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1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36名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正是会试的年头，27岁的曾国藩又要发起新一轮的冲锋了。
曾家以农为业，本来就不富裕，为了凑足曾国藩上京赶考的路费，只好东挪西借，总算凑了32缗（一缗即一串铜钱，一般每串一千文）。那时候可没有高铁，从湖南到北京，曾国藩只好跟宁采臣似的，背个简易可折叠原木书箱，遮阳避雨油灯照明一条龙，水路行舟，陆路车马，舟车劳顿，耗时月余。
一路上，曾国藩省吃俭用，即使如此，当他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时，口袋里仅剩下三缗钱了。艰难困苦，是成就事业前的必经的磨炼。曾国藩没有灰心伤感，相反意志越来越坚强。此刻，唯有背水一战了！
这一年顺天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彰阿，满族大儒，在当时不多见；副考官为朱士彦、吴文熔、廖鸿荃。也正是在这一年，穆彰阿与曾国藩开始了师生情谊，日后，他对曾国藩的影响可谓深厚。
本科会试的题目是道光帝亲自拟定的：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
曾国藩这一回提笔再也不觉得生涩了，这几年，他增长了阅历，读书也下了苦功，文章更加磅礴，提起笔来，文思汩汩而出。
很快，在惴惴不安的等待中结果下来了——曾国藩取得会试第38名，接着，殿试又取得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科举制度规定，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且分为三甲：一甲只有3人，从高到低就是大家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对于自己的成绩，心高气傲的曾国藩有点灰心丧气，“同进士出身”，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进士。
接下来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曾国藩信心不足，在朋友们的力劝之下，只好期期艾艾地参加了。朝考的作文是《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略略思考之后，下笔如神，阐述了人在天地之中应取的态度，论证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颇得精髓。曾国藩大概属于临场发挥型选手，这一次异常出色，朝考得了一等第三名！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道光帝亲自读了曾国藩的作文后，非常喜欢，将他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
这个“庶吉士”是何方神圣？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修撰、编修。另外从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期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各种官职。情况有如今天的见习生或研究生。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能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
同进士入翰林，清朝开国以来仅曾国藩一人。
红翰林，是科举试途中的巅峰了，中央的极品大员、地方的封疆大吏，绝大多数是从翰林里选拔的。
曾国藩成功了，27岁入翰林院，可以说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了。
科举之路，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时的中国大约有四亿人口，读书人数以万计，每一科进士只有几百人，这个概率是真正的万里挑一。就说后来成为曾国藩死对头的洪秀全，生于1814年，比曾国藩小3岁，当曾国藩在科举路上奋斗的时候，他也在奋斗，可惜的是，他屡试屡败，最后连个秀才也没考上，索性把笔一扔：“老子不玩了，我要打碎这套玩法，重新制定一套规则。”
曾国藩与洪秀全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科举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