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普尔·梅和我还会跑到河边抽烟，我们刚开始抽烟的时候，我只有十岁，她十二岁。
我是偷香烟的专家，除了替艾普尔·梅做家庭作业之外，帮她偷香烟是我对她尽到的第二项朋友义务，其他事务一概由她负责。她决定我们要做什么，甚至连我们穿什么都是她说了算——这意味着我们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能穿，唯有粉红色除外，任何有Hello Kitty或迪士尼卡通人物图案的衣服也不能穿，她讨厌迪士尼动画里的所有公主。
既然我的职责是找香烟，我必须潜入露营公园寻找抽烟的人，没有那么多人可供选择，因为这片土地上只停着四辆房车。
幸运的是，每个人都吸烟，除了艾普尔·梅的父母和我妈妈。
我总是鬼鬼祟祟地寻找机会，设法从人家放在周围的烟盒里顺几根香烟出来。偶尔也有勇气大爆发的时候，我会拿走一整盒，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只能从别人的烟灰缸旁边偷偷拿走抽了一半的烟。哪怕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也会捡拾被人家踩灭或者从车窗里扔出来的烟头。
放眼整个房车露营公园，总有一辆车不会让我这个偷烟贼空手而归，那就是罗伯塔·杨太太的房车。大家都称呼她全名，她和三十岁的女儿诺埃尔住在房车里，另外还有两只小吉娃娃和一只住在笼子里的鹦鹉。晚上她们会把鹦鹉笼子收进车里，白天的时候，鸟笼就放在一棵矮棕榈树下的塑料椅子上。
诺埃尔没上过学，但她是个电气天才。大家都知道，假如你家的灯坏了，或者电源插座冒出火花，找诺埃尔准没错。
“她就像是从闪电里生出来的，”她妈妈如是说，“她什么都会修，只要扭几下电线，就能让彻底罢工的汽车电瓶死而复生。”
诺埃尔有很多芭比娃娃，她给这些娃娃创造了一个小世界，只在意这个世界里的一切，芭比娃娃占据了她家房车的一半空间，或站或躺，还有的以各种姿势坐着。每一个娃娃都有名字和成堆的衣服，诺埃尔对它们的数量了如指掌。有一次她告诉我，她一共有六十三个芭比娃娃。每逢生日和圣诞节，她想要的礼物只有芭比娃娃。
艾普尔·梅不喜欢诺埃尔，从来不找她玩，假如看见诺埃尔在附近，总会忙不迭地躲着她。
艾普尔·梅相信诺埃尔会用电电她，还给诺埃尔起了个外号“伏特”。
诺埃尔有一头黑发和棕色的眼睛，她把头发编成了小辫，走路时脊背异常笔直，仿佛腰上绑了一块板子。她无论干什么都慢吞吞的，走路时总踮着脚尖。
艾普尔·梅说：“什么人会整天踮着脚尖走路？”
“什么人？”
“当然只有芭比娃娃！”
诺埃尔经常给我辅导数学，但她从不开口讲课，完全靠我自己观摩：我看着她一遍又一遍地解题，直到看明白为止。她没法用语言把自己的思路表达出来。
诺埃尔喜欢幸运签饼干，她把里面的幸运签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她会把幸运签上的题词当成诗句背下来。
“陌生人是尚未和你说过话的朋友。”她说。
“我们无法帮到每一个人，但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别的人。”她说。
“下一个满月将带来一个迷人的夜晚。”她说。
“诺埃尔是不是很忧伤？”我问妈妈。
“没错，而且她的忧伤是最糟糕的那种伤心：忧伤而不自知。她是个迷途羔羊。”我妈妈回答。
所有孤独的人或物，以及流落到错误地点的人或物，在我妈妈眼中都是“迷途羔羊”，比如迷途的人、迷途的狗、迷途的子弹和迷途的蝴蝶。
每次我去诺埃尔的房车找她补习数学，罗伯塔·杨太太总会拿吃的招待我。她喜欢给我一碟草莓，然后说：“每一颗草莓上有两百颗种子，它是唯一的种子长在外面的水果。”或者告诉我：“别忘了看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新照片。”她的口头禅是：“全球变暖就像天空是蓝色的一样真实。”
我知道罗伯塔·杨太太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她曾经在佛罗里达大学读书，研究生物学。她是一位退休的高中科学老师，依靠领取社会福利保障支票过活。我妈妈告诉我，杨太太失去了一切，包括她的房子。她丈夫常年患病，后来死了，高额医疗费让她一贫如洗。
“垃圾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很大，”罗伯塔·杨太太说，“我们都会慢慢受到污染。”为了这件事，她给当地政府和州政府写过请愿书，但没人过来察看垃圾场，或者调查我们的生活用水质量。
罗伯塔·杨太太曾经在垃圾场附近发现过一只十二条腿的死蜥蜴，那东西看上去就像一条蜈蚣。她把这条蜥蜴放在冰箱里，让它跟盒装牛奶和一箱鸡蛋待了好几个星期。她本来打算把它交给科学家或者环保主义者，但许多天过去之后，蜥蜴的尸体萎缩干瘪得不像样，当它的表面生出一层薄薄的绿色霉菌的时候，罗伯塔·杨太太不得不扔掉它，就像扔一块长了毛的面包那样。
她曾告诉我，恐雨症就是指害怕下雨。
“真的吗？真的吗？你认识得恐雨症的人吗？”
“噢，当然。”
“谁？”
“诺埃尔。”
“诺埃尔？”
“是的，当然。我了解这种恐惧，因为她就有这样的问题。诺埃尔下雨天从不出门，永远不会。”
“她怎么啦？”
“诺埃尔认为自己会触电身亡。”
“当然，她会觉得自己是个掉进浴缸的吹风机。”我妈妈说。
罗伯塔·杨太太还给我讲了什么是帕斯卡的赌注，她说那是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赌注。
“就像大冒险挑战游戏吗？”我问。
“不，不完全是那样。”她说。
罗伯塔·杨太太和诺埃尔都抽“沙龙”薄荷烟，这是我最喜欢的香烟。但母女俩都不愿意到外面去抽，所以她们的房车里总有一股烟味、鹦鹉笼里的烂水果味、摆在房车狭窄过道的狗碗里的狗粮味混在一块儿的气味。
“有烟就有火。”诺埃尔经常这样说，鼻孔和嘴巴里同时往外喷着烟雾。
要是能偷到一支“沙龙”烟，一整天我都会兴高采烈。这是因为一点儿不剩地抽完整支烟后，过滤嘴可以含在嘴里，吮起来几乎跟薄荷糖一个味儿。
雷克斯牧师也抽烟。
像我妈妈一样，罗伯塔·杨太太不喜欢雷克斯牧师和各种教会。她说：“我们附近这个镇只有几百人，却足足有五个教会，这预示着美国的未来，总有一天，教会要比学校还多。”
雷克斯牧师来自得克萨斯，他是个四十出头的矮个子，剃着光头，戴一副圆形的金属框眼镜。
雷克斯牧师似乎孑然一身，从没有家人亲戚前来拜访他，他说自己结过婚，但是没有小孩。
因为我们这边教会众多，为了吸引更多的教区居民加入自己的教会，雷克斯牧师设计了很多方案，而且为自己的创造力感到无比自豪。他自己特别满意的一个方案叫作“得来速祷告”。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雷克斯牧师会组织志愿者跑到通往城镇的高速路上举标语牌，邀请人们开车进入教堂的停车场祷告。
“每个人都可以把车子停进来，然后坐在他们的小汽车或者卡车里面，无拘无束地祷告，”雷克斯牧师说，“‘得来速祷告’让祷告变得更简单，甚至不用给车子熄火，收音机也不用关。”
艾普尔·梅对牧师的话一笑置之。“因为你们住在车里，所以你和玛格特就能整日整夜地做‘得来速祷告’了，”她说，“他就是个白痴。”
雷克斯牧师还推出了“掉头转弯祷告”方案。
“掉头转弯祷告，”雷克斯牧师解释道，“意思是，当你行驶在人生的高速路上，不小心拐进了不该进入的路口，你可以马上掉头，回归原来的美好生活。”
他说：“假如你染上毒瘾，掉头转弯吧！”“假如你打老婆，掉头转弯吧！”“假如你忘记了耶稣基督，也请你掉头转弯吧！”
艾普尔·梅说：“他忘了说，我们掉头转弯前，一定要打开转向灯，否则会吃罚单。真是个愚蠢的白痴。”
罗伯塔·杨太太提醒我，要警惕雷克斯牧师。
她说：“你最好小心点，我不喜欢那个人。你知道吗，就是他开枪杀死了那两只小鳄鱼。”
“雷克斯牧师亲口告诉你的？他承认了？”我问。
“噢，是的。”
“可为什么呢？”
“他觉得很自豪，他说，我们不需要记者和外人过来窥探我们的生活。但他说了什么无所谓，”她说，“我只想告诉你，一定要留意这个人。”
罗伯塔·杨太太不想让我妈妈被雷克斯牧师蒙骗，她告诉我，她尊重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这一带最有礼貌、最有教养的人。
“你妈妈出身高贵，”她说，“哪怕有了你之后，她依然没忘记‘请’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它的意思是‘假如你愿意’。你妈妈知道你会因为自己想说却没说出某些小事而后悔一辈子。她是那种‘知道自己应该戴白手套上教堂，即使她实际上并不这样做’的人。”
我知道罗伯塔·杨太太说的是我妈妈未婚先孕，才上高中就生了我，然后又离家出走的事。
我妈妈从来没告诉过我我的父亲是谁，我自己也没问过她。我只知道他是个有家室的学校老师，假如搞大学生肚子的事情暴露，他会被关进监狱。
我妈妈不想让他介入我们的生活，甚至不允许他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
她不想听到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污染我们呼吸的氧气。
她不想让他推门闯入我的梦境，坐下来侃侃而谈。
她不想让他像勺子一样搅乱我们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她爱他，每次透过我都能看到他。
自从罗伯塔·杨太太告诉我雷克斯牧师打算追求我妈妈，我就开始密切地注意他。罗伯塔·杨太太当然是对的，他看我妈妈的眼神就像是打量镜子中的他自己。我能看出他像电影里的人那样，下个星期六晚上就想把我妈妈骗上床。
每隔一个晚上，雷克斯牧师都会敲响福特“水星”驾驶座一侧的车窗，我已经不知道告诉他多少次，他应该去敲后排座的车窗。
每到这个时候，我会摇下属于我的前排车窗，说：“雷克斯牧师，这是我的房间！请你去敲后排座的窗！”
“对不起，珀尔，”他每次都这样说，“你妈妈在吗？”
“我不知道。”
“真的？”
“是的，这辆车太大了，我找不到她。”
每隔几个星期他都会给她送一束花，搁在“水星”的挡风玻璃上。车里可没有空间摆花瓶。我妈妈会把花茎剪短，插在装满清水的空奶粉罐里，然后把罐子放在车顶上，把车顶当成壁炉架。
我妈妈对雷克斯牧师总是很友好，因为她善待每一个人。
她说：“上帝真的在和这个人较劲。雷克斯牧师认为教会是个可以掉头的U形转弯，或者像一件新衣服。我看得出，他真正想要的是把星期天讲道时骗来的钱装进口袋。”
我妈妈的友善让他总是处于虚假的希望之中。
雷克斯牧师从不正大光明地吸烟。即便一个人住，他也会躲进浴室吞云吐雾，把烟喷到窗户外面。我猜他这是不想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正因如此，我不得不溜进他的浴室偷烟。他把烟盒放在窗台上，淋浴间里总是晾着一双袜子，马桶旁边的地板上有一小堆《读者文摘》杂志。水池边上搁着一把牙刷，塑料刷柄上雕刻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从雷克斯牧师那里偷香烟轻而易举，因为我总是知道他什么时候待在教堂，我还会利用他拜访我妈妈的机会跑到他的房车里偷烟。他敲敲她的窗子，她把车窗放下，我就趁这时跳下车，穿过露营公园，经过旧秋千和公共厕所，来到他的房车。
我告诉艾普尔·梅，牧师的牙刷上雕着耶稣基督，她不相信，让我把它偷过来给她瞧瞧。我当然接受了她的挑战，因为我喜欢冒险，冒险是我最爱的运动项目。
一天下午，我听说雷克斯牧师又忙着去推行他的“得来速祷告”计划去了，就告诉艾普尔·梅在河边的码头上跟我会面，然后我钻进牧师的房车，把刻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牙刷塞进牛仔裤前面的口袋，跑到码头上找艾普尔·梅。
当我把牙刷拿出来时，她说：“我不想碰它。”
“瞧，我说得没错吧？”
就在我自顾自地盘算着怎么把牙刷送回雷克斯牧师的浴室时，艾普尔·梅从我手里一把夺过了它。
“噢，不行，你不能把它送回去。”她说。
“可他会找它，他会知道有人去过那里。”
“东西既然偷来了，就不能把它还回去，”艾普尔·梅说，“那样太愚蠢了。虽然偷的时候没人看见，可万一还东西的时候被人抓住，那可就丢死人了！”
说完，她高高举起手臂，把耶稣牙刷扔进了河里。
从那以后，每当我看向那条河，都会想到那黄色的河水里有鱼和短吻鳄，有十二条腿的蜥蜴和白眼睛的青蛙，还有一把刻着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牙刷静静地躺在河底。
房车露营公园里的其他烟民还有墨西哥夫妻雷伊和科拉松，常人喜欢做的事他们一概不做。他们从不参加钓鱼派对、祷告聚会或者宾果游戏，也不参与退伍军人医院相关的活动，而这是本地社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平时主要讲西班牙语，但他们的英文并不是不好，科拉松的英文实际上相当流利。
科拉松和雷伊只抽红色万宝路，这种烟对他们而言就像一面旗帜，而他们唯一的效忠对象就是香烟王国。他们的房车里外到处都是香烟纸箱，因为他们从墨西哥买烟，那里的香烟很便宜。
我只能在星期六的上午溜进墨西哥人的房车。在那些日子里，我首先会跑到露营公园的休闲区盯梢，在吱呀作响的旧秋千上荡来荡去，观察房车那边的动静。雷伊每个星期六都会到雇主家做园丁，看到他出门工作去了之后，接下来我会耐心等待科拉松外出购物。
科拉松总是打扮得一丝不苟，我们从来没见她像其他人那样穿着睡衣、T恤甚至内衣裤出现在户外，每次离开房车时，她总是衣冠楚楚、精心装扮，黑发完美平直地搭在脑后。她的皮肤是深褐色的，眼睛是黑色的，总是涂一种深红色的口红。
雷伊有着浅棕色的卷发和褐色的眼睛，从外表看不出他来自哪里。
有一次，我妈妈用尊重的语气提到：“科拉松是墨西哥印第安人，她知道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雷伊和科拉松的房车外面，泥泞的杂草丛中，有五只塑料的粉红色火烈鸟、一只塑料地精，一棵树底下摆着一个已经被刺破了的乌龟形状的双环充气游泳池，里面满是泥巴和烂树叶。这些东西一定是前任房客留下来的，因为雷伊和科拉松没有孩子。
雷伊在房车的一侧建了个大棚子，里面有成堆的报纸，还有一辆没有座位的生了锈的破车壳子，用来存放报纸和纸板箱。
罗伯塔·杨太太认为，雷伊除了担任园丁，还从事纸张回收业务，因为他会直接和开垃圾车的人讨价还价，收购车上的报纸，这样他就不必亲自到垃圾堆里挑拣废纸了。当然，有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干。
露营公园里，雷伊和科拉松家的房车是最大的，里面有个房间甚至装着大屏幕平板电视，电视挡住了一整扇窗户，这意味着屋里总是黑的。
妈妈和我蜷缩在“水星”的后排座，用一只廉价手机看电影、综艺节目和新闻。手机是退伍军人医院的一个士兵给她的，无论我们在手机屏幕上看的是什么，哪怕是珠穆朗玛峰或者月球，都只有我妈妈的手掌那么大。
墨西哥人的厨房里，士力架和“银河”糖果堆积如山，还有大袋的乐事烧烤味薯片，假如艾普尔·梅开口，我肯定会去偷点糖果回来。
科拉松在房车的门外放了一只红色塑料桶，里面装满了指甲油的瓶子，她喜欢收集这些东西。
门的另一边摆了一大盆杜鹃花，花土里戳着几十个烟蒂，发黄的过滤嘴看上去就像是杜鹃花周围长出的杂草。面对着这么多只能看不能偷回去抽——因为它们被土弄得湿透了——的烟屁股，我的心都要碎了。
艾普尔·梅和我总是去码头吸烟，她相信短吻鳄害怕烟，不会靠近我们。
“无论什么动物、昆虫或者生物都不喜欢火。”她说。
每天下午，艾普尔·梅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必然是“你偷了多少烟”，然后我们会商议如何分赃。要是我只偷来一支，我俩会轮流抽，你一口我一口。假如我偷来了一整包，我们就把它们全抽光。
在那些在码头上度过的静谧下午，我们总爱点燃烟卷，仰面躺平，把烟雾吹向天空。
艾普尔·梅有点嫉妒我，因为我无师自通，弄明白了如何吐烟圈。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嘴摆成大大的O形就可以了。”我说。
可她怎么都做不到。
我看着烟圈离开我的嘴，慢慢往上飘，起初很小，在上升的过程中逐渐扩大，最后变成能够套住我们身体的大圈，径直朝云层飘去。我知道我的烟圈会被风吹到海里，变得巨大无比，一路飘到意大利。
艾普尔·梅和我之所以不怕被短吻鳄拖进河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每个星期天，十点钟的教堂礼拜结束后，艾普尔·梅的父亲和另外几个镇上的男人会带着一冷藏箱冰镇啤酒、手枪和霰弹枪来到河边，他们会喝着啤酒朝水面射击，以防水里蹿出鳄鱼。
我知道河床里嵌着成千上万颗子弹，有些甚至被河水冲到岸上，混杂在河滩上的碎石里。
一年中有许多次，那些对着河水开枪的人会看到水中泛出红色的油状液体，意识到自己击中了水下的活物。
每个星期天，我和妈妈在车后排做花生果酱三明治当午餐的时候，都知道那些人在河边打枪。
“他们又开始了，”我妈妈会说，“他们在杀死这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