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我从云南边疆回到上海，幸运地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丁景唐先生担任着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我刚进文艺社不久的一次上海书展上，见到正从工人文化宫宽大台阶兴冲冲走上来的景唐先生，那姿态，那神情，真是叫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丁先生的双眼是明亮的，脚步是有力的，说话的声音带着浓厚的宁波乡音，但又是平和的白话。
或许是因为我的父亲与丁景唐先生曾经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同事，更因为丁先生有着长远深邃的历史眼光，特别地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和成长。记得那天从赵家璧家中出来，坐在车中，老丁向我介绍说，赵家璧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主编，景唐先生说赵家璧是一位有文化担当和文化眼光的编辑家，并很是赞同赵家璧的一句话，即编辑工作不只是“为人作嫁衣”，也是在从事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我在听到并牢记丁先生这句话的五年后，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一室的文学编辑，景唐先生啊，您早就时时想着、处处留心，为我提供种种极好的学习和感受机会，让我开阔眼界，接受最好的现场教育和感染，看到巨大的差距，提升奋进的自信，这是我今后做出编辑工作显眼成绩的坚强基石和充分底气。
在我从遥远的云南边疆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三十余年里，景唐先生一直是以各种形式，给我以充分的厚爱和关心、期待。如阳光，似雨露，是甘泉，景唐先生对我数十年如一日的关心和爱护，让我铭刻在心。在他的关注和鞭策下，我时时提醒自己：要努力，要进步，要做出优秀的编辑成绩，每过几年，“小林”就要有真正的“好货色”向“老丁”汇报。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我越来越多地知道，先生不只是谆谆教诲和帮助我这个从受难知青转变到文学编辑的“而立之年”年轻人，即使是在人生最黑暗时期遭受冤屈时，他还关心着几位远在农村、边疆的青年。他是处处以鲁迅为榜样，无一日不是耐心细致、不遗余力地培育许许多多的文学青年。
永远是乐呵呵的景唐先生，您经历生命大风雨大磨难，阅尽人生大荣辱大沉浮，您是生活的强者，是睿智的学者，您是真正的学习一辈子，研究一辈子，乐观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