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沉默之中，狼狈的好像都是卑鄙的那一方。我声音颤抖地叫道：
“谁、谁叫你！谁叫你要一直摸我！”
我知道这声怒吼把我自己也吓住了，以致脸部痉挛。我从沙发上站起来，仿佛要逃离眼前这个定定地瞪着自己的男人般，往玄关跑。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等等！别走呀！”
从房里追出来的声音，恢复为平常像女人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我松了一口气。阎魔拉住在玄关穿鞋的我。他的手环住我的腰，让我完全找回我的沉着。
“妈的！放手！”
“别激动。没事的，我没事的！”
这个愚蠢的女郎甚至让我感到愉快。我硬拖着紧抱着我的腰不放的阎魔，在公寓走廊上前进。我想暂时继续扮演一个坏老公。我想，我的演技应该是完美的，我演活了一个情绪激动的坏丈夫。愚蠢的女郎拼命想把我留下。
拉拉扯扯地到了楼梯口时，我停了下来。原来我只要回过头去，帮他擦掉鼻血就没事了。但不巧的是，我回头的时候阎魔刚好站起来。我的肩膀正好撞到阎魔的背，伸出去想抓住他的手，却反而朝他的胸口推了一把。阎魔还来不及叫喊便从长长的楼梯上滚下去。那无声的悲鸣，让我一动也动不了。继肉体撞在水泥上的闷响之后，传来低沉的呻吟。我冲下楼梯，膝盖抖个不停。听到我的脚步声，阎魔抬起头来，血从额头流下来。蹲在楼梯间的阎魔抬头看着我。
“……没事，我没事。”
对着这么说的阎魔，我能说的只有这句话：
“挡路！滚开！”
声音可能是颤抖的，不过这时候的我，应该彻底地演活了一个坏老公。
如果我真想让阎魔讨厌我，只要说一句“我在写诗”就行了。然而，正因为不想被他讨厌，我不得不对额头流血的阎魔大吼“挡路！滚开！”。
像阎魔这样的人想抓住的，是看侦探小说的我，而不是读诗集的我。
在阎魔的店里，会认识各式各样的人。看着他们，就不禁感叹他们真的是日本人。他们的烦恼、主张、处世之道等等，从头到尾都象征着这个国家。比如“你一点都不像人妖呢”是他们口中最好的赞美。
有一天晚上，就有一个从这方面来说“非常日本人”的男人，刚好坐在我旁边。
“我啊，真的很讨厌二丁目。全都是些穿得不三不四的家伙，像烂掉的女人一样只重视外表的人不是吗？”
“是吗？”
阎魔冷冷地应他的话。结果这个人不但讲了两个小时，临去之际还留下一句“我还是讨厌二丁目”才消失。
我微笑着对阎魔说“他怎么回事？”，阎魔一边收拾玻璃杯，一边笑说“他是每个星期都来店里说他有多讨厌这一区的好客人呀”。
阎魔喜欢的美国同志小说里，有这样一段。
“被大卫抛弃的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我有这种感觉。每天晚上我都去那一类的三温暖。口交的对象是谁都无所谓，我甚至跟日本人上床。反正，这次是我有生以来最悲惨的失恋。”
看到这一章，我愣住了。结果，就跟那个声称讨厌二丁目的男人一样，最瞧不起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
阎魔的店里还有一类客人。
有一个笑起来很古怪的新闻记者，在我第一次和他比邻而坐的晚上，听他说什么新闻人伦理之类的听到清晨四点。
“当今之世，再也没有懂得品味意犹未尽的风雅了。你不觉得吗？无论什么都要追根究底，而且把这种事当成美德，认为意犹未尽就等于不完全。所以人们要追究到底。只要追究，就一定会产生矛盾，所产生的矛盾则以巧妙的借口来遮掩。这个借口正是主张。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啊！”
阎魔及时上前解救连厕所都无法去上的我。
“你哟，既然在一流报社工作，就把K公园的事拿出来大肆报道一番呀！你知道光是去年就有多少人被杀吗！”那名男子露出他那奇特的笑容，满意地说：
“可是啊，阎魔，硬把情报推销给别人是很危险的哦。”
我想起像流氓一样的报纸推销员，就这样硬生生地忍住了。
也许这是无可奈何的，但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能有许久之前右近那种让我倾倒的魅力了。来阎魔店里的客人，也没有任何人像那时的右近那样，闪烁着清冽光芒。我不知道右近的光芒是从哪里来的，我只知道一个事实——右近的光芒曾经让我目眩神迷。
这里有一段堪称最有阎魔风味的影片。我和阎魔看着跟玛丽娜等人一起去伊豆兜风的照片，我拿摄像机拍着照片里的自己，不知为什么就问阎魔：“你觉得到几岁可以算青年？”
朝摄像机望了一眼的阎魔笃定地说：
“这个国家没有青年。不管是你，还是来店里的年轻人，你们身上都少了青年必须有的东西。”
我几乎已经没有在听了，但阎魔继续说着。
“既然叫作青年，就不能没有野心啦企图之类血腥的东西！你懂吗？”
“……”
“你懂吗？”
“可是你平常明明把反对暴力、驱逐暴力挂在嘴上……”
“那当然！我是反对暴力啊。不过，为了正义而施行的暴力是必要的。”
“真矛盾。”
“哎哟，就是因为矛盾才是人妖呀！”
我在阎魔这里安装了一部我专用的电话。从长崎回来的时候，电话答录机里有一则我妈的留言，说：“拜托你，不要让我听到那么寂寞的声音。”我自以为很酷的那段电话留言，在我妈听来却很寂寞。
我立刻蹲在电话前，重录了那段留言。我尽可能试着发出活力充沛的声音，可是一播来听，怎么听都和我妈形容的一样，很寂寞。
也许那时候，在没有人的房间里重复着“我现在不在家……”的我，实际上真的是个寂寞的人。
安装自己专用的电话当然是有原因的。我跟父母说我是一个人住，而且阎魔也不是可以随便介绍给他人的人。
有一次阎魔没有遵守约定，接了我的电话。电话好像是我妈打来的，阎魔慌张地拼命对洗完澡的我解释：
“好像是你妈妈打来的，不过没关系，我是用男人说话的方式讲话的，而且我骗她说我是来你这里玩的朋友。”
阎魔好像没发现他用男人的方式说话有多怪，看着拼命解释的阎魔，我觉得叫他不要接电话的自己，实在是个心胸狭窄的男人。
我想，到头来，痛苦分两种，无法获得认同的人与不得不予以认同的人各执一方。从这个观点来说，以男人说话的方式和我妈讲话的阎魔，是一手揽下了我妈应该承受的痛苦和属于他自己的痛苦。
这是阎魔说的。有一次阎魔看着某本周刊，歪着头沉思说：“怎么想，我都是一人身兼二职。”我看了一下杂志，上面针对现代男女风貌做了专题。喜欢做菜的丈夫和独立的妻子。把这两个加起来，的确就成了阎魔。
“这么说，我就是现代人的模范了。”
阎魔这么说着，很不高兴地抓着小腿。
这阵子录像带里拍到的我，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一个劲儿模仿阎魔以女人方式说话的那种语调。他说话的方式很特别，不管多么刺耳，好像刺进皮肤里也不会带来痛楚。怎么说呢，那种节奏，强调的不是流下来的泪水的意义，而是其中荒谬可笑的咸味。我拼命想学他这些地方。可是，不管我多努力，还是学不成。我说出来的和阎魔的不同，完全无法惹人发笑。
我无法向不认识阎魔的人，好比老家的父母、过着正常生活的朋友，解释阎魔的魅力何在，大概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有一段影片，是我坐在地板上不知道在做什么，阎魔悄悄地边靠近边拍我的背影。阎魔突然对着我的背发问：“你将来打算做什么？”
在画面里抖了一下的我，正专心制作航空母舰“赤城”的塑胶模型，露出了完全愣住的表情。工作日的大白天在屋里做“赤城”的男人，怎么可能说出什么惊人之语呢。
阎魔拍了“赤城”的设计图，再度把摄像机对着我，我笑着说：
“将来，我来当个小说家好了……”
“哎呀，那我就是文艺酒吧的妈妈桑了。”
阎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使是现在，我也鲜明地记得那天早上万里无云。至于我为什么会记得，是因为我无法忘记那天傍晚之后，天气突然大变，应邀来吃晚饭的总统淋成落汤鸡。
而我为什么无法忘记淋成落汤鸡的总统，是因为拍他这个样子的录像带，我已经反复看了无数次。
其实那天并不是我和总统最后一次碰面。但遗憾的是，这是他留在录像带里的最后一份影像。
我刚好从十楼的阳台上拍到湿淋淋的总统跑进公寓的玄关。
他不理会红绿灯，想穿越公寓前车流量极大的马路。拿摄像机拍摄的我，从十楼阳台喊：
“喂——！总统！看这边！”
而我的声音夹着雨声被录了下来。他没听到我的叫声，以惊险的脚步跑过宽阔的大马路。我刚才也说过，这段影片我反复看了无数次，不管看多少次，每当出现这个镜头，我心里都想大叫：“喂——！看这边！”
我会想，如果倒带再看一次，也许这次他就会注意到我的叫声了。但是，无论重看多少次，他都不会听到我的叫声。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用餐的情景当中，最兴奋的就数阎魔了。他夹在我和总统之间，说起来，就像走在两端都可能会被切断的钢丝上，可是阎魔简直可说是鬼上身般欢快。
那天晚上，好像一直都是我在拍，特写镜头拍他们两个嘴巴不断嚼碎肥美肉块，长得令人以为永远播不完。满嘴油的唇部特写，不是我自夸，拍得好到令人感到颓废。
拍完用餐之后，影像换成在厨房帮忙洗碗的总统。他们两人一边注意摄像机，一边利落地收拾碗盘。
“要是你也这么会帮忙的话，我就没话说了。”阎魔对我说。
“又来了，嘴里这样讲，其实要是别人真的做了，你马上就扫兴。”
被总统这样开玩笑的阎魔，也不见害羞的样子。
“就是啊。要是真的跟正经的男人在一起，我马上就腻了。要怎么说呢？照玛丽娜的说法，我好像叫作恋病人癖。”
“恋病人癖？什么叫恋病人癖啊？”
“就是从头到尾、大大小小的事都想帮对方做好呀。”
这段影片在三人大笑中中断。接下来出现的，是填满整个画面的地板。
大概是忘了按停止键，就直接放在地板上吧。画面里，除了无垠沙漠般的地毯外，什么都没拍到。只不过在这片沙漠的景象当中，总统说话声像热风般被录了进来。
“我啊，总是会喜欢上别人，然后一喜欢上，就会很想喝他的口水。所以我算不正常吧？不过啊，我是说如果啦，如果爱一个人有对的方式，我希望谁来教我一下。”
画面并没有拍到他。
这是总统被打死之后差不多三个月时的影片。令人惊讶的是，失去他之后，我们的生活，很自然地已完全恢复正常。我也不曾为了克服悲伤而咬牙吞泪。在这种真的值得讶异的自然之下，不，是值得憎恨的自然之下，我们回归了原来的生活。
阎魔也照旧喊着“《彻子的房间》开始了哦”，叫在寝室的我看电视，半夜买回来的冰淇淋也和之前一样，是两个。
只是，这三个月里曾经有那么一次，我对自己的无情感到恶心。
我记得，那时候正好听到消息，说总统的父母来东京收拾他的东西带回静冈。听说，在静冈举行的葬礼上，列席的亲戚们悼唁时说着“没想到他竟出车祸死了”。
我知道这件事之后，为他被扭曲的死因感到忍无可忍的愤怒。
我最终去了三次K公园。
当然，我去那里，不是为了站在命案现场哀悼他的死。我每次抵达公园之前，都幻想着一场血腥复仇，狠狠地踩着脚踏车踏板。
但是，我到了公园之后所做的事，却是在那些人绝对不会现身的地方，也就是，在随时都可以逃出去的明亮之处走上一整夜。
然后，在那个安全的地方迎接早晨的我，以“今晚也不会出现了吧”原谅自己，再度骑上脚踏车逃离公园。
这里刚好拍到那样一个早晨，影片有几分钟长。记忆不是很明确，但我想大概是第三次从K公园回来的那个早上。
阎魔已经从店里回到家，正好拿着摄像机在拍室内时，走累了的我从K公园回来。
阎魔问闯进画面的我：“你到哪里去了这时候才回来？”我脱掉汗湿的衣服，笑着回答：“和朋友去骑车。”
在镜头前光着身子的我，抱着脱下的衣服走向洗脸台。摄像机从后面跟上来。我把手里的衣服全部扔进洗衣机，连手表也丢进去。然后推开捧着摄像机的阎魔，把那天晚上穿的运动鞋从玄关拎过来。
我把运动鞋丢进洗衣机，阎魔急得歇斯底里地大喊“不要啦！洗衣机会坏掉！”，我回答“不会啦”，按下启动开关。我还以为阎魔真会上前来阻止我，但不可思议地，他那时候只是默默地看着这样的我。
影片里的我，显然以那天晚上的行动为耻。我想借清洗身上穿戴的东西，来肃清那天晚上我在K公园的卑鄙举止。
在这里中断的影像，接下来换成在厨房烧开水的画面。
我一丝不挂地，盯着燃气炉上的水壶看。镜头从我的侧脸移到燃气炉的特写，然后对着碧蓝的火焰拉近放大。白色的蒸汽从水壶盖上喷出来，摄像机录下沸腾的声响。
我想事情一定都是这样的。画面拍的的确是燃气炉、火焰、热水，但这时候我想要的，只是一杯咖啡。
总统被打死之后，唯一的改变就是，我从那时候起，又开始与佐和子见面了。
她离开世田谷那间被诅咒的公寓，搬回品川的老家。我们并不是破镜重圆。我是在阎魔身边接她的电话，再去见她的。
她在暌违许久的电话里，告知半年后要结婚的消息。我猜，她大概是按先后顺序通知她以前的男人吧。我马上就约她出去。
她打这通电话到底想干什么？我和男人同居可不是随便住过就算的。和男人住、靠男人养，也会开始懂得女人的心思。
久别重逢的夜晚，她和以前一样在床上脱衣服。把最后一件扔在地板之后，她慢慢地从毯子里探出头来。我坐在沙发上，一件一件数着她在地板上堆积的衣服。然后，突然问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