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鸿森
##一
长期以来，清代学术史研究，大多集中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大昕、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章学诚等少数著名学者。也许由于自己出身底层，所以1989年我编《陈鳣年谱》之后，我的研究，即致力于发掘一些重要而长期被学界所忽略的学者，我搜罗他们的遗闻轶事，排纂其学行事迹。
2016年秋间，我编《朱文藻年谱》，可说是一趟不同经验的发现之旅，年谱编纂过程，我逐渐意识到，清代学术史其实存在着“明”和“暗”两个世界。过去学界很少关注“学术生态”底层——生员的社会角色和生存处境，朱文藻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样本。朱文藻，字映漘，号朗斋，出身寒微家庭，父亲是个铁工，为了谋生，从福建建宁迁居杭州。
朱文藻生活的年代，和钱大昕同时，钱氏长朱文藻七岁。钱大昕主要的生活圈在苏州，朱文藻则在杭州，皆属江南名区。由于乡试有录取限额，主要依据各省文风高下、人口多寡和丁赋轻重而定，江、浙人文荟萃，才人辈出，举人乡试竞争尤其激烈。钱大昕科举之路极为平顺。虽然两人只相差七岁，但一个是主考官，一个是应试举子，科举的成败，形成巨大的阶级差异，于此可见。
当时朱文藻谋食常州靖江，其友严诚是杭州地区著名的才子，工诗善画，他以朱文藻所撰诗文出示汪宪，汪氏极赏识其才学，延揽他到振绮堂从事编校工作。
朱文藻乾隆三十年初到振绮堂时，首先抄录校订的，就是《辽史拾遗》，他根据厉鹗手稿和另一抄本残卷，将它“汇录成完书”，编为二十卷。厉鹗所著《东城杂记》，也是由朱文藻编录成书。
朱文藻长期馆于振绮堂，因此，与杭州地区大多数藏书家皆有来往。由于富饶的社会经济条件，加上深厚的人文底蕴，江、浙出现不少著名藏书家，浙江藏书风气尤盛。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清廷采访天下遗籍，编纂《四库全书》，清高宗特别谕令浙江巡抚加意访购。从乾隆三十七年秋到三十九年夏，浙江省分十二次进呈，所征集到的善本秘籍，多达四千五百二十三种。
朱文藻博闻多识，除参与浙江遗书采访工作外，鲍廷博汇刻《知不足斋丛书》，其中不少罕见之书，即由朱文藻佐其参订、校勘。朱文藻娴熟乡邦文献，吴颢编《杭郡诗辑》，因得朱文藻之助，为他增补遗阙计二百余家，可见朱文藻平素搜访之勤和周览之博。
##二
科举，对于广大寒窗苦读的举子而言，是改变社会阶梯唯一的选择，但它却是一条漫漫长路。朱文藻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四岁时补诸生，次年第一次参加乡试，到乾隆五十三年第十二次乡试，时间长达三十年。似乎朱文藻六十岁以前，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五十七年壬子科乡试，他还应考。最后，已届花甲，“青云之志”只好断念，以一衿终老。
乾隆三十四年冬，汪宪听说苏州藏书家朱奂滋兰堂藏有《系传》抄本，因以振绮堂之名，由朱文藻亲赴苏州商借。朱文藻借到《系传》后，即影抄一部，由振绮堂收藏。滋兰堂本是个抄本，文字传写颇多讹误，因此，朱文藻又借杭州郁氏东啸轩所藏另一个抄本对勘，并取汲古阁本《说文》参校。附带一提，朱文藻为知不足斋所校各书，亦多辑有类似的《附录》，以便读者参阅，这是他博洽多闻的一种体现。朱文藻将《说文系传》归还滋兰堂时，特地将自己所撰的《考异》、《附录》另写一帙，附于滋兰堂本之后，作为答谢。
朱文藻虽屡试不遇，但其博学之名久著于外，因此，他多次被当时名公巨卿延请协助编校事宜。朱文藻应王杰之聘入京佐校《四库全书》，此行想必为他在杭州学术圈增加不少名望。他南归后，先后应邀为汪氏欣托山房校勘《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南京图书馆所藏朱文藻未刊稿《校定存疑》抄本册三，是乾隆四十六年夏、秋间，他为欣托山房所刻的《隶释》、《隶续》两书所撰的校勘记。四十七年夏，又为欣托山房校《韵补》，并协助王昶重修《西湖志》；四十九年，协助邵晋涵重订《杭州府志》。乾隆五十年，为孙氏寿松堂校勘《资治通鉴》，以寿松堂所藏宋刻本，与明人路进刻本、天启五年陈仁锡刻本对校，有校记六卷，这些皆其荦荦大者。其后，又为陶元藻增补《全浙诗话》。
朱文藻能诗，传衍杭世骏、厉鹗一绪流风遗韵，故周春赠诗有“杭厉一灯还未坠，西泠十子果相如”之句。他费时数年，为陶元藻增辑《全浙诗话》，“博考诸家文集，外及山经地志、说部杂家、名人书画真迹，无不采录”，故而对两浙诗家文献，原即寻讨有素。其次，朱氏勤于编录，长年搜罗遗佚，采访、选录诗家名篇佳什，故吴颢编《杭郡诗辑》，即“于朱朗斋文藻处得二百余家，以增补所无”。更重要的是，朱文藻长于编务，他编有《武林耆旧诗》，并为阮元编订《山左金石志》，为净慈寺编纂《寺志》等，因此，由朱文藻担任《两浙輶轩录》总纂工作，正是不二人选。
##三
朱文藻困于科举，侘傺以终。朱文藻孜孜矻矻，穷年撰述，但并没能改善生活窘状。朱文藻死后，家贫不能葬，道光九年，即死后二十余年，振绮堂后人汪远孙和朱文藻弟子胡敬出资埋葬朱文藻和子、媳、孙一共六柩。他虽“著书满屋”，却无力刊刻，这些遗稿一部分道光时归清吟阁所有，咸丰庚辛之乱，清吟阁藏书“散失无遗”，朱文藻多数遗稿俱已亡佚，仅有少数稿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上海、浙江图书馆。
王昶极称朱文藻博通史学，这应该是他助纂《金石萃编》时，王昶的切身感受。朱文藻应王杰之邀入都校书，即曾协助校订《续三通》；又为孙仰曾寿松堂校勘《通鉴》，有校记六卷。这两种校记收于《校订存疑》册##一、册二。
朱文藻另有一值得称述的是他熟习两浙文献，前面谈过，他曾分纂《西湖志》，协助邵晋涵重订《杭州府志》，参与《嘉兴府志》校刊工作。晚年还应余杭知县张吉安之聘，主纂《余杭县志》。
朱文藻算不上清代第一流的学者，我的报告主要是想藉由朱文藻的事例，用以揭示清代下层知识人普遍的生存困境、研究者长期忽略的著述代工现象，以及清代社会某种上下掠食而又互相依存的学术生态链。报告卑之无甚高论，但希望能为清代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