈、舌头，还涂了鼻子和胸口。他的脸是最让人受不了的，一直耷拉得非常长。
德国的一个官员叫洛特，近来他在演讲里说：“犹太人必须全部撤离德国领地，时间截止到7月1日。乌得勒支省在4月1日至5月1日期间，将清理掉犹太人（在他们眼里犹太人跟蟑螂一样），5月1日到6月1日期间，荷兰北部与南部各省也要清理。”令人恶心的屠宰场就是可怜的犹太人的归宿，而且像被人遗弃的、生病的牲畜一样，被运到那里去。不能再说了，我会被噩梦缠身的。
有个介绍职业的地方被人烧掉了，这真是太好了，没隔几天又有人烧掉了管理户籍的地方。据说那些人假扮德国警察，毁掉了部分重要的文件。里面的保安也被他们堵住嘴巴、捆了起来。
安妮
1943年4月1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今天，我都没精神开玩笑了（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吧）。
“厄运不会独自来的”，这话真是不假。科莱曼先生总能带给我们欢笑，可是他的胃有老毛病，去不了根儿，昨天他的胃病又犯了，还出了血，所以必须躺在床上休息，而且至少要躺三星期。还有佩普和福斯库基先生，一个感冒，一个可能下星期就得去做溃疡手术。另外从法兰克福过来几个博莫斯公司的经理，就新的奥贝卡怎么交货的问题进行协商。对这件事，爸爸只跟科莱曼先生说过，胡格勒先生那儿还没顾得上谈。
爸爸知道经理们来了，急得直叹气，因为马上就要开始谈判了，可他不能去：“如果我能下楼跟他们谈多好。”
“他们会在小办公室谈判的，你趴在地板上听吧，绝对能听见！”
听到这话，爸爸的愁眉舒展多了。玛格特和皮姆（两个人可以听得更全面）昨天上午十点半准时把耳朵贴在地板上，认真听了起来。一直到中午时，还没有结束，可爸爸坚持不下去了。你想，他就那么扭着身子，耳朵贴在地板上，一点也不能动，而且坚持几个小时，当然受不了。后来大厅里发出什么声音，我趁机把他唤了起来，这时已经下午两点半了。玛格特和我一起趴在地上，油毯硬邦邦的，还非常凉，可我竟然慢慢睡着了，因为下面的人说起来没完没了，一点意思也没有。玛格特怕下面听到我们在楼上，既不能叫我，又不能碰醒我。我整整睡了三十分钟，才一下子惊醒，幸好玛格特一直在仔细听，因为我都忘了自己听到了什么。
安妮
1943年4月2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天啊，又给我扣了个帽子。我昨晚正躺着等爸爸，他要跟我一块祈祷。妈妈来到我床边，坐下来轻轻问道：“这样吧，安妮，今天由妈妈来听你祈祷，爸爸这时候还来不了。”
我说：“妈妈，不！”
妈妈听了，先是起身站了会儿，之后就向门那儿走去，脚步慢得很。忽然，她猛地转过身来说：“爱我这件事，不能强迫你，我也不愿意为此不高兴。”可说的时候，她脸上显得难过极了，而且还流下了眼泪。说完，她就出去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无耻，居然这么无情地对待妈妈。我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想了半天。可是，不这样回答她，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真的不喜欢和她一起祈祷，如果我答应她，不是太虚伪了吗？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发现，我这么冷落她，她也是有感觉的。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妈妈，但也只能这样，因为我不能做个虚伪的人。我看到了她的痛苦——当她说不能强迫我爱她的时候。可这都是她造成的，她推走了我。她想表示对我的爱，可我无动于衷，因为她的笑话不仅没意思，而且太冷酷无情，她对我的评价也有很大偏颇。我一听到她的斥责，情绪就很低落。如今她感到痛苦了，因为她也看到了我们母女之间的问题，情分已经太淡了。
妈妈几乎整晚没睡，前半夜一直在那儿哭。偶尔我瞟到爸爸的目光，他似乎在说：“你怎么能让你妈妈这么伤心呢？你的心这么冷酷？”除此以外，他几乎没有看过我。
我觉得妈妈早晚会知道我说的是事实，所以尽管他们都觉得我该道歉，可我做不到。在外人看来，面对妈妈的眼泪和爸爸的眼神，我表现得非常冷漠。实际上，我也的确如此，因为我平日的感觉，这回他们也体会到了。妈妈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好好反省一下，虽然她现在这样我心里也不舒服，可仅此而已，我会一如既往地离他们远些，并且继续少说话。时间越长越难面对，所以我让他们面对现实，不再回避。
安妮
1943年4月27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一直到此时，房子好像还在因为之前的吵架抖个不停。妈妈与我，凡·丹先生与爸爸，凡·丹太太与妈妈，每个人都在因为对方不高兴。你看，屋里是多么压抑啊！于是，安妮的各种问题又成了大家的焦点，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没完没了。
德国客人上星期六又来了，晚上六点才走。我们一点不敢走动，都乖乖地在楼上坐着。楼里或者隔壁没人工作的时候，小办公室绝对不能有声音，否则下面会听得非常清楚的。我真的坚持不住了，因为坐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科莱曼先生的胃出血好了，这次比每次恢复得都要快。可他来上班了，福斯库基先生却住到了医院里。科莱曼先生一来就带了好消息，让大家高兴起来。他说消防队为户籍处灭火的时候，把整幢大楼都泡在了水里，真是太好了。
德国军人俱乐部被炸掉了，是两架英国的飞机干的，他们朝那里扔下了燃烧弹，同时被炸毁的还有卡尔顿饭店。辛格尔大街与维泽舒特相交的地方，全被火焰吞没了。越来越多的德国城市遭到空袭。
现在，我都长眼袋了，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睡过踏实觉，实在太困了。吃的东西也一天不如一天：早餐喝的是替代咖啡，吃的只有面包，没有黄油。至于午餐，这两星期不是菠菜就是莴苣，还有大块的土豆。而且，这些都只是放在水里煮一下，闻起来甜腻腻的，跟烂菜的味道一样。这里的生活绝对适合减肥！楼上的人怨气冲天，可我们比较知足，没觉得有多苦。
1940年参过军，或者登记在册的所有男人，都到战俘营去了，他们是被招募去的。肯定是为与盟军作战才去的，我确信！
安妮
1943年5月1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杜塞尔先生昨天过生日，一开始他表现得并不在意，更别说庆祝了。可是后来米普来了，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因为米普带了一个大大的包，里面全是礼物，是他的夏洛特送的。这些礼物有鸡蛋、黄油、饼干、蛋糕、面包，还有柠檬水、鲜花、法国白兰地、橘子、巧克力，最后还有书和信纸。这个老家伙还真是可爱，竟然把这些礼物在桌上一堆，让大家欣赏了三天。
你一定以为他自己会饿着吧？绝对不会。面包、鸡蛋、果酱、奶酪，这些都是我们从他的箱子里找到的。他居然躲起来自己偷偷吃美味，实在太让人看不起了。救他一命的是我们，对他坦诚相见的也是我们，无论吃什么，必定有他一份，可他呢？竟然这么对我们。不仅如此，对待佩普、科莱曼先生和福斯库基先生，他也一样的吝啬自私，这更令人难以忍受。在他看来，橘子放在自己肚子里是更妥当的，科莱曼先生的胃生病就生病吧，橘子再有好处也不给他吃。
今天晚上，我收了四次行李了，因为枪声一直没有停过。有个手提箱我也弄好了，这样可以说走就走。可妈妈说：“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我想，她是对的。
整个荷兰，工人都拒绝工作，罢工了。更糟糕的是，颁布了军事管制令，要求给每个人都减少一张黄油配给票证。
今天晚上，妈妈的头发是我帮助洗的，因为如今自己洗头很困难——洗发水没有了，一种黏稠的清洁剂被我们用来洗头用；另外这里的梳子只有十个齿了，所以妈妈梳头也很不容易。
安妮
1943年5月2日 星期天
吉迪，亲爱的：
一般情况下，我都会说：比起外面那些犹太人来，密室生活就像住在天堂里一样。那些人连躲都无处可躲。不过谁知道呢？也许回到正常生活之后，我又会想，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呢？我们一向生活得非常安逸啊。可现在，桌上的油布用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换过，还是刚来的时候铺上的，现在已经满是污渍，怎么擦也干净不了，因为抹布也是来这里之前买的，都破了很多洞了。整整一个冬天，凡·丹夫妇那条法兰绒床单都没有换过，因为没法洗。洗衣剂供货太紧张，只能定量提供。另外，那条床单也快坏了，因为布料太差。爸爸的领带不能戴了，裤子也穿破很长时间了。今天妈妈补自己的束身衣了，因为上面裂开个缝，结果补半天还是不行。这个冬天，玛格特和妈妈一直共用内衣，虽然只有三身，也没办法，她自己的胸衣已经瘦两个码了。我的内衣更小，肚子都露了出来。
没关系，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在意。没事的时候，我就琢磨：无论是我的内衣，还是爸爸修脸的刷子，包括其他的东西，这里的一切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还奢望什么以前的生活呢？
安妮
1943年5月2日 星期天
密室住户是如何看待战争的？
凡·丹先生的看法：这位先生令人敬重，我们都这么觉得，并且觉得他看待政治的眼光是独树一帜的。可他觉得1943年年末以前，我们会一直住在这里。虽然我们可以忍耐，住到那时没问题，可时间也太长了吧？另外，战争到那时候真的就结束了吗？有人能下这个结论吗？没有！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希望与期待中不安着，而惧怕的感觉更令我们感到惶惑。我们不安的是，万一哪天帮我们的人也需要躲起来呢？每到报纸又发表什么新的告示，或是有枪炮声，甚至房子外面发出什么声音时，我们就会这么想。因为大家这段时间，一直在说藏起来的事。真不知道目前藏起来多少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藏起来的只占总人口的极小部分。令我们感到吃惊，但却深信不疑的是，荷兰有很多善良的人，他们愿意帮助犹太人和基督徒，并且不求任何回报。当然，还有很多人用的身份证根本就是假的。
凡·丹太太的看法：（用她自己的话说）这迷人的女士对我们说，应该马上办个假身份证，因为她听说现在那个比以前好办。她那语气似乎爸爸和凡·丹先生会自己印钱币，办假身份证似乎容易极了。她丈夫总是气鼓鼓的，因为这位夫人说出的话都那么愚蠢。当然，我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了。她前一天还说：“我一定要在这些都结束之后，接受洗礼！”后一天可能就会这样说：“我想去耶路撒冷，我觉得自己这想法从没改变过！家的感觉，必须和别的犹太人在一起才能感受到。”
皮姆一直非常乐观，而且理由充分。
想和杜塞尔先生较真的人，一定要考虑清楚才行，因为他实在太顽固了。阿弗德·杜塞尔的话绝对不容置疑，不过，那只是在他家里，安妮·弗兰克可不吃这一套。
密室里别的人怎么看战争，无足轻重，因为只有四个人在政治方面有发言权，而且，如果不是凡·丹太太和杜塞尔非要发表意见，真正有发言权的只有两个人而已。
安妮
1943年5月18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近来，我真正看到了空中战争。它发生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是一场恶战。盟军的飞行员被迫跳伞，因为几架飞机都起火了，很遗憾。住在哈弗维格的一个人，负责给我们送牛奶。他说亲眼看到四个意大利人在路边坐着，其中一个人荷兰语很好，向送奶的人借火，并告诉他飞机上本来有六个人，一个不知道藏哪儿了，一个被烧死了，是个飞行员。后来这四个人被德国治安警察带走了，倒是没发生冲突。真是令人感到惊讶，飞机起火了，他们不仅安然无恙地跳伞，脑筋还如此清晰。
现在天气挺热的，可为了不让仓库的人发现我们，垃圾和菜叶就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必须隔一天就烧一次。任何差错都不能出，否则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
为了表明“拥护新政策，支持德国人”，凡是大学生，都被强迫签署一份正式的官方文件。最后，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拒绝签名，因为他们不想背叛自己的良心，于是都被送进一个德国人开办的劳动集中营，去接受惩罚。
青年都去德国劳动，如果长此以往，那么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呢？
昨天夜里，妈妈被迫把窗子关上了，因为又有人开枪，声音大得很。我正在皮姆床上躺着，突然听到凡·丹太太的声音，她似乎被小猫摩西咬到了。只听她在楼上先是跳了起来，接着就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我感觉自己身边好像滚来一颗燃烧弹，立刻大喊：“赶紧开灯！快点！”
皮姆把灯打开，万幸的是什么也没有。我还以为火马上就要着起来了。我们赶紧上楼去，看看到底怎么了。原来，窗户开着，外面火光冲天。凡·丹太太坚持说我们的房子被烧着了，而凡·丹先生说是旁边的建筑起火了。她听到响声的时候正在床边站着，当时吓得浑身发抖。后来，我们弯着腰下楼继续在床上躺着，只有杜塞尔先生留在楼上，抽着烟。
谁知，枪声再次响起，间隔还不到十五分钟。凡·丹太太听了，立刻下床跑到了杜塞尔先生的房间，她丈夫不能让她感到安全，她就去那儿找安慰了。杜塞尔先生迎接道：“孩子，到我床上来吧！”
枪炮声带来的惊恐与紧张一下子消失了——我们全都大笑起来。
安妮
1943年6月13日 星期日
吉迪，亲爱的：
跟我一起感受一下吧，爸爸为我生日写的诗，实在太美了。
皮姆写诗总喜欢用德语，玛格特用荷兰语翻译了出来，而且她这次表现很是积极主动。不过，她翻译水平如何，还是你自己看吧！这首诗先是大概讲述了一下这一年的经历，接着写道：
你长大了，尽管你是最小的一个，
谁都愿意教导你，因而你总是要面对挫折：
“这样做，听我们的！”
“我们都明白，因为经历过。”
“这有诀窍，我们知道。”
这就是生活！
觉得自己的缺点不足挂齿，
却要求别人尽善尽美。
为别人提意见不难，
可做父母并不容易，
就算拼尽力气，
想对你慈爱些、公正些，
也很难。
无法改掉挑剔，
天天与老家伙们在一起，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
实际上，内心苦闷。
为了安宁地生活，
只能如此，
虽然痛苦，但有益处。
你不会白白在这里受苦，
因为这些时光你并没有白白度过。
读书、学习，从早到晚，
无聊并没有光顾，
相反你过得很充实。
难倒人的问题反而是：
“裤子没有了，上衣紧绷绷，
鞋子和裙子都小了，
我有什么可以穿？
痛苦死了，
老天啊，简直受不了了！”
还有跟食物有关的句子，我就不写在这里了，因为玛格特弄不好韵脚。这诗写得如何呢？
我收到的礼物除了这首诗，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可爱得很。其中有本书是《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选》，这是我最爱读的书，只要有它，糖果有没有都无所谓。在这密室大家庭里，我简直成了富兰克林。大家都拿出了能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让我有些手足无措。
安妮
1943年6月15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近来我讲的事都太无聊，你都懒得看完了吧？其实还发生了很多别的事，我尽量简短说吧。
福斯库基先生以为自己是溃疡，结果已经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却没有做成。医生切开他腹腔之后，发现没法做手术，因为他得了非常严重的癌症。于是肚子又被缝好，三个星期的观察与看护之后，他就回到了家里。医生一直非常仔细地照顾他，却还是做错了一件事，他们把福斯库基先生的病情走向都告诉了他。这样一来，可怜的福斯库基先生不来上班了，而是从早到晚等着死神降临。每天，他的八个孩子就那么陪着他，在家里坐着愣神。我真希望能经常去探望他，给他解解闷儿，他实在太可怜了！可我出不去，真恨自己这点！
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之前总是把楼里工作人员的情况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再也听不到他说这些了，这对我们来说实在糟糕。我们很想他，因为他为我们的安全做了很多很多事。
那台大大的飞利浦墙挂式收音机很好看，可下个月我们就不得不交出去了，真是可惜。不过，科莱曼先生家里还藏了个小收音机，他拿给了我们。为了不惹事，不让政府注意到我们，只好如此，毕竟我们是躲在这里的，否则就麻烦了。小收音机也被我们藏楼上了。现在不仅犹太人躲了起来，就连钞票和收音机也变成了地下的。
为了让自己有活下去的“信心”，这个国家的人都在想办法找多余的收音机，以便应付上交任务。因为只有收音机里的消息能带给人们希望，让人们有活下去的勇气，告诉自己：“一定会好起来的，精神点儿吧！”现实的情况太让人失望了。
安妮
1943年7月11日 星期天
吉迪，亲爱的：
（想不起说几次了）还是想谈谈教育孩子的事。我想对你说的是，我正在努力转变自己，批评别人的时候我尽量和风细雨，不像以前总是大发雷霆，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和，努力对每个人好，为别人提供帮助。如果你口无遮拦，很难做个中规中矩的乖孩子，特别是你要面对的人都那么过分。之前我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尽管我的想法并没人关注与过问），可现在这样我觉得很好，稍微伪装一下就有用处。只是我总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火气会一下子就上来，尤其他们太不公平的时候。每次我发完火，他们都会用一个月的时间不停地数落我，说我是世界上最不懂事的小孩，不会尊重长辈。其实我有时候挺无辜的，你不这么觉得吗？我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的人，是因为我不爱生气，这还是挺万幸的。他们的呵斥中总有好笑的东西，幸运的是我总能发现这一点，尤其是他们责骂别人的时候。
（认真思考之后）我觉得，速记课程应该放弃，这样我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可以把时间用在学习其他功课上，还可以保护眼睛。实际上我早就应该配眼镜，因为近视得很厉害（戴眼镜多傻啊）。可我们躲在这里，没办法……
安妮的眼睛成了大家昨天的议题。妈妈觉得我该去眼科看看，让科莱曼先生带我去。竟然让我出去，我一听这话就迈不动步子，脚都吓软了。我想都不敢想那情形，怎么在街上走呢？太可怕，我被吓坏了，不过，后来我就高兴起来了。可是密室里能决定这件事的大人都很犹豫，难以决定让不让我去。米普倒是想立刻把我带出去，可大人们面对各种麻烦和即将面对的危险，左右为难，所以一直在细细斟酌。另外，柜子里倒是有我一件灰色的外衣，可是它更像我小妹妹穿的，太小了，就算放开下摆，扣子也系不上。
不知道他们最后怎么决定的，肯定还没商量好。
爸爸希望“战争快点结束”，因为英国人占领西西里了。
玛格特和我要负责办公室的许多工作，是佩普安排的，这样我们不仅帮她减轻了负担，还让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工作不难，只是记记账、整理一下书信。我们都在用心地做着。
米普像个骡子似的，差不多每天都为我们驮来很多东西。她把菜什么的都装进一个大袋子里，然后放在自行车后边带过来。每到星期六，她还要去图书馆借书，一次五六本。所以星期六成了我们期盼的日子，因为她会带来我们没看过的书。我们就这样盼望着，像孩子似的，眼巴巴地等着“礼物”到来。书对于我们这些藏起来的人意味着什么，大概一般人是难以体会的。
听收音机、看书、学习，这是我们仅有的娱乐。
安妮
1943年7月13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我昨天跟杜塞尔先生谈了桌子问题，当然是经过爸爸允许我才说的。我告诉他，每星期我要用两次房间里的那张桌子，时间是下午四点到五点半，请求他能答应（我很有礼貌吧）。一般我只能在下午两点半到四点之间使用，还得是杜塞尔先生睡觉的时候，否则别说桌子了，屋子都不让我进。隔壁房间到了下午又太乱，而且那个桌子还挺招爸爸喜欢，他没事就在那儿坐着，让我怎么学习呢？
我是非常有礼貌地提出这个要求的，而且理由也合情合理，可这位绅士却说：“不！”语气非常坚定。这就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说的话？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立刻反问他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就这么打退堂鼓。他却没什么正当理由，说什么：“下午我也要学习呀，否则哪里有时间呢？你看，我不能中途放弃，必须坚持学下去才行。什么神话故事啊，你的那些功课不就是玩吗？不然就是看书或者织东西，都不能算学习！总之桌子不会给别人用的，因为我得用它！”
我说：“我学习态度是很端正的，学得很认真，杜塞尔先生！下午隔壁房间根本学不了东西。我会非常感谢您的，请您好好想想我的话，答应我的请求。”
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安妮说完就走了，对于那个见多识广的绅士，没有再瞅一眼。我心里想，我这么毕恭毕敬、礼貌周到，杜塞尔先生却毫无礼貌可言，真是气死人了。
我晚上跟爸爸说了这件事，并请他帮我想想，接下来怎么办，我还想再争取一下。皮姆说让我再找找杜塞尔先生，并告诉我一个办法，不过他不让我立刻去，因为我当时激动得很。他说我最好明天再去。可刚刷完碗我就开始等着杜塞尔，根本没听爸爸的劝告。因为爸爸让我有了主心骨，而且就他坐在旁边的房间里。
“杜塞尔先生，”我对他说，“希望您能再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请求，尽管您觉得不必再谈这个事。”
结果杜塞尔先生说：“就算事情已有定论，我也乐意让你来找我说点什么。”边说边露出自认为很有魅力的笑容。
我不顾他的有意干扰，坚持说道：“我们是共同使用这个房间，你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决定的。房间分上下午给我们俩使用，这样才比较公正。而我只想一星期用两个下午，这一点也不过分。”
当时杜塞尔先生在椅子上坐着，听了我的话居然一下儿跳了起来，似乎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这个房间根本不属于你，你无权使用！否则我去哪里？让凡·丹先生在阁楼弄个小屋给我吗？就你事多，没有安静的地方学习的人大有人在，又不是你一个。如果是你姐姐玛格特，她一问我就会同意的，而不是你！因为她比你更有资格得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学习。可你呢……”
他后来又再次提到编织和神话，用来羞辱我。可我没有打断他，更没有让他看出我受到了侮辱。他说：“你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不管别人死活，只要自己合适就行，对你真是无话可说。你这种孩子真是太少见了！可即使这样，我也没办法，只能顺从你，不然人们会说就因为杜塞尔先生不让安妮·弗兰克用桌子，结果她考试不及格。”
我已经忍无可忍，可他还是不停地说着，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真该打他一巴掌，打在这张丑陋的脸上，让这个满嘴谎言的家伙滚到墙角去！”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告诫自己，“不值得为他生气，别冲动！”
后来杜塞尔脾气发完了，往外衣口袋塞满食物走了出去，脸上还带着得意和怒气。
我去找爸爸，跟他说了这些情况。爸爸听完后，准备晚上跟杜塞尔先生谈谈。后来他们说了将近三十分钟。
首先，他们说了安妮是不是可以用桌子的问题。爸爸说因为不想当着孩子的面跟大人争执，所以上次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杜塞尔先生的看法，尽管不同意，也并没反对，可这的确不合理。杜塞尔先生说我把他看成是个侵略者，还把什么都据为己有。说我没有资格这么评价他。可爸爸说并没有听到我这么讲话，所以非常不同意杜塞尔先生的说法。这两个人一直你来我往，说个不停。爸爸极力解释着我的“自我中心”和“装作很忙”，而杜塞尔先生则一直在嘟哝着，表示不满。
杜塞尔先生最终还是允许我使用桌子了，每星期用两个下午，每次可以使用两个小时。连着两天，杜塞尔先生都不和我说话。不仅如此，他还总是气鼓鼓的，五点到五点半这段时间，他绝对不让我用桌子，一直占据着那里。
都四十五岁了还这么抠门、这么不知变通，看来一辈子都改不了了！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安妮
1943年7月16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这次真的有人闯进来了！彼得七点下楼，像平常似的到仓库去。可他看到两个门都开着，一个是冲着外面的门，一个是仓库门。皮姆知道后，立刻找到小办公室的收音机，把它调到了德国电台。之后他们把门锁好，上楼了。我们每到这时候就会尽量不用水，洗漱都停止。所以，我们这次依然如此。我们当时都在睡觉，根本没听到这些，所以比较庆幸。不过，我们既为科莱曼先生担忧，又有些不高兴，因为整整一上午都没人上楼来。终于，科莱曼先生十一点半来告诉我们说，是小偷把两个门打开的，结果没发现值钱的东西，就上楼了。他们在楼上找到两个钱箱子，就全偷走了。有些空白支票和40荷兰盾在里面，还有330磅糖票——这个很难弄到手，所以是最让人觉得可惜的。
六个星期前，想撬三个大门（两个外面的门和仓库门）的那伙人，跟这几个小偷应该是一起的，胡格勒先生是这么看的。
虽然大家都因为这次偷窃事件惊慌不定，但它似乎也让密室里显得有些生气。幸亏我们把收音机和打字机藏在衣柜里，没有被偷走。
安妮
另：又推进了！登陆西西里了……
1943年7月19日 星期一
吉迪，亲爱的：
北阿姆斯特丹星期天遭到轰炸了，炮火非常猛烈。整整一条街不复存在，尸体都很难往外运，破碎得太厉害。受伤的人数都数不清，死去的人，光是目前统计出来的，就有两百多。听说人们把医院都挤满了，孩子们站在断壁残垣间，冒着滚滚浓烟寻找自己的父母，满脸无助。那遥远的“嗡嗡”声能毁掉一切，一想起它，我就浑身哆嗦。
安妮
1943年7月23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一些分类和分账用的本子是佩普最近弄来的，姐姐正学记账，这些对她非常有用。别的本全都标着“非票证”的字样，不是买不到，只是和不用配给票证簿的别的东西一样，不值钱，更没有具体分类。这些本子里都是又窄又斜的格子，纸张是灰色的，只有十二页。眼睛太让我丢脸了，妈妈就是因为这个，不让我跟玛格特一起练字，我倒是支持她学这个。反正我什么都做不成。
战争意味着什么，藏起来是什么感觉，这些都是我告诉你的，吉迪，你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下面我跟你说说，如果能出去大家首先想做什么呢？
凡·丹先生和玛格特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躺上三十分钟，舒舒服服地泡一泡；凡·丹太太最想得到的是蛋糕；杜塞尔先生只希望能见到他的夏洛特，别的要求就没有了；妈妈最想喝一杯咖啡，纯正的咖啡；爸爸最想做的是去福斯库基先生家看看；彼得想去大街上溜达溜达；我当然高兴极了，都不知道先做什么好了。
实际上，我最希望有个真正的家，只属于我们自己。不仅有人在学习上帮助我，还能随意走动，不用担惊受怕。我还希望重新回到学校去！
佩普告诉我们，她弄来些所谓降价的水果，结果每磅葡萄就2.50荷兰盾，每磅醋栗要75分，每磅桃子要50分，每磅西瓜75分。要不然“控制物价”几个大黑字，怎么总出现在晚报上呢？
安妮
1943年7月26日 星期一
吉迪，亲爱的：
到现在我们还在害怕，因为昨天一天都动荡不安。我们哪天能平静度过呢？你肯定有这种疑问吧？
警报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第一次响了起来，应该是海岸线上有飞机经过，所以我们没放在心上。我差不多两点的时候才去办公室，因为早餐后我感到头痛，就睡觉了，大概睡了一个小时。
玛格特把办公室的事做完时，应该是两点半，她正在整理东西时，第二遍警报又响了。谁知，我们刚来到楼上不到五分钟，外面就开始枪炮震天。我们在过道里站着，感觉到有炮弹不停地落下来，把整个房子都撼动了。逃跑谈不上，但我只想使劲把什么抓在手里，所以“逃生包”在我手里被攥得紧紧的。
其实外面和这里一样，我们是不能出去的，即使出去也不安全。飞机声一直响了半个小时，之后人们才敢有动静。大办公室里只有杜塞尔先生一个人；彼得之前在阁楼前面的高台上，这时也下来了；凡·丹太太一直在小办公室里，她觉得最安全的就是那里；凡·丹先生则在顶楼，他始终在那里观望事态；其他人之前一直在过道，这时都离开了。远远望去，先是有一大股浓烟在港口那边冲天而起，渐渐地沉沉的烟雾就把整个城市都罩住了，满眼看到的全是浓浓的烟。
火太大了，这兆头并不好。不过，我们又开始做起自己的事来，因为毕竟都结束了。谁知，警报在晚饭前又响了。听到这声音，眼前的饭菜再香我都不想吃，幸好接下来没发生什么，警报在四十五分钟后解除了。可是，刚刷完碗碟，又传来了飞机声、枪炮声和警报声。大家都觉得：“也太频繁了吧，一天响两次！”
可炮火并没因为我们的不满而减少，城市那头的炸弹落得像下雨一样。斯福尔机场遭到了轰炸，这是英国电台里说的。头顶上全是轰隆隆的飞机声，真是让人害怕，我总觉得它们会落下来的，因为飞机总是不断向上向下猛冲。
我的腿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发抖呢，那时已经九点了。真的。我再次醒来时，是夜里十二点，飞机又来了。一听到枪炮声我就醒了，也不管杜塞尔先生是不是在脱衣服了，我立刻跳下床跑到了爸爸身边。直到一点我才回到自己的床上，后来到了两点，又找爸爸去了。这期间飞机还在到处轰鸣，直到飞机声听不到了，我才渐渐入睡，这时已经两点半了。
刚刚早上七点，我就突然醒了。看到爸爸和凡·丹先生在一起，我脑子里立刻冒出“小偷”这个词。只听凡·丹先生说：“东西全都……”我就以为东西全丢了呢。结果不是这样，而是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墨索里尼下台了，政府由意大利国王接管。这几个月，甚至是自从战争开始，都没有过这么好的消息了。
太高兴了，大家全都跳了起来。我们在经历过昨天的战战兢兢之后，终于看到了希望。这个好消息为我们带来了希望！真希望战争早点结束，和平早点到来。
福尔克飞机制造厂被炸了，损失很严重，这是胡格勒先生跟我们说的。空袭警报今天早上又接连响了两次，我被吓坏了。白天什么工作都不想做，夜里还失眠。不过大家精神还是挺振奋的，因为意大利的情形给大家带来了希望，我们都觉得战争年底就要结束了。
安妮
1943年7月29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今天和我一起刷碗的是凡·丹太太和杜赛尔先生。他们应该注意到，我跟往常很不同，安静得很。我不想让他们问我，所以很快就找了个话题，而且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探讨的话题——《大街那边的亨利》。谁知，我挑的还是不对。凡·丹太太倒没插话，杜赛尔先生可不一定，因为这本书就是他给玛格特和我推荐的。他说这是本非常好的书，可以作为典范来阅读。可我们并不认同，我们觉得也就里面的小男孩写得很好，别的就没什么了。于是，杜赛尔先生听我说完自己的看法后，立刻猛烈地批判起我来。
“男人的想法你怎么可能知道？你也就能了解小孩的心思罢了！你很难把这本书读懂，因为即使二十岁的人都不一定能懂。”（可这书是他让我和玛格特看的啊。）
接着，凡·丹太太与他一起，一唱一和地说：“你懂得太多了，那些都不是你这个年龄应该知道的，这样教育你简直错得离谱。将来你会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只会说：‘我早知道了，二十年前就在书里看过。’什么都会令你觉得与想象中不同，所以，如果你想恋爱或结婚，还得趁早。现实生活和书本可不一样，虽然书里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可进入现实就全变了。”我听完这些，居然还能平心静气地回答他们，可我心里怎么想，你知道吗？当时我说：“好多人跟你们想法不同，只有你们认为我受到的教育是错的。”
在他们看来，顶撞父母的孩子，受到的教育才是正确的。他们经常这么干！另外，关于成人的问题，他们是绝对不会提的，尤其在我这种年龄的女孩面前。可谁都知道，这么教育孩子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他们就这样取笑着我，而我则使劲忍住扇他们几巴掌的冲动，把火气咽了回去。真不知道还得忍多长时间，如果知道，我肯定立刻开始数日子等着离开他们。
凡·丹太太真是我的“好”榜样，说起话来简直没完没了。她就是个无耻的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她总是那么自私自利，又狡猾又爱算计，还爱搔首弄姿勾引人，虚荣万分。用一本书来写她的事都没问题，说不定我就会写写她。谁都可以装得很讨人喜欢，当然得她愿意的时候。凡·丹太太在陌生人尤其在男人面前，是非常友好和善的。所以，刚见到她的人，总是看不到真实她。
凡·丹太太在妈妈眼里是非常愚蠢的，而玛格特则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皮姆对她的评价是太难看（从哪方面看都如此）。（我开始对她并没有意见）时间一长，我发现这三个人对她的看法一点也不过分，而且应该再添油加醋一些才好。我都懒得指出她哪里有不足了，因为她就没有可取之处。
安妮
另：这篇日记是在余怒未消的时候写的，请您读的时候注意。
1943年8月3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目前，战争前景更好了。法西斯成了各地人民讨伐的对象，连军队也站在人民一边。意大利检查并禁止法西斯党。这样一来，它还是英国的对手吗？
我们招人喜欢的小收音机没了，被没收了，是胡格勒先生拿走的。他在规定时间内，把它交了上去。杜塞尔先生知道后，火可大了。现在，杜赛尔先生在我眼里已经降到零分。他谈什么都显得那么愚蠢，不管是政治、历史还是地理问题，说什么都一个效果。比如，他总是说些这样的话，什么“希特勒不会出现在历史里”“鹿特丹港和汉堡港比起来，前者更大”“英国人没找机会炸了意大利，实在是愚蠢”等等。
第三次空袭刚刚过去，我想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勇敢，所以努力坚持着。凡·丹太太最胆小，可她总是念叨什么“炸吧炸吧”“只要结束就好，什么样的坏结局无所谓”。谁能想到今天早上她吓得直哭呢，全身哆嗦个不停，还得让她丈夫不停抚慰。其实他们才和好，之前一星期一直在吵架。看着此时的他们，我竟然有些难过。
养猫绝对是有好处也有坏处的，摩西的事恰好证明这点。现在屋里跳蚤越来越多，全是因为它，虽然屋里的各个角落和缝隙，科莱曼先生都撒药了——一种黄色的粉末，可跳蚤一点不见少。弄得每个人不是觉得胳膊被跳蚤咬了，就是觉得大腿或什么别的地方有跳蚤，全都变得非常紧张、敏感。我们开始用做操的方式对胳膊鼻子什么的进行检查，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接着痛苦就来了，因为我们有很长时间不做操了，从头到脚都僵得很。
安妮
1943年8月4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这一年多我们藏在这里是怎么过的，你差不多都知道，只是难以事无巨细罢了。这里的生活与来之前一点也不一样，根本不正常。当然，我会偶尔讲讲，某一天发生了哪些事，以便让你知道我们是如何生活的。先说说黄昏与午夜的事吧。
这里上床睡觉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在这之前常常要先忙一会儿。因为大家都得挪东西，椅子、床和地毯，全都换了位置以便睡觉用。我睡的是个小沙发床，才五英尺长，因为长度不够，只好把椅子和它拼在一起。杜赛尔先生的床上摆满我白天的必需品——床单、毛毯、围巾和枕头，睡觉时再拿。
玛格特在旁边的房间里，为了能在木地板上躺得更舒适，她又拉折叠床，又拿枕头毛毯什么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响个不停，听起来还挺可怕的。楼上的凡·丹太太正往窗边挪床，声音雷动。这女王正穿着粉色的睡衣，她挪床是因为窗边空气好，这样她可爱的鼻子能少受些折磨，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我要用卫生间必须到九点以后，等彼得洗漱完才轮到我。浑身上下，我全都要洗一遍，（天气非常热时）有时还真能看到水里漂个跳蚤。三十分钟内，我要在里面刷牙、修指甲、卷发，为了让上唇的黑毛颜色浅一些，还得在上面抹些氧化物。
等我换好睡衣，正好九点半。走出卫生间的时候，我两只手都拿着东西，香皂占一只手，尿壶、发卡、卷发器、棉花棒和裤子，在另一只手上。一般我出来得都比较匆忙，所以总会被下一个洗澡的叫回去。因为水池子里还留着我的头发丝，虽然曲线挺好看，却不大雅观，所以我得清理一下。
等拉上窗帘、说完晚安，已经是十点了。紧接着屋里会发出各种声响，有床板的吱吱声，还有弹簧坏掉发出的声音……大概十五分钟以后才会安静下来。当然，还得楼上的夫妻没吵架。
再有声响就是十一点半了，先是卫生间的门开始咯吱，接着能听到一阵皮鞋声，一线灯光从门外照进来，出现了一个几乎装下穿衣人的大外套——是杜塞尔先生，他之前一直在胡格勒先生的办公室，这是完成工作后回来睡觉了。足足有十分钟时间，不是传来他弄纸的声音（藏食物的声音），就是他在地板上趿拉趿拉走路的声音。后来床响了下又没声了，紧接着就是卫生间，不时传来莫名其妙的声音。
我每天差不多都在凌晨三点起来找锡罐，它就在床下放着，底部还粘着个橡胶垫子，是担心漏出尿来。由于小便的声音很像山间的小溪，所以我总是使劲控制自己的呼吸。放回尿壶之后，我再上床，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白色睡衣（玛格特每次看到都很惊讶：“太不雅观了，你这睡衣！”）。结果上床十五分钟，我都睡不着，一会儿听听楼下有没有小偷来，一会儿听听大家是睡着了还是半梦半醒着。楼上楼下包括我自己屋里，各种床铺发出的声音各不相同，我能一一辨别出来。
实际上，这么做非常无聊，杜塞尔作为家里的一员则更令人厌恶。他先是像鱼浮出水面似的喘着气，重复九次十次之后，他就一边使劲吧嗒嘴，一边润嘴唇，最后还得弄弄枕头，翻个身什么的。每踏实五分钟，他就要这样倒腾一次，如此反复至少三次，才能真正平静地睡去。
枪炮声总会在夜里一点到四点间响起，而我听到后，就要起身，在地上站着。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发现一觉醒来，自己正在床上老老实实地躺着，而炮火声早已消失，那就是我睡得太沉了（梦见楼上又吵架了或者梦到法语语法问题）。大部分时候，我都会醒的，之后就穿着拖鞋，跑着去找爸爸——身上套上睡袍，手里拎着枕头和手绢。玛格特为我生日写的诗里就提到了这点：
枪炮声响了，在黑夜中
嘎吱一声，门开了
飘来一个白色人影，
带着枕头和手绢……
只要枪炮声不是很大，一到爸爸身边，我就会忘记恐惧。
闹钟会在差一刻七点发出叮铃声，它总是这么准时，不管你爱不爱听，也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凡·丹太太刚关上那滴答声，凡·丹先生就起床了，先是支支扭扭的床铺声，接着就听到他跑进了卫生间。
门再次发出声音，是七点一刻。终于轮到杜塞尔先生去卫生间，我可以独占房间了。新的一天在我拉开窗帘的时候，开始了。
安妮
1943年8月5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今天的话题是中午怎么休息。
通常，大家会在十二点半以后放松下来，因为凡·马伦和德·库克两位先生回家了，他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不过这时候是他们的午餐时间。
凡·丹太太只有一块好看的地毯，此时，她开始用吸尘器进行清理。这里有几个落后分子，杜塞尔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利用这个时间，玛格特去给他们上课，胳膊下还夹了几本书。狄更斯的那本书是皮姆的最爱，他总是带在身上。这个时候，他开始了自己短暂的休闲时光——找个地方读了起来。楼上的女人太忙乱，妈妈赶紧上去帮她了。而我，则整理一下自己，顺便把卫生间收拾一下。
人们在差一刻一点时开始往进走。基斯先生是第一个，接着科莱曼先生或者胡格勒先生也回来了。佩普或者米普总是跟在后面。
到一点的时候，收音机开始播放英国广播节目，大家都围在旁边认真听着。凡·丹先生对着喇叭可吵不起来，所以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人才不会互相影响。
分配食物是十五分钟之后。我们会给楼下的人端去汤，一人一碗。偶尔还会发给每人一块甜点。基斯先生不是坐在沙发上，就是靠桌子坐着，满意之情溢于言表。报纸和茶杯摆在面前，猫咪一般也会在他身边蜷缩着。总之，这些东西都得让他看到，否则他会立刻表示不满。科莱曼先生负责给我们讲城里又有什么新动向，他是个消息灵通的人。胡格勒先生上楼时总是显得很着急，敲门声又短又响。进门后，他的手或者来回搓着，或者扭在一起。高兴的时候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不高兴了，就一言不发。总之，很情绪化。
差一刻两点的时候，大家都散去，开始忙自己的事。妈妈和玛格特的任务是刷碗；在沙发床上躺着的是凡·丹夫妇俩，他们在休息；爸爸也去休息了，当然是在自己的沙发床上；彼得跑到阁楼去了；杜塞尔先生和爸爸一样在休息；学习的人则是安妮。
大部分人都去睡午觉了，不会干扰别人，所以每天这个时候最安静。杜塞尔先生肯定又梦见吃东西了，从他脸上的神色就看得出来。可时间走得实在太快，下午四点一会儿就到了，我都没顾得上多看他。由于收拾书桌，我多用了一分钟，杜塞尔先生则刚到四点就站在我旁边等着了，手里还拿着表。
安妮
1943年8月7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我正在写故事呢，从几个星期前就开始了。虽然纯属想象，但我依然很快乐，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成果。
安妮
1943年8月9日 星期一
吉迪，亲爱的：
之前写的是密室里的午饭，这次接着记录这里的生活，写晚饭。
第一个吃饭的总是凡·丹先生，他完全不顾及别人。总是使劲多占喜欢的东西吃。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总喜欢插嘴，可只要他开始发言，谁也别想反对，否则迎接你的就是唇枪舌剑。他气鼓鼓的样子很像一只猫，还哈哧哈哧地喘粗气。那样子我真是永远不想看第二眼，真希望他能改变一下。在他看来，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的脑袋的确很好使，我们并不否认，可也不能这么自以为是吧？
要对付凡·丹太太，一言不发是最好的办法。当她耷拉着脸，周围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谁也猜不到她在琢磨什么。实际上，她每次都会败下阵来，没有一次说得过别人。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个，还是会被她挑拨，引起不快，她就是个“搬弄是非”的人。这样做，对她来说是种乐趣。弗兰克先生与安妮的不快，都是她挑拨的，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挑拨；而在弗兰克太太与玛格特之间，她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再来说说吃饭的问题：凡·丹太太在食物方面的信条是，吃什么都要最好的，不管是土豆还是别的什么好吃的，可她居然总是说自己吃得太少。她才不会顾及别人怎样呢（她却用这点来指责安妮），自己吃到最好的食物最重要。另外，对她来说，别人爱不爱听她说话无所谓，只要听，她就会没完没了地说——这是她又一个信条。她觉得别人都会集中精力、认真听她说，无论她说的是什么。
当然，别人肯定会觉得她很好，因为她会关心人，像对自己孩子那样，还会风情万种地笑，并且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为每个人提出参考意见。可这种好维持不了多久，只要你注意观察，对她的印象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彼得·拉·凡·丹太太，欢快而勤劳，风情万种而有时又故作天真。
小凡·丹先生是要介绍的第三个人，他一般都不怎么说话，甚至很少发出声音。因此，大家常常忘记还有这么个人。他吃饭的时候倒是惊天动地，吃得又快又急，吃完却一下子平静下来，定定地看着你说，估计再吃这样的两份也没问题。
玛格特是餐桌上的第四个人。她几乎不说话，水果和菜是她主要的食物，而且像小鸟似的，吃得非常少。凡·丹夫妇俩总是说她“养得太娇气”。而我们觉得她是：“新鲜空气吸得少，还不爱运动。”
妈妈就坐在她旁边，食欲总是很好，虽然也会参与各种话题，可谁也没当她是家里的女主人，所以她说什么，大家都不会太留意。而凡·丹太太才是人们心中的女主人，因为饭总是她做的，而妈妈的任务则是擦家具和刷碗。这就是她们的不同之处。
我和爸爸位于六七名，就少说一些吧。吃饭时最谦让的人，就是爸爸了。他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给孩子们吃，而自己吃得则很随便，从来都是让着别人。充满善意的人，就应该是他这样。安妮就在他身边坐着，这个小孩儿在密室里总是紧张兮兮的。
一个劲儿低头吃饭、一言不发的是杜塞尔先生。当然，如果真要说的话，还是让他说说吃饭吧，别的就免了。这个话题他就算说，也就是吹吹牛，不会和谁吵起来。什么食物他都不会拒绝，都吃得狼吞虎咽的，而且食量很大。
坐在桌前工作时，杜塞尔先生通常都这个样子：裤子提到胸口，身穿红色夹克，脚上穿着黑色漆皮拖鞋，鼻梁上架着犀角眼镜。可这样的学习状态，并没有让他提高什么。只有睡午觉、吃饭和去卫生间的时候，他才会把工作停下来。卫生间外面有人等待的情况，每天会出现四五次，这些人又着急又难受，憋得来回溜达，用力跺着地板。杜赛尔先生呢？他在里面才不管外面的人怎样呢。另外，他上卫生间的时间非常固定，完全可以当时钟来用：七点一刻到七点半一次，十二点半到一点一次，两点至两点一刻一次，另外还有四点到四点一刻、六点到六点一刻和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他的这些“固定时间”，什么也无法撼动和改变。他在里面完全不会理睬你，即使求他也无济于事。
餐桌上的第九个人，虽然吃饭和我们在一起，但她不是密室大家庭里的人。给她什么佩普就吃什么，从来不挑剔，而且盘子里的食物总是吃得非常干净。我们看着她就会觉得很愉悦，因为她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开朗、温柔、善良、慷慨，这些都是她的特点。
安妮
1943年8月10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我发现，吃饭的时候和自己说话挺好，跟别人尽量少说话。这样一来，我话少了，他们不需要忍受我叽叽喳喳的折磨，而我也少些不快，因为他们没法向我提建议了。还是让他们自己留着那些想法吧，我还真没觉得他们比我强多少。有的食物很难吃，而我不吃又不行，这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我努力不去看自己盘里的东西，还假装喜欢吃，直到吃下去，我才察觉出那是什么。
还有个时刻也让人心情不好，那就是起床。每到早上，我总会跳起来，站在地上告诉自己：“再钻进被子的时候不远了！”接着赶紧让清新的空气把自己弄得完全清醒——拉开窗帘，在窗前站会儿。之后，为了避免自己再跑被窝里去，我会马上把床收拾好。真是有意思，你知道吗？妈妈说这叫有品位的生活。
战争需求太大，维斯特钟——我们的最爱，上星期被弄去熔化掉了。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们都不知道具体时间，所以大家都稀里糊涂的。锡的或者铜的钟不也行吗，但愿他们能搬来一个，好让周围的人知道准确的时间。
艳羡的眼神全朝我的脚看过来，我走到哪儿都如此，上楼、下楼，他们都那么看着我。因为我的鞋子很好看（这样的时期尤其惹眼），花了二十七个半的荷兰盾呢，是米普帮我买来的。中等鞋跟的小山羊皮鞋，颜色是紫红的。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变高了，就像踩了高跷。
昨天我右手拇指被一根粗大的针扎到了，运气实在差劲。字也写不好，歪七扭八的，土豆皮也得玛格特帮我削（好像也有好处哦）。后来，我的头还在柜子门上撞了一下，声音响得很，人也差点摔倒。因为这，我还挨骂了。我右眼上边现在还肿着，可他们就是不让我用凉水冲洗伤口。不光这些，我右脚的小脚趾还出血了，非常疼，是吸尘器夹的。真是倒霉透了。由于这个伤口没别处疼，我就没处理，结果它发炎了，我多么愚蠢啊！漂亮的鞋现在是不能穿了，因为伤口抹药之后就用纱布裹上了。
杜塞尔先生让米普带给他的，竟然是本禁止发行的书，是反对墨索里尼的。他就是这样，让我们身处危险很多次了。结果米普来密室途中，遇到了党卫军，并被他们的摩托车撞倒在地。她一下子急了，冲他们吼道：“太浑蛋了你们！”喊完，她就走了。当时多危险啊，幸亏她没被那些人带走，否则等待她的将是什么，真不敢往下想。
安妮
1943年8月18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每天削土豆皮，这是我们小社会的固定工作。
有拿刀的（最好的给自己），有弄水的，有拿报纸的，还有弄土豆的。
先说杜塞尔先生吧，尽管削得并不好，可他一直坚持着。他一边削一边左顾右盼，看看谁在向他学习，实际上，谁都没像他那样弄。
“安妮，应该像我这样拿刀，削的时候要从上往下……不对，应该这样，你又错了！”
我对他说：“杜塞尔先生，我觉得简单些更好，像我这样！”
“安妮，得学我，我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我说的话绝对正确，不过，按你的方法也行，如果你非坚持的话！”
于是，我们又接着削起来，可我用余光看到了杜塞尔先生摇头（估计是因为我），但他没再说话，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
我一边削皮一边又看看爸爸，他就坐在我身旁。他把削土豆皮当成了一项非常细致的任务，而不是家务。他削土豆皮、择菜和剥豆时的表情，简直和读书时一模一样，都非常专注。每次他看书，眉头上的一条皱纹就会出来，现在也是。土豆被他削得完美极了。
我一边削皮一边看了看凡·丹太太，只一秒钟就够了，我全看到了：杜塞尔先生正处于她的诱惑当中——可他假装没看见，她又冲杜塞尔先生挤挤眼，他还是一个劲地削土豆，不搭理她。接着，凡·丹太太又冲杜塞尔先生笑，他却一点也不为所动。连妈妈都笑了起来，杜塞尔先生依然无动于衷。凡·丹太太看到招数都不管用，就改变了策略。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怎么不用围裙呢，普迪？这样一来明天我可就太忙了，你衣服上会沾满污渍的。”
“不会的，我衣服不会脏的。”
她听了，又有一会儿没出声，接着却说：“快坐下吧，普迪！”
杜塞尔先生说：“我就爱站着，挺好的！”
静默。
“你衣服沾上东西了，注意点普迪！”
“妈妈我知道了，我非常注意了！”
“普迪，今天英军为什么没来轰炸呢？给我讲讲吧！”凡·丹太太又沉默一会儿之后说道。
“天气原因，今天天气不好！”
“可是昨天也没有飞机来呀，天气那么好！”
“别说这个了。”
“说自己的看法都不行？为什么呀？”
“对，不行！”
“这是为什么呀？怎么就不行？”
“哦，妈妈，您可以沉默会儿吗？”
“弗兰克先生可不这样，弗兰克太太怎么说他都会呼应。”
一般情况下，凡·丹太太这种做法总能激怒凡·丹先生。此时，他正强忍怒气，而他太太还在毫无顾虑地说着：“看来不会进攻了！”
这时，凡·丹太太的脸突然红了，因为她看到了丈夫煞白的脸。可她的话并没有停：“肯定成不了事，这些英国人！”
“不要再说了！”凡·丹先生再也忍不住了，吼了一声。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到，目视前方；妈妈使劲儿忍着，才没笑出来。
只有这对夫妇间刚爆发完战争时，他们才会互不理睬，否则，刚才的情形每天都会出现的。
我又上去拿土豆的时候，看到彼得在阁楼上，他正为猫找跳蚤呢。
猫趁他抬头看我，从窗口逃走，钻到排水沟里去了。我边笑边往外跑，彼得则在我身后小声叨咕着什么。
安妮
1943年8月20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密室里也有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下面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时间安排。
佩普通常在五点半来密室，这就预示着我们晚上的自由活动开始了。于是，每个人都忙着去准备。一般佩普都比我们早些吃甜点，所以我和她来到了楼上。凡·丹太太的嘴从坐下就开始出声，告诉佩普自己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哦，佩普我想起来了，还有那个……”佩普没说话，向我挤了挤眼睛。怪不得大家不喜欢来楼上，因为凡·丹太太不只告诉佩普，每一个上楼的人她都不会放过，跟谁都要说说自己需要什么。
佩普离开的时候，是差一刻六点。我先到楼下的厨房和小办公室看看，之后到储藏煤的地方，给摩西开门。最后，来到胡格勒先生办公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了凡·丹先生。他正在找今天的信，到处翻来翻去的。彼得拿着仓库钥匙，把摩西抱了起来。爸爸正在搬打字机，他准备弄到楼上去。玛格特想把办公室的任务完成，正到处看哪里更清静一些。凡·丹太太灌了一壶水，在往炉子上放。妈妈正往楼下走，手里端着锅土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彼得去仓库没一会儿，就回来了。问他面包呢，他说不知道。面包就在铁柜子旁边，他想拿一个就跑，便在大办公室门口使劲儿弓着腰，悄悄来到柜子边儿……突然，摩西跳过他的身体，蹿到了书桌下面。彼得又赶紧找猫，发现它在办公室里，便趴着爬回来，朝猫尾巴伸出了手。只听到他的叹息和猫的怪叫，是不是抓住了？看，人家摩西正在窗户那儿坐着，一副镇定高傲的样子，不时梳理着自己的毛发。从彼得手里逃出来，它得多扬扬自得啊。没办法，彼得只好拿来面包，想用它诱惑摩西。结果，摩西真的被他引诱出去了，他在身后关上了门。
这些都是我从门缝里看到的。
凡·丹先生重重地把门一关，似乎非常气愤。我和玛格特对视了一下，我们都明白：凡·丹这么气愤，以至于忘记隔壁还有凯克公司的人，肯定是因为胡格勒先生，他不定又做错了什么事。
脚步声越来越近，是杜塞尔先生来了。他先是来到窗前，姿势拿捏得恰到好处。他深深地吸进一口气，之后又是咳嗽、嗽嗓子又是打喷嚏。胡椒令他倒霉了。接着他去大办公室准备拿信，可窗帘开着，没办法，只好回到密室里，眉头都拧到了一起。
我和玛格特又对视了一下，她说：“他亲爱的宝贝明天会少读一页信了！”我听了使劲儿点了点头。
杜塞尔先生休闲去了，因为过道里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像大象走过似的，那是他去自己最喜欢的地方了。
我们又工作了一会儿，听到“当当当”三声，该吃饭了。
安妮
1943年8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八点钟。
妈妈和玛格特在卫生间紧张得很，总说：“哦，别弄出声音爸爸！皮姆，嘘！这边来，你别用水了，都八点半了，你轻轻地走！”爸爸一到八点半就不能再走动、出声，更不能使用卫生间，水也不许用，他只能在起居室待着。办公室里来人还好些，如果没来人的时候，声音都能传到仓库里，而且非常清楚。
楼上一般八点二十开门，紧跟着地板就会轻轻敲响三下，那意味着热腾腾的麦片粥做好了。这是安妮的早餐，我立刻来到楼上，盛好一碗。
再次来到楼下时，事情做得必须又快又轻：收拾床、弄头发和收尿壶。凡·丹太太和丈夫，会在八点半时换好拖鞋，同样是静悄悄地进行。凡·丹先生此时和查理·卓别林的模样差不多。
渐渐地，想象中的生活情形呈现在大家面前。我和玛格特想做的，只是学功课、看书，妈妈和爸爸也是这样。爸爸的床依然吱吱作响，而且床垫都不成样子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长长的枕头，一坐就陷进去，他（手里当然拿着狄更斯的小说和词典）就坐在这里，估计在想：“我怎样都能睡着，没有垫子都行，那个没什么用处。”
爸爸会一边读书一边笑，一直低着头，有时还会把有意思的故事给妈妈看。
妈妈却说：“现在没时间。”
于是，爸爸又自己看起来，脸上带着失落。
当再次出现好玩的情节时，他又找妈妈：“妈妈，你必须看看这个了！”
折叠床是妈妈的地盘，她不是在上面读书学习，就是织东西、补东西。她总是会突然想到什么，又怕自己忘了，就说：“快，安妮，记下来！玛格特，记住这个！”之后，再次陷入安宁。
“啪”的一声，玛格特把书合上了。爸爸的眉头皱了皱，之后继续仔细看书。此时他的前额上又出现了那条皱纹——一专注起来就会出来——眉毛也弯得非常奇怪。妈妈和玛格特聊起了天儿，把皮姆也拽了过来，我则听着他们聊，兴味浓厚。
早饭在九点时开始了！
1943年9月10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我总记下那些不一样的事情，大部分都比较好。当然也有不好的事，但很少。今天我还是要写下快乐的事情。
9月8日星期三那天，我们突然听见七点新闻里说：“开战以来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来啦：意大利投降了！”而且是无条件投降！英国电台的荷兰语新闻，在八点一刻时也报道了：“亲爱的听众们，我在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之前，刚把今天的新闻稿件写完，就得到了这个消息：意大利投降了！这实在令人振奋，我新写的稿子一下子被我扔进了垃圾筐。今天真是个令人快乐的日子！”
接着，收音机里响起了音乐声，有英国国歌《天佑女王》、美国国歌和苏联的《国际歌》。一般情况下，荷兰语的节目不会盲目乐观，但总是能给人带来精神力量。
实际上，关于科莱曼先生的消息并不好。我们都喜欢他，你是知道的。就像妈妈说的：“整栋房子，都会因为科莱曼先生到来而变得充满阳光！”况且他现在依然乐观、坚强，虽然不能走路，吃得也不多，还得忍受病痛的折磨。可他现在必须去医院了，因为情况并不乐观，他必须做个胃部手术，而且是非常复杂的手术。但在那之前，先得在医院观察四个星期左右。他和我们告别的时候就像平时出门一样，那情形你能看到就好了。
安妮
1943年9月16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大家说什么，都会被人理解歪，或者让人不快，所以吃饭的时候谁也不敢开口（只吃饭）。现在，福斯库基先生过得也并不如意，来看我们的时候也比较少。他总是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意思好像是大不了一死，就这样吧！我们这些人在密室，已经变得如此脆弱、脾气不好，他的家里气氛肯定也不轻松。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一种缬草根可以让焦虑的人放松下来，不再郁闷。我每天都在吃它，可心情并没有因此好起来，而是在第二天变得更低落。我们差不多都不会笑了，一次发自内心的大笑比十包缬草根都管用吧？我总是想，会不会很早就变得衰老了呢？天天这么发愁，真有可能吧？大家都和我差不多，冬天就要来了，它会是怎样的可怕，我们都非常忧虑！
我们现在还担心一件事——凡·马伦先生的工作在仓库里，他似乎开始怀疑密室有问题。当然，有点脑子的人现在都会起疑心吧？因为胡格勒先生说密室在隔壁的楼里，不在这里，而米普总说到实验室去，佩普有档案室要去，而科莱曼先生总说去拿奥贝卡的货物。
起初，凡·马伦先生的疑心并没引起我们注意，可是，他太好奇了，而且不值得信赖，这点大家都知道。所以，想打消他的疑虑，光靠随便几个借口是不行的。
这天，胡格勒就非常小心。他先是穿上外衣，在十二点十二分的时候来到街上，进入了那儿的药店。没待五分钟，他就回来偷偷进入密室。当他想离开的时候，正好是一点一刻，佩普在楼梯上告诉他，办公室里有人，是凡·马伦。胡格勒先生便又回来找我们。直到一点半，他穿着袜子（冷也没办法），提着鞋子，轻轻地走到前面阁楼的另一个楼梯。用了一刻钟的时间，才蹑手蹑脚地走下去。就怕有什么响动。之后，他就回到了办公室，装得好像刚从外面进来似的。
就在他小心翼翼走楼梯下去的时候，佩普也来密室找胡格勒先生了，因为她刚从凡·马伦那儿脱身，可他已经不在了。想想吧，别人会有什么看法呢？一位经理竟然只穿着袜子！幸亏没有人看到他！
安妮
1943年9月29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凡·丹太太今天过生日。奶酪、肉和面包她都没收到，因为配给票证簿没了，只有一瓶果酱。当然她收到了鲜花和一些吃的，是她丈夫、杜塞尔先生和办公室的人送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佩普工作量太大了，所以上星期都感到头晕了。有一天她几乎没闲下来过，不是立刻出去，就是全都弄错了，再不然就是重新去一趟，总之被招呼出去十多次。当然，她的麻烦可不只自己的工作这么简单，科莱曼先生和米普都病了，当然米普是感冒，可工作都堆给了她。除此之外，她自己乱七八糟的事也不少，首先是父亲老乱发脾气，男朋友在闹别扭，更重要的是她扭到了脚。看她实在难受，我们和她说，得减少些采购任务，下次再让她出去，就说没时间，回绝一两回就好了。
自从来到这里，从没看过星期六那样的好戏。起初，我们只是谈起凡·马伦，谁知，谈着谈着就开始吵起来，最后还哭了。杜塞尔先生跟妈妈诉苦，说觉得自己很冤枉。他说自己并没做错什么，大家对他的态度却并不好，还总是躲着他，做什么也不愿他参与。最后，又说了很多好话。不过，妈妈这次并没顺着他说，而是告诉他，他总是让大家陷入危险，所以每个人对他都没什么好感（他对妈妈说，以后一定改，可行动在哪里呢？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
爸爸气坏了，我猜又是凡·丹夫妇招惹的。因为劲爆的事情又出现了，他们居然偷偷藏起了肉和别的什么。我都快受不了了，多想离开这里啊，远离这里的一切！
安妮
1943年10月17日 星期天
吉迪，亲爱的：
科莱曼先生回到我们中间了，真是感谢老天！他的脸色还是不大好，可凡·丹先生说自己没钱了，要卖些衣服，所以科莱曼先生就开始帮忙，而且显得非常快乐。结果，让我们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仓库里竟然丢了100荷兰盾。仓库里怎么会有100荷兰盾？既然是偷走的，哪个人又是小偷呢？
他们缺钱的问题是这样的：凡·丹太太什么也不想卖，尽管她有很多的衣服、鞋子，而凡·丹先生只有西服可卖又不好卖。彼得倒是有辆自行车，却给弄回来了，因为没人买。麻烦还不止这些，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凡·丹太太居然觉得公司应该担负他们的生活开支。此时他们俩正“亲爱的克丽”“迪普宝贝”热乎着，那是因为刚刚和好，之前还在气势汹汹地吵完呢。
我在前一个月就受不了了，房子虽然令人喜爱，里面却到处是吵架声和污言秽语。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爸爸就满眼惊讶和恐慌，嘴唇总是闭得紧紧的，时刻担心出现什么问题，他又得去协调。妈妈的脸总是红扑扑的，时刻处于紧张之中。玛格特不停地念叨着，说自己脑袋疼。凡·丹太太动不动就发脾气。杜赛尔先生天天失眠。而我则快疯掉了。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和好的是哪两个，闹别扭的又是哪两个。
安妮
1943年10月29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科莱曼先生的胃又不舒服，所以他再次请假了。他弄不清是不是胃里又出血了，总之让他难以忍受，所以告诉我们，说要回家歇歇去。我们第一次感到，他的身体的确不行了。
凡·丹夫妇因为缺钱的问题在吵架，而且吵得越来越激烈。凡·丹先生有套西服和一件大衣，他们想用来卖钱，可根本没人买，因为要的价钱太高了。
科莱曼先生说过，他认识个倒卖皮货的人，凡·丹先生便想卖掉妻子的皮大衣。这大衣买于十七年前，结果依然卖了不少钱——325荷兰盾。凡·丹太太准备等战争结束之后再买些新衣服，所以不想把这些钱用在维持生活上。最后，经过凡·丹先生使劲儿劝说，她才答应拿出来。
那过程实在让人觉得恐怖，他们一边咆哮一边使劲儿跺脚，声音尖利、满嘴污言秽语！我们家的人都在楼梯下面屏息以待，准备等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赶紧上去劝阻。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这么针锋相对的大吵大闹与号哭，令我无法松弛下来。感谢上帝，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终于可以安静会儿了，我躺在床上满脸都是泪水。
最近，我吃饭不大香，除此以外都很好。“你怎么了？脸色太差了！”他们总这么说我。为了让我健康些，他们真的很努力，这一点毋庸置疑。该给我的全都给我吃了，什么钙片、鱼肝油、酵母片、葡萄糖之类的。我的神经总是很敏感，星期天的时候最严重，心情在这天总是一落千丈。不光是我，这里的人星期天全都很没精神，屋里的气氛非常沉闷。一片死寂充斥在空气当中，连外面的鸟儿都不叫了。我被这压抑的气氛紧紧裹住，一直下沉、下沉……对这时的我来说，一切都不重要了，包括爸爸妈妈和玛格特。我像一只断了翅膀的小燕子，而这房子就像黑暗中的牢笼，我不停地上楼下楼、各个房间乱转，如同燕子在猛烈撞击四壁。心底有个声音在呼喊着：“我想呼吸新鲜的空气！我想痛快地笑！我想要到外面去！”可我只是在沙发床上躺着发呆，什么行动也没有。睡觉吧，这样可以让时间走得快一些，让它把死寂和害怕也赶快带走吧！
安妮
1943年11月3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爸爸为我们定了一份目录册，是函授学校的。这既是为了给我们解闷儿，也是为了开发我们的智力，更主要的是让我们多关注点别的东西。目录册很厚，可是玛格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也没找到合适的。她既不想报价钱超过自己预算的科目，也不想报自己不感兴趣的。爸爸只想报个“拉丁语入门”，而且资料来得非常快。玛格特见了，也把价钱抛在脑后，热情高涨地决定也学这个。不过，拉丁语实在难学，所以我就算感兴趣也没报名。
后来，爸爸从科莱曼先生那儿借来一本《儿童版圣经》，目的是让我也学点什么。于是，我有“新约全书”可以学习了。
玛格特担心地问爸爸：“这是犹太圣节的礼物吗？您准备送给安妮这个？”
爸爸回答：“是啊，也许在圣尼古拉斯节的时候送更好。”
犹太圣节和耶稣放在一起，的确有些不合适。
现在我清洁地毯只能用刷子，因为吸尘器坏了。晚上我开着灯清理地毯，炉火很旺，窗户关得紧紧的。我一边弄一边对自己说：“看着吧，会有人不满意的，肯定会闹不痛快！”结果还真是这样，由于屋里全是灰尘，妈妈开始头疼，皮姆小声说地上没觉得干净多少，而很多尘土都落在了玛格特的新词典上，那是本新买的拉丁语词典。
以前，我们都是早上五点半生火，从今天开始，我们打算把时间改到七点半。可这样一来会有人看到烟囱冒烟的，我觉得实在有些冒险，人家会起疑心的。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窗帘上。本来窗帘我们一来就钉死在窗户上了，可即使挨批评，也有人不时向外偷看，还振振有词：“谁会看到呢？”说得可真轻巧，真的不会被看到吗？做事大大咧咧的人就是这样，往往也会因为这一点栽跟头。
现在，只有杜塞尔先生还在和凡·丹夫妇争论着什么，狂风暴雨般的吵闹已经结束了。“年老的蝙蝠”和“愚蠢而丑陋的老女人”，这两个名字是杜塞尔先生给凡·丹太太起的。为了报复，这位才学渊博的男士则被凡·丹太太称为“老太婆”或者“敏感脆弱爱发火的老处女”等。
他们俩还真是彼此彼此啊！
安妮
1943年11月8日 星期一（晚）
吉迪，亲爱的：
我写的这些日记，每篇的心情都不大相同。假如你是一下子看完的，肯定能感受到。这也是我的烦恼，因为生活在这里，心情太容易受影响了。而且，大家全都变得敏感脆弱起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为了不让别人觉得我是个怪物，看完一本令人着迷的书之后，我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才敢和别人接触。这段时间，我情绪就比较低落，你肯定感觉到了。具体为什么我说不清楚，不过，怯懦肯定是它的根源。今晚佩普还没走，门铃竟然响了，而且时间还很长。我的胆怯就开始作怪——脸色煞白，心脏咚咚地响，胃里也不舒服。
夜幕降临，我躺在床上开始想象：一会儿父母不见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正孤立无援地待在牢房里；一会儿又在大街上，我正逛来逛去；一会儿密室起火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抓我们，而我躲在床下，绝望极了。简直就是真的！也许一切都会变成真的，在未来的某一天！
米普总说我们的生活安逸宁静，她真希望自己的生活也变成这样。实际上，我们内心的恐慌与害怕，她还没有注意到。
世界还能变成以前的样子吗？对这一点，我表示深深的怀疑。尽管“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词，我总是提起来，可它仿佛就是一个幻想中的仙境，可能永远也难以变成现实。
在我看来，四周乌云密布、危机四伏，只有我们这八个人生活在碧蓝的天空之下。而这蓝天带来的安宁也只是暂时的，危险的乌云正慢慢围拢过来。危机与黑夜一步步将我们包围，安全的范围越来越小。为了求生，我们奋力挣扎，可结果，只是撞来撞去。抬头仰望，美丽的生活在等着我们；低头俯视，则争来斗去。可黑云来了，隔开了两个世界，我们进退维谷。这块黑云很大很大，尽管现在还压不到我们，可它不断向下向下，仿佛要将我们压得粉身碎骨。什么办法也没有，我只能不停地祈求：“让这个安全地带扩大一些吧，好让我们逃走！”
安妮
1943年11月11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今天的日记有个题目，而且还不错：咏钢笔——记我的钢笔。对我来说，钢笔一直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之一。我得用粗笔尖写字才好看，所以对这支钢笔尤其珍惜，因为它的笔尖就是粗的。它的一生不算短，但非常有意思。接下来，我就来介绍一下它：
亚琛市是我外婆（那个好心的赠予者）住的城市，这个钢笔就是我九岁时从那里寄来的。当时钢笔上包着棉布，还标着“非卖品”三个字。那时候是二月，风很大，我病了，躺在床上就能听到屋外呼呼的风声。而在一个红皮盒子里面安静地躺着的就是这支钢笔，它很好看。安妮·弗兰克，也就是我，当时多么得意啊，因为这钢笔是属于我的。只要我的朋友们一来，我就会拿出来给她们欣赏一下。
后来我十岁了，经过爸爸妈妈同意，我把它带到了学校，老师居然允许我使用钢笔，这真是让人没想到。我上六年级时，老师规定钢笔和墨汁都必须用学校提供的，所以我把它收了起来，当时是十一岁。后来我十二岁了，收到一个装钢笔用的盒子，不仅可以装进我的钢笔，还能再装支铅笔，并且是带拉锁的。这是我升入犹太学校得到的礼物，简直好极了。接着，十三岁的我就带着它进入了密室生活，在这里写下日记和文章，都用的这支钢笔。它最后陪伴我的日子，是我十四岁的那年……
那天是星期五，我下午五点后从房间走出来，想坐在桌前写点什么。这时爸爸和玛格特来了，他们狠心地让我往边上坐，好让他们学拉丁语。我的钢笔当时就在桌上放着，它的小主人却不能使用它，只能长吁短叹地清理发霉的豆子。我占用着桌子的一小边，搓着豆子上的霉点儿。后来我起身开始扫地，应该是在差一刻六点的时候。我用报纸把坏掉的豆子和垃圾包起来，都倒进了火炉，火苗一下子蹿得老高。我心里想，这下火可以烧得旺一些了。
终于安静下来，我回到桌边收拾东西，因为学拉丁语的人离开了。可我怎么也找不到钢笔了，后来不光我找，爸爸妈妈、玛格特和杜赛尔先生也来了。结果，还是不见它的踪影。
玛格特说：“没准你往炉子里倒豆子时，一起弄进去了！”
我说：“绝对不会的！”
赛璐珞很容易燃烧，我们猜钢笔肯定被烧没了，因为直到晚上也没找到它。结果，爸爸第二天收拾火炉的时候，发现烟灰里有个夹衣服口袋用的笔夹子。这下子，证实了令人最不愿接受的猜测。不过，我们始终没看到金笔头。
爸爸说：“肯定化掉了，和石头混合在了一起。”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希望自己也被火葬。所以，知道它被烧毁之后，我倒有些小小的安心，因为我的钢笔是通过火葬离开的。
安妮
1943年11月17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近来，我们被打击得够呛，因为发生了很多事。佩普不得不跟我们分开六个星期，因为她家有得白喉的病人，所以她得隔离。我们非常想念她，而且，我们吃饭和买东西全都离不开她。胡格勒先生都快忙不过来了，因为科莱曼先生如今只能进食麦片粥，不能起床。
玛格特的拉丁语作业都用佩普的名字，她写好寄给老师，之后老师再把判好的作业寄给她。看到学生这么聪慧，那个老师肯定也很高兴，因为他挺风趣的，是个好人。
我们不知道杜赛尔先生怎么了，他总是显得非常不安。一开始，我们发现他在楼上不光不大搭理凡·丹夫妇，而且几乎不怎么说话。妈妈后来抽个空跟他说，不能再这样了，否则凡·丹太太会饶不了他的。他却说准备继续一言不发，因为是凡·丹先生先沉默的。
我还是先说说昨天的事吧。11月16日是他的纪念日，他送了一棵绿色植物给妈妈做礼物，因为他来密室整整一年了。可是，凡·丹太太却没有收到礼物。实际上，几个星期之前她就向杜赛尔先生表示过，他应该请我们吃饭。我们慷慨地接纳杜赛尔先生，让他有容身之地，可他不仅没趁机向我们表示谢意，而且连提都没提。我16日早晨曾问过他，是应该向他表示祝贺呢，还是表示可怜。他的回答是：“怎样都可以。”
后来妈妈又从中进行调和，结果气氛还是很尴尬，什么改变也没有。
杜赛尔先生的脑袋真的有问题，这一点千真万确。他总是记不住东西，生活知识都不知道，想法还总是变来变去，我们总为这些笑话他。他跟我们说的很多事，都是我们曾经告诉他的，而且在他说来肯定大不一样，每次我们都会为此笑个不停。另外，他承诺过的事总是做不到，屡次受到别人批评，屡次说要改，却从没守信过。
他是个“只会说大话，却总是没有实际行动”的人。
安妮
1943年11月27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昨晚我竟然看到了汉妮——刚睡着她就出现了。
她就那么站着：脸色看起来非常不好，身体瘦弱，衣服破破烂烂的。她的目光中充满哀伤，似乎在怪我。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安妮，你怎么能丢下我呢？带我走吧，让我离开这人间的地狱，救我出去吧！”
我却只是站在那里发呆，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没法帮助她。最终他们都在残忍的迫害中死去，而我依然只能看着……多想让她回到我们面前啊，所以我只能默默祈祷，希望上帝能听到我的声音，带她回来。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看到了汉妮。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多幼稚啊，不能理解她的处境，总想把她从那个朋友身边抢走，而她是欣赏那个人的。汉妮肯定吓坏了，太可怜了！现在我可以理解她了，因为我和她的感觉是一样的。实际上，当时我也不是完全不懂，只是太为自己着想，脑子里全是自己的喜怒哀乐，理智就转瞬即逝了。
简直太过分了，我当时不该那样对待她。看看现在的她吧：脸色惨白，眼睛里充满不安与乞求……我曾祈祷的一切都已实现，而她呢，上帝啊，她却活得如此悲惨。真希望我有能力可以帮她，她是个善良的姑娘，而且，可能比我还要笃信上帝，可我却能活，她也许就要死去了，为什么她没被上帝挑选上呢？我们的命运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我和她有什么不同呢？
虽然我并没完全忘掉汉妮，可实际上，大概有几个月，或者说至少有一年时间，我都没想起过汉妮，更没想到过她会受尽折磨，直到她站在这里，直到我看到她站在我眼前……
汉妮，对不起，我想挽回一切，不再继续错下去。假如你能活到战争结束，我肯定会再次和你成为朋友，但愿那时候你能回到我的生活中。
可她现在就急于得到帮助，我却无能为力；等到战后我想帮她，她也不需要了吧？她现在感觉怎么样呢？有没有想到过我呢？上帝啊，如果你是慈悲的，请带给她我的爱与同情吧！起码可以抚慰她的心灵、给她力量，让她觉得自己并不孤独，可以坚持下去。
写再多话也没用，我还是停笔吧！我眼前晃动的、心里想的，都是她那双大大的眼睛，怎么也无法抹去……我从没问过她是不是信上帝，也许她是被动信奉的？我真的不知道。
真希望我的一切都能有你一起享用，汉妮啊，真希望我能把你也带走。可是，我没有能力帮你，一切都太晚了，我的错误也没机会改正了。我会一直祈求上帝，让他保佑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安妮
1943年12月6日 星期一
吉迪，亲爱的：
圣尼古拉斯节快到了，去年那个喜气洋洋的篮子真令人想念，越接近过节这种感觉越强烈。
我反对不过圣尼古拉斯节，而且，在这里我是最不赞成这点的。所以，我想来想去，又征求了一下皮姆的意见，终于有个好办法——提前给大家写诗，一个星期之前就给每个人写了一首。
星期天晚上差一刻八点，我们来到楼上，手里还拿着洗衣服的篮子。这个篮子很大，上面用不同花样的纸片装点着，另外还有两个蝴蝶结——是用粉色和蓝色的复写纸做的。篮子顶上盖着一张很大的包装纸，是棕色的，上面钉着个小纸条。大家看到这个大礼物的时候，全都惊呆了。取下纸条后，我高声读道：
今天是圣尼古拉斯节，
我担心
躲在这里的我们，
难以感受到
去年过节时的乐趣。
我们那时候
是乐观、坚定的，
相信胜利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内心充满希望；
我们那时候
觉得自由与平安
今年就会来到面前。
可是，
我们不能把圣尼古拉斯节忘记
尽管我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礼物是没有的
可我们有别的办法
找找自己的鞋子吧
所有人！
大家笑着从篮子里找出自己的鞋，而送给每个人的诗，就装在里面，全都用小包装着呢。
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