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杰夫·彼得斯聊天的时候说道：“很多伟人都曾经宣称，他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丰功伟绩，与某位了不起的女性是分不开的。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他才有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这一说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是啊，”杰夫·彼得斯说，“我读过历史，也看过不少神话传说，知道古代那些著名女人的故事，比如圣女贞德[9]、考德尔太太[10]和夏娃。但是，要我说，到了现在，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女人全都一无是处。你倒是说说看，她们擅长什么？好厨子是男人，好矿工是男人，好管家也是男人，甚至在护士、速记员、银行职员、理发师、洗衣工这些职位上，男人也比女人强。说起来，女人能做得好的，就只有歌舞杂耍这一项。我承认，在舞台上，还是女演员比男演员要好看些。”
“我本来还想着，以你的那种——呃——那种营生来说，女人的直觉和聪慧还是很有价值的。”我有些惊讶。
“噢，你错了。”杰夫说着，还特意摇了摇头，加重他的语气，“你难道就没想过吗？很明显，在行骗这种行当上，女人永远都靠不住。在你最依赖她们的时候，她们会突然弃你而去，在背后捅你一刀。这种事，我可是领教过了的。”
下面，就是他对我讲的故事。
我有一个老朋友，叫作比尔·哈姆波，住在印第安人自治区。一直以来，他都在幻想，有朝一日，美国政府能任命他为地方治安官。那时候，我正和安迪一起贩卖拐杖，这生意绝对合法。不过，如果你够机灵的话，只要拧开拐杖的一头，把它拿起来对准嘴巴，就会有半品脱的黑麦威士忌酒灌进你的喉咙。警察常常来找我们的麻烦，因此当比尔跟我说起他的当官梦时，我立刻就意识到，如果我们能帮上他的忙，就等于是把一个治安官争取到了我们这一边，这对我们的生意无疑有巨大的帮助。
“杰夫，你是受过教育的人，”比尔对我说，“你懂常识，有洞察力，而且也很有本事。”
“的确是这样。”我说，“我接受过教育，而且从来也没有后悔过。我不像有些人，千方百计想为国民提供义务教育，却害得它最终一文不值。你告诉我，是文学重要，还是赛马场上的比赛重要？”
“我？呃——必然——必然是文学重要，诗人和作家当然比那些马儿来得光荣，毋庸置疑。”比尔说。
“没错！然而，我们去看比赛时要花两块钱买门票，进图书馆时却是免费进。世上有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慈善家，居然听任这种事情发生。这不是小事，这牵涉到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好好斟酌。一边是宝贵的教育，一边是低俗的娱乐活动，这两者的相对价值需要得到正确的评估。”
“你这番高论让我有点儿糊涂了。”比尔说，“总之，我想说的是，希望你帮我跑一趟华盛顿，替我把这事儿办妥了。我没你那么多花花肠子，我就是个普通人，需要一份踏踏实实的好工作。我杀过七个人，现在有九个孩子。今年5月份之前，我拥护民主党，但现在我是个忠实的共和党人。还有，我不认识字，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反正，就治安官这个位子而言，我看自己还蛮够格的。你那个搭档，塔克先生[11]，看上去也是个会见风使舵的机灵角色，见过世面，什么都干过。有他在身边，你一定没问题的。我会给你一笔启动资金，这一千块你先拿着，算作你们在华盛顿的酒钱、车钱和贿赂金。事成之后，还有另外的一千，我会当场付现金给你。除此之外，我还可以保证，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你可以尽情做你那拐杖威士忌生意，不会有任何人再敢说一个‘不’字。现在，你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在宾夕法尼亚铁路[12]最东边的那一站下车，在我们那可爱的白色圆顶房子[13]里跟老大[14]求求情，帮我谋个小差事？就算你支援西部建设了。”
于是，我跑去和安迪商量这件事。不出所料，他态度非常积极。这人就是天生爱管闲事，从来都不肯安分守己。我们之前做的那些生意，例如贩卖打蛋器、鞋拔子、烫发钳、扳手、锉刀、马铃薯搅拌机和“小不点”牌音叉，这些小打小闹根本不能满足他。他身上有一种艺术气质，但又和正派人身上的那种截然不同。因为他这个人完全靠利益驱动，所以他的艺术气质也沾染了一股铜臭味。总而言之，我们接受了比尔这桩委托，起身奔赴华盛顿。
我们到达华盛顿，在南达科他大街上的一家旅馆安顿了下来。我对安迪说：“现在，安迪，平生头一回，我们要做一桩不干不净的买卖了。干涉政治这种事，我们之前可从来都没干过，但现在为了比尔·哈姆波，我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名誉。在我们以往那种公平诚实的买卖里，我们可以耍一点儿阴谋诡计，但像如今卖官鬻爵这种彻头彻尾的腐败行为，我们倒不如单刀直入，光明正大地做。要我说，我们给国家选举委员会的主席交上五百块钱，拿一张收据，然后把收据摆到总统的桌子上，把比尔介绍给他。总统也是人，他喜欢这帮候选人像这样公平竞争，而不是在背后捣鬼。”
安迪对此完全同意。但后来，我们和旅店伙计就此事讨论了一番，他的话让我们改变了主意，放弃了这个计划。据那位伙计说，想在华盛顿搞到一个职位，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求助于那些女幕僚。他向我们推荐了其中的一位，名叫艾芙瑞小姐。他说，这位女士一向长袖善舞，无论是在华盛顿的社交圈还是政治圈，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和安迪来到艾芙瑞小姐的门前，并被带到了她的会客厅。
艾芙瑞小姐长得很漂亮，简直称得上是秀色可餐。她的头发是二十美元钞票背面防伪标识的颜色，一双眼睛清澈而湛蓝。跟她比起来，时尚杂志封面上的那些女郎简直不堪入目，一个个就好像莫农加希拉河[15]上那些运煤船上的厨子。
艾芙瑞小姐穿着一件低领礼服，上面缀着亮闪闪的装饰品。她留着齐耳短发，胳膊圆润光洁，手上还戴着一枚钻石戒指。我们进去时她正在打电话，一手握着话筒，一手端着一杯茶。
“什么事，小伙子们？”她放下电话，对我们说。
我用尽量简洁的语言，向她说明了比尔的要求，以及我们可以开出的价码。
“西部啊，这些西部的职位很容易搞到。”艾芙瑞小姐说，“让我瞧瞧，谁能帮我们办成这件事。印第安自治区的那帮代表应该是指望不上。噢，斯耐普议员估计可以，他自己就是从西部过来的。稍等，让我查查备忘录。”
她从自己的文件夹里，找到那叠以S打头的文件，从中抽出一张来。
“没问题，”艾芙瑞小姐说，“斯耐普议员的名字旁边标注着一颗星星，意味着他‘乐意效劳’。嗯，让我瞧瞧：五十五岁，结过两次婚，长老教会员，喜欢金发的俄罗斯女人，爱打扑克，爱吃清炖甲鱼，三杯酒下肚就变得多愁善感。啊哈，我敢保证，你那位朋友，巴姆波先生一定能得到巴西大使的职位。”
“事实上，他叫哈姆波。”我说，“而且他想当的是治安官。”
“噢，对，”艾芙瑞小姐说，“不好意思，我手头的事情实在太多，有时候就会搞混。彼得斯先生，把你手上的文件都给我，四天后再过来。我想那时候，事情应该就已经办妥了。”
于是，安迪和我回到旅馆，老老实实地等着。安迪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把他那八字胡左边的一撇放在嘴里咬着。
“一个美貌与智慧兼具的女人真是不多见，杰夫。”安迪说。
“何止是不多见，”我说，“简直像用凤凰蛋做成的煎饼一样稀罕。”
“这样的女人必然是个贤内助，会让她的丈夫功成名就。”安迪说。
“要我说，”我哼了一声，“一个女人对她丈夫在工作上的最大帮助，无非就是及时把一日三餐准备好。如果还有的话，就是给他提供竞争对手的某些小道消息，比如某位候选人的太太曾经在超市偷过东西。女人不适合做生意，也不适合搞政治，就如同斯温伯恩[16]不适合当查克·康纳年度舞会[17]的经理一样。我知道，女人有时候就是不能安分守己，非要在丈夫的政治生活里插一脚。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开始的时候，这些男人都有一份不错的差事，比如说在阿富汗领事馆里担任文书，或是在特拉华州的拉里坦运河上担任开闸官，然而有一天，他看见他老婆穿上了旅游鞋，把三个月分量的鸟食堆在自家金丝雀的鸟笼里。‘你这是要去苏福尔斯[18]？’他满怀希望地问。‘不，阿瑟，我要去华盛顿。’他的老婆回答，‘你早该出人头地，在圣布里奇特法院干出一番名堂，或者在波多黎各当上警卫长。总之，我要去一趟华盛顿，无论如何也要替你争取一下。’
“接下来，我们这位亲爱的女士便赶去了华盛顿，”我对安迪说，“她全副武装，包袱里塞满了她十五岁那年由政府内阁成员寄给她的信件，足足六十多封，全是那种人人都会收到的垃圾邮件。还有一封利奥波德国王[19]写给史密森尼学会[20]的介绍信，一件粉红色的丝绸衣服和淡黄色的旅游套鞋。”
“然后怎样了呢？她把那些信全登载在了晚报上，还是那种低俗的街头小报，正好和她的着装风格一致。她还在铁路博物馆的小房间里举办了一次非正式茶会，发表了一通演讲，然后就去拜访总统。等她赶到那儿，劳动与商业协会的助理秘书、蓝厅[21]的一位陆海空军官，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黑人早已严阵以待，一看见她，就冲上来抓住她的手脚，把她扛在肩上丢了出去，就扔在街边的下水道旁边。这就是整件事的结局。后来，我听说这位夫人还试图给中国大使写明信片，希望他能在茶叶商店给阿瑟找份工作。”
“这么说，你是不相信艾芙瑞小姐能帮比尔争取到职位了？”安迪问。
“我的确不相信。”我说，“我不是故意要怀疑一切，但我觉得，艾芙瑞小姐不会比我们俩做得更好。”
“这一点我可无法苟同，”安迪说，“我跟你打赌，她肯定做得到。关于女人的智商和谈判能力，我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
几天后，我们按照约定，再次来到艾芙瑞小姐的会客厅。她看上去还是那么美艳动人，就算她想要重新任命所有的美国官员，男人们也绝不会说一个“不”字。但我并不是那种容易被女人外表迷惑的男人，所以，当她真的拿出一份盖着政府公章，背后印着“威廉姆·亨利·哈姆波”的文件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你们本该明天才能收到这份文件。”艾芙瑞小姐微笑着说，“这事儿一点难度也没有，我不过开口问了一下就办成了。我很想和你们好好聊聊，但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请你们体谅。我现在还有好几个人的委托要处理，他们想要的差事包括一个大使，两个领事，还有其他一堆不打紧的职位，简直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你们回家之后，记得代我向哈姆波先生问好。”
我递给艾芙瑞小姐五百美元，她数也没数一下，就随手丢进了桌子抽屉里。我把比尔的委任状收进口袋，就和安迪一起告辞了。
那天下午，我们准备启程赶回印第安自治区。出发之前，我们兴高采烈地给比尔发了一封电报：“事情已经办妥。准备好你的美酒，让我们好好庆祝一番吧！”
安迪嘲笑了我一路，说我多么不了解女人。
“好吧，好吧，”我说，“我得承认，她的确让我刮目相看。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能这么漂亮地办成一件事，而没有把它搞得一团糟。”
当火车行驶到阿肯色州的边界时，我拿出比尔的委任状，逐字逐句地认真读了一遍。读完之后，我一言不发地把它递给了安迪。安迪看完，也一声不吭了。
那上面的确是比尔的名字，文件也千真万确，如假包换。只不过，它只有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那上面的职位是佛罗里达州戴德市的邮政局长。
我和安迪在小石城[22]下了车，将那份委任状邮寄给了比尔。然后，我们坐上朝东北方向去的火车，向苏必利尔湖[23]驶去。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比尔·哈姆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