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昌的父亲张文远，与水浒中的郓城县押司、插足宋公明和阎婆惜家庭的男小三张文远重名。估计给张文远起名字的人，未必看过水浒。等张文远逐渐长大，读了书以后，由厌恶水浒中的这位张押司的人品，到厌恶起这个名字来。于是就自己做主，将远字改成了元字。但原先的名字张文远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档案材料有底，于是，好多年都是两个名字通用。但户口本上是张文远，最后，用得最多的还是张文远。后来当知道了三国名将张辽也叫张文远，他反倒有些喜欢上了这个名字。
水浒里的张押司和三国名将张辽都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安驾庄的张文远一生平凡而普通。
张文远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时候，解放战争的大规模战斗已经结束，他所在的部队原本驻扎在山东半岛，后来集体入朝，刚进入朝鲜境内，就听说三八线已经缔结了停战协定，于是，部队奉命班师，又撤了回来。紧接着，部队集体转业，他所在的师都留在了黑龙江省，他做了林业工人。
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讲，他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赢得了不少人的敬意。细品他说的话，还真没有撒谎。
有那么几年，他从黑龙江省的林业局回到了安驾庄，据说是响应政府号召，减少国家财政供养人口。在安驾庄的几年里，他种过地，做过生意，但都不安心，最后还是回到了黑龙江省的林业局。林业局居然也接纳了他，告诉他，以前部队和林业局的履历都不再算，工龄要重新开始了。
张文远入伍前在曲阜师范读过书，也算是有文化的人，那个年代政府又缺文化人才，可他在部队时一直是普通战士，在林业局也一直是普通工人。偶尔他也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慨。
张文远人长得很帅，不要说年轻的时候，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经历了岁月的刻蚀，都难掩他的英气。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刚结婚时的他，似乎对陈桂枝并不满意。在张其昌住姥姥家的大部分童年时间里，张文远基本上对家庭不管不问，不单对陈桂枝母子，对张其昌的爷爷奶奶也很少问津。二叔张文灿欲上门兴师问罪致使陈桂枝母子连夜逃离安驾庄的那一幕，就发生在这时。
陈桂枝的外表不如张文远出众，单一双脚，就拖累了她。说一句套话，真是拜万恶的旧社会所赐。她是裹了脚的。山东是革命老区，比全国解放得早，共产党掌握地方政权后，立即制止了这一陋习，所有裹脚的妇女全部放开，但为时已晚，有的人已经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脚趾骨折，终身残疾。陈桂枝就在其中。陈桂枝说过，只废除妇女裹脚这一项，共产党就值得全国妇女感恩戴德。陈桂枝个子不高，身体匀称，挑担、负重、长途跋涉，她和其他天足的妇女没有任何区别。一天的劳作下来，将畸形的脚放进温润的水中，红肿开始褪去，疼痛开始蔓延，只有她自己才能知道，白天劳动时为了做到和众人无异，她必须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她拖着这样一双脚，走过了几十年的大田劳动生涯。张其昌懂事以后，对母亲生出了由衷的钦敬。生活的重负，好脚好身板的人有时候还吃不消，而她不仅承载了生活的重负，还使得这个家庭获得中兴。犹如玉米地里的一棵高粱，任凭风吹雨打，顽强地摇曳着叶片，展现生命的力量。瘦小的一副躯干，蕴藏强大的能量。
“我是山东高粱独一棵。”这是陈桂枝经常挂在嘴上的座右铭，道出了她对生活艰辛的自嘲，显露了性格的孤傲和倔强。
陈桂枝没有读过书，但是她异常聪慧。她知道很多典故，好些成语可以信手拈来。刚入合作社的时候，村里组织了学文化小组，给不识字的人扫盲，陈桂枝很积极，最多的时候，能认识几百个字。可惜没有巩固住，后来连学会的也忘了，一生引为憾事。
在张文远和陈桂枝夫妻二人中，张文远比陈桂枝要风流倜傥，但论到生活内涵，论处事，论担当，两个人却有霄壤之别。
上学后的张其昌，学到了两个新的名词——家庭出身，社会关系。
他才知道，他们家的家庭成分是贫农，爷爷带给他的。解放前，爷爷卖过豆腐，挨过饿，土改时家里分了一小块地，还分了一张桌子。
他还知道了，姥姥家的成分是富农。当初划分成分的标准有三条，分别是土地、房屋和雇佣人工的数量。姥姥家的土地不超标，也不曾有过雇工，就是房子多了一个院落。其昌经常去的赵家大舅兄弟二人居住的房子，原先就是姥姥家的后院。
于是，姥姥家的成分被定成了富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上学后的张其昌就开始填写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了。无形当中，是非的观念，可以给他的头顶上带来荣耀或黯淡的观念在逐渐形成。他的社会关系无非是姑姑、舅舅、姨，他或者会忘记填写在安驾庄务农的大姑，却从来不会忘记填写在哈尔滨的军工厂上班的三姑以及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三姑父。
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安驾庄重新回到林业局的张文远开始顾家。于是，安驾庄的张家街上，会不时地响起邮递员清脆的声音：“陈桂枝，拿印章。”这表示，她有汇款单寄来了。
这一幕，一直持续了十几年。贯穿了张其昌的青少年时代。张其昌成长在一个工农混合的家庭，乡下，不间断的现金来源，使得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略优于一般的农户，他得以免除冻馁，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也没有留下挨饿的记忆，影响到性格。他从没有过因生活的窘困而导致的自卑，信心没有受到过伤害。
汇款单给家庭带来的一个变化，是张其昌拥有的小人书明显多起来。小学四年级，家里的小人书就已经一百多本了。凭这自有的一百多本，加上其他途径，和别的小朋友互换阅读，从图书馆借阅的，从农村市集上租赁的，张其昌的小人书阅读量迅速膨胀。《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名著，他没有看过一本原著，内中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却讲得头头是道。
同一时期，他接触到了小说。他阅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在邻居家看到的，内容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军事斗争，封面的书名有“1947年”的字样。照现在的文学分类，这种军事题材的叙事体还不能算作典型的小说，但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却让他痴迷，一口气读完了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像一个饥饿的人渴望食物一样，搜寻着他能够找得到的任何书籍。很快，《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当时的名著，都被他“大快朵颐”。
一开始，陈桂枝有过担心，孩子吃饭的时候看书，筷子往嘴里扒拉着饭菜，眼睛却瞄着摊在膝盖上的书，真是食不知味；孩子去茅房，拿着书；上下学的路上，也瞅着书。撞到了行人，撞到了车辆牲口怎么办？陈桂枝说过几次，张其昌依然故我。
说也奇怪，张其昌从来没有因为一心二用读书出过事故，也没有因为在行进途中看书出过事故。一双符合飞行员招收标准的眼睛，一直保持到晚年。
有一句成语叫“茅塞顿开”，有时候，一句话，一个点拨，可以让人茅塞顿开，对于一个孩童，能够让他茅塞顿开的，绝对是书籍。书籍可以给孩子展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可以铸就他未来的一生。
现在，张其昌的面前，就展开了一个绚烂的多姿多彩的世界。知识的海洋，浩瀚无垠，以其细碎的浪花和清澈的溪流撩拨着他，又像是和煦的微风轻抚着他。他恣意地享受这份浸润，享受舒展。
安驾庄的张家街上属于孩子们的文艺沙龙有两处。出张其昌家大门往西，街道南侧，是一片宅基地空场，足够盖两处院落。靠大道堆起了一排岩石，显然是宅基地的主人用来盖房子打地基的石料，但不知为什么，这块场地一空几十年，历经风吹雨打，偌大的石块早就失去了棱角，变得光滑圆润。晚饭吃罢，皓月东升，一群孩子早早离开家，依着这一排高低错落的石头，依次就座，静俟文艺沙龙的开场。
另一处文艺沙龙的位置要更往西，快接近张家街西端的尽头，一片空场上矗立着一盘石碾。碾盘上除碾子之外的空处，足可以坐得下四五个孩子。倘若孩子们赶到时正遇有妇女——在此劳作的通常是妇女——在碾磨粮食，他们就会站在四周，怏怏地围观，久等大人的碾磨完成；如果碾盘已经被他们占领，又有妇女端着盛满了粮食的簸箕来，他们也会乖乖地让出阵地，尽管不情愿。
孩子们盼望的这一刻，就是听故事。没有时政要闻，都是民间故事。一个大孩子讲，其他的孩子听，偶有提问，偶有插话。有的故事会讲好多遍，直到听故事的人也能完整地讲下来。田螺姑娘、刘海砍樵就是那时孩子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田螺姑娘的故事里，小伙子从田间回到家，饥肠辘辘，掀开锅盖，竟发现了热气腾腾的饭菜，然后又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每次讲到这个地方，孩子们都会瞪起惊异的眼睛。那是个粮食缺乏的年代，孩子们都是喝了几碗粥出来听故事的，冷锅空灶中会无端地升起袅袅的热气，飘出令人馋涎欲滴的饭香。遑论还有美丽的姑娘，单就这无中生有变化出来的饭菜，就令孩子们生出了无限的向往，生出了无限的遐思。迷惘中，孩子们几乎分不出故事里故事外，总忍不住猜想：当听完故事回家的时候，锅里会不会也出现热气腾腾的饭菜呢？
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主人公和不同的情节，但结尾大致相同，那就是“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听完这句话后，孩子们打着哈欠，踏着一地“碎银”，回家去了。
后来的语文课上，张其昌学到了修辞中的“定语”，就是用来修饰限制名词的，其实，张其昌没有上学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好多定语，“幸福美满”的生活，“聪明勇敢”的孙悟空，这样的形容词，不都是定语吗？安驾庄街头的故事沙龙，就是安驾庄少年们的语文启蒙课堂。
张其昌读书的正规课堂在安驾庄的西分校。安驾庄设有一至四年级的小学共有四处，分别位于安驾庄的四个方位，以东南西北命名。无一例外，四个小学都设置在大姓人家的家庙里。解放后，宗族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淡化了，家庙，由原先一姓家族的私产变成了村子里的公产，用来办学，确乎是一件大好事。
西分校在张家街南面的刘家街上，就是原先的刘家祠堂，安驾庄的人都管祠堂叫作家庙。早先的刘家祠堂是什么样子，张其昌没有见过，他现在就读的西分校，有三处教室，每一处教室，都能容纳四五十个学生。最大的教室，就是刘家家庙的主建筑，坐北朝南，巍峨轩阔，半人高石材地基，青砖到顶，中间挑脊，布瓦灌缝。逢阴雨天气，靠街一侧的墙面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蜗牛，这两年，从院内的山墙上蔓延过来的爬山虎占据了半面墙壁，看势头，另半面墙壁很快就会沦陷，郁郁葱葱，风过处，响起哗哗的声音。这间教室比另两处高出一倍，墙也厚一倍，加之屋顶又厚，即使暑热天气，屋子里边也凉意森森。院子里靠西墙有两棵大槐树，午后老早就覆盖了大半个院子，东墙根和东南角都有树，都不如西边的槐树高。另两处教室，一南一北。琅琅的读书声，就是这里的主旋律。
教张其昌的老师叫夏兴，男性，接近三十岁。他是荣转军人，在战场上失掉了一条右臂，但左手练出了一手好字，他眉宇坚毅，面庞英俊，可能是战场上见惯了生死，所以不苟言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始终是张其昌这个班的班主任。他教语文，也是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他从没有打骂过学生，生气的时候，对学生最大的惩罚，也不过是将粉笔头掷向学生的课桌，很少有失了准头，将粉笔头掷在学生身上的情况。他全身满是男性特有的阳刚，战场上滚打过的阅历，使得其授业解惑的职业睿智中又透出几分沧桑。
那个时候的小学老师，大多是男老师，不像现在，几乎成了女老师一统天下。
靠近西墙，最大的那间教室的西头，辟出来一间办公室，是老师们的活动场所。夏日午后，蝉鸣盈耳，经常会出现这一幕：办公室门口，支起了一个茶水炉，两个赤膊的男生争相拉动风箱的拉杆扶手，火苗越过烧水壶的壶底，燎了上来。两个男生满头油汗，听着火苗蹿起的啸声，脸色愈加兴奋，另有个男生站在两个拉风箱的男生后边，很想掺乎进来，但又插不上手，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夏兴老师坐在旁边，仅有的左臂摇着一柄蒲扇，注视着三个学生，一脸慈祥。
全班同学，羡慕死了风箱旁的三个男生，每个人都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去拉动那风箱，和自己喜欢又尊敬的老师来个近距离接触。有一首王洛宾的民歌曾唱道：“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歌词是表现小伙子对姑娘的倾慕，实际上，歌词也是对这幅“树下童子鼓风图”的真实写照，孺子对师长的倾慕以及依偎，满布油汗的脸上流露的儒慕之情，与姑娘面前的小伙子完全一样。
这幅画面，张其昌几十年都没有忘记。后来，他在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我的小学老师”，他在文章的结尾缅怀道：“我在北京就读的高校里，聆听过多位到访外国元首的演讲，都如过眼云烟，已经忘却，只有小学老师，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文章提到的小学老师，就是夏兴。
张其昌从一年级开始，上下学就没有人接送，不独他一人，整个安驾庄的学生都这样。几十年下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丢失学生的事情。
张其昌所在的班级，姓张的就有十人，按辈分跨越三代，由于还都是孩子，侄子顶撞了叔叔，孙子踹了爷爷一脚，都是平常的事情，过后谁也不计较。二叔家的女儿张亚莉，比张其昌低一个年级，有时候跟在他后边一起去学校。孩子们全然不管大人们的恩怨，张亚莉待张其昌像亲哥哥一样，张亚莉受到欺负，张其昌也一定会出头。
张其昌还有一个小一岁的堂弟，自从张其昌回到安驾庄之后，两个人就黏在了一起。堂弟名叫张其河，小小年纪，独对养殖业拥有浓厚的兴趣，家中除了喂养的鸡鸭鹅猪，张其河还单独养了一只羊和一窝小白兔。兔子的繁殖很快，一窝可以生七八只甚至十几只。于是，有一天张其昌家也出现了两只小白兔，堂弟送他的，不要都不行。
在堂弟的指导下，张其昌开始了兔舍的基建工程，先在院子里觑准一块空场，用铁锹挖出一个锅灶大小的圆坑，再挖一条引道和圆坑连接起来，从上面俯视，就是一把放大了的勺子。圆坑的周边用砖砌一个规整的多边形，上边交错压缝，逐渐收缩，采取拱形施工方法，直至封顶。最上端留一个碗口大小的通气孔，用一块石板盖上，掀起来，就可以看到兔舍内的景况。引道也是用砖砌就，外端是一块石头封堵，也是兔舍的门。弟兄俩忙活了小半天，一个崭新的兔舍即告竣工。
四个月后，原先的两只变成了八只，一次繁殖就生了六只。
院子里热闹起来。兔子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晨，搬开兔舍门口的石块，长长的耳朵，红红的眼睛，依次从引道里探了出来，然后，蹦蹦跳跳，跑向院子的四面八方，将生命的活力也带到了院子的四面八方。它们食性很杂，绿色的叶状物，无论是蔬菜还是庄稼叶子，它们都吃，胡萝卜对它们来说该是甜点了吧。
一年之后，兔子还是八只，但已经繁殖了好几代，有送人的，有出售的，也有自己改善生活的。一个微型的养殖场粗具雏形。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夏，一天半夜时分，张其昌突然被雷声惊醒，细听屋外，已是大雨如注。他突然记起了小白兔，赶紧穿好衣服打开了门，不由得叫了一声苦。闪电照耀下，雨脚如麻，院子里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脚面，还在继续上涨。他首先冲到了院子的大门口，直通大街的排水沟就在那儿，拨开了堵在沟口的枯草腐叶，水流开始加速，院子里的积水迅速消退。他又冲到了兔舍那儿，搬开了兔舍上方的石块，借助闪电，发现景象惨不忍睹，兔舍里全部是水，几个白色的躯体漂浮在上面，小白兔全家无一幸免。
张其昌号啕大哭，守在兔舍旁边，久久不愿离去，任凭大雨浇注，直到陈桂枝把他硬拽回去。安驾庄当时没有抗旱防汛指挥部一类的机构，乡民们也没有进行过防灾抗涝的知识培训，不似现在的城市里，地下室的门口在汛期都会有一摞沙袋。张其昌建造的兔舍入口与地面同高，即使院子内不积水，雨水也会流到兔舍里去，这是发生在设计阶段的错误。
就像鸟儿的巢被侵害以后，比如鹊巢鸠占，比如被蛇吞吃了正在孵化的卵，受害的鸟会重新衔枝衔泥，让日子重新过下去。张其昌没有倒下，他痛定思痛，开始了兔舍的二期建设，他将兔舍的基础提高了三个砖的厚度，倘非几十年一遇的大洪水，决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水淹兔窟的惨剧了。
小白兔的尸体，触动了张其昌心灵的柔软部位，他开始反思自己对待小动物的态度，他善待这些生命了吗？不久前，他就曾经虐待过一条蛇。
蛇在当时的安驾庄很常见，农人栖息的地方、居住的房间内、院子里，都有蛇出没。至于大田里、沟渠旁，就更多见了。蛇从不主动向人发起攻击，而且，在安驾庄，张其昌从没有遇到过毒蛇。那时，他已经知道了毒蛇的典型标志，头呈三角形，尾巴突然变细。后来他才知道，有毒的蛇大多生活在山区，安驾庄属于平原，鲜见毒蛇。
当院子里的鸡发出咕咕的叫声，同时，昂起头，半天不动，颇有些人类的面面相觑，张其昌就知道，院子里有蛇出没了。仔细搜寻，两房相间的狭窄夹道里或者柴堆旁，一定会发现蛇的踪迹。它缓慢地爬行，和院子里的鸡鸭兔相安无事，哪怕是刚出生的小兔崽，也没有遭到过它的祸害。
蛇好像只吃老鼠。
那是张其昌还小的时候，一天晚上，他正要从床上跳下来，母亲一把拦住了他，并且扳过了他的头，阻止他往地上看，他眼睛的余光还是瞥见了，窗户底下，床头旁，顺墙根，一条蠕动的躯干正徐徐没入桌子底下，前半部已经看不见了，仅从后半部判断，也有擀面杖粗细，这是张其昌在家中看到的最大的一条蛇。母亲也没有任何惊慌的表示，就好像一只鸡从她的脚旁走过。
大人们都说，有蛇的房子是好居室，冬暖夏凉；有蛇的院子是好宅子，日子会过得无病无灾。
许是由于蛇长了一副狰狞恐怖的外表，它从未得到过人类的宠爱。那时的安驾庄，小学生也没有受过人类应该和动物和谐相处的教育。于是它和老鼠一样，落了个人人喊打的地步，孩子们如果遇到过街的蛇，通常会一拥而上，纷纷朝蛇身上投掷石块，直到蛇不动了为止。张其昌虽然没有参加过围攻，但却多次目睹过这样的场面。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一阵大雨刚过，还没有完全停下来，时值张其昌的姨表哥刘宇新也在他的家中，被雨所阻，不能到院子里去，憋在屋里，两个孩子有些百无聊赖。
“蛇。”刘宇新叫了一声，两眼直视室外。
张其昌随着望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院子里出现了一条白蛇，在水洼里翻滚，看不出它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它要么是身体有恙由于痛苦而翻滚，要么是喜欢雨后的清新因愉悦而翻滚，两个孩子看不明白。刘宇新突然抄起了门后的铁锹，冲表弟喊道：“走。”
街头孩子们围殴蛇的陋习复萌了。
张其昌也随手拿了一把扫帚跟了出去。白蛇见有人来，停止了翻滚，朝南墙根爬去，但爬得并不快。刘宇新并非用铁锹的锋刃砍下去，也不是高举铁锹拍下去，他是想用铁锹按住蛇，这时，张其昌的扫帚也按了上去。两个孩子的心思相同，他们是想与蛇缠斗，而不是置蛇于死地。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白蛇有一米多长，力气很大，在两般兵器的进攻下，仍不落下风，两个人根本按不住它。脱离了铁锹和扫帚，两个人再追上去，重新按下。这条蛇真的很善良，它只想逃跑，从没有试图回头反噬。几经反复，战场向南墙根挪移，终于，蛇瞅准墙基石缝中的一个洞，钻了进去。可能是石缝内的空隙有限，不管这条蛇如何努力，还是有一截尾巴露在了外边，怎么也进不去了。
两个孩子还不肯罢手，刘宇新扔下铁锹，双手攥住蛇尾，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往外拽，哪儿能动得了分毫。
“拿火去。”刘宇新吩咐表弟。
张其昌拿来了燃着火苗的麻杆，递给了表哥。刘宇新开始炙烤蛇的尾巴，蛇身动了一下，似乎要退出洞穴，但立即又停住了，之后，无论刘宇新如何炙烤，甚至他们都闻到了焦糊的味道，这条蛇都没有退出半寸。
刘宇新有些恼怒，最后，用铁锹切下了那一截烧焦的蛇尾。
当时，张其昌只感到兴奋和新奇。
后来，他面对漂浮在巢穴里的兔子的尸体时，悲伤之余，开始感到心灵深处有一丝隐隐的痛，连带想起了他曾经虐待过的蛇。生平第一次，他为了动物忏悔。
人之初，性本善。
人的道德也有自我修复功能。
从此以后，他不再与蛇为敌。
堪称安驾庄地标的建筑物，是位于安驾庄南北中轴线上的两座门楼，分别叫作南皋、北皋。安驾庄建镇四千余年，自然经历了无数次的硝烟战火，它也像无数个北方的城镇一样，建设了围墙和城门，安驾庄是村镇，规格要低，城门就成了门楼。解放初期，围墙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两座门楼孤零零地矗立在中轴线的南北两端，它没有古城的城门高峻，又比普通人家的大门气派，依然具闬闳之势。底部为五级青石基座，外墙的砖体已有残皮脱落，房顶上摇曳着茂草，犹如飘扬的旗帜，南皋的房顶上还有一棵细细的小树，相同的是，两座门楼都悬挂了铜钟，想是警示敌讯的工具。
它应该是凭吊历史的地方，斑驳的墙壁，颓败的屋瓦，都向南来北往的人们讲述着古镇的过往。孩子们喜欢这儿，纯粹是这里有着无限的趣味。
四面墙原先都有窗户，不知什么时候，木窗全已卸掉，剩下了四个豁口，每一个豁口上都可以坐两个孩子，居高俯视外边的世界。往村外看，一望无际的田野，夏天是黑绿黑绿的青纱帐，冬天是茫茫雪原；往村里看，从南皋可以直接看到北皋，一条大街，永远是热热闹闹的市肆，也表演着永远不会结束的安驾庄乡民的婚丧嫁娶。
孩子们可以爬到钟的顶端，更进一步爬到吊挂钟的木梁上。就是在北皋，张其昌见到了安驾庄乡民传说中的蛇。
安驾庄的乡民传说，北皋和南皋，各有一条蛇，北皋的是雄蛇，南皋的是雌蛇。多年以来，它们吸收日精月华，已经成了气候，能够呼风唤雨，保佑一方风调雨顺。孩子们都喜欢这个故事，听了无数遍之后，还亟欲知道，安驾庄的这一对蛇，已经修炼到了何等层次，是否已经能够变化人形，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大人们只搪塞，传说不详。
还说，鲜有人看见过这对蛇。
那一次是张其昌和堂弟一起去北分校，找一个叫梁尚礼的小朋友还书。其时，学校已经放学，三个孩子一起走出了校门，北皋就在北分校的南门外，三个孩子正犹豫着该如何打发下午的剩余时间，一眼就望见了北皋里边悬挂的大钟，一声呼哨，奔了过去。
下午四点来钟，强烈的阳光从西侧的豁口照进来，门楼里形成一道金黄色的光柱，尘埃在光柱里飘浮旋转。张其昌坐在了北侧的豁口，刚看倦了北分校上空的老鸹窝，转过头来，透过光柱，将目光投向大钟的上方，看到了一双金黄色的眼睛。
悬挂大钟的木梁，上方还有一层木梁，要短一些。张其昌看到的一双眼睛，就在最上面的木梁上。张其昌坚信，那是一双只有通灵的大蛇才会拥有的眼睛，和它刹那间的对视，穿透光幕，原本木梁上方看起来很模糊，但那双眼睛灼灼如电，令人无法忽视。
张其昌赶紧招呼堂弟和另一位小朋友，转瞬间，那双眼睛就消失了。堂弟说看到了，梁尚礼摇了摇头，说什么都没有看到。
梁尚礼告诉他们，安驾庄来剧团了。
安驾庄有自己的戏园子，位置应该属于东分村，东西大道的北侧，坐北朝南，也就能容纳五六百人，一围高高的土墙将其封闭起来。园内沿东西两边的围墙，栽植了两排杨树，围墙外边也有树，但稀稀落落，高低不一。
张其昌第一次光顾安驾庄的戏园子，应该在五六岁的时候。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孩子，相互邀约，早早吃过晚饭，就离开了家。那个时候买张门票是一毛钱，档次高一点的剧团，比县级剧团还要高一个级别的，也不过两毛钱，陈桂枝知道他要看戏，早就塞了两毛钱给他。
来到戏园子门口，一盏汽灯高悬，亮如白昼，大人孩子都有，人声嘈杂，售票处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小伙伴一拉张其昌的胳膊，将他拽出了人群。几个孩子开始了围绕戏园子的徘徊。
墙外又是一个世界。戏园子里边灯火通明，透过杨树叶子洒出来的光，映出了树丛中孩子们攒动的头顶，以及一双双兴奋而警觉的眼睛。他们像搜寻猎物的野兽，伺机而动。说穿了，他们是逃票党，想穿过这道围墙，进入到戏园子里边去。
不一会儿，就见孩子们都往一个方向走，张其昌等几人急忙跟了过去，原来是一条戏园子的排水沟，孩子们正鱼贯往里边钻，后面的孩子只能看见前面一个孩子的屁股。排水沟口很小，但几岁大的孩子比小猫、小狗大不了多少，一会儿的工夫，钻进去了十好几个人。
轮到张其昌的时候，前边的小孩屁股不动了，随即，围墙里边响起了呵斥的声音。前边的小孩钻进排水沟口的头也赶紧退了出来。不用说，“偷渡”被发现，渠道被截断了。
张其昌颇懊悔自己的机会不好，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却止于戏园子里边的巡逻人员。旁边的一个孩子朝他摇了摇头，似乎告诉他不必泄气，好戏还在后头。
没有进去的几个孩子继续在围墙外边逡巡，不一会儿就盯上了一棵杨树，不粗不细，距围墙不到二十公分。爬树是男孩子的看家本领，几乎是从会走路时就能爬树。当头一个孩子三两下就上了树，踩上了墙头，在墙头上横走了五步，顺着一棵紧贴围墙的树，哧溜就滑下去了。一眨眼，几个孩子全部站在了戏园子里边。
巡逻人员发现了异常，有一个人朝他们走来，孩子们大模大样，反而径直朝那个人走去，都是在戏园子里边，凭什么单觉着我们是没买票进来的？巡逻人员最后还是走开了。
没有看戏以前，他们先当了一回演员。
当晚的戏剧是什么，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张其昌全没有记住，戏未终场，他就困得睁不开眼，和别的孩子结伴回家了。第二天一整天，小伙伴兴奋交谈的都是这件事情。
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以前他们爬上墙头便赶紧找机会下来，后来已经能够站在墙头上仪态娴雅地俯视戏园子里边，还能够在墙头上跑来跑去，如履平地。再到后来，还能蹲在墙头上，坐在树杈上欣赏戏园子里边的表演，全不似当初的小心翼翼，简直将这座围墙视作无物。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与戏园子巡逻人员的战斗未有穷期。
又是一个晚上，他们选择了以前钻熟络的洞，与往常相比格外顺溜，转眼间，墙外的十几个人都不见了。张其昌最后一个，刚从洞里探出头来，不由得叫了一声苦，先前钻进来的十几个孩子一字排开，背后是四个威严的壮汉，有一个人手中还拿着棒子，孩子们噤若寒蝉，显然受到了威胁。
他们中了埋伏，全军覆没。
孩子们不怎么害怕，他们不止一次被抓住，知道不会有接受不了的严重后果。戏园子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安驾庄的乡民，不是被抓住孩子的叔叔，就是孩子的哥哥，都能论得上亲戚或者是家族的辈分，对待这些孩子，他们从不打人，最常见的是喝斥，极端情况下也骂人，揪住孩子的耳朵将其扯到大门外边去。再有一点，他们从不把事情捅到家长那儿去，不告状，不记黑名单。
终极目的，就是驱离。
细想，双方的关系，和现代的城管与小贩的关系有些相似。
又一个晚上，张其昌从围墙内的杨树上滑下的时候，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回首树身上，才发现涂满了粪便，自身的衣服已经沾染，有好几个孩子中套，在那里用最恶毒的语言破口大骂，他们太愤慨了，怎么能够采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呢？其卑劣程度几乎等同于战场上交战的一方使用了毒气弹。孩子们那时候不知道有联合国这个机构，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去那儿理论。
士可杀，不可辱。当晚的戏是看不成了，孩子们从另一处爬树翻过了围墙，离开了戏园子。他们也知道，大概没有一身臭烘烘从大门走出去的“士”吧。
张其昌和他的小伙伴们上学后，突然对他们原先与戏园子看门人的斗争不屑起来，原先自视为壮怀激烈的英雄事迹，竟是那么不堪一提。他们长大了，他们背上了书包，成了读书郎。高年级学生脖颈上飘扬的红领巾，成了他们新的召唤。
梁尚礼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消息，聊城地区的一个豫剧团来到了安驾庄。张其昌到底也没有弄清楚，安驾庄所在的泰安地区是山东省的腹地，山东的代表剧种是吕剧，但这里却是豫剧的地盘。
当然是买票进的戏园子。
戏名没记住，故事情节记了个差不多。
从前，有一个员外。员外，是说家庭比较富裕吧。这家有个女儿，聪明、美丽。不幸的是，女儿患上了恶疾，麻风病，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又不知从哪儿得到了一个治病的方子，说只要和一个青年男子结婚，生活在一起，女子身上所患的麻风病就会转移到男子的身上，女子便能痊愈。这时，一个潇洒英俊的年轻书生出现了。是进京赶考路过此地，还是走亲串友误入此地，剧情交代不清楚。或者是剧情已经交代清楚，而张其昌没有看懂。总之，书生被员外请到了家中，热情招待之后，向他提及，愿意将女儿许配于他，并且当面唤女儿来到客厅，令其向书生斟茶，实际目的是展示女儿的容貌。其时的员外女儿，虽然患病，却是初级阶段，还没有在外表显示出来，依然是风华绝代，书生惊为天人，自然高兴得很，但嘴里还是客气了一番，说了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类的话。在员外的劝说下，书生答应了这门婚事，也同意了“择日不如撞日”，当日成婚。
当赞礼的喜乐退去，红烛高烧，一对新人进入洞房。故事并没有按照员外夫妇的设计发展下去，员外的女儿良心发现，她不愿意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愿意将麻风病传到书生的身上，于是，她和盘托出婚姻背后的阴谋，大红喜字的后面，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最后，她劝青年书生立即逃走，离开这虎狼之地。
书生顿时感慨万千，他没有想到人世间会如此险恶，没有想到员外的女儿如此善良，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匆匆逃离了员外家。
第二天一早，得知真相的员外大发雷霆，他的女儿放弃了求生的唯一机会，决心走自己选择的路。员外将她置于一间柴房内，任其自生自灭。
这时的员外女儿已经毒疮发作，麻风病进入晚期，生命即将殒灭，她深切感悼生命短暂，留恋人生美好。巧的是，这间柴房兼作库房，柴薪堆在四周，房屋中间放置着几大缸酒。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房梁上出现了一条大蛇，大概为酒香所吸引，它将尾巴卷在房梁上，探下头来，想啜吸缸里的酒。可是房梁离酒缸太远，大蛇就将卷住房梁的尾巴放开一点，将头往下伸一些，还是够不着，便再将尾巴放开些，于是，“扑通”一声，整条蛇掉进了酒缸里。翻腾了几下，酒缸波平如初，柴房复归寂静。
员外女儿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她已经心碎，抱定了求死的念头，只求快点解脱，她认为有大蛇的这缸酒肯定有毒，于是，饮下了她认定的毒酒。
奇迹发生了。这缸酒成了药酒，治好了她的麻风病，疮痂尽脱，她又恢复了冰肌玉肤，依然光彩照人。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书生后来寻了来，他不能忘怀这个救过他性命的姑娘。自然，结果皆大欢喜，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
舞台上的女演员，将员外女儿的美丽、善良、缠绵、凄婉表演得淋漓尽致。即使重病以后栖身于柴房，卸去铅华，荆钗布裙，仍不失妩媚与温婉。在雪白的汽灯照耀下，满舞台都是她袅娜的身影，绕梁尽是她激越清亮的唱腔。
张其昌突兀地有了一个想法，长大了娶媳妇，一定要娶一个像这个演员一样的女子。
这该是男孩子最初的性朦胧吧。
聊城的剧团还带来了另一出戏，张其昌记住了名字，戏的内容却颇为草草。
戏名叫作《泪洒相思地》。也是一个青年公子和一位小姐在花园里邂逅，小姐的父亲是本地的县令。两个年轻人互相倾慕，小姐为公子的花言巧语和海誓山盟所惑，遂结为秦晋之好，后公子回家迫于家庭施压，另娶豪门之女。不料小姐已经怀有身孕，悲愤难抑，最后，始乱终弃的公子受到了惩处。
张其昌不太喜欢这出戏，儿童明朗的心地接受不了忘恩负义，也理解不了只有成人世界里才会存在的卑劣与丑恶。他不喜欢悲剧，他更喜欢“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