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官宦人家的孩子生活都是奢侈，然而父辈的繁荣一般最多只能延续两代。那些官宦家的少爷小姐们依仗父母的权势，为所欲为，不知道修身养性。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父亲只有几十年甚至几年的官可做，不可能这辈子做官下辈子还做官。假使有一天这些富家子弟失去权势依靠，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不懂农耕，不会读书，如何生活?做生意的富贵之家，如果懂得勤勉过日子的，孩子们从小学会勤俭，也许荣华富贵能够延续三四代人；而农家子弟，勤劳节俭，生活朴素，福祉会延续后代五六辈子人。如果品德高尚，懂得孝义廉耻，为人忠厚诚信，那么子孙继承这种家风才能走得长远。
惜福福才能长在，很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以为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天经地义的，能长久拥有的，却不知坐吃山空的道理，多少纨绔子弟由此败家。身处高位或者被财富所围绕的人，应该小心谨慎，不要被那些光芒耀花了眼睛，一不小心就从高位跌下去了。
忙里偷闲胜过时时劳作
夜思近日之失，由于心太弦紧，无舒和之意。以后做人，当得一“松字诀”。
——曾语良言
一根弦绷得太紧太久就容易断，人也如此。终日懈怠碌碌无为者自然难成大器，但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也容易过犹不及，降低了生活的质量。磨刀不误砍柴工，成功者虽然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但是把自己逼得太紧反而容易与初衷背道而驰，不如先把自己这把刀磨亮了，干起事情来更为省时省力。
曾国藩就很讲究张弛有度，这也是他在自己的人生历练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咸丰九年，曾国藩奉命负责指挥围剿太平军之事。军事繁重，他日以继夜，丝毫不敢放松地处理着军中的事务，但是依然发生了三河镇惨败，不仅李续宾所率领的6000湘军全军覆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战死沙场。这一仗对曾国藩打击很大，对湘军来说也是元气大伤。但是曾国藩明白自己作为主帅无权退缩，于是经过一番休整，他重新振作，制定了分四路进攻太平军的方案。
当时从建昌大营赶往安徽，曾国藩一介书生，体质不能和一般士兵相比，每日早起晚睡行军四五十里，还要为全军的筹饷、作战等事宜操心，自然劳顿不堪。一直紧绷的神经影响了他的休息，进而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直到十一月二日，他才有了一种新的体会。
当时忙完军中事务后，他在睡前翻阅《诗经》，那些优美的诗歌让他紧张的情绪慢慢放松了下来，他感受到了放松带来的舒畅之感。他进而反思认为，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把自己弄得太累了，应该懂得张弛有度，这样在生活上对自己进行一番调整，才能精神焕发地应对那些紧张烦琐的事情。
这样的放松，看似无所事事，不务正业，其实就是“以退为进”之道。原来的曾国藩马不停蹄地处理各种事务，没有察觉自己这把刀已经钝了，用这么钝的刀去砍柴，费时费力，把自己折腾得苦不堪言。
曾国藩在阅读《诗经》的时候就懂得了忙里偷闲的重要。这一暂时的放松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磨刀的机会，这样既能够避免自己忙中出错，又能让生活回归于平静与安宁。
有人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严肃端正之人，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在工作中一丝不苟，非常用心，但是他并不缺乏幽默感。欧阳兆熊就在《水窗春呓》里记载了曾国藩曾说过的一则笑话。
某家的家规中规定，无论老少妇女，都必须纺纱纺到二更后才睡觉，就算是新来的媳妇也不能例外。有一晚上，新郎在床上辗转难眠，就叫他母亲道：纺纱车的声音太吵了，我都睡不着，快把你媳妇的纺纱车打碎好了。他的父亲在隔壁听见了，也大声叫道：如果要打碎，把你那个车子也打碎吧，我也睡不着啊。
曾国藩以这些小事来自娱自乐，借以休闲。
这种忙里偷闲的功夫并不是说整日游手好闲或者纵情声色——如果那样的话就会真的把自己的生活推入松懈中，很难重振。曾国藩的休息不求时间多，往往也不用腾出专门的时间休息，所以才称为“偷闲”——寓闲于忙，在紧张严肃的事务之中偶尔休憩。
在曾国藩给他的朋友或者家人的书信中，不时能看到一些笑话或者诙谐之辞；相应的，在日常的交流中他也总是寓教于乐。曾国藩喜欢在吃饭前与部属、幕僚谈诗论文或讲一些幽默而又富有哲理的笑话，其他人笑得前仰后合，他则在一旁微笑着用手慢慢捋胡子。李鸿章在晚年经常与人忆及恩师的饭前教育，可见他是受益匪浅的。
黄庭坚说：人生政自无闲暇，忙里偷闲得几回。然而有多少人懂得忙里偷闲的重要性，又有几个人会去这么做呢？
养生，以不药为药
窃谓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
——曾语良言
曾国藩除了喜欢读书之外，还有两大嗜好，一是围棋，另一则是吸烟。前两者都是修身养性的好方法，唯独吸烟对人身体不好。在湘乡连滨书院求学时，就因吸烟太多而受到刘象贤的训斥，自此之后他便决心戒烟。他自己说因为吃烟太多而每日昏昏沉沉，于是把烟袋都给折了。
古语说，药补不如食补。曾国藩也不喜欢用药，而是主张在日常的生活中逐步地调养身体。他的养身之道包括静坐、早起、读史、作字等，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曾国藩说：“养生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君逸指的是让大脑多休息，不考虑太多的事情，不为烦恼困扰，这样心中就会清明自在；臣劳就是肢体多运动，锻炼筋骨。这样的方法既养身又养神。
人作为一个整体，身和心是不能分开的，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如果精神状态不好，会直接影响到身体，所以曾国藩非常强调养心。古今能胜大任者，都是身心疲劳之人，因此必有暇心来调适。只不过不同人的暇心有高低雅俗之别，如苏东坡寄情诗文，西门庆追逐女色，他们日后的成败都能从这里看出端倪。
具体来说，养生有五事：一是眠食有恒，二是惩愤，三是节欲，四是每日睡前洗脚，五是每日两餐饭后都要走三千步。
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说：每日饭后各行三千步，是养生家的第一秘诀。他要求儿子每次吃晚饭后都要走三千步，说：“如果你能坚持走三个月，一定收效甚大。”
相应的，他对药物的运用持谨慎的态度，他信奉祖先所说的“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的态度，因此常常劝人“以不服药为上策”。
三弟曾国葆患疟疾，曾国藩十分惦念、忧虑，惦念三弟的身体状况，忧虑三弟“好轻下药”，即过分依赖药物的作用。
他还亲身经历过两件事情：吴彤云曾重病，水米不进十余日，以致病情严重时到了准备料理后事的地步，曾国藩劝他不再用药，吴彤云试着不再用药十一天后，病情“竟大有转机，疟疾减去十之四， 呃逆各症减去十之七八”。此外，希庵曾病势极重，听了曾国藩的劝告，断药月余后，“病已痊愈，咳嗽亦止”。
另有一次，他的儿子纪泽病了，曾国藩去信常告， “宜清静调养，不宜妄施医治”，并指出人们服药的谬误，“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玫伐强求发汗……全失自然之妙”，对那些胡乱多服药饵的，他斥为“妄想”。
是药就有三分毒，所以平日里还是像曾国藩那样注意日常的生活方式为上策。
看淡风云不计较
有负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
——曾语良言
生活中，我们常说宽恕他人，其实能从宽恕中受益最多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曾国藩就说，如果把公事或者私事上的事情都放在怀里，夜里就会辗转难眠，因此一定要放宽胸怀，庄子所说的“观化”，程子所说的“观天地”都是这个道理，通过这种方式把心中那些抑郁烦闷清空出去。
释迦牟尼说：“以恨对恨，恨永远存在；以爱对恨，恨自然消失。”不管是爱还是恨，都是自己的情绪，未必能影响到别人，但是一定会影响到自己。如果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为此苦恼不已，就会伤及身体，得不偿失。
懂得宽恕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与他人交往，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会为了别人对自己的辜负或者是怀疑而惊疑不定，因此曾国藩说：有负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自己，都把解决之道放在自身，那就是加倍地修身养性。因此曾国藩既把恕当做是立德之基，又当做是养身之要。
恕的关键在于把自己的器量放大，世间本无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之事，既然发生了，自然有它的道理。如果认为不合理那么就努力改变，既然改变不了，就接受。
唐代娄师德，器量超人，当遇到无知的人指名辱骂时，就装着没有听到。
有人转告他，他说：“恐怕是骂别人吧!”
那人又说：“他明明喊你的名字骂!”
他说：“天下难道没有同姓同名的人吗？”
有人还是不平，仍然坚持，他就回答说：“他们骂我而你叙述，等于重骂我，我真不想劳驾你来告诉我。”
有一天入朝时，娄师德因身体肥胖行动缓慢，同行的人说他：“好似老农田舍翁!”
娄师德笑着说：“我不当田舍翁，谁当呢?”
宋朝的宰相富弼也有此雅量。
他处理事务时，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反复思考，因为太过小心谨慎，因此就有人批评他、攻击他。有一天，就在他马上要上朝的时候，有人让一个丫鬟捧着一碗热腾腾的莲子羹送给他，并故意装作不慎打翻在他的朝服上。富弼对丫鬟说：“有没有烫着你的手?”然后从容换了朝服。
不仅在与人交往上要宽容对待，对待功名利禄、人间浮华也是一样。曾国藩说：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而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他说：自己的经历与天地之永恒相比实在太短暂，因此遇到忧患应该平静地对待；与地势的广阔相比，我成功的业绩又实在太微弱，因此在遇到争名夺利的事情时要谦逊退让。
把天地相比，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实在是微不足道，人间的纷纷扰扰有多少是蝇头微利？如果能把器量放大，那么在人生的路上就能够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