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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经典再现】

【元典】

仲尼[1]曰:“君子中庸[2],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3]。小人反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也。”

【注释】

[1]仲尼:即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2]中庸:即中和。中,不偏不倚。庸,“常”的意思。此为儒家最高的道德准则。

[3]时中:时刻能谨慎地依照中庸之道行事。时,时刻,随时。

[4]忌惮:顾忌和畏惧。

【译文】

孔子说:“君子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合乎中庸之道,而小人的所作所为却常常违背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以能够按照中庸之道行事,是因为他时刻都谨慎小心,遵循中庸的标准,凡事做得恰到好处,避免做得过头或者做得不够。而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之道,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顾忌的,没有什么所畏惧的,所以做事情才走极端,无所不用其极。”

【名家感悟】

“君子而时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时节其中也。“小人而无忌惮”,其容貌小人,又以无畏难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郑玄

君子而时中,无时不中。中无定体,唯达权然后能执中。

——程颢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唯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

——朱熹

【中庸精解】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处世,秉持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也就是要求君子的一言一行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处世的最高学问。

“中庸”一词,最早出于圣人孔子之口。孔子认为,君子说话行事,奉行中庸之道。这种中庸之道是人生的大智慧,用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致也,唯君子能体之,小人反是。”意思是说,中庸之道虽然极为平常,但又极为精微高深,唯有仁人君子、智慧贤能之人,才能够体会到其中的不可言说的微妙精义。而那些小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言行不是恪守中庸之道,不能够做到恰到好处,而是往往偏激狭隘,固执一端。所以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恪守中庸之道的君子与违背中庸之道的小人,行为风格具有明显差异,给人的印象有天渊之别。中庸之道就如同棋盘上的楚河和汉界一样,把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中庸思想的本质,是对一切事物不偏不倚地对待,并加以包容并合理地利用。在客观存在的事物之中,无论它的本质是什么,都含有一定的必然性意义。我们对此必须有所察觉、有所领悟,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作出适宜的选择。也就是说要做到包容一切,为己所用,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在具体的事物运用过程中,注重适度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厚此薄彼,在微妙的关系空间中寻求一种包含大智慧的平衡,这也正是中庸思想历来为人所认同和称道的精髓所在。

君子为什么能够做到中庸呢?这是因为仁人君子拥有博大的胸襟、卓越的见识、远大的目光,能够从长远处考虑事情,从细微处把握事情的发展动向与本质特点,并及时作出判断。他们深谙中庸之道,做事情既不偏激,也不极端,既不专断,也不投机,而是从伦理大道出发,包容众长,顺天应人,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而道德败坏之人则不同,他们既不能包容他人,也不能和他人共享,忽视他人的存在。他们往往目光短浅,只看重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以短暂性的倾刻满足为一切处世的出发点和原则,这样就违背了中庸之道,和这种大智慧、大境界的距离越来越远。

中庸之道的大智慧不仅在儒家思想中被君子恪守不弃,即使在佛家思想中,也多处有所体现。佛祖释迦牟尼曾经以弹琴来比喻修行:我们在弹琴时如果弦太松,就发不出声音来;可是如果弦太紧了,声音就不好听,而且琴弦很有可能会崩断。佛法修行也一样,太松懈了容易荒费怠慢,最终难成正果;而太紧张了容易无法心静入定,容易生烦恼、起无名,最终也难成大器。所以释迦牟尼告诉弟子要不紧不慢、和谐有度。佛教的这种思想和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实是一个道理、一种智慧,都是说做事情要恰如其分,不偏不倚。

《菜根谭》里说,士君子处世,要做到“快意回头,拂心莫忘”,这种思想其实和中庸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是否能够达到中庸的人生境界,这不仅仅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是智慧与愚蠢的区别,更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

【中庸做人】裴矩的为官之道

裴矩(547~627年),字弘大,河东闻喜人。裴矩一生辅弼过北齐、隋、唐三个朝代,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等人。在前期,他见风使舵、助纣为虐,与隋炀帝一起干了不少的坏事,后来归附了李唐,领会到了中庸的处世道理,给唐太宗提过很多积极的建议,受到唐太宗的大力称赞。

隋炀帝时,裴矩始得重用,先后被提拔为尚书左丞、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右光禄大夫等职。裴矩侍奉在隋炀帝左右,知道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便想法设法满足隋炀帝开疆拓土的野心。为此,裴矩跋山涉水,深入西北边界,对西域各国的风俗习惯、山川河流分布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撰写成了一本《西域图记》。裴矩的这个举动,果然大得隋炀帝的欢心。隋炀帝对裴矩厚加赏赐,让他专门处理西北地区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裴矩倒也有真有本事,竟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连续说服了西域十几个小国家归顺了隋朝。

西域诸国来降,令隋炀帝欣喜万分,他重赏了裴矩,并决定亲自前往西北边地巡视。裴矩为此不惜花费重金,说服西域二十多国的酋长穿戴整齐,载歌载舞,拜谒于路旁,迎接隋炀帝,又命令当地男女百姓,在路边恭迎天子大驾。隋炀帝受到空前欢迎,还以为自己圣德无双,得意非凡。

裴矩为了满足隋炀帝炫耀国威的虚荣心,建议隋炀帝将天下的杂耍艺人,诸如爬竿、走钢丝、相扑等全部聚集于东都洛阳,让各国使节观看。在这期间,又在洛阳设置帐篷,盛陈酒食,供外国人随意吃喝,且分文不收。这明显是浮夸的作风,但隋炀帝对此却十分满意,赞扬裴矩公忠体国,为朝臣表率,更赏赐他数十万钱,以及各种珍贵的西域的宝物。

当时,隋朝国力鼎盛,西域各国来朝,唯独辽东不服统治。裴矩揣摩圣意,极力怂恿隋炀帝征讨辽东。结果几次大战,无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这几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耗尽了隋王朝的人力、财力、物力,以至于国弊民穷、怨声鼎沸,神州各地起义的烽火渐成燎原之势。

随着各地的起义之火越来越烈,大隋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隋炀帝困守扬州,对着各地反抗一筹莫展。裴矩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到隋炀帝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于是,他转而笼络那些躁动不安的军官,无论对方地位品级有多低,他都能笑脸相迎。他还建议隋炀帝,将扬州城内孤寡的女子、尼姑,配给单身的将士成家,原本有私情的,也一律承认。隋炀帝为了安抚将士,同意了这个建议。官兵们皆大欢喜,纷纷感谢裴矩的大恩大德。不久,将士们发动政变,绞杀了隋炀帝,对于往日跟随隋炀帝身边的宠臣,也全部诛杀。唯有裴矩,因为在一干将官心中有着较好的“声望”,免过一死。后来,裴矩归附于宇文化及、窦建德等人帐下,颇得重视。等到李唐兴起,统一天下的形势逐渐明朗之后,他又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时担任吏部尚书。唐太宗乃是千古明君,喜欢臣子们直谏,裴矩在宦海沉浮,对于中庸的处世之道别有一番体会,遂转变成为一名敢于仗义执言的忠臣了。

唐太宗在位时,非常憎恶部署官员贪污受贿。为了考察那些官员贪污受贿,他故意派人给众臣送礼行贿,大部分的大臣都能尽忠职守,不为所动,但有一个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大怒,打算将这名官员处死。裴矩则劝阻道:“这个人接受贿赂,自然应该接受严惩。但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因为这个原因令官员受到极刑的处罚,恐怕不符合以礼仪教导人的原则吧?”

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唐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对众臣说道:“裴矩能够当众表示不同的意见,而不是表面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上,大臣们都能这样做,还担心天下不能大治吗?”自此以后,唐太宗更加看重裴矩。

裴矩前半生在隋炀帝身边为官,可谓劣迹斑斑,为了迎合隋炀帝这个无道昏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做下许多祸国殃民之事,直到后来投奔了李世民。李世民仁义为怀,知人善用,在他的身边簇拥着很多的名臣良将。君臣和睦相处,共同效力于朝廷,在这样氛围下,裴矩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处世之道,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的不足,明白了中庸的处世道理,及时改正了错误,所以在后半生的岁月里,他积极进言,成为了当时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向唐太宗提出不少建议。

【中庸政道】韩昭侯与申不害

春秋战国时期,韩国官场人浮于事,政令混乱,国力相对落后。在争霸的年代,国力不济会被淘汰出局,很有可能被其他的强大的诸侯国兼并。在这种背景下,韩昭侯在继位之后,迫切地希望整顿吏治,进行改革,增强国力。于是,他选贤任能,破格提拔贱臣申不害为相,力行改革。

申不害是当世奇人。他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曾为郑国的一名小官员,韩哀侯二年(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也就成了韩国治下的臣民,并做了韩国的一名低级官员。申不害极具才华,很快就在韩国朝堂上崭露头角,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的倚重,也使得申不害得以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施展才华和抱负。

申不害为战国中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主张“术”治,强调权谋,强调君王驾驭群臣的手段。历朝历代,臣子弑君之事屡有发生,申不害据此认为,君主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和臣下,因此要求君主强化对大臣的监督、任免和控制。申不害反对立法徇私,认为国君只有做到正直无私,不因言废法,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他曾对韩昭侯说:“法者,见功而行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意思就是说,以法治理国家,就应该赏罚公正,如果君王设立法度,却不按法律办事,完全凭个人喜好来办事的话,法律就形同虚设。这些观点得到了韩昭侯的赞许。

韩昭侯是韩国较为英明的君主,既然有心纠正韩国官场的不正之风,增强国力,便恪守法制,遵循原则,绝不徇私。有一次,韩昭侯喝酒喝醉了,烂醉就寝,碰巧被典冠(管理国君帽子的官员)看见,就为韩昭侯加了一件衣服。韩昭侯醒来后,看见身上的衣服十分高兴,问:“是谁给我加的衣服?”

左右回答:“是典冠!”

韩昭侯闻言,脸色顿时变了,下令惩处了这名典冠。

众人都疑惑不解,典冠也是满腹的委屈,自己做了好事,为什么还要接受惩罚呢。韩昭侯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又下令处罚了典衣(管理国君衣服的官员)。众人仍不解,典衣又没过错,为什么处罚呢。

等处罚了两人之后,韩昭侯才对众人解释道:“寡人惩处典冠,不是因为他为寡人添加了衣物,而是因为他犯了越权的错误。并不是说寡人不怕冷,而是因为越权的害处比寡人受寒的害处要大得多!寡人惩处典衣,是因为他犯了失职的错误,明明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他却不去做,这叫在其位不谋其政,罪有应得!”众人听了这话,纷纷拜服。

小吏枉法,韩昭侯能够铁面无私,公正处罚,大的官员有了过错,他也能够坚持原则,一切按照典章制度行事。韩昭侯处理君臣关系,深得申不害“术”治的精髓,以圆滑通融的方式协调君臣关系,既不会因为过于刻薄而有伤了臣子之心,也不会过于放纵而滋长臣子的不正之风。

申不害在当上相国之后,内修政事,使得韩国国势蒸蒸日上。申不害得志后,也想为自己的亲属谋个一官半职。于是,私下里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一位堂兄封一个官职。申不害认为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韩昭侯一定会答应,却没有想到被韩昭侯拒绝了。

申不害心里不忿,脸上流露出怨色。韩昭侯看在眼里,对申不害说道:“我向先生学习的目的,是打算用来治理国家的。我现在是听从你的请求而废弃你的学说呢,还是实行你的学说而废弃你的请求呢?先生不是曾经教导我要根据功劳大小来任用人,封官进爵,而今先生却另有私求,那我听哪个话才对呢?”

申不害听了这话,立即意识到自己错了,慌忙请罪,说:“君上真是贤明的君主啊,请处罚我吧。”

人们不得不赞叹韩昭侯的领导艺术。面对着申不害徇私求官的举动,韩昭侯先是坚持原则,公正无私地予以拒绝。当见到申不害脸有怨色后,他和这位肱骨之臣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没有直接批评申不害的徇私之举,而是通过委婉的语言,告诉申不害自己拒绝其求官的要求,实是为了维护申不害所立的法度。这样,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给臣子保住了颜面。申不害也是聪明人,听见韩昭侯的话,岂有不明之理?于是,赶紧请罪,君臣之间的一次小风波就这样化于无形。韩昭侯以中庸之道处理君臣事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申不害作为韩国改革的主要推手,说一套做一套,就有违中庸之道了。

中庸做人,是要求人们处事要周全,以谦和、友善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该做的要做,不该做的坚决不做,处理问题要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韩昭侯以中庸之道驾驭众臣,得到了像申不害这样的耿介之臣,壮大了国力。韩国也因而赢得了“劲韩”之名。

【中庸商道】和气生财的智慧

中庸用之于商道,可以概括为“和气生财”。在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企业要想赢得市场和客户,除了要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款式之外,优秀的服务品质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在营销活动中,销售人员能够保持微笑,以温和优质的服务面对每一位客户,那么就会财源广进。反之,如果对客户态度恶劣,即便再好的产品,客户也会敬而远之的。所以,“和气生财”是现代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多年前,法国一家报社曾经报道过一家叫拉维耶酒店的成功经营经验。这家酒店不大,装潢一般,甚至连自己的菜谱也没有,但小酒店的生意却十分红火。店老板是一个60多岁的和善老妇,十分普通。那么,拉维耶酒店成功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

据长期在这里吃饭的客户反映,只要一来到这里,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服务生们嘘寒问暖,而老板更是笑容可掬,就好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客户来到酒店也不挑剔,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她烧什么菜就吃什么菜,有许多客户还专门爱吃饭店的剩饭,有一位叫阳的客户就是如此。

阳据说已经在这家小店里吃了25年的午餐。旁人问他为什么,阳一口气说出了数十个原因,几乎每一个都和女老板的和善有关。阳第一次到这里吃午餐时他刚刚被老板炒了鱿鱼。当他满怀辛酸来到这个小酒店用餐时,女老板和善地询问起事情的缘由,并免费送给他一瓶对肝脏有保健作用的中性酒。女老板的和善,让阳深受感动,他找到了知己一般将心中的委屈和苦恼一股脑地向女老板倾诉,女老板一边倾听他的诉说,一边静静地安慰他、开导他。结果,那一天,阳不但没有因为刚刚被炒了鱿鱼而影响食欲,相反还在女老板的劝慰下食欲大增。此后,阳就常常来到这里吃午餐,并且和女主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女老板以“和善”为经营特色,给客户宾至如归的感受,很快吸引了很多客户,小酒店的人气越来越旺,财富也滚滚而来。尽管酒店的状况已经今非昔比,女老板始终坚持“和气生财”的理念不曾改变。

有一次,一名叫做乔的年轻人来到拉维耶酒店用餐。年轻人的心烦气躁、闷闷不乐吸引了女老板的注意。女老板从与乔的谈话中,了解他和妻子正在闹离婚。女老板什么也没有说,转身走进厨房做了几道菜给乔吃。乔发现一道菜也是妻子常做的,这不禁让他想起了妻子平日里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回到家后,乔的妻子正好也在做这道菜,乔尝过之后忍不住夸奖道:“你烧的菜的味道和酒店老板的一样好。”听到丈夫的夸奖,妻子激动得掉下眼泪,因为结婚以来,妻子第一次得到丈夫的夸奖。于是,两人和好如初。

女老板的智慧令人感叹,她其实做的并不多,只是每天保持微笑,和善地对待客户而已,然而就是这种处世态度、经营思想,已经足以让她在餐饮业里立于不败之地了。曾经有研究表明,和善能增强人际吸引力,性格温和善良的人更容易拉近与人的距离。客户享受服务,真切地感受到你的热情,又怎么会忍心拒绝你呢?无独有偶,美国希尔顿酒店的成功也是因为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

希尔顿在大获成功后,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希望得到她的夸奖。没有想到,他年迈的母亲没有显露丝毫的兴奋,她只是淡淡地说:“你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从以前的穷小子变成了大富翁。但是在我看来,你和从前并没有两样,因为你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生意之道。如果你认为对客户诚实就足够了,那么你也许就只能止步于此了。事实上,你还必须把握一种比现有的财富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这种东西足以让每一个住过希尔顿旅馆的人还想再回来住。这种东西简单、容易且行之有效,只有拥有了它,你的事业才更有前途。”

母亲的一席话,令希尔顿陷入了迷茫。他苦苦思索:究竟什么东西会比现有的财富更重要、更宝贵呢?“简单、容易且行之有效”,会有这样的东西吗?希尔顿对母亲一向孝顺、服膺,他决定去寻找母亲说的这样东西。他放下书本,亲自去寻找答案。为此,他开始频繁地出入于商店、旅馆,作为一个普通的旅客和客户去亲身体验和感受。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不知道走了多少间商店和旅馆,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微笑,和气生财。

原来,母亲所说的这种东西,是一种优质的服务理念。希尔顿如梦初醒。从此以后,他便将和气生财的理念贯穿到了旅馆生意的运营之中。每天,他对营业员的第一句话是:“今天,你对客户微笑了吗?”他要求每个员工无论工作如何辛苦,都要对客户投以微笑,不要把心里的愁云挂在脸上;不管客户什么态度,都要和气相待。即便是在经济萧条、旅馆生意每况愈下的时候,他也经常这样提醒员工:“无论我们旅馆的生意如何糟糕,都不要把心中的愁云摆到脸上。要知道,服务员脸上的微笑永远是属于客户的阳光。”

如今,希尔顿旅馆已经遍及全球除了南极以外的所有地区,在五大洲各主要城市共开设有两百多家分店,年营业额超百亿美元。而微笑正是希尔顿成功的秘诀,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假如我的旅馆只有一流的设备,而没有一流服务员的微笑的话,那就像一家永不见温暖阳光的旅馆,又有何情趣可言呢?”希尔顿的成功相信会给很多企业以启示。

【中庸精解】君子时中,不偏不倚

中庸之道,不只是仁人君子的处世原则,而且也是一种习惯和信仰,这种习惯和信仰一直秉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久而久之,也就化作了一种人格力量和精神风貌。所以,君子可以做到“时中”,也就是时时可以做到中庸,随时随地可以中庸处世,这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只有具备高洁的品行和严于律己的修行,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体会到它的大智慧所在。

孔颖达在为《中庸》做注时曾经说:“君子之人用中以为常。”说的就是君子的人格里面已经渗入了这种思想,它已经融入到仁人君子血液里,成为了灵魂之中挥之不去的一部分。这种思想的运用已经不是仁人君子故意为之,为了一定的个人目的来利用的,而是一种与身相随的、割舍不掉的东西。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中,君子成为了中庸之君子,中庸也成为了君子的中庸,二者是并存的,一存俱存,一逝俱逝。也就是说没有不中庸的君子,也没有中庸的小人,是否秉持中庸之道,正是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所在,这也正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伟大之处。

对于孔颖达的这种理解,宋代的朱熹也有同感。朱熹认为,君子之为君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必须有君子的德行,这种高洁的德行也是君子能够奉行中庸之道的前提。也就是说,首先要具备高尚的品行,才有资格领悟到中庸之道的大智慧,才能够把它作为自己的人格操守和处世原则来奉行,才能够不受外界时空的变换及各种因素条件的限制,随时随地能够做到中庸待人、中庸处世。

中庸之道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不偏不倚。所谓不偏不倚,就是为人处世、行为做事都要做到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不厚此薄彼,不偏激狭隘。如果你真正领悟了这四个字的含意,并且像君子一样去要求自己的言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这种思想就会在你的内心深处扎下根来,你就会体会到它的智慧与伟大,让你受益匪浅。

为什么我们待人接物要做到不偏不倚呢?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中,无论人们扮演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从事着何类的工作劳动,或者说处于何种社会地位,但是从人之为人这一物种上来说,他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重,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性。无论一个人在财富的拥有上或贫或富,在权力的支配上或大或小,在地位的占有上或高或低,都应该平等,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西方的大思想家卢梭说过“人生而平等”的醒世恒言,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贤已经提出了这种平等观念。那时候的仁人君子所奉行的中庸之道,就是要求自己要平等待人,不偏不倚。

中庸之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做事要不偏不倚。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发挥和演绎其思想内涵,不去保守地追溯其原意,也可以说,它教给我们的是怎样去平等待人,以诚待人。

人在社会中生存,往往要与各种身份地位的人打交道。如果我们不能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待人,而是对那些“大人物”恭敬有加,彬彬有礼,对待“小人物”则态度冷漠,弃之不理,更有甚者对其挖苦嘲弄,以显示自己的所谓的“聪明机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既不会讨得“大人物”的欢心,也和“小人物”结下了梁子。就会令人产生怀疑,将被人瞧不起。

所以,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地位,目前是什么样的身份,都要学会尊重别人,平等待人。在维护他人自尊的同时,我们也提升了自己的品行修养,自然也会受到他人的信任与尊重。这也是我们从中庸之道中可以领悟到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智慧。

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人伦大道,是仁人君子为人处世所奉行的不二法则,如果忽视了这一人伦大道,待人处世就不能做到不偏不倚,也就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不能称之为君子。所以,我们为人处世要尽可能像君子一样秉持中庸之道,待人接物不偏不倚。

【中庸做人】吕端大事不糊涂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指的是诸葛亮,恐怕没有谁不知道,而对于吕端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

吕端,字易直,北宋幽州安次(今廊坊安次区)人。他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吕兖曾在沧州节度使刘守文下做判官,父亲吕琦做过后晋的兵部侍郎。吕端幼年时聪慧好学,熟读经典。成年后,吕端以父亲的官位荫补千牛备身(禁卫官),后任国子主簿、太仆寺丞、秘书郎等职。

在任职期间,吕端才华突出,得到了老臣赵普的赏识。所以,赵普晚年就向宋太宗推荐了吕端,认为他是难得的辅国之臣。宋太宗听后,便有意提拔吕端做丞相,但朝中有些大臣认为吕端办事糊涂,没什么过人之处。宋太宗却认为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终于,吕端成为了宋太宗的宰相。身在显位,地位尊崇无比,吕端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他善于团结臣僚,做事情谦让得体,很得人心,因此处理事务时往往能圆满地解决问题。当时,与他共事的还有一位名臣寇准。寇准颇具才干,办事能力很强,但性子十分刚烈。吕端担心自己执掌相印后,寇准会心里不平衡,就建议宋太宗让寇准与他轮流执掌相印,共同参知政事。宋太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宋太宗不久又下诏说:“朝中大事可先交给吕端处理,然后再上报给我。”但吕端遇事总是与寇准一起商量,从不专断。这种作风也赢得了寇准的赞赏。

吕端这种对于个人利益、自身名利的“糊涂”,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人们学习的,而他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上的“不糊涂”,更为可敬,也正是因为他在大事上的“不糊涂”,令他在千古之后盛名不坠。他在大事上坚持原则,为宋室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淳化五年(994年),李继迁叛乱。李继迁原本是党项族人,骁勇善战,野心勃勃,先是降宋,后又叛宋。宋太宗大怒,派兵征剿。在一次战斗中,宋军活捉了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想杀掉李母,就召寇准商议。吕端深知处死李母的害处,于是就在寇准下朝后,拦住他询问此事。寇准面有难色。

吕端道:“我是一国的宰相,如果是边境上一些琐碎的事,我没有必要知道;若是边关大事,你可不能隐瞒我啊。”

寇准也是耿介老臣,深明大义,就将宋太宗的意思告诉了吕端。吕端听了这话后,急忙上殿,劝阻宋太宗。

他说:“昔日楚汉相争时,西楚霸王项羽抓住了刘邦老父,威胁刘邦,扬言要杀掉他,刘邦为了成就大事,根本不曾理会。做大事的人往往不会顾念自己的父母,更何况李继迁这样卑鄙的叛贼呢?陛下杀了李母,只能结下怨仇,更加坚定李继迁的反叛之心。”

宋太宗听了这话,觉得有理,便询问如何安顿李母。吕端建议将李母安顿在延州城,善加照顾,以此瓦解分化叛军。这招攻心之术十分巧妙,最终李继迁又重新归附宋朝。

在对待李继迁的问题上,吕端高瞻远瞩,纠正了皇帝的错误,避免了大的损失。而在皇位继承、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上,吕端更能坚持原则,努力维护大宋王朝的安定。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赵光义病危。当时内侍王继恩担心太子赵恒上台后会对自己不利,就暗中串通皇后,勾结副丞相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人图谋废除太子,另立楚王赵元佐为皇帝。一场宫廷政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吕端察知端倪后,秘密地让太子赵恒入宫,筹谋对策。太宗死后,皇后马上令王继恩来召吕端入宫。吕端察觉王继恩神色有异,知道事情有变,于是命人将王继恩锁在书房,而自己则冒着生命危险孤身去见皇后。皇后见了吕端,果然向他提出了废太子、立楚王的想法。吕端当即表示反对,对皇后说:“先帝在位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太子,我们怎么能不听他的话呢?”

皇后见吕端反对,便沉默不语。吕端见皇后犹豫不决,说道:“王继恩意图谋反,已经被我抓起来了,还是赶快拥立太子安定天下。”皇后见谋变的王继恩已经成擒,计无可施,只得让太子赵恒继位。太子赵恒继位这天,垂帘接受众臣的朝拜。吕端担心有诈,请求皇帝卷帘听朝。在确认了皇帝之后,吕端这才率领众臣跪拜,庆贺宋真宗赵恒登基,随后又将作乱之人发配外地,从而巩固了新皇政权。

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吕端实在是一个高明之极的人物。他在小事上“糊涂”,是为了搞好与其他人的关系,而对重要的大事,在大局、大节的问题上,他却绝不含糊,清醒理智。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庸政道】汉哀帝偏宠董贤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皇帝,汉哀帝刘欣即是其中的一位。这个皇帝没有什么治国之才,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有后宫三千佳丽,却偏宠董贤。为了董贤,他做出了很多的荒唐事。

董贤是西汉御史董恭之子,是有名的美男子。据说其男生女相,容貌俊秀,比之女人更加妩媚动人。董贤初任太子舍人,就是太子宫中的一个小随从。某次,汉哀帝无意中见到董贤,惊为天人,拜他为黄门郎。黄门郎是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的官员,当上这个官就等于是皇帝的心腹。自此以后,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日甚一日。

汉哀帝很快就将董贤从黄门郎提拔为驸马都尉侍中,令其常伴左右,形影不离。为了方便与董贤亲近,汉哀帝纳了董贤的妹妹做昭仪,并让他与妻子一同入宫侍奉。汉哀帝与董贤同起同坐,同睡在龙榻上。有一次,汉哀帝起床,董贤尚未睡醒,衣袖被董贤压住。哀帝不愿打扰其清梦,乃拔下床头的佩刀,将衣袖割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典故“断袖之癖”的由来。这个成语,为后世同性恋的代名词。

汉哀帝对董贤赏赐丰厚,动辄赐钱数万,董贤的家人也跟着飞黄腾达。董贤的父亲董恭不久升任光禄大夫,后来又升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董贤的妻子被任命为掌管修筑宗庙、园林的将作大匠,这是个肥得流油的美差。董贤的小舅子被任命为执金吾(执金吾是掌握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甚至连董贤家的僮仆也跟着沾了光,常常得到汉哀帝的赏赐。

汉哀帝准备将董贤封侯,丞相王嘉反对,认为“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董贤应该“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这些话原本是为了汉王朝考虑,但在汉哀帝听来却是那么刺耳。就这样,忠心耿耿的丞相王嘉因言获罪,被投入大狱。王嘉在狱中绝食二十余日,呕血而死。

王嘉虽然死了,但这并没有改变哀帝将董贤封侯的心愿。然按照祖制,没有大功之人是无法封侯的。恰好在这时,有两名官员告发东平王刘云的夫人行为不法,交刑部治罪。刘云的夫人也已经认罪画押。哀帝了解这件事后,当即要求这两名官员将功劳都记在董贤的头上。这两名官员不敢违拗,只得服从。董贤因此被封为高安侯,这两个官员也同时被封侯。

董贤封侯拜爵,可谓尊崇至极,但是哀帝还不满意,想将董贤升任大司马卫将军。这个官职是朝廷的军政首脑,其地位在三公之上。这一年,董贤年方22岁,如此快的升迁,古往今来仅此一例。董贤当上大司马后,徇私枉法,提拔亲族,其亲信心腹也被安置到朝廷内的关键职位。汉哀帝对着董贤的这些徇私之举,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董贤身居大司马,权倾朝野,自己觉得知足了。可是,汉哀帝却仍然觉得自己对心上人做得不够,他甚至想把皇位传给董贤。

有一次,在酒宴上,汉哀帝对身边的大臣说:“我欲效法尧禅让舜(传位给董贤)如何?”中常侍王闳劝谏道:“天下是高皇帝打下的天下,不归陛下所私有。陛下继承祖宗的事业,应传给刘姓子孙。继承权至关重大,天子无戏言!”汉哀帝默然不语,禅位之事就此作罢。不过,他从此就冷落王闳,将之贬谪于外。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由于纵情声色过度,哀帝一命呜呼,董贤的好日子也跟着到了头。汉平帝元始元年(1年),外戚王莽以太后名义把董贤赶出皇宫,并罢去他的大司马官职。董贤深知政敌们不会轻易放过自己,就与妻子一起自尽了。董贤死后,朝廷没收董家财产,往日通过董贤裙带关系当官的官员一律罢免。董氏家族势力全部被肃清。

西汉王朝到了汉哀帝这一代,已经是相当衰落了。但是哀帝没有继承祖宗遗志,振兴国家,反而独宠董贤,使得朝廷裙带之风愈演愈烈,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作为一国之君,在治理国家时,最忌偏信偏听,处理国家事务时,要做到大公无私,不偏不倚,对待大臣要做到亲君子,远小人,要善于团结群臣,充分发挥其才能。可悲的是,汉哀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为了个人贪欲、私念,践踏祖制,肆意封赏董贤,弹劾打压忠正之臣,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如此行径,只会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中庸商道】郑李锦芬的经营之道

《中庸》中说:“君子时中,不偏不倚。”意思就是说,君子在为人处世方面,能够时时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要能够从容面对。在经商方面也是如此,美国安利公司大中华地区CEO郑李锦芬深谙其中精髓。

郑李锦芬祖籍广东三水,出生于香港,1975毕业于香港大学,同年进入香港政府政务处工作。出类拔萃的她,很快就当上了行政主任。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相对不错的一份职业。然而,年仅24岁的郑李锦芬却有着更大的抱负和雄心。她渴望进入商界,因为在政府工作“可以对未来有着非常清楚的预测,一眼就望得到头”。

一年后,郑李锦芬毅然辞去了这一让人眼红的职业,弃职转入安利。她所以选择加入安利,是因为“看到一个公司为招一个秘书竟然登了一个整版广告”。她相信自己的判断,加入了那个当时在香港只有五个人的小公司。前途对她来说,一切皆是未知之数。

安利的赢利模式是直销,这种模式在当时的香港颇具争议性。为了确定安利的合法性,郑李锦芬还特地请教了一些政府官员。这些官员告诉他,只要不是金字塔诈骗就不怕。所谓的“金字塔诈骗”指的是传销,一种和直销颇为相似,但有着本质区别的商业犯罪行为。经过分析考察,郑李锦芬果断加入了安利。

没过多久,她就被委以重任,担任安利(香港)公司总经理,公司很快发展为香港数一数二的直销公司。后来,郑李锦芬又临危受命,前往台湾开拓市场。当时,安利在台湾已经连续滑坡多年了,郑李锦芬到台湾后,很快就扭亏为盈,做到了台湾地区同行第一。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公司纷纷涌入,经济形势一片大好。20世纪80年代末,尽管中国当时贫穷落后,但市场的潜力却是无穷的。郑李锦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她开始频繁地出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之间。她得到了政府官员肯定的承诺:“我们能为你提供任何服务,有什么困难我们为你解决。”这些话让她信心百倍,更加坚定了她进军内地的决心。

在给美国老板的书面报告中,她写道:“如果把香港比作一个小河塘,台湾就是湖泊,而到了内地才知道什么是大海……安利不到中国大陆投资,就不算真正的跨国企业!”其实,当时即便是她自己,也不确定中国内地市场究竟能做多大,只是觉得安利应该也必须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1992年,郑李锦芬促成安利创始人理查·狄维士来到中国考察。同年,安利中国公司在广州正式注册成立,成为继雅芳之后在国家工商局注册获批的第二家直销公司。1995年,安利投资1.2亿美元在广州建立工厂,郑李锦芬出任董事长。市场有了,能否赢利却还需要从头再来。

那个时候,中国市场刚刚起步,尚不够成熟,因此安利刚刚进入中国时,遭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安利是全球最大的直销公司,而直销一直是安利公司营销的模式,但在中国,这个名词还很陌生。当时,为了证实“直销”的可行性,广州市政府、市工商局还专门组团到香港、美国进行考察,最终才批准了这个项目。虽然过程很坎坷,但对于郑李锦芬来说,一切都是值得的。

郑李锦芬经过调查发现,直销之所以在中国一直存在争议,除了人们不熟悉这种销售模式外,主要还在于东西方价值观确实存在冲突和矛盾。西方重理重法,东方重情重义;西方重视个人,而东方重视集体……因此,安利如果想要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尊重中国的国情。她曾这样说:“我们不需要作出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寻找最佳的融合方式。”

这种经营理念直接促成了安利中国本土化的改革,改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原来只用人员面对面地传销,而是在城市里设立店铺,在店铺里直接出售产品给消费者,或让销售人员从店里提货。二是对经销人员由原来的合作变成雇佣——所有销售人员直接与安利签订劳务合同,直接向公司订货和退货,接受公司的直接规范和管理,由公司直接予付酬劳、直接代扣代缴税款。显然,这两方面的改进都是为了更好地迎合本土消费者的心理和习惯。此外,安利还打破直销企业不做广告的惯例,先后投入巨额资金邀请明星为产品代言。

在郑李锦芬灵活的经营下,安利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呈直线上升。在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二年,安利(中国)营业额就达到了令人吃惊的15亿元人民币,而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170亿,占据了安利公司全球销售收入的半壁江山。这个成绩令许多的跨国大公司望尘莫及。

郑李锦芬成功了。她的成功在于她能更好地掌握安利在中国发展的节奏,在保持安利特色的前提下,根据中国国情进行适当调整,寻找到一个最适合中国市场的营销方式。她曾经这样总结安利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安利在中国的成功,关键在于我们尊重中国国情,不固守海外市场的经验,适时改变,大胆创新。”

【中庸精解】无道德之人反中庸,肆无忌惮

中庸是一种大道,更是一种品行,这种品行唯独钟情德高君子,与道德败坏之人无缘。君子立身处世,秉持中庸之道,达到一种中和平常、淡然从容的人生境界。他们胸怀一颗平常之心,跳出是非功利的狭隘圈子,所以比平常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那些不具备中庸思想的人呢?他们因何与中庸无缘,他们的行为怎样,所秉持的处世方式又是什么呢?

与君子恪守中庸之道截然不同,无道德之人与这种处世方式和人生境界背道而驰,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在此形成鲜明对比。朱熹在解读《中庸》时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无道德之人与中庸之道无缘:无道德之人有小人之心。

什么是小人之心呢?就是任意胡为,无所忌惮,不知适度,不懂收敛。在其心目中,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则和底线是必须恪守的,也没有什么神圣性的品行或精神值得他们去奉行和信仰。在他们心中,善恶之间是没有任何界线,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逾越和践踏的。他们也不懂得“物极必反,适度为美”的智慧。因此,他们的行为特点就是肆无忌惮,他们的处世原则就是随心所欲。他们不懂得君子在提倡个人行为时,在随心所欲之后还加上了一个“不逾矩”的限定条件。

与无道德之人相反,仁人君子为人处世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也有自己信仰和恪守的伟大法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正是中庸这一条“大道”,把君子和无道德之人加以群分类聚。如果进一步追问,小人为什么不奉行君子之道,而去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呢?我们会发现,君子和无道德之人为人处世的动机和出发点是不同的。仁人君子奉行的处世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无道德之人却一心想要满足自己的私人欲求,待人接物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有时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做法可能会有一时的成功,但是绝不会有长久的胜利。因为他不懂得真正的大智慧,也就是不懂得中庸之道,久而久之,就会众叛亲离,陷入极为不利又极难改变的窘境之中。

无道德之人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除了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和对中庸之道的无知之外,还有对他人智慧的低估和对自己聪明才智的过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往往是盲目的,最终只会害了自己。不奉行中庸之道的无道德之人多是势利之徒,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比他人聪明,这种盲目的自信使他们的行为无所顾忌,使自己的“狼子野心”和“狐狸尾巴”很快暴露出来。当别人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他们往往还毫不知晓,依然在巧言令色、信口雌黄。

无道德之人之行背离中庸大道,他们对这种大道和大智慧的无知和他们急功近利的动机,让他们的行为肆无忌惮,走向极端。然而,中庸之道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过犹不及的,一切东西都是要遵循“适度为美”的必然性法则。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极端狭隘、做事情偏激无度、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不知道从长远处考虑问题,最终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只有效法仁人君子,奉行中庸之道,为人处世不偏不倚,以诚待人,才有可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有一番大的作为。最后,让我们记住:小人之心不可有,中庸之道不可弃。

【中庸做人】费无忌私心乱国

“中庸”是一种高明的处世智慧,君子奉行中庸之道,待人敦厚、做事适度,所以能够得到众人拥护,受人爱戴。而小人则反中庸,目光短浅、做事偏激,为了个人私利常常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春秋历史上,楚国的费无忌正是这样一个小人。

费无忌在楚平王时任太子少傅,名臣伍奢为太子太傅。伍奢耿直正派,学识渊博,深受太子敬重。费无忌对此非常嫉妒,常在太子面前说伍奢的坏话。太子不喜费无忌的为人,对于费无忌的谗言,常常加以驳斥。费无忌对此十分嫉恨,担心太子上台后会对自己不利,于是常在楚平王面前诬陷太子,以图废掉太子,但始终未能得逞。

楚平王为了联秦制晋,给太子建聘秦哀公的长妹孟嬴为夫人,派费无忌到秦国去迎亲。费无忌到了秦国,发现孟嬴生得国色天香,顿生歹意,暗中谋划以美人计离间平王父子。于是,他回国后,极力向楚平王渲染孟嬴的美貌,并怂恿楚平王自己娶了孟嬴。

如果楚平王是个有道君主,定会严词拒绝,并且将费无忌治罪。但楚平王是个好色寡德之人,闻听此言正中下怀。楚平王在见到了秦女的花容月貌后,色授魂与,强行将儿媳妇霸占。为了掩人耳目,又将一名齐女扮作孟嬴夫人,嫁给了自己的儿子。

费无忌立此一“功”,取得了楚平王的宠信。可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此事不久就让太子建知道了。木已成舟,太子建对费无忌恨极。费无忌心怀鬼胎,担心有朝一日楚平王去世,太子会怪罪自己,于是就疯狂向楚平王进谗言,说了太子很多坏话。

楚平王霸占儿媳,也担心因此招祸,就借口整顿军备,让太子离开楚都郢城,去守城父(今河南宝丰境内)。太子离去不久,费无忌就对楚平王说:“太子已经知道了大王娶了他的妻子,心怀怨念,如今在外将兵,结交诸侯,恐怕要作出谋反之事。”

楚平王闻讯大怒,召来太子太傅伍奢责问。伍奢对于费无忌构陷太子一事心知肚明,答道:“大王为什么因为馋贼小人,而疏远至亲?”这句话问到了楚平王的心坎里。楚平王沉默不语,心里有懊悔之意。费无忌见状,便在楚平王面前诬陷伍奢,说:“太子性本善良,但是伍奢居心险恶,暗中教唆太子仇视君父,如果不早作打算,后悔莫及!”

楚平王信以为真,命人将伍奢投进监狱,又命令部将司马奋扬去斩杀太子。司马奋扬知道太子无辜,就暗中派人通风报信。太子得知消息,逃到了宋国。太子出逃,伍奢在押,按说费无忌目的已经达到。但他仍然担心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此二人文武双全,才干卓越。

费无忌担心斩草不除根,会留下后患,就又怂恿楚平王以伍奢为人质,召来二子一并诛杀。楚平王言听计从,立即下令伍奢召来二子。

伍奢二子,长子伍尚为人仁厚,奉命前来,而最有才干的二儿子伍子胥却识破奸谋,连夜走昭关,逃到宋国和太子建会合了。后来,他又逃到吴国,得到了阖闾的重用。

楚平王斩杀伍奢和伍尚父子。伍子胥逃到吴国后,矢志报仇。在他的谋划下,吴王阖闾率师大举伐楚,占领了楚国的都城。这个时候,楚平平王已死,昭王(楚平王与孟嬴之子)当政。楚昭王在大臣申包胥等人的保护下,逃到了随国(今湖北随州)。伍子胥为了报仇雪恨,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而挑起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费无忌,因为楚人恨他入骨,在吴国伐楚之初,就被昭王下令诛杀,并夷灭全族,抄其家。

费无忌真可谓是小人。为了个人利益,使用美人计离间楚平王父子。当楚平王听信了他的谗言后,疏远了太子建母子,但费无忌仍然不肯罢休,接着怂恿楚平王杀掉自己儿子以及忠心耿耿的大臣伍奢一家,其内心之歹毒,可见一斑。而楚平王身为一国之君,却荒淫好色,听信小人谗言,疏远骨肉,诛灭功臣宿将,最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中庸政道】酷吏来俊臣

武则天临朝执政时,因为担心天下人图谋反叛,就命人在府衙四周设置铜匦,令人检举告密,又任用酷吏,镇压异己,慑服群臣。在这些酷吏中,来俊臣可谓臭名昭著。

来俊臣,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泼皮、无赖,因为勾搭朋友之妻,生下了来俊臣。来俊臣自小继承了父亲的贪婪与狡诈,游手好闲,是当地有名的无赖混混。后来,因为告密得到了武则天的接见,顿时身价百倍。武则天认为他忠心可用,就起用并提拔他任侍御史,后又累迁为左御史中丞。

来俊臣天性残忍酷虐,事事迎合武后意旨,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查抄了一千多家。在审理案子时,每推审一人,必定严刑拷打,诱引迫供出数百人,辗转牵连,造成冤狱,以此来显示其能,邀功取宠。很多时候,明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案件,来俊臣都有办法将之做成一件惊天大案,连坐犯人亲族,诛杀上千人。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噤若寒蝉。大臣们只觉朝不保夕,今夜有头睡觉,也不知明天是否有头起床。

开始的时候,来俊臣依照武则天的意旨行事,所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李唐宗室和元老大臣。李唐宗室不满江山落入武氏之手,反抗最为激烈。对于这些人,武则天先下手为强,令来俊臣等酷吏以种种手段,无情诛杀。经过多年的经营,等到武则天正式称帝登基时,李唐宗室,太宗、高宗的子侄们基本上被斩杀殆尽,再也无人抵抗了。

来俊臣等人打击的另一类对象是元老大臣。这些人传统观念很深,向来以李唐老臣自居,对武则天掌权不满,常暗中串联,试图恢复李唐江山。来俊臣等人在武则天的授意下,对这些人迫害甚为残酷,只要稍有行迹,立即罗织入狱,而且往往株连全族。

武后执政初年,天下反对者甚众,李唐宗室、元老大臣心怀怨望,想颠覆武后统治的大有人在。在这一时段,武后以酷烈手段,打击反对派人士,扫清统治障碍。来俊臣作为武后鹰犬,也算得上是“尽忠职守”。到了后来,来俊臣诛戮大臣,大兴冤狱,则绝不是维护统治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

在他所写的《罗织经》里,来俊臣赤裸裸地宣告说:“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意思是说,不把案子做成惊天的大案,不让案子牵连住一大批人,就不足以显示出办案人的能力。而这样做,会让上级有安全感,更会让下级获得宠幸。由此可见,来俊臣是将刑狱执法作为邀功取宠的阶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他还私自豢养数百名爪牙,专行告密之事。来俊臣如欲陷害一个人,就让手下爪牙以相同事状在数处同时告密。武则天见到告密信后,往往会将此事交给来俊臣处理。大臣只要落入了来俊臣手里,无论是什么官职,都很少有能善终的。

为了震慑“犯事”的官员,得到需要的口供,来俊臣同他的一干爪牙发明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酷刑。诸如定百、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这些刑罚莫说加于人身了,就是见到,也足以让人魂飞魄散。他审讯“犯人”时,先出示刑具,如果招供,就一切好说,如果抵死不招,来俊臣就和手下用酷刑施虐,很多人都惨死在刑具之下。

当时,监狱设在丽景门内,无论什么人,只要进入此门,往往就等于是进入了鬼门关。因此,来俊臣和他爪牙们就得意地将丽景门戏称为“例竟门”。“例”是惯例的意思,“竟”是结束的意思,“例竟门”意思就是凡是进入此门者,依照惯例,必将难逃一死。由此可见来俊臣等人的暴虐。

来俊臣对于自己玩弄手段、构陷他人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和爪牙编撰了一部《罗织经》。这部书专讲如何罗织罪名、陷害他人。该书字数不多,共分十余个专题,譬如“治敌卷”“问罪卷”“瓜蔓卷”等。其中涉及的权谋手段据说连当时的名相狄仁杰看了都冷汗迭出,全身战栗。武则天阅后,仰天长叹:“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

后来,来俊臣野心膨胀,见到满朝诸臣畏服,竟然将目光投向了武氏诸王以及太平公主身上,阴谋罗织罪名将这些人陷害下狱。这些人都是武则天的亲族亲属,来俊臣打起他们的主意,无疑是找死。

果然,在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等人的联合控告下,武则天下令将来俊臣拘系狱中,严刑拷讯,并最终将来俊臣斩杀于闹市。长安市人早就对来俊臣恨之入骨,听说来俊臣被处死,无不拍手称快,互相庆贺说:“从今以后,可以安眠无忧了。”来俊臣死后,众人争相剖其心割其肉,践踏其尸骨,顷刻之间,尸骨就荡然无存了。

来俊臣显然不懂得为政之道。高明的政治家会恪守中庸之道,行事循规蹈矩,宽宏大量,凡事礼让为怀,绝不会授人以柄。而来俊臣处事反中庸而行之,只知迎合意旨,张其权势,残杀无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武则天维护统治的工具而已。在帝王的眼里,任何一件杀人工具,无论多么好用,也只能用于一时,时间一过就弃之如敝履了。

【中庸商道】疯狂欺诈的麦道夫

中庸是一种大道,也是一种品行。君子立身处世,秉持中庸之道,常能达到一种中和平常、淡然从容的人生境界,而无道德之人处世则没有真正的原则和底线需要恪守。因此,他们的行为特点就是肆无忌惮,而他们的处世原则就是随心所欲。

伯纳德·麦道夫,这位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的前任董事会主席,可以说是美国华尔街的一位传奇人物。多年以来,作为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投资专家”之一,他经常以高额的资金回报为诱饵,吸纳众多投资者的投资,然后再以新获得的投资去偿付之前的投资利息。但是,就这么一个靠着“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简单骗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竟将华尔街上众多精明的投资者玩弄于鼓掌之间。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众多客户纷纷收拢投资资金时,麦道夫亏空投资者近500亿美元的事实才浮出水面,而他也在一夕之间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证券诈欺案的主谋。

其实,“麦式骗局”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又不简单。在运用这个骗局的时候,麦道夫充分抓住了这些高高在上之人的心理,可以说,麦道夫的骗术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不在于他的骗术有多高明,而在于他对他人心理的把握,这才是他的骗术得以成功的关键。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22岁的麦道夫在大学毕业后,就利用自己打工赚来的5000美元成立了麦道夫证券投资公司,投身于证券投资事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麦道夫从美国政府为刺激股市发展而设计的证券法的漏洞中获得灵感,并由此开始了欺诈活动,只不过当时的他还不够疯狂。

20世纪80年代初,麦道夫率先在华尔街推出了场外电子交易,将之前的股票交易从电话转移到电脑上进行。经过近20年的发展,麦道夫公司已经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可独立从事证券交易的交易商。不仅如此,此时的麦道夫还将目光放到了海外市场,率先在英国伦敦开设了办事处,成为了第一批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美国公司。

1991年,麦道夫成为了纳斯达克董事会主席,这件事也是其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改变的重要转折点。刚开始的时候,麦道夫还能带领着纳斯达克与纽交所分庭抗礼,并为苹果、谷歌、思科等大型公司到纳斯达克上市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当大量的现金流他从手下流过时,他就忍不住地从中抓了一把,结果这一抓便不可收拾,且愈演愈烈,直至最后竟亏空投资客户近500亿美元。

此后,麦道夫便精心设计了一个巨大而又疯狂的骗局,在这个骗局中的受害者不乏世界知名企业、跨国公司,还有部分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投资,这些受害者中既有麦道夫刻意结识的伙伴,也有其相知多年的老友。但无论是谁,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他们都是麦道夫眼中待宰的羔羊。

为了成功实施自己的计划,麦道夫首先以和善的言行和“白璧无瑕”式投资外壳包裹,在华尔街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名声。但这样还不够,若想钓到真正的大鱼,还需要打入那些高高在上之人的内部去。当时的美国有个棕榈俱乐部,这是一个极为高端的犹太人俱乐部,里面虽然只有300余名会员,但若想申请加入其中,不仅要有着足够多的财富(仅入会费就需要30万美元),还得有着高尚的品德(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捐款也不得少于30万美元)。

麦道夫依靠自己的伪装,非常轻松地就打入精英云集的棕榈俱乐部,顺利成为俱乐部的会员。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麦道夫对于这些善于投资之人的心思揣摩得极为透彻。因此,他在成为会员之后,便刻意营造出一种排外的气氛,甚至还推出了一套所谓的“非请莫入”的政策。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得到邀请的投资者,才有机会成为其公司的客户,光有钱没有人介绍是不可能成为其客户的。

不仅如此,麦道夫为了不让自己露出马脚,他还向众多投资者提了一条非常苛刻的条件,即在投资的时候,不能问他任何关于投资的问题,如果问得太多,他就会拒绝接受对方的投资。

尽管条件如此苛刻,但是向他投资的人却有增无减,每次在俱乐部的酒会上,都会有人提到麦道夫。有不少人都习惯称麦道夫是“犹太债券”,因为他能给他们的投资带来8%~12%的回报,而且每年都是如此,无论金融市场的形势如何,他们都是稳赚不赔。对此,麦道夫还曾吹嘘道:“在上涨的市场中我可以赚钱,在下跌的市场我也能赚到钱,只有碰到缺乏波动的市场时我才会无计可施。”在这些人中,至少有1/3的俱乐部会员都投资了麦道夫旗下的基金,结果,众多知名企业及商界骄子纷纷中招,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因及时收手才幸免于难。

除了这些陌生的商界大亨、天之骄子外,已经陷入疯狂的麦道夫竟然连其50多年的老友也要算计。卡尔·夏皮罗是棕榈俱乐部的会员,同时也是麦道夫的朋友,正是在他的引荐下,麦道夫才得以加入棕榈俱乐部的。但是,此后麦道夫却恩将仇报,将魔爪悄悄地伸向了这位95岁的服装大亨,骗去了卡尔·夏皮罗及其家人约5.45亿美元的投资,这也使得卡尔·夏皮罗成为了此次骗局中最大的个人受害者。

不过,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众多投资者开始收拢投出的资金。同年12月初,当有客户向麦道夫要求赎回70亿美元的投资时,麦道夫一下子就陷入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局面之中。12月10日,被逼无奈的麦道夫向儿子坦白称,自己“一无所有”,这一切只是他所炮制的一个骗局而已。结果,当日晚上,麦道夫便被其儿子告发,引爆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欺诈案。

中庸有言:“小人反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指的就是那些无道德之人凡事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他们不惜任何手段,如麦道夫这般,即便他能获得一时的成功,但绝不会长久。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更不懂得何谓中庸之道。所以,到了最后,他为自己的疯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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