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湖南巡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调回京师，任左都御史，这两个职务都是中央与地方的最高长官。不久，刘墉又升任吏部尚书。如果按此发展，刘墉应很早任大学士，或进入军机处成为军机大臣。刘墉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任协办大学士，而和珅先于刘墉几个月，也是以吏部尚书任协办大学士的。但和珅发展极快，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即是军机大臣，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即由协办而升为大学士。与之相比，刘墉的协办当了四五年，不但未“转正”，还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因上书房事件丢了“协办”，直到嘉庆二年（1797年）才成为大学士。
早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嘉庆皇帝登极不到一月的时候，刘墉书写了《与会稽王笺》，其中说：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欲尊其所事以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宏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切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克期，奈何！
刘墉的话闪烁其词，但明确指出君主不能一人“独治天下”，必须有贤人辅佐。也可能是刘墉认为嘉庆不如乾隆，才发出这番议论。
在另一封家信中刘墉说：直隶去冬无雪，至今未雨。河南之河北三府亦然，西府亦然。宵旰焦劳之甚，祷请之诚，外间不能得知；得知者，高官厚禄，毫发无补，疚心而已。京第如常，亦是忧贫，然不以为忧者，目睹京中情势，生齿日繁，物力日耗，八旗生计，筹划数十年无所办也。
尽管内外多艰，继位之初的嘉庆并不能有所作为，一切军政大权仍操于父皇乾隆之手，嘉庆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
刘墉无疑受到嗣皇帝嘉庆的信任。这不仅因为刘墉是当时少有的不与和珅同流合污的老臣，而且，他们早有上书房相处的经历。嘉庆三年三月，朝鲜使者说：和珅权力之专擅，越来越严重，朝廷内外人皆侧目，莫敢谁何……新皇帝平时居处或与临朝听政，沉默持重，喜怒不形于色。而当开经筵讲席，引接大臣毫不疲倦，虚心听取大臣们的意见，所以参与经筵的大臣，讲解文义时，都能尽心尽意地去讲解。阁老刘墉的话，新皇帝采纳最多。皇上眷注他，超过其他诸臣。大致说来，刘墉一向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
也许正因为嗣皇帝的眷注，刘墉终于在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获授早已应授予的大学士一职。但在所发上谕中仍加入了此前乾隆给予的责备之语：“大学士缺出已有数月之久，现在各尚书内，刘墉资格较深，著补授大学士。但他向来不肯实心办事，行走颇懒，兹固无人可选，令他擢升此任。朕既加恩，务当知过，倍加感激，勿自满足，勉除积习，以副恩眷。”
意思很明白，刘墉有不肯实心办事的毛病，本不该升大学士，只因现时缺乏合适人选，故让其补大学士缺；刘墉应感激皇恩，克服自己行走懒惰的坏习惯。
有关此事，朝鲜使者曾说：“刘墉为人耿直，随事向皇帝进行规谏，皇帝为体谅他年老勤苦，特拜体仁阁大学士，使之闲养，体仁阁大学士一职因此而创设。而阁在太和殿东，别无所管之务，故人皆以外示优老之礼，而内售疏远之意。”
需要说明的是，体仁阁大学士一职并非此时始创，而是早有此位，只不过是因清代内阁大学士职能弱化，不参与军国大事，故三殿、三阁大学士一直不设全员而已。但当时大学士中，因阿桂病逝，和珅晋升首席阁老，王杰又因年老体弱不能管理实务，只刘墉与董诰尚能与和珅地位相匹，故应为嘉庆所倚重则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