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零售部又搬家了，搬到了鸳鸯湖公园附近的一栋楼里，二楼。
我到吴发平那里玩，吴发平说：“你很久没来了，前几天有个女的打电话来找你，姓谭，说是你同学，叫谭什么啊……哦……叫谭燕……”
他一说，我心里就莫明其妙地咯噔了一下，她是我小学同学，又是我表嫂。
“……她问我要你的电话号码，我说晓不得，她说他们在广州开了一家酒店，想请你去当会计……”
“……开了一家酒店？”
“对。”
“……当会计？”
“对。”吴发平说，“她硬是要我帮忙到报社去找你，这两天我又忙得很……她还留了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你等等……”
一会儿，他拿出一本讲各种川菜的书，书的背面记着一个电话号码，我抄了下来。
“你赶快给她回一个电话，她说的叫你一晓得这个号码就马上给她打一个电话……”我走时，吴发平又说。
我走进一个小商店，里面有公共电话。我拨那个号码，拨到只剩下最后一个数字……没拨下去，走出了那个小商店。我又走进另一家小商店，拨打那个号码，拨到最后一个数字，也没拨下去……我买了一张IC卡，捏着IC卡，手心里都出了汗，在一个没人的IC卡电话亭处站住，把IC卡插进去，拨了那个号码……听到嘟嘟嘟的声音，我的心跳不断加速，那一头接电话了，怎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
“喂……你是哪个？”
“你是哪个嘛？”
“我姓黄叫黄小明，找我的那个同学，叫……姓谭……叫谭燕……”
“你打错了!”对方挂了电话。
我又重拨了那个号码……
“喂……？”
“喂……谭燕是我同学，这号码是她给我的!”
“哪个谭燕？我不认识!”
“她在广州，是重庆巫山人……”
“我不认识，你打错了……”
“怎么会呢？”
“神经病!”
那一头又挂了。
过了一天，我又到吴发平那里去，吴发平说：“……你弟儿打电话来过，说他在广州……说他想到你这里来……你把你们报社的电话号码写给我，他再打来时我就把你们报社的电话号码说给他……”
我就把零售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写给了他。
“……你给你广州的那个女同学打电话，情况怎样？你去不去广州？”
“我打通了，接电话的是个男的，他说我打错了……”
“你那天号码是不是抄错了？”
“你拿出来我再对一对看!”
吴发平又把那本讲川菜的书拿了出来。
我一边对一边念：“……5、8、7、3。”
吴发平说：“是5、8、1、3，那个‘1’不是‘7’……”
“哎呀……是抄错了，你写的那个‘1’跟‘8’连在一起看起来就像‘7’我就抄成‘7’了……”我笑道，“接电话的是个男的，他还说我有神经病……”
从吴发平他们川菜馆出来，街上已是灯火辉煌了，到上次打电话的IC卡电话亭处，那个接电话的男人骂我的余音仿佛还萦绕在电话亭里，我往前又走了一截，前头不远又有一个IC卡电话亭，一位女孩子正打完电话嗲声嗲气地说了声拜拜。
我先给弟弟屋里打电话，他老婆说：“……他去广州四五天了，是谭燕他们喊他去的，说他们在广州开了一家酒店，叫他去当保安……”
“……他们也叫我去……”
“哦，昨晚上他又打电话回来，说他们没开什么酒店……说他又想回来，又想到你们那里去……”
“你记一下我们这里的电话号码，他再给你打电话你就告诉他……”
等了一会儿心里平静了些，我才打谭燕给我的那个号码，通了……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也是嗲声嗲气的，像瞌睡没睡醒样：
“……你找谁呀？”
“找……找谭燕，我是她同学，叫黄小明……”
“……我们这里没哪个叫谭燕呀？……你打错了!”
“不会吧？我没打错!”
“你打错了!”
“……没打错!”
“……你有神经病!”那一头响起了妖里妖气的怪笑声。
我回到零售部，洗了澡正准备睡觉，王主任喊我接电话。
“喂……？”
“哥阿子……我在广州……”
“我是听说你在广州……”
“我想到你们那里来，怎么样？”
“你想来就来吧，我们这里也正好在招人……在广州不行啦？”
“不行!”
“你不是和林哥、谭燕他们在一起吗？他们在广州到底做啥子？”
“……歪门邪道……你幸好没来。”
“啥子‘歪门邪道’的？”
“我来了，再过细给你讲嘛。”
弟弟来了。我们坐在鸳鸯湖公园的草地上，弟弟给我讲起了他去广州的奇特经历。
“……是林哥到车站接的我，他先带我去一个小馆子里吃了饭，就带我去他们的住处。在路上我问林哥酒店生意如何，他吞吞吐吐地不回答，我说我是不是明天就可以上班，他说你着啥子急嘛……他们住的地方有点偏僻……晚上林哥带我去听什么课，就在他们住的那屋楼上三楼。有很多人听，前面墙上也有块黑板，讲课的边讲边在黑板上写写画画……”
“讲些么家伙吗？”
“讲什么机会要抓住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要动脑啊……讲什么有好的挣钱门路莫忘亲戚朋友啊……说挣大钱就是要胆子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谭燕的哥哥也上台讲了的……”
“谭燕的哥哥？”
“是啊。”
“他不是在教书吗？”
“……他是停薪留职，林哥就是他喊去的……林哥和谭燕他们给我打电话，问你的电话号码，说他们在广州开了一家酒店，叫你去给他们酒店里当会计，我就把吴发平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我问我去有没有事做，他们问我当保安愿不愿意，我问一个月多少钱，他们说八百包吃包住，我一想也不错就去了……哪里想到他们是骗人的呢？谭燕的哥哥谭志轩还单独找我谈话，他说我的脑袋瓜子不开窍，不管他怎么说我就是不相信他们那一套……他们那些听课的都听入了迷，还记笔记呢，还跟着讲课的喊口号呢，简直就像一群疯子……”
“喊什么口号啊？”
“像电视电影里看到的……讲课的在上面把拳头往上一举，喊道：‘我一定要成功!’下面的人也跟着把拳头往上一举跟着喊：‘我一定要成功!’讲课的手一挥大声喊：‘我一定能出人头地!’下面的也跟着手一挥大声喊：‘我一定能出人头地!’……”
“你跟着喊了没有？”
“我没喊。”
“……他们怎么让你走了？”
“他们不让我走，留我在那里干什么？从我身上搞不到一点油水!我身上又没什么钱，我也不会打电话回家叫家里寄钱……谭志轩找我谈过几次话，他后来也失去了耐心，不给我作思想工作了，他说我是说不进油盐……他在里面我估计也是一个小头头，他叫去的人不少，他还是赚了点钱的……”
这时，我们零售部的郭安清走了过来，他是四川的，他把几份报纸往草地上一撂，问我：
“你报纸卖完啦？”
“也还有几份。”
“这位是？”
“是我弟儿。”
“……是看到你们蛮同相的，从广州过来的？”
“是从广州过来的。”我弟儿回答，“你怎么知道我是从广州过来的？”
“我听你哥哥讲的……在广州挣不到钱？”
“哎……莫说起……”
我说：“他……我表哥他们在广州喊他去，说是开的酒店叫他去当保安，去了又不是的……”
“那你还精灵没上当受骗。”
弟说：“也说不上精灵……人嘛，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挣钱，走那些歪门邪道我不敢也不愿意。”
“你也来跟你哥哥卖报纸？”
“是啊，明天就开始卖。”
郭安清看到池塘边的亭子里来了几个人，就站起来卖报纸去了。
“……你出来了，许士秀在屋里还是在打魔芋豆腐卖？”
“嗯。现在生意不行了，老城好多人都搬到新城去了。以前一天打几个魔芋豆腐，不到天黑就卖完了；现在，一天一个魔芋豆腐还难卖完……”
“长江里水涨到哪里了？”
“水涨到原来那个神女市场上头一点。”
“老城的房子推了好多？”
“推得差不多了，只有北门坡的房子还没有推。”
“妈和爸爸都还好？”
“都还好。”
“……你觉得这里这个城市大不大？”
“我没到处走，好像蛮大。”
“这个城市没有海南岛的海口大……这里经济比较发达……隔台湾近。”
“……我来卖报，一天可以卖好多钱哥阿子你估计？”
“现在卖报纸底薪还是三百，但每份报纸要给报社交两角钱，不像我们开始卖报时卖的钱全归自己。但是，有时候一份报纸不止卖伍角钱，有时候可以卖一块；单卖一种报纸不好卖，你可以偷偷换几份杂报一起卖……一个月挣八百到一千块钱还是没问题。”
“么哩是杂报？”
“就是我们这种报纸以外的那些报纸，有好几种……你看那边，那个就是卖杂报的……”
“哦……那些树是什么树？树上还长那么多根须须吊起的。”
“叫榕树。”
我又说：“……你卖报反正莫着急，开始几天卖不动也正常，慢慢地也就会卖了。”
弟弟第一天卖报，没卖几份，是我帮他卖完的。到下午三点多，他还剩很多报纸，我在鸳鸯湖公园里跑了两圈半就帮他卖完了。他说：
“你真厉害！”
我们到了湖中小桥上玩。
“我卖报纸算什么厉害的？卖报纸没什么，就是要脸皮厚……我们零售部那个叫老邢的四川老乡，他叫邢义枫，那家伙就是靠吹靠撒谎，他卖报一路走一路大声喊叫：‘看报看报，强奸、杀人、抢劫……’或者喊某某名星跳楼啦等等。那些买报的人也蠢，就纷纷过去买他的报纸……”
“他那样骗人，没人找他算账？”
“也就是伍毛钱、一块钱的事，谁去跟他计较？但是，久走夜路必然撞鬼。有一次，他在那边菜市场里卖，报纸被别人撕了，别人没给钱还要打他，他拿别人也没办法。他吹牛蛮厉害，打架可不行。他也是那么一路走一路喊，一个乡下卖菜的就说你拿过来我看看，邢义枫把报纸递给他看，里面根本没有强奸、杀人的……他就把报纸撕了，老邢找他要钱，他操起扁担就要往老邢身上放，说你骗人还想要老子的钱没门儿……老邢吓跑了。第二天，老邢找来了一位我们报社的记者，准备去给那个乡下卖菜的曝曝光、杀杀他的威风。他们两个刚走拢，那个乡下卖菜的二话不说又操起了扁担，他们又吓得一溜烟似的跑掉了……”
弟弟呵呵直笑。
真是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时，邢义枫往桥上走来，我连忙转移了话题，他嘴巴厉害得很，我可不想和他打嘴仗。
“你们两弟兄在这里还玩得蛮开心嘛！”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没停下径直走了。
湖水波光粼粼。有人往桥下扔一些撕成小块的面包还有桔子皮，立刻聚拢来一些小鱼争抢着吃。
弟弟翘着二郎腿，靸着鞋，上面那只脚不停地上下晃动着。
“要注意啊，莫把鞋子弄到水里面去了。”
“不会的。”他停止了晃动说。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怪事！”
“什么事情？什么怪事？”
“……那时，我刚出来打工来这里的时候，身上没什么钱，也找不到什么好挣钱的活儿……我穿的一双球鞋，有一只还破了一个洞，我也是坐在这桥上玩……心情很郁闷，觉得前途渺茫……当时天气很热，我就把鞋子脱了放在旁边……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捡垃圾的小孩，十三岁左右，疯疯癫癫的，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神经病，他多远就望着我笑，我也望着他笑……他走到我面前，抓起我的一只鞋就扔到桥下水里面去了……还望着我笑呢！他这种行为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脑袋想破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只鞋像小船一样在水里漂着，我找来一木棒，到桥那边往岸边使劲划水，水往岸边流，那鞋子也慢慢地往岸边靠拢……要拢了，我心急了点，把棒的一头伸进鞋洞，指望把它挑起来，没想到这一戳，鞋里面灌满水沉下去了……我手里拿的另一只鞋，只一只鞋有什么用呢？我就干脆把那一只鞋也扔进了水里，那只鞋因为破了个洞，很快里面就灌满水沉了……我是打着赤脚走的……”
“那个小孩神经肯定有毛病……”
“不晓得。我怎么遇见了那么一件怪事？后来，我也没再看到那个小孩……”
弟弟和我的性格不同，他活泼开朗，爱说爱笑，社交能力比我强，他应该比我更会卖报纸，事实上他来没几天就证实了这一点。卖报纸，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份“工作”，“渺小”得说不上嘴。因此，电视剧、电影里那些卖报纸的通常都是穷苦人家的小孩，称为“报童”。我给家里打电话，母亲问起我们在外面干什么工作时，就只说：
“在报社里面……”
弟弟给他老婆打电话也只这么说，他老婆刨根问底，他就装着没听见，一次二次还行，可是总不能一直没听见啊，我和弟弟商量好，他老婆再问时，他就说：
“在报社里送报纸……”
我对卖报纸这份“工作”已早生厌倦。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有几个客户，他们每天都要报纸，每天我给他们家里送一份，有的是送齐一个月拿钱的，有送十天拿钱的，也有先把钱给我的。在给他们送报的途中，这样的客户又逐渐増多，慢慢地我就有几十个这样的客户了。我一天领的报纸，除了送给这些固定客户的，剩下的在路途中一卖也就差不多了。
我的第一个客户，在大石狮子转盘那里往北环路过去一点，有一条小巷子进去右边第二栋第一楼梯处，门边有一个写有“502”的报箱，报纸塞进去就行了。
从那里出来再走一截，遇十字路往右拐，过一座小桥，径直走靠左边有一个篮球场，右边有一个卖水果的小店，卖水果的小店旁边是一个理发店，从理发店旁边进去有一道铁门，铁门里面拴着一条狗。每次到那儿，狗一叫就会有人出来拿报纸，没人就把报纸扔进去。那条狗毛色漆黑，高大像狼狗，开始我去它总是怒视着我狂吠，后来熟了也就是那种打招呼性质的叫几声了。老板是本地人，矮小瘦削，卖水果和开理发店的两个店面都是他的。
从篮球场旁边小公路上去，拐弯处有一个卖馄饨的，他每天也要我给他送一份报纸，他每天下午一两点才出来。他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有一个大?子，?子里炖的是猪骨汤。车上还放的有桌子、凳子和碗筷等等，还有一个?子里放的是包馄饨的灰面皮和肉馅还有葱苗、酱油、醋之类的东西。他的生意不错，每次下午去，我很少看到他那里没人的。他包馄饨的速度快得惊人，他一只手拿一支筷子往那装肉馅的小盆里一钻，钻到一点肉馅往另一只手里薄灰面皮里一点，两根手指一捏，一个馄饨就成了，丟到旁边盘子里……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在一眨眼之间完成的。他是江西人，脸上有很多青春痘，对人总是那么不冷不热的。他卖的馄饨最低是伍毛钱的，里面没多少馄饨，但带汤也是一碗，那骨头汤挺有味儿，我就经常吃那伍毛钱一碗的馄饨。我每天给他送的那份报纸，好像是他的精神食粮，客人一走他就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我如果有事或是报纸卖完了没去，第二天去他就马起脸问：
“你昨天怎么没来？”或是一句：
“我要罚你的款……”
从卖馄饨的那里上去，上坡路走完有一个理发店，我每次去都还没开门，报纸是从木门缝隙里塞进去的。老板是个女的，她每次都是先给我一个月的钱我后给她送报纸，一个月满了又去找她收下个月的钱……
东湖菜市场里我有五个客户，两个卖猪肉的一个卖鱼的一个卖豆腐的和一个卖蔬菜的……卖鱼的是俩夫妻，男的喜欢看报，他老婆反对他看报，我一去她就不拿好脸色给我看。菜市场里买菜的人很多，特别是上午九至十点的时候，拥挤不堪，我推着自行车进去，有时要半天才能出来。
从东湖菜市场上去有两个服装厂，每个厂每天都要三份报纸，一份是我们的那种报纸，另两份是杂报。
从两个服装厂的那条巷子里出来往南走，横穿过大街，从一个农业银行和一个卖纽扣的店之间的小巷子上去，百多米远就到了那个吃肉比较便宜的快餐店。再上去我有四个客户，一个开饭店的，一个卖水果的，一个是服装厂，还有一个是理发店。服装厂在五楼，报纸放在一楼的“S县小吃”里。理发店就在“S县小吃旁边，我在那里理过一次发，平头，她理得……怎么说呢？理得我就像是从牢房里跑出来的，一听到警车的声音我就害怕，直到头发长长了不像了为止。
“S县小吃”上去又是一条大街，顺大街往西到十字路口，往南拐……从一个小车站东边的巷子里进去……有一个小公园，小公园上去又是一个菜市场，菜市场里要送三份报纸……
从菜市场过去，有一个戏台，再过去，路边有四个饭店，第三个叫“宿松饭店”，每天那店里要一份。
一条直路，继续前行就拢了西环路，在那里可以看到我们报社的那栋房子。上西环路往报社方向走，到十字路左拐，又一条笔直的公路通往市郊的一个小村庄。那个小村庄里有一个菜市场，菜市场里有五份报纸：一个卖咸菜的一份，一个卖豆腐的一份，一个卖鱼的一份，一个卖蔬菜的有两份。卖蔬菜的帮别人买了一份，一个每天在他那里买菜的妇女。
从菜市场出来，上公路左拐，走到路边有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那里，再左拐直上，路边都是一些高矮不齐的石头房子。屋后有一棵大树的那栋房子，紧挨大树的一个窗户，每天要从那个窗口塞一份报纸进去……修自行车的老人腿有点残疾，他修自行车修得很好，价钱又不贵。他不看报，不识字……
弟弟卖报也没邢义枫那么厉害，他不会像邢义枫那么瞎吹。邢义枫说，骗得到钱的就是大哥，中国十几亿人，每人他骗一块钱就是大富翁了。我弟弟，他不会骗人。他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像我二舅，性格也像，从小嘴巴就乖，很逗人喜欢。
王兴国就是我们零售部的王主任，又请我们到一家小酒店吃饭，小酒店装修得很漂亮，服务小姐热情又周到，还有那些美味佳肴……这些弟弟都是第一次见到。
“……这米饭太好吃了，不要菜也吃得饱，是么家伙米吗？”弟弟小声对我说。
“泰国米，要三块多钱一斤。”
“这个是么哩'？”
“小龙虾。”
“蛮好吃……这个呢？”
“这个家伙……是海里面长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王主任站起来举起酒杯，他女朋友也站起来举起酒杯，他说：“……谢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我们零售部的人员虽然没开始那么多了，但是我们零售部的人员……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他女朋友特别漂亮，是他家乡的。王兴国相貌平平，他女朋友看重的可能是的“才”吧？他曾经和报社的一位记者合作写过几篇关于一位白血病女孩的报道，那女孩也是他家乡的，其报道引起不少人的同情……但是等捐款足够女孩做骨髓移植手术时，时间已经晚了！他经常挎一个上面有“人民日报”四个字的包……有人说他还有《人民日报》通讯员的证件呢！
我们用完餐，贵州的张发山、蔡孝平要去唱卡拉OK，邢义枫也想去，老邢要我和弟弟也去。
张发山、蔡孝平唱的歌啊……怎么说呢？那声音那怪叫声已经到了吓人或者说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的地步。邢义枫唱歌的声音虽然好听一点，但音显然不准……他们唱完，也居然有人拍掌。弟弟也唱了两首刘德华的歌，赢得了很多人的掌声。他唱完，邢义枫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唱得太……太……太好了！以后我们就叫你‘刘德华’了，真的唱得太好听了！”
回去，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看到前面有拦住行人查暂住证的，我慌了神，说：
“……我们快往回走，从另一条路上回去！”
张发山给了我一拳头，说：“你怎么这么胆小？……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抓我们……”
他满脸通红，说话时酒气喷到了我脸上，我这才知道他醉得不轻。他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我们不敢就站在原地不动。他回过头来看到我们站那儿不动，大声叫道：
“快来……快来！打狗还得看主人嘛！”
我们战战兢兢地跟了上去……那几个查暂住证的拦住了我们，有两个还拿着电棍。张发山拍了拍领头那个的肩膀说：
“你几岁啦？”
“什么？！”
“我们是报社的！”张发山掏出零售部的工作证摇晃道。
那几个查暂住证的像怕蛇的人看到了巨蟒，浑身往拢缩了一下，领头的那个满脸陪笑道：
“哦……你们走！你们走！”
我们就大模大样地通过了那道关卡。
说起查暂住证抓人，我就心有余悸，我第一次出门打工去海南岛因为查暂住证被抓进了收容所，“坐牢”五六天……哪像现在出门打工，到处都不查暂住证抓人了，你没路了还可以去找救助站。
我们零售部里有余荣云、郭安清在我们报纸上发表过散文，我也有了写一写的冲动。《第一份工作》写的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在那家东北饭店里干了三天半的经历，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报社隔我们零售部拃把远，我写好后本来可以自己送到报社去，请王主任带过去也行，可是我没有，我买了信封和邮票把稿子寄过去的，心想这样稿子不用也没人知道。没想到，第三天，我们零售部里报纸到了，我一眼就瞅见了《第一份工作》和自己的名字。第二个发现我名字的是余荣云，他嚷道：
“黄小明……请客！”
他这一嚷，零售部里人都知道了，都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我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笑。
余荣云，瘦得很，身材像女孩子一样苗条，他的穿作打扮和言谈举止都显得很时髦，发型有点像少年作家韩寒。他有一本韩寒的代表作《三重门》，《三重门》我在书店里看过一些内容……是反对学校里那种应试教育的小说，语言生动幽默，发行量更是惊人！一个还在学校里读书的初中生，就能写出如此吸引人的东西来，真不简单！真是后生可畏啊！也有说是代笔的，姑且不论。
我们零售部所在的那栋大厦，是周围那一片中最高的，有二十七层。站在楼顶，可以俯瞰整个市区。但是，一看大厦楼下的马路及马路上的车和行人……立刻就感到晕和害怕。你如果想象着要是有人从上面跳下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么稀奇古怪的想法，我一想就吓得连忙走开了。没想到一天，真有人实践了这种想象。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零售部里看电视，有人把音量调得很小，忽听外面闹嚷嚷的……我们出去一看，就见到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子直挺挺地匍匐在地上，脑下一大摊血……他是从十楼跳的，有人说他是被搞传销的骗了自杀的；也有人猜是失恋了，想不开……不管是什么原因，大伙都认为不该跳楼，因为只要活着总有希望，人一死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我们零售部里没有食堂，一日三餐都由自己在外面解决。我们每天吃晚饭经常去一家饭店，那饭店是江西的俩夫妻开的，女胖男瘦，在大石狮子转盘南侧。在那饭店里吃饭比较实惠，又便宜份量又足。一块伍的素菜，两块的菜里面就可以加点肥肉，打的伍毛钱的饭也是一大碗。煮面条分一块伍的和两块的，碗比别处大，两块的面还加了点肉。到他们那儿吃饭的人特别多，花同样的钱在他们那儿会吃得更饱。只是那个胖女人一张嘴总是哇啦哇啦地不停歇，她炒一个菜或者煮一碗面条不知要落多少唾沫在里面……这一点，我对她很反感，有几次我甚至想对她明说，叫她炒菜或煮面条时，闭上嘴或者说话时把嘴转向另一边莫对着锅里，但我没说出口。
“莫说……”弟弟阻止了我，“出门在外，是没那么多讲究的。”
