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公元前7世纪末，而非后世所记载的公元前753年，分布于台伯河入海口附近山丘之上的数个村庄才形成了城市。罗马的建立及成为意大利半岛主宰的历程，与众多部族的迁移紧密相关，后者肇始于古意大利人[1]进入亚平宁半岛，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世纪。
公元前10世纪初，多个印欧语系部族相继定居于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其中的拉丁—法利斯科人（Latino-Falisker）[2]可能属于那批较早到达意大利半岛的部族，他们在台伯河的河口地区定居。至于那些较晚进入亚平宁半岛并与拉丁—法利斯科人有着亲缘关系的众多部族，便落脚在了半岛的山区。这些部族后来逐步结成了数量众多的部落联盟，并可分为南北两部，即北方的翁布—萨贝利人（Umbro-Sabeller）与南方的奥斯坎人（Osker），后者亦包括萨姆尼人（Samnite）在内。此外，伊利里亚人[3]越过亚得里亚海也到达了意大利半岛，由此而来的还有深受伊利里亚人影响的其他部族。他们定居在北方因维尼蒂人[4]而得名的地区以及南方的普利亚平原地带。
在印欧语系部族到来之前，利古里亚人[5]便已在半岛西北部定居，而伊特鲁利亚人[6]也可能已将今天的托斯卡纳地区作为他们活动的核心区域。至于希腊人则建立了塔兰托[7]和那不勒斯，而他们在意大利半岛上最早的殖民地[8]便是位于坎帕尼亚的库迈（Kyme），此地亦是希腊人在意大利所能到达的最北前哨。与伊特鲁利亚人一样，希腊人以城市为单位建立起了甚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然而，当希腊人的势力范围仅仅局限在狭长的沿岸平原地带之时，伊特鲁利亚人的定居区域则颇为紧凑。尽管后者的城市彼此独立，甚至互相争斗，但是正是他们紧凑的定居区域为这一民族开疆拓土奠定了基础。除了进行海上掠夺和商业贸易之外，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伊特鲁利亚贵族还率领他们的随从进军半岛南部和东北部，并在那里建立了大量城市，比如曼托瓦（Mantua），波河入海口的亚得里亚（Adria）和斯匹那（Spina），位于坎帕尼亚的卡普阿（Capua）、诺拉（Nola）、庞贝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以及位于拉丁姆的帕莱尼斯特（Praeneste，今帕莱斯特里纳[9]）、塔斯克伦（Tusculum，蒂沃利）和罗马[伊特拉斯坎语：鲁马（Ruma）]。
公元前474年，希腊人在库迈海战中大败伊特鲁利亚人，后者在坎帕尼亚和拉丁姆的统治由此土崩瓦解。在公元前5世纪将尽之时，凯尔特人通过阿尔卑斯山的西北部隘口侵入波河平原，伊特鲁利亚人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殖民地亦随之丧失。但凯尔特人占领波河平原所带来的影响并未就此终止，他们一路劫掠征战，直抵意大利南部，罗马亦未能幸免。在阿里亚河[10]畔，罗马城所招募的军队遭到了凯尔特人的毁灭性打击，而这场惨败也使得公元前390年7月18日成为罗马历史上能够确定的最早日期。
与凯尔特人一样颇具威胁的还有居住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山地的各个部族。山区的人口过剩使得这些部族侵入平原地带，这样一来，当伊特鲁利亚人在坎帕尼亚的统治瓦解之后，成为赢家的便是奥斯坎人，而非希腊人。另外，受到来自山区的古意大利人部族冲击的还有拉丁姆地区，但居于此地的拉丁人最终抵挡住了入侵，这要归功于罗马城。因为正是这座台伯河畔的城市在与伊特鲁利亚人、古意大利人、拉丁人和凯尔特人的争斗交锋之中逐步取得了强势地位，并终结了烧杀抢夺、征战掠土的乱局。在公元前474年至公元前264年间，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古意大利人的同盟体系逐渐形成，而后者也确保了罗马对半岛武力的支配之权。这一切都为罗马日后建立世界霸权奠定了基础。
从城市君主国到贵族共和国
罗马城肇建于伊特鲁利亚人的对外扩张时期，后者的君主制也成为该城的政治统治体制，国王便是这一信仰崇拜与军事防御共同体的首领，并在诸神面前代表全体民众，罗马城生活之维系、供养之保障以及战争之得胜也正是有赖于诸位神明的护佑，而这便是政治统治的宗教根基之所在。该统治体制结构分明，无不体现出人工创设的特征。全体民众被分为三族（tribus），每族再分为十保（curiae），各由骑士和“平民大众”（plebs）所组成，其中骑士阶层拥有较高的军事和社会地位。饲养马匹需要较为广阔的土地，而所招募士兵中的精锐骑兵便构成了国王的卫队以及他的顾问和助理委员会，即“元老院”（senatus）。这一人为创设的机构居于社会组织之上，而后者则由各大父权制的亲族、家族以及氏族（gentes）所构成。这一新式体制以统治为导向，意在充分利用兵源、实现有效领导。而此处的领导更是旨在确保整个共同体能够得到诸神的庇佑。
伊特鲁利亚人在库迈战败之后，塔尔奎尼亚人（Tarquinier）的王国就此终结，该王族显然源出于南方伊特鲁利亚人所定居的塔尔奎尼亚。至于这个王国留下的遗产，首先便是由贵族骑士阶层所组成的元老院这个集体。正是从这些所谓的贵族的行列中选定产生了任期一年的军队指挥官，他们的首长便是“最高统帅”（praetor maximus）或“军队统领”（magister populi）。这一体系确保了贵族对军中指挥之职的垄断，但随着作战方式的彻底革新，这样的体系也遭到了破坏。据称正是通过伊特鲁利亚人，罗马人学到了希腊人以封闭阵形徒步作战的方法，这样一来，全副武装的步兵便在与骑兵的对战中居于上风。于是，农民成了决定战争成败的兵种，但在军中，不管是主管军事的指挥还是负责宗教祭礼的领导之职，全由贵族骑士这一封闭排他的社会阶层所占据。
军中地位与政治体制之间的这一矛盾导致了所谓的社会阶层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农民出身的步兵所取得的首个突破便是平民得以担任对于战争胜负而言至关重要的三个步兵千人团的指挥官，而这便是平民保民官[11]的来源。尽管如此，平民阶层却依然无权领导全军。为了实现他们地位平等的诉求，平民保民官便组织步兵队召开了平民大会[12]。在历经几番权宜后，阶层斗争终于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得到了解决：最高指挥权由两位执政官和一位裁判官分别执掌。而作为进一步分工的要旨所在，裁判官被委以调停法律争端的主要职责，因此与两位执政官不同的是，裁判官仅在特殊情况下才行使其事关军事与政事的最高指挥大权。在这些大权在握的官职的委任过程中，平民领袖越来越受到重视。自公元前4世纪末起，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祭司团的增补之中，而这都是为了在官职等级的细化分工中兼顾贵族与平民这两大阶层的利益。
军中等级的变革与平民要求平等的斗争催生了两种新的人民大会形式。除却上文已经提及的平民大会之外，还出现了以兵种划分的百人团大会[13]。不论是最高指挥官的任命，还是战与和的决断，均需大会表决议定。至于原先伊特鲁利亚王政时代的旧式大会，也保留了它的部分形式，该大会并无选举与表决之权，只是一个祭祀团体。最高指挥官需在获得该大会的授权之后，方可行使其宣示诸神旨意的宗教职权。
总体而言，随着政教合一的君主政体的废止，与祭祀和宗教相比，政事与军事本身便显得日趋重要了。各个职位进行了合理的分工细化，各个职务的任命亦兼顾平衡社会阶层与个人能力这两个要素，至于人民在参政议政之时，其个人选票的权重则由财产之区别与公民所属之地域而决定。法律很早就被视为确保国内安定的手段，在效仿希腊古风时期[14]法典编纂的基础上，罗马人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前后将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法典（ius civile）铭刻在十二块铜表上。
推动这一维系国内安定的法律体系最终成文确立的，并非争夺大权高位的政治冲突，而是小农阶层饱受饥荒与债务之苦的社会问题。农场主与无地贫民——所谓的无产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法律条文中对耕地界线、道路养护及使用权限的详尽规定也印证了乡间生活的困窘。对此，债务法也有明确反映。在借贷之时，债务人须以个人进行担保，即：如若债务人拒绝偿还，那么他将被处以刑拘；如若他无力还债，他要么将沦为奴仆，要么将被卖为奴隶发往台伯河彼岸的外邦。在生活异常困顿之时，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会将任其支配的子女暂时变卖为奴。
资源的短缺与人口的相对膨胀，引发了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与暴力事端。入室行窃、偷盗财物、蓄意纵火、以巫术窃取邻家田地的肥力为己所用，以及充斥暴力的自卫行为，都对这些同处于局促空间之中的居民的内部安定造成了威胁。发端于犯罪与自卫行为的危机随着罗马对外武力扩张、宣示存在而愈演愈烈。单是因无力还债而沦为奴仆的人口，就足以让这一社群的农民兵源告罄。面对这一挑战，《十二铜表法》做出回应，意图维护个人的人身与生存基础，并将自卫限定为面对直接威胁时方可做出的防卫行为。此外，《十二铜表法》还试图确定利率的最高上限，以缓解负债所造成的危机。尽管这一法律并未动摇允许个人复仇的原则，但是它规定复仇行为必须得到法官判决的授权。此外，对出现人身伤害与财产侵犯时处罚与罚款上限的规定，也有利于避免复仇行为的频繁发生。当时的罚金以家畜（羊和牛）与金属块为价值尺度进行计算，由此我们也得以一窥当时的经济状况。
为了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对于主人诓骗仆从、法官歪曲法律、证人提供伪证的行为，《十二铜表法》亦规定将予以严惩。这一法典既不偏向权势阶层，也不给当权者以优待，同时它对贵族和平民也一视同仁。就此而言，《十二铜表法》确实践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然而，要解决债台高筑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单靠规定利率的上限是不够的。最终根除这一问题的，并不是法律体系，而是公元前4世纪罗马在意大利半岛开始的扩张进程。正是土地分配与开拓殖民扩展了罗马公民的生存基础。在对拒绝还债或无力还债之人进行处罚这一问题上，《十二铜表法》坚持债权人对债务人拥有人身支配之权，但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以其创制者命名的《波提利乌斯法典》（lex Poetelia Papiria）[15]的颁布，债务人因无力还债而被迫为奴的惩罚最终得以废除。
这一法典的编纂已然处于罗马共和体制奠基成形的进程之中，而后者正是由贵族与平民这两大阶层渐成均势这一趋向所推动的。罗马共和体制最为重要的特征乃是以元老院会议为中心的新兴政治阶层的形成。随着平民成员的加入，元老院会议便丧失了原先封闭排他的阶层特性。而被接纳为元老院成员的，往往是出任官职的人士。由此，一个由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的全新领导层便形成了，而这一补选过程也需经过两道筛选程序：首先，人民选举产生担任官职之人；其次，这些人士再由特命代理之人——所谓的监察官[16]——选为元老院成员。由此可见，元老院成员的增补是受到调控的，这样一来，得以被纳入元老院的人士便不仅仅是所谓的“新秀”（homines novi），还包括各个地区的名门望族，后者在罗马扩张的进程中归附了罗马的统治。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执政官的名单上便可见到拉丁裔、萨宾[17]裔、坎帕尼亚裔乃至伊特鲁利亚裔人士。
元老院在名义上是享有最高职权的诸位罗马高官[18]的顾问。但是由于元老院中新兴政治阶层的行家里手与名望之士群集，因此该机构所提出的建议便获得了权威性。通常来说，罗马高官极少会单独与元老院的多数为敌。诸位高官行使职能、发起倡议之权在原则上并无限制，唯有同僚的否决与元老院的政治意愿方可对之进行节制，而这一基本思想便构成了罗马政治体制的基础。
随着新兴贵族阶层——所谓的新贵——的形成，将平民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诸多障碍也同时得以清除。贵族与平民高官一起分享了洞悉诸神旨意的权力。这样一来，主管军事与政事的最高职权所依赖的宗教基础便再也不为贵族阶层所独有了。此外，平民也得以进入祭司团的行列，而在阶层斗争中所创建的各个机构也与时俱进，以适应形势的新发展。至于在政治上意义最为重大的则是，保民官这一职位以及特设的平民大会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其地位还在公元前287年一部新颁的法律——所谓的《霍尔腾西亚平民表决法》（lex Hortensia）[19]——中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根据这部法律的规定，由保民官主持的平民大会所作出的决议对全体民众都具有约束力。新贵们所达成的基本共识相当进步，他们认为，与其说这一规定可能会对罗马的政治体制造成威胁，倒不如说它有利于维护该体制的稳定。在这一共识存续期间，罗马的政治体制似乎也完美地经受住了考验。公元前2世纪的一位希腊旁观者、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20]将这一体制定义为君主制（罗马高官）、贵族制（元老院）与民主制（人民大会）元素的混合体，他认为这一混合体制促进了政治的稳定，并为罗马迈向伟大提供了保证。
城邦之国与开疆辟土
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崛起为世界强国，这与其说是拜政治体制所赐，倒不如说是取得意大利半岛统治之权的结果。虽说该统辖疆域的取得并非事先深谋远虑的运筹规划所致，但这一霸权最终确立后所展现出的诸般形式，却也不乏妙手独具之渊图远算的功劳。
罗马在意大利半岛的统治肇始于公元前474年后伊特鲁利亚人在拉丁姆和坎帕尼亚之霸权的瓦解。正如位于沿海平原地带的罗马诸邻邦一样，当时罗马也面临着来自山区的古意大利人的侵袭，除此之外，还受到了台伯河北岸伊特鲁利亚诸城邦的威胁。但罗马和拉丁诸社群最终共同抵挡住了古意大利人部族的入侵。当时，所谓的拉丁同盟的各成员在卡沃山[21]上的同盟神殿中一起祭祀为拉丁人所共同尊奉的朱庇特神（Iupiter Latiaris）[22]，而这一仪式也为各成员在军事合作中的协调沟通以及在私法上实现平等提供了平台。至于来自伊特鲁利亚人的威胁，罗马则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成功化解。随着公元前396年维依城的毁灭，罗马的领土扩大了将近一倍（从800平方公里扩大到约1500平方公里）。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后，罗马人和拉丁人一起控制了北起伊特鲁利亚南部、南至坎帕尼亚的宽阔地带。由此，罗马和拉丁同盟便成了萨姆尼人的邻邦，而后者正侵入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沿海平原。公元前343年，罗马人和拉丁人在接到遭受威胁的卡普阿的求救之后发兵救援，并将势力范围推进至坎帕尼亚北部。
公元前4世纪期间，跃升为强国的罗马与众多拉丁小邦之间的实力对比日益悬殊，而这在拉丁同盟与萨姆尼人缔结和约之后便直接引发了一场战争（前340—前338）。最终获胜的罗马解散了拉丁同盟，大多数拉丁社群均被并入罗马的国家联盟之中。保有独立地位的仅有各个拉丁人的殖民地以及拉丁姆少数忠于罗马的城市（蒂布尔[23]与帕莱尼斯特）。至于归附拉丁人的卡普阿和古意大利人诸部，要么丧失了一部分领土，要么失去了军权。罗马则由此成倍地扩充自己的军力，而且还将领土从1500平方公里扩大到了约6100平方公里。
这样一来，罗马成了萨姆尼人的真正敌手，而所有因萨姆尼人的扩张而遭到威胁的城市与部落，便转而向意大利中部这一新兴的霸主求助：公元前326年，在希腊人的那不勒斯发出求救之后，萨姆尼战争开始了。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72年，并曾一度蔓延到意大利全境。在这些大战之中，罗马在当时已经取得的一切都岌岌可危。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希腊化世界的君主伊庇鲁斯（大致相当于今阿尔巴尼亚）的皮洛士[24]也卷入其中。古意大利人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罗马人的历史进入了地中海时代。
尽管罗马屡次化险为夷并成为最终的赢家，但这并不只是因为原本实力占优的对手之间缺乏协调，也不只是因为罗马人适应了萨姆尼人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并由此化解了后者在战争初期所拥有的战略与军事优势。与此相比，罗马自身所形成的一套优越的政治与战略理念，恰恰是组织松散的萨姆尼人所无法企及的，而这才是战争得胜更为重要也更能昭示未来的因素。
这套理念的要旨在于，和遭到萨姆尼人威胁的各个城邦与部族结成联盟，并在战略要地建立起设防的殖民地，从而来控扼和打压萨姆尼人，并以此取得对整个意大利南部的掌控。在这一时期所建立的20个殖民地，大多数都位于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沿海平原地带，而在阿普利亚[25]沿海平原的西端则建立了卢切利亚[26]（前314）和维努西亚[27]（前291）这两个殖民地。至于罗马最终完成对萨姆尼人地区的掌控，则要到贝内文图姆[28]（前268）与埃塞尔尼亚[29]（前263）这两个殖民地建立之后。萨姆尼人的部落联盟遭到了解散，其诸部也各自成为罗马的盟友，承诺效忠于罗马并为之作战。
萨姆尼战争结束后，罗马的领土由6100平方公里增加到约24……000平方公里，南起坎帕尼亚，纵贯拉丁姆，北达伊特鲁利亚南部，并通过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一条走廊直抵亚得里亚海沿岸，在这如今的边境地区，凯尔特人遭到了驱逐，而他们的土地——所谓的高卢之地（ager Gallicus）[30]——则被并入了罗马的版图。以古典时代的标准观之，罗马社群直接统辖之地可谓幅员辽阔，而与之并存的则是罗马统领的联邦之地，后者往往包括众多并非同族的城市与部落联盟，它们并非盟友，只是各自与罗马结成了永久性的联盟关系。所有联邦成员的土地加在一起约有130 000平方公里，远超罗马城直接掌控的领土。罗马公民与罗马盟邦所统辖的土地囊括了亚平宁山脉以南的整个意大利半岛。
罗马公民所属之地与所谓的罗马盟邦体系均不具有统一的架构。是的，罗马对意大利的统治建立在所谓的存异原则之上，而该原则可以用“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这一其实并非源出于罗马的说法加以准确概括。存异原则的基石乃是城邦、部族以及联盟条约。此原则并非罗马创造之产物，而是后者顺应形势之举措。至于罗马人真正的原创之处则在于：他们将以城邦为组织单位的各个社群纳入了罗马公民所属之地中，并与之签订灵活务实的联盟条约，从而为避免意大利本土内战、终止民族迁移并将意大利所有的军力置于统治社群的领导之下创造了可能。
罗马的国家联盟由罗马公民与臣民组成。通过兼并异族领地，罗马的公民扩大了自己的定居范围。起初，罗马在攻占敌方城市之后往往将原住民赶尽杀绝（比如在攻克维依与费德内[31]时），并将自己的公民迁到这些城市。随着对外扩张的继续，罗马人采取了另一种不太极端的方式。异族的城邦与部族在战败之后须将部分领土让与罗马。比如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就在福尔斯克人[32]建于拉丁姆沿岸的各个海滨城市设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安提乌姆[33]和特拉西那[34]便在此列。而在福尔斯克人割让给罗马的土地上，罗马人于公元前358年设置了旁普提那（Pomptina）与波比利里亚（Poblilia）这两个新的公民部落区。
罗马在攻占拉丁同盟的城市后便将之纳入自己的版图，于是罗马公民所属的土地以及罗马公民的人口数量在公元前338年都有了成倍的增长。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城市均得以保留，而各城的公民除了原有的身份之外还获得了身为罗马族群的公民权利。通过此项规定，罗马人找到了在城市族群的基础上建立领邦[35]的途径。而前提则是作为共同语的拉丁语、古已有之的共同的婚姻法律、贸易往来（commercium et conubium）以及共同的信仰崇拜。
然而，只要罗马将非拉丁人的城市纳入国家联盟之中，要想实现完全的融合就缺乏必要的前提。比如伊特鲁利亚人和福尔斯克人鲜有获得在罗马人民大会上的投票之权以及平等的民事权利。他们依旧维持自己独立的族群，但却丧失了军权，至于他们的军队则由罗马统一征召组织。尤其是分布于罗马周边的古意大利人与伊特鲁利亚人族群，他们构成了罗马版图中的臣属联盟，比如盖勒[36]、阿尔皮努姆[37]、安提乌姆以及特拉西那均在此列。
在罗马国家联盟的成员中，各个拉丁殖民地备受优待。较老的殖民地由拉丁同盟共同建立，公元前338年以后的殖民地则由罗马所设。各大殖民地均建于被兼并领土之上的战略要地。到了公元前263年，殖民地的数量已升至30个左右。每个拉丁殖民地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其公民亦享有与罗马人同等的民事权利。是的，倘若殖民地居民迁移至罗马城，那么他们原有的身为罗马人的公民权依然有效。所有殖民地均位于原属敌方的异邦，并建有设防的城市中心。殖民地享有自己的军权，因而具有防御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需要依靠母城的支持。殖民地与母城订有协议，并因此负有向后者效忠和为之作战的义务。正如西塞罗所述，各个拉丁殖民地实乃罗马人在意大利统治的坚强堡垒。
罗马的国家联盟体系既不要求盟邦上税，也不干涉各社群的内政。通过这种方式，罗马避免了重蹈雅典的覆辙，后者在公元前5世纪建立首个海洋联盟时曾采取过与上文所述截然相反的统治手段。此外，罗马亦极少依赖纳贡，因为与雅典不同的是，罗马并不需要维持一支海军舰队。至于花费甚巨的雇佣军更非罗马之所需，而与此相比，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强国对此却甚为依赖。在萨姆尼战争期间，罗马完全不具备维持雇佣军的基本条件，因为当时罗马从未铸造过硬币，仅满足于发行按重计量、规格统一的铜锭。罗马军队的基本组织原则简单明了，规定所有可服兵役之人——所有在经济上有能力参军之人——须自己武装自己。在公元前3世纪的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强国拥有像罗马这样数量庞大的兵源。尽管希腊雇佣军由于职业化和专门化而在质量上更胜一筹，但是罗马的大军却更为强大，从而确保了最终的胜利。
当公元前225年罗马在日益逼近的凯尔特人战争的前夜下令全面动员之时，全国共计约有77万可服兵役之人。数量如此庞大的兵源由273 000个罗马人、85 000个拉丁人与412 000个盟邦人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