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张爱玲这样旗帜鲜明地声明：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生活里寻找传奇。这句话至少包含着两方面的信息：其一，对普通人及其人生的兴趣、关注和表现的兴致；其二，能够从普通人及其生活里发现“故事”，获得感悟，转化为富有审美观照的“传奇”。因此，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就题名为“传奇”。这是明确提出自己的写作对象和写作意图。纵观张爱玲的写作，她也的确是践行了这一意旨的。文学是人学，归根究底，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为了人而创作的。从作家对写作对象的选择，从作家对普通人的感情态度，我们可以了解作家在生活中的自我定位和创作心态，可以窥见其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随之蓬勃发展起来的现代文学，与中国的社会政治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反帝反封建的宏大主题成为现代文学的历史承载。
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蹂躏，国家主权和国民人权被侵略者肆意践踏，资源财富遭受诈取和掠夺，国家的经济命脉岌岌可危，而本国的统治集团腐朽衰弱，民不聊生。中国社会的积弱积贫，已经到了极其严重和严峻的时刻，因此三十年主流文学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吹奏起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时代号角。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都是其中嘹亮的音符。在现代文学这种宏大叙事的时代浪潮之中，普通凡人的日常生活、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都被不假思索地忽略了，被毫无疑义地边缘化了，甚至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学”，颇有俗气之嫌。在这样的潮流里，只有少数作家把普通民众视为自己的读者，把自己的创作维系在普通人和平凡人生上面，张爱玲就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个。在写于1944年的散文《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对自己选择的写作对象也有明确的表白，同时也申述了这一选择的历史性原因：
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是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一个“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时代。普通的凡人承受着时代的重负，最能反映时代生活的艰难可怕的状貌。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能够最直接把握到时代的真实基本的脉搏，从而也就表现了时代的本质。而英雄只不过是极少数的人，更重要的是，英雄与凡人不同，他们无须直接地面对和承受新旧交替时代的“恐怖而难挨”的日子。在《论写作》里，张爱玲也明确表示，“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再者，作家的写作是离不开其生活和生活中得来的体验的，张爱玲显然不具备写时代英雄的生活经历，也没有这样的创作取向。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还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她还曾明白地表示，“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也许就包含着对写作对象的选择、写作价值取向的判断的缘由。
张爱玲选择普通人为自己的写作对象，与她的现实生活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张爱玲虽然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族，但是从她懂事起，祖辈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的旧迹了。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1848～1903）是前清同治进士，官至督察院左副部御史，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被派往福建会办海防。张佩伦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战争的谋略，也不曾领兵打仗，加上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防备的落后，军事上本就不堪一击，在同年七月法军侵入马尾港的战事中，中国军队不战而败，马尾船厂被毁。张佩伦也因此被革职充军，1888年期满即到南京任李鸿章幕僚，并经李鸿章引荐与其长女李菊耦结婚。后来因与李鸿章政见不和遂称病告退，从此也就结束了政治生涯。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从小就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其母李菊耦望子成龙心切，每日课读。张廷重国学底子深厚，也精通英语，曾在津浦铁路局任英文秘书。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迅速衰败，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像张廷重这般的读书人已经失去了仕进的途径，却又染上遗少的诸多恶习，抽鸦片，逛窑子，养姨太太，花费很大却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遗产过日子，日渐坐吃山空。所以张爱玲虽出生在封建大族，但是因为家族败落和经济来源断绝，她实际上过的是如普通市民般的生活。特别是当她从父亲家逃出来，投奔到已经和父亲离了婚的母亲的家里之后，过的更是经济上紧巴巴的日子，母亲给出两种生活道路让她选择：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张爱玲还回忆这样一件事：想到贫穷，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亲与姑姑那里，时刻感到我不该拖累了她们，对于前途又没有一点把握的时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兴，因为我想吃包子，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皱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皱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就是因为经济上的能力有限，张爱玲还曾忆起买衣服的憧憬和犹豫，也是一种普通市民的有苦有乐的人生感受：
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
1942年从香港大学返回上海，张爱玲靠写作谋生，她后来曾说：“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还说：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居住在公寓里，下大雨的时候，屋子里便闹水灾，张爱玲和姑姑必须卖力地抗灾，用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窗户缝，这些障碍物湿了，再绞干，换上，污水折在脸盆里，然后再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以致手心磨去一层皮。公寓生活里，许多身边杂事在她看来都具有愉快的性质，都焕发出美的光彩。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上面，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这会使她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让她欣赏着一幅赏心悦目的画。就因为她对世俗生活有一份喜爱，有一份浓浓的情致，于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琐事，在她的眼里便都熠熠生辉、美不胜收了。此后，不管是在上海，在香港，还是在美国，张爱玲都实实在在地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张爱玲对市井生活的亲切可以说是达到了热衷和沉溺的地步：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市声就这样流入她的意识深处，渗入她的心理认同区域，使她怡然入睡，使她神清气定。从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张爱玲的市民身影和普通人心态。而张爱玲还有自我定位为普通人的内心告白：“第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甚至她还毫不含糊地表达对普通人和平凡人生的肯定，或者应该说是褒扬。张爱玲是一个作家，在她投稿时也许曾遭遇过因名字不雅而导致的不快，开始感到对名字的不满，心想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名字，即使不能借得它的美与深沉，至少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然而最终她都没有改换名字，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她对俗人的笃定的认同：
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实际生活里的一切最具体实在的东西，甚至庸常琐屑的事务，一切看得见的东西、听得着的声响、闻得到的气味，平凡人生里的真实与认真，洋溢着当下生活的气息，正是张爱玲最感到亲切、温暖、踏实、喜爱的。所以她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张爱玲就这样从内心到现实状况都以一个普通人的姿态生活着，她要“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因而，她能够充分地理解和认同当时的普通民众和平凡人生，能够对普通民众和平凡人生有平等的关注心态和强烈的亲和感，这种感情态度则是同情和怜悯的前提。
上海是张爱玲的故乡，更是她灵魂的故土。她生于斯，长于斯，终日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出入于电影院、咖啡馆、面包店，以市民一员的身份和上海市民“摩肩接踵”、“耳鬓厮磨”，观察着，体验着，感慨着，领悟着。张爱玲对当时的上海市民有十分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体察。她了解上海市民在乱世里生存的艰难和尴尬，谅解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出的小奸小坏，也发现他们的善良和认真。例如，在张爱玲居住的公寓里专门开电梯的人就是一个代表。他知书达理，有涵养，兢兢业业，但是也会使一些小手腕、小奸小坏。他对公寓里的每一家的起居都了如指掌，有一本清账。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揿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才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教公寓里的人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新闻报、小报是开电梯的人喜欢看的报纸，总要他自己看过了才轮到订户看。而英文、日文、德文、俄文报他是不看的，一大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住户的门钮上。张爱玲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托他买豆腐浆，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也并不说明瓶子是砸了还是失窃了。隔了些时候，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也并不说明是赔给人家的还是借给人家的。这就是地道的上海人，这就是活脱脱的上海人，这就是张爱玲熟悉的上海人。对于他们，张爱玲都报以淡淡的微笑，一种充分理解与宽容的会心的微笑。
张爱玲开始写作是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主要以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为地域背景，因此有人称她的作品是“开向沪港两地的窗口”，有人戏称为“双城记”。市民，则是这两座城市的最广大的最主要的群体。张爱玲第一本小说集题为“传奇”出版的时候，就表白了自己的上海人视角和上海人情结：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正是基于对上海人的深切理解和深刻体察，张爱玲能够“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对于自己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她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因为张爱玲切实地生活在市民圈子里，对他们有真切的了解，并随之有了宽容，有了原谅，有了悲悯，甚至有了喜爱。正是由于张爱玲早就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因此她才能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获得骄人的成功。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1944年在上海出版，四天就销售一空，又再版，创造了一个几乎一夜之间蹿红的神话。其实神话的现实土壤就是她长期的世俗生活及其对这种生活的投入，是她对广大市民及其生活的参透和悲悯，当然还有她特出的艺术才华。《传奇》再版的时候张爱玲曾专门写了序言，说自己的小说里的人物是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哀的，悲悯之情溢于言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说：“我希望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说不定会联想到他自己认识的人，或是见到听到的事情。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精，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从这几句话里，我们不难体会到张爱玲对当时的世俗人生因洞察而彻悟，由彻悟而升华为悲悯，足以令读者感动、感叹，继而受到感染。
从张爱玲所选择写作对象和作品受众，从她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她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定位，从她对普通凡人及其平凡人生的深入了解和体察，我们都能触摸到她内心的理解和宽容、同情和怜悯。但是张爱玲又是独特的、聪慧的，有极敏锐的洞察力，有很高的悟性，能够从平凡琐屑的生活中参悟出具有哲学意义的内蕴，能够从纷纷扰扰的感情纠葛中领悟出具有终极意义的内核，并且有将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感悟艺术地再现的功力。“在本世纪中，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这种能力她在十九岁所写的散文《天才梦》里已经展示了出来。在这篇散文里，张爱玲叙述了她从小就表现出的不寻常的写作天才，从七岁起就开始尝试写小说，然而当天才的梦想褪色之后，才发现自己在现实生活里等于一个废物，自己不善言辞，不善交际，在待人接物方面显露惊人的愚笨，也不能按母亲的心愿修炼成一个西式的淑女。最后张爱玲总括了十九年人生的体悟：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多么奇警的譬喻，多么惊人的参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的么？生命是华丽的美好的，但是天天都可能遭遇被蚤子咬噬般的小烦恼，给生命带来不快和无奈。这是一个对生命的概括和反思，精粹而又精辟，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出自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少女之笔。
在《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揭示了人生追求的本质：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的确是一个睿智的见解，是一个富于哲思的揭示。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儒道两家的政治蓝图中，就都体现着求安稳求和谐的宗旨。儒家的理想社会是仁义礼乐，君臣各司其职，父子弟兄各按其身份待人处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个礼制谨严政治清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也就是安稳和谐的社会。道家的理想社会是人人泯灭智慧摒弃欲望任随自然，无为无争而又率真自适，“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一个和谐安逸的逍遥世界。儒道思想深深渗入中国人的灵魂，对安稳和谐生活的追求早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那清丽优雅的环境、温馨和谐的氛围、勤劳淳厚的民风，倾倒了历代无数的读者。“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门，仿佛若有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欣赏这般和美的世外桃源，谁能不为之怦然心动，谁能不心向往之？“桃花源”已升华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村，个中原因，就在它代表着安稳和谐生活的极致。
有趣的是，张爱玲八岁尝试做一篇模仿乌托邦的小说，题目是“快乐村”，其中的韵致颇像《桃花源记》。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其中有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有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它向我们透露出了小爱玲心灵深处的渴求，也使我们窥见了小爱玲生活中的缺失。她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与父亲不和而出洋去了，姑姑也随母亲一起去了，随后父亲的姨太太就进了家门，后来父母亲离了婚，父亲再娶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
分裂的生存环境、七零八落的家庭、阴郁迷蒙的房屋，母爱的缺失、亲情的匮乏、人际关系的隔膜、心底的孤寂，构成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张爱玲的生命体验。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早慧的她就独自咀嚼着欠缺与失落、阴郁和苍凉，也独自憧憬着安稳与和谐、快乐和温馨，所以才会在小小的年纪就试笔乌托邦式的小说。也正因为这样，求安稳和谐生活的欲念才会深入灵魂深处，到成年后作为一个笃定的人生体悟而表达出来。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该是长期体味的既带苦味又带甜味的一枚橄榄。
安稳和谐的反面是动荡混乱，纵观中国历史，从陈胜吴广起义，到近代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哪一次不是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安稳和谐的生活而进行的抗争呢？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有争夺政权的斗争，军阀混战，继之又有抗日战争，这就是张爱玲成长的社会环境。在个性气质上特别敏感和颖悟的她，当然会对社会的动荡混乱有切肤之感：“时代是这么沉重”，“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辟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张爱玲必然会对清平安定的社会，对安稳和谐的生活产生强烈的希冀，也能对乱世中的世人求安稳和谐生活而不得的痛苦和悲哀怀着一份感同身受的体恤和悲悯。
张爱玲对人生的苍凉和虚无有深刻的体认，其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苍凉美学风格，这是为许多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所认识和认同了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张爱玲所表现的苍凉和虚无乃是以人生的安稳和谐为底子而显示出来的。因为追求安稳和谐“常是不完全的”，才凸显出人生苍凉的色调，才感受到人生虚无的苦涩。张爱玲小说基本上都有一个故事层面，还有一个人物心灵挣扎历程的层面，正是在人物心灵挣扎层面上，表现出追求安稳和谐生活而不得的人生苍凉。假如只看到张爱玲表现的人生苍凉和虚无，而没有看到它是以人们追求安稳和谐的生活为底子这一个重要前提，那么，就很可能产生“谬以千里”的误读误解。张爱玲曾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这话语的含义应该是：一方面，这一首诗传达出中国人对人生的积极的肯定的因此也是令人感动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说它“悲哀”，则是因为这种积极的良好的愿望往往不能实现或者难以实现。这一解读包含着张爱玲多少生命体验！这一感慨正可以与她对求安稳和谐生活是人生永恒的一面的论述参读，也正可以作为她对求安稳和谐生活是人生永恒的一面的论述的注脚。“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倾城之恋》里的这一段大彻大悟的话语，与其说是小说人物范柳原的感慨系之，不如说是创作主体张爱玲在借人物之口说话。在小说里一向与其塑造的人物保持相当距离的张爱玲，在适宜的时机，在强烈的感受奔突于胸中难以抑制的时候，也是会露一露脸的。张爱玲对芸芸众生求安稳和谐生活而不得的凄哀有深刻的了解和体恤，她说：“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芸芸众生又小又怯的愿望却往往还无法实现，那是怎样的凄惨苍凉，又是怎样的痛心疾首！对此深有体会的她才会“觉得有无限的惨伤”，这话语真切地传达出张爱玲悲悯情怀的律动。这也应该作为我们阅读张爱玲的极其重要的底子。
张爱玲理解人生、书写人生便都是以这一个本质追求作为底子的。张爱玲小说多塑造女性人物形象，除了她自身为女性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张爱玲对作为第二性的女性追求安稳和谐生活的艰难与辛酸、悲凉和痛楚有透彻的了解，并因这透彻的了解而产生深切的悲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可作为她对女性态度最好的解语。张爱玲曾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像大部份所谓知识份子一样，我也是很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够相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话语里透出对女人深刻的理解和由衷的礼赞。
《多少恨》中，虞家茵的父亲是一个浪子，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抛开家茵母女不管不顾。后来勾搭上的一个女人逼着他离婚，他便与发妻离了婚。因为父母离婚，父亲再娶，虞家茵从小就天天看着母亲的眼泪，看着母亲的忧怨和悲苦。为了生活，她不得不离开母亲，到城里为小女孩小蛮做家庭教师。虞家茵美丽温柔，知书达理，教育有方，小蛮在她的调教下改变了很多坏习气，也十分喜欢这个老师。夏先生与虞家茵之间也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夏先生与夏太太是封建包办婚姻，夏太太没读过书，又愚昧庸俗，夏先生与她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甚至无法容忍她的脾气，婚姻早就名存实亡。在女佣的挑唆下，患有严重肺病的夏太太赶到丈夫家，先是侮辱威逼，继而痛哭诉说，哀求虞家茵离开夏先生。虞家茵因为母亲的遭遇而能够体恤夏太太，并且为了让夏太太“还可以活下去”，不惜割舍自己与夏先生的爱情，毅然远走他乡。这是虞家茵的悲悯情怀，不也就是创作主体张爱玲的悲悯情怀吗？“文学创造中主客体的双向运动，首先是主体能动地审美地反映客体，即主动地选择客体和加工处理客体的有关信息；并通过情感体验，把自我的意识、情感对象化，即将客体‘主体化’，在观念中创造出源于客体又超越客体的审美形象。”虞家茵的感情纠葛以及对这段感情的处理方式是创作主体张爱玲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情感对象化的产物。在这篇小说的题记里，作者说：“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这一篇恐怕是我力所能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明白地交代自己对于这故事特别的看重和有一份特别的眷恋，由此更可见出作者心中所蕴积着的悲悯情怀，怀有一种推己及人的泛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儒家仁爱精神的经典话语，这“就是哲人以大智大慧的胸怀来怜悯同情苦海中的世人”。
其实张爱玲对其作品里所有不幸的女人都怀着悲悯，即使曹七巧也不例外。尽管曹七巧是那样“彻底”的疯狂、可怕的扭曲，作者也仍然施与深深的同情和怜悯。曹七巧娘家是开麻油店的，社会地位低下，因为哥哥贪图彩礼，将七巧嫁给了簪缨大族姜家残废的二爷。七巧在姜家其实是一个“好让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的角色，她遭受姜家上下的歧视，忍受着屈辱，忍受着残废丈夫带给她的性压抑，苦苦煎熬着。所以当哥哥嫂子来看她时，她再也压制不住满腔幽恨，哀哀地哭了。哥哥嫂子走后，七巧不由得回忆起从前的日子：
临着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黑腻的柜台，芝麻酱桶里竖着木匙子，油缸上吊着大大小小的铁匙子。漏斗插在打油的人的瓶里，一大匙再加上两小匙正好装满一瓶，——一斤半。熟人呢，算一斤四两。有时她也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一抛，一阵温风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
这不就是作者以悲悯的眼光在注视着七巧吗？眼看着她由一个健美的、满是青春气息的曹大姑娘，蜕变成一个日夜守着活尸首丈夫的怨妇。在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境况中，暗示出金钱压制了七巧的正常人性，埋葬了昔日的曹大姑娘，在这对比中抒发出作者的不平和叹息。在曹七巧临死之前，作者再次让她回忆起当大姑娘时的模样：
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作者采用全知全觉的视角展现七巧的内心活动，让我们看到了七巧心底里对真心、对平凡生活的渴望，看到了曹七巧温柔软弱的一面，笔底贯注着作者深切的同情和不忍。张爱玲曾说，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份，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这话语放在曹七巧身上应该是很合适的吧，更让我们领会到张爱玲对人、对人生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七巧们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告别荒诞的人世时，其神性如‘同情、慈悲、了解、安息’还在最后一颗泪里闪光。只有在张爱玲这里，‘美丽’与‘苍凉’、‘可爱’与‘可哀’这些对抗性的语词才被古怪地和谐在一起，传达出一种对现实人生独特而普遍的体验，一种深刻的忧虑与关怀。对文明世界喜剧规则的大胆否定，对个体焦虑的充分体验与挖掘，正是作者超越非善即恶道德判断的大悲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