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主张维新，事败遭贬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早期的改良思想。翁同龢虽然出身于封建阀阅世家，又身居高位，但思想并不保守，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积贫积弱、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研究西方的思想，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逐步接受资产阶级维新观点，形成中国只有变法才能自强的主张。中法战争时，他力主抗战，扶植张之洞，反对李鸿章。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时，日军侵占朝鲜，李鸿章以庆贺慈禧太后寿辰为理由，主张对日本忍让，而翁同龢主张“大张挞伐”，反对妥协。清政府在内外抗日舆论压力下，八月一日宣布对日宣战。当时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掌管全国财政，便上疏请求停止颐和园建造工程，将经费移作军用，增强军事实力。慈禧太后大为恼火，曾威胁说：“今天你们让我不高兴，我亦会叫你们一辈子不高兴！”平壤战役，清朝陆军大败。九月十七日，北洋海军十艘军舰在运兵返回时遭到日本十二艘军舰突然袭击，北洋海军军官们同仇敌忾、沉着应战，“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英勇牺牲。这一仗中日损失大致相当。中国尚有八十艘军舰，而日本才有二十多艘军舰，中国有几十万陆军，而日本才有十二万多陆军，战争完全可以打下去。但慈禧太后、奕和李鸿章消极避战，一心投降，不断派人向日本求和，遭到拒绝，又下旨叫翁同龢请俄国干涉。十一月十八日，日军攻打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请求率舰救援。李鸿章不准舰队从威海卫出来，造成日军围歼北洋海军形势，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奕、李鸿章便与日本签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后用三千万两银子赎回）、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等等。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天朝大国，竟然被小小日本打败，触景伤时，激起人们力主变法的浪潮。领导这个运动的，在朝内，以翁同龢为代表；在朝外，以康有为为代表。

翁同龢经常对光绪帝说：“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光绪皇帝在他的影响下，要求君臣上下“实力研究，亟求兴革”。为了变法图强，翁同龢不断发现人才，推荐人才，他觉得康有为很有才干，主张变法，便积极将康有为推荐给光绪。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1888—1898年，鉴于中国惨败于日本，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5年第二次上书时，约赴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共同签名，拒绝签订《马关条约》，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光绪皇帝在朝内虽有翁同龢等出谋划策，支持变法，在朝外，有康有为等大造舆论，但毕竟是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实权完全操在顽固派慈禧太后之手，要迈开变法的步子，步履艰难。翁同龢便劝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听取他的变法意见。但节外生枝，遭到奕的阻挠，说什么“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换句话说，四品以上官员，皇帝才可以召见，康有为任工部主事，是六品官，不能直接与皇帝见面。翁同龢机智巧妙地运用“皇上有所询问，可命大臣传话”，让康有为进见。在翁同龢的坚持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钟，李鸿章、翁同龢、荣禄三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部西花厅召见康有为。荣禄首先反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立即反驳说：“用祖宗之法治祖宗的土地，现在祖宗的土地也守不住，还有什么祖宗之法？即使现在我们所处的外交部，也不是祖宗之法原来就有的，也是根据形势需要设置的。”驳得荣禄哑口无言，翁同龢心里非常高兴。李鸿章接着反对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可以撤销，但条例可以完全废除吗？”康有为说：“条例就是一时不能改，可以根据情况逐步地改，这样新政才能推行。”至于说到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改革，康有为回答得头头是道，翁同龢大为赞赏。接见完毕，向光绪皇帝汇报时，翁同龢竭力赞扬康有为，说：“有为之才，过臣百倍。”康有为在被大臣召见后，又第六次上书光绪，由翁同龢转进，强调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他建议设上书所，揽才考政；设制废局，议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翻译西书等。在翁同龢的安排下，光绪皇帝破例召见康有为，跟他谈了两个小时。光绪说：“你的变法条例、章则订得很具体。”康有为说：“那么皇上为什么不厉行呢？”光绪帝看了看帘子外面，停了停，叹口气说：“我也受到种种限制，不能放手干啊！”康有为教光绪皇帝以后多下谕旨，这样，守旧大臣就不敢反驳了。康有为走后，光绪帝与翁同龢商量相关事宜。翁同龢认为康有为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他对光绪说：“皇上可以就权力所及的先做。”他建议光绪用釜底抽薪法，撇开顽固派大臣，提拔重用京卿、御史两种官员，分别担任内外各种差事，让他们从下面切切实实干起来。他教光绪皇帝注意搜罗人才，形成一股核心力量，俟时机成熟，上台亲政。光绪帝便宣布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专管奏折之事。赐梁启超六品衔，赐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批阅奏折。

在翁同龢的周密策划、赞助下，在康有为及军机四章京的发动下，朝野改革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迫使慈禧表态，同意变法。慈禧假惺惺地说：“皇帝要办的事情，我决不阻挡。”这样，光绪皇帝便于1898年6月1日下诏宣布变法。在6月1日至9月21日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绪皇帝共下了一百一十多道上谕，从上到下进行改革：宣布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秀才考策论，开设经济特科，选拔科技人才，设立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改各省书院为学堂，中学、西学兼学，派遣留学生；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兴修铁路，办邮电局；用西法训练军队；裁撤詹事府、光禄寺、太常寺等冗滥机构。变法维新，成为举国瞩目的运动。

但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指使他们的爪牙纷纷上表反对。慈禧太后知道翁同龢是朝内支持光绪维新运动的骨干分子，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逼光绪皇帝连下三道朱谕，撤销翁同龢的职务，说：“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多次有人参奏。而且每次召对、咨询时，主观决定，喜怒在语言中流露，不把皇帝放在心上，渐渐露出揽权狂悖情况，断断难以担任中央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本应查明究办，给予严厉惩罚，姑念他在毓庆宫行走，担任师傅，不忍立即加以严惩，着即开缺，回原籍常熟，予以保全。”翁同龢被逐去朝廷，离开光绪皇帝回乡，但他仍时时关心变法前途，深为国家命运忧虑。光绪皇帝离开了翁同龢，好像失去主心骨，被慈禧太后孤立起来。慈禧控制了军机、人事权后，立即下令废除新法，逮捕变法分子。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英勇就义，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维新变法，宣告失败。这时慈禧太后还不放过翁同龢，令光绪下诏说：“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今春力陈变法，滥保匪人，已属罪大恶极，无可饶恕。前令其开缺回原籍，不足惩戒其罪行，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制。”翁同龢隐居常熟，表面上寄情山水，悠然自得。其实，他一直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关心着光绪帝的命运，常常中夜更衣，望北而拜。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开战，两大帝国主义强盗为了争夺中国权益，在中国土地上厮杀，这位老臣无限伤感，加上亲友相继谢世，翁同龢的心情抑郁不振，终于病倒。同年6月西太后迫于社会压力，宣布解除党禁。6月28日翁同龢在院内北向叩首拜谢谕旨时，一跪不起，7月病逝。

翁同龢临终前，口拟挽联一副：“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这位饱经忧患的政治家，终于离开了风波险恶的人世，得到了解脱。在他故世后的四年，清廷颁令“开复原官”，后又赐翁“文恭”谥号。康有为在国外得知翁同龢病逝的消息，非常痛惜，作哀词十四章，对翁同龢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日新中国，元功应尔思”。这一评价似嫌过高，但表达了维新志士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